论大学的人文意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蕴论文,人文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095(2003)06-0053-04
大学既是知识的田园，也是精神的圣殿，它具有传播知识和传承文化的双重使命。对精神家园的关注和守护，构成了大学人文精神的灵魂。在科技迅猛发展和大学的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的今日，探讨大学的人文意蕴，对于塑造大学人文精神，提升大学教育境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传播知识和科学理念，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无疑是大学的重要职责。但知识与科学无法解决自身存在的意义问题，只有在人文精神的规范和引导下，知识和科学才可能被赋予善的目的。因此，人文精神能够为科学提供正确的目的导向，使大学知识传递功能的实现从属于社会进步和人类发展的需要。
人文精神是从人的角度审视世界和人类自身的一种态度和立场，它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理想，强调工具世界的属人性质及其对人类目的的意义，其主旨是人的生命状态的整体提升，即人的自然属性、精神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整体完善。为了寻求自身生命的整体完善，人类凭借科学精神以求真，不断提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又借助人文精神以求善和美，使对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从属于人类生命的终极追求和价值理想，从而赋予工具世界以目的和意义。
大学作为当代社会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的重要舞台，必须关心知识的目的和意义。这就需要以人文精神引导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赋予知识以善的目的，使之从属于人的整体完善的需要，这样，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才可能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劳动，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过程。如果脱离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的引导，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就可能沦为一种工具性的异化劳动，由此不仅会严重影响知识产品的质量，而且会导致知识的非人性化运作，从而背离知识生产和传播的社会责任和道德目标。知识生产中的假冒伪劣和学术泡沫现象，知识的非道德化和反社会化运作，都是知识生产社会责任感缺失的严重表现。
科学探索如果脱离了人文精神的制约，就可能沦为唯科学主义的俘虏。唯科学主义将道德理想、终极关怀、文化价值、情感体验和人生意义等人文因素排斥在大学教育的维度之外，从而助长了工具理性和技术功利主义倾向。技术功利主义强调工具与手段的合理性，而漠视了归宿与目的的合理性，从而导致了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手段与目的的倒置，使对人生理想与意义的追求与领悟为对现实利益的盘算与计较所取代。为唯科学主义理念主宰的大学教育必然面对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其突出表现，就是重理工而轻人文，重器物而轻精神，重经验而轻理性，重功用而轻价值。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教育对象和教育主体生命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使教育本身退化为一种物化活动，最终导致了科学精神的严重扭曲以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极度失衡，从而使人文精神的振兴成为迫切需要。因为，“科学虽然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增加了我们的满足感并且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自身所特有的种种危险。知识的进步和控制力的增强会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失去眼力，失去历史感，失去哲学观，失去对各种有关的文化价值的洞察力 。……由于科学促使生活更加复杂——某些方面是理性的，某些方面是非理性的——哲学家和批评家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1]要消除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失衡状态，实现二者的平衡与和谐，大学就必须深刻认识并勇敢承担自己应负的神圣使命，将人文精神视为自身的灵魂之所在。
我们正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在不断提升人类创造力的同时，也在以神奇的速度赋予人类以可怕的从事毁灭和破坏的能力，前一种能力与后一种能力相比较似乎显得太渺小了，因为我们可以将人类以往历史积累的全部文明成果以及人类自身毁于一旦。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科技最为发达的世纪，但也是人类历经磨难最为深重的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生态环境的日趋恶化、科技军事化以及核威胁，使人类的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遭受着双重的强烈冲击。科学技术的异化是人文精神缺失的必然结果，它呼唤人文精神的复归与再生。这就要求大学不仅应成为知识的田园，而且应该成为精神的宫殿和社会良知的灯塔：它不仅要为社会提供强劲的智力，更重要的是要赋予这智力以内在的德性和灵魂，使之从属于善的目的和人类的价值理想。大学必须对社会和历史承担严肃的道德责任，成为社会良知的象征和人文精神的守护者，把对真的追求和对善与美的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大学应该“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2]
