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派论文,现代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研究文学流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从思潮、创作方法到艺术风格都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呈现出动态的复杂的内涵和面貌。但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在发展变迁中，又显示出贯串全过程的总体特征：首先是立足当代，统摄古今，融合中外，接受外来影响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其次，既以现实主义为重要标志，又不忽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多创作思潮和方法，体现了主导倾向与多样选择的统一；再次，既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又有着广阔多样的人学的审美内涵。在研究现代文学流派时，要注意“史”和“记”的结合问题。
一、作为方法论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研究
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一些思想倾向、文学观点、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上相近或类似的作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定的群体结构，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作品显示出共同的特征，这就形成了文学流派。作为有着共同的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受到共同的文艺思想影响、进行着某种共同倾向的美学追求的文学流派，它们一方面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里众多独特风格的有代表意义的作家作品；另一方面又联系着特定历史时期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理论批评的总体面貌。正因为文学流派具有着这样的特点，所以研究文学流派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意义从以下来看是很明显的。
首先，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可以更好地从宏观和微观、静态和动态的结合上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脉络和规律进行深入揭示和探讨，从而有利于新文学历史和现状的研究。例如，从文学流派形成的外部原因看，横向联结上是借助文学流派的总体考察，在面向现代世界文学而无限拓展了的空间里，看到外域文化，包括文学制作、文艺思潮、流派、文艺观点等是如何带着国家、民族的历史特点和心理特征涌入中国，使中国新文学不仅发生了一些个别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变化，而且影响到中国新文学风格类型乃至作家群体的变化，这种态势便成为促使中国众多文学流派形成一个重要的因素；在纵向发展上，则可以通过文学流派群体的考察，更清楚地看到中国新文学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艺观念、文学流派等如何批判继承、革新创造，从而构筑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本民族文化的基点，对外来文化发挥着改造转换的作用。
从文学流派形成的内在原因看，上述中西文化、文学思潮的大交汇，历史发展与横向联结的双重内涵，师承和创新的辩证统一等，都有一个重要的契机，那就是对“五四”以来的历史现实、时代生活，即大动荡、大变革时代生活中人们新的审美感受和审美理想的关注。现代中国人将个性存在、生命意义交融于社会历史的大潮，向内寻求现代人格建构，往外沟通时代、人生、作家、艺术家也在这种现实感受中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风格类型。这一切都成为文学流派接受外部因素的内在机制。正因如此，所以进行文学流派的学习和研究，最易于突出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存在的纵向历史感和横向空间感，以及从这种纵横交织的时空经纬中所产生的强烈现实感。
其次，由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学正处于由古代向近代转型并开辟了中国特有的现代化历程的阶段，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作为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和研究价值的类型，对于从历史主义与当代阐释的结合上研究新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要意义。五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作者雷纳·韦勒克在谈到他这部巨著之所以选择18世纪中叶作为起点，以后延及近代以来近二百年的时间范围，是因为“18 世纪中叶至19 世纪30年代的文学批评史是十分明确地提出我们现今依然尚未解决的批评上的所有基本问题的时期”。他指出，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近代品格的确定，是“新古典主义批评的庞大体系逐渐解体，而酿成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种种新动向竞相涌现的时期〔1〕。此后近二百年， 文学理论批评尽管经过重大发展以致于20世纪进入到了所谓“批评的时代”，但18世纪中