二
科学精神是大学实现其知识创造、积累和传递功能的巨大推动力，但唯有接纳人文精神的关照和引导，科学精神才能摆脱功利主义的藩篱，否则，其求真的冲动就会沦为单纯物欲的俘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精神是科学精神的不竭动力和源泉。
在人类历史上，正是强烈的人文关怀驱使着那些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在探求自然和社会奥秘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伽利略、牛顿、哥白尼、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霍金等杰出的文化巨人便是突出的例证。
科学精神的精髓，就是对真理的无条件追求，这种追求既关涉到人的现实功利，又超越了狭隘的功利主义。科学探索本身就是人类实现自身生命价值和终极理想的一种方式，这种超然物外的求知精神，正是源于人类对自身生命的人文关照。在这种关照中，人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是灵与肉的统一，精神的灵性追求本身就是人类生命意义的彰显，它使人超越了自己肉体存在的直接性。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所说：“学问并非学商者即为商，学政治者即为官吏，须知即将来不作一事，学问亦为吾脑所应具之物。”[3]因此，大学作为知识和观念的生成者，应该具有追求学问而不问其实际功用的品格。“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3]大学不是养成资格和贩卖知识的场所，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学者应该具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并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委身于教育，则必于淡泊宁静之中，独有无穷之兴趣，虽高官厚禄，不与易焉。”[3]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学对学理的探究应该绝然脱离人生和社会的功用，而仅仅意味着这种功用的多样性，以及仅从物质层面理解人生和社会功用的观点的片面性。
就精神探索对人生的功用而言，有物质之用与精神之用、直接之用与间接之用、当下之用与长远之用以及自然之用与社会之用等不同层面。因此，根据其经济上的兑现价值来衡量和评价科学与人文成果的意义和功用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错误和愚蠢的，以此裁定大学就是对大学精神的粗暴践踏。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北京大学所做的讲演中说：“大学的研究固然应该为经济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大学教育也应当帮助学生从事有益并令人满意的工作。然而对于一种最高的教育来说，还存在无法用美元或人民币衡量的更重要的方面。最佳教育不仅应有助于我们在专业领域内更具创造性，它还应该使我们变得更善于深思熟虑，更有追求的理想与洞察力，成为更完美、更成功的人。……根据同样的观点，在此我想强调一下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我所说的‘基础研究’指的是一种并未考虑其实际应用性，而是源于我们深入探索自然和人类的激情的科学研究。大学当然有责任提供有用的知识，但有用的知识可以有多种形式。……如果没有以好奇心和纯粹的求知欲为动力，在最基本的层次上进行的深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那些对社会和人类具有巨大价值的发明创造。”[4]
人的存在的整体性要求人类不能满足于直接的功利性追求，于是，对直接功利的超越构成了人类整体和长远利益得以满足的根本条件。法国著名学者丹纳在谈及德国人对现代文明的巨大贡献时特别强调了他们超越直接功利的奉献精神：“在精神文明方面出的力，谁也比不上德国人：渊博的考据，哲理的探究，对最难懂的文字的钻研，版本的校订，字典的编纂，材料的收集与分类，实验室中的研究，在一切学问的领域内，凡是艰苦沉闷，但属于基础性质而必不可少的劳动，都是他们的专长；他们以了不起的耐性与牺牲精神，替现代大厦把所有的石头凿好。”[5]如果不从人的存在的整体性角度来理解科学与人文，而是从人的肉体存在的直接性去审视它们，就必然导致对科学的狭隘的功利主义理解和对人文精神的唾弃，导致大学科学精神的异化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现代经济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但商业化浪潮的强烈冲击却也使大学面对一种日渐增加的压力，即要求大学教育必须具有直接的经济效益。大学的精神冲动日益为物欲所摆布，大学的文化底蕴和人文精神面临严重危机，大学正在成为不断生产具有直接兑现价值的知识的加工厂和转销站，成为一个社会化和市场化的组织机构。在直接功利化标准的驱使之下，学术研究的工具化和非道德化日趋强烈，无私求知的精神逐渐为浮躁的功利主义倾向所取代，从而导致了学术垃圾的泛滥和具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研究成果的匮乏。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为大学招魂，振兴大学的人文精神，使之关注现实但又不简单地迎合现实，而是在对现实的关注与超越中寻求自己的位置，在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获得内在的韧性与活力。因此，大学精神既应该是现实主义的，同时又应该是理想主义的：大学既要立足于现实，回应时代的要求；大学又要审视现实，超乎于时代之上。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中指出：“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
三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造就德、智、情、意、体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人，更不是简单的工具和器物。大学教育塑造的人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丰富的知识、美好的情感、坚强的意志和健康的体魄，他应该既具有强劲的力量，又不乏规范和正确运用其力量的能力。这个目标单凭科学精神是无法达到的，而必须借助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结合才能实现，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在培养者和被培养者的人格追求中实现真善美的统一。
传授知识和开启智力是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它使学生获得赖以为生的知识和技能，同时也为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如果否认这一点，大学教育就肯定是残缺不全的。但如果把大学教育的功能完全局限在这个层面上，那将对大学教育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大学教育塑造的是活生生的整体的人，他不仅应该具有丰富的知识和高强的能力，还应该使这种能力的运用和发挥从属于善的目的，这就要求他同时也应该具有超越一己私利的社会情怀。只有这样，个人的追求和社会的福祉才可能在知识和能力的运用所产生的结果中达到有机的融合。如果知性能力脱离了德性的制约，它所追求的目的就必然异化为社会利益的对立物，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知性能力和意志力越强，他对社会和他人构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危险就越大。当一个人所拥有的卓越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完全屈从于个人私欲的时候，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破坏力。“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3]
当代社会强劲的商品经济浪潮对大学的人文理想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大学必须关注当代德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赋予学生以强劲的知性能力的同时，还必须赋予学生以健全的人格，使之成为既具有知性活力，又富有人性魅力的人。大学人文理想的缺失必然导致功利主义的人生态度，它使对人生意义和终极关怀的寻求让位于对现实的物质利益的追逐，其生命实践的主导倾向是：重视现实，轻视理想；热衷功利，漠视义理；关注物质，鄙视精神；尊崇经验，拒斥理性。人文理想的缺失，只能使大学教育成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功名利禄之钓饵，使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成为知性的巨人和德性的侏儒。这就完全背离了大学所应承担的神圣使命和职责，是对大学理想的亵渎和嘲弄。
大学要实现自己的本真理想，就不仅要对学生进行“何以为生”的知识技能教育，而且要对其进行“为何而生”的人生理想教育，使之将“为学”与“为人”有机地融合起来。大学对人的塑造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义感，使之不仅成为饱学之士，同时成为一个优秀的公民：使他们既具有强烈的求知兴趣，又具有善良的求知目的；既具有现实的生命关怀，又具有人生的长远志向；既具有个人的理想追求，又具有关怀社会的广阔胸襟。否则，大学教育就会背离其真正的目标和使命。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3]
大学人文精神的塑造，是一个融理念、学科、机制、行为和器物等诸多层面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在理念层面，要确立健全的大学理念，充分认识大学的人文意蕴，克服将大学片面理解为纯粹的知识传授机构的观念，视人文精神为大学的灵魂所在。在学科层面，要把人文精神的塑造寓于相应的人文学科的具体建设之中，使人文精神具有坚实的学科支撑和坚定的守护者。人文学科匮乏的大学是不可能具备健全的人文精神的，因此，要把人文学科建设作为塑造大学人文精神的战略工程，这一点在理工科大学显得尤为重要。在机制层面，大学的决策、管理、运作和评价机制要体现人性化的要求，克服极端功利主义和物化管理倾向，用制度化的人文精神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大学发展目标的定位必须在现实和理想之间始终保持必要的张力，使研究、教学和学习成为自主的创造性活动。在行为和器物层面，要把人文精神的理念转化为自觉的生命实践，使之融入人的行为过程和话语系统，并赋予对象化的器物环境以深刻的人文内涵，从而体现理念与实践、思想与话语以及精神与器物的融合。因此，人文精神的塑造是一个融形而上之道于形而下之器的过程。
大学呈现着民族的灵魂，然而，唯有为人文精神所武装的大学才有资格成为民族精神的向导。面对新的世纪，人文精神的回归已成为时代的强劲呼声，中华民族复兴的当代实践，为大学人文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沃土。大学与人文精神的真正撞击是二者生命的契合：只有接纳人文精神，大学才能实现自己的本真理想；只有回归大学，人文精神才能获得自己的真正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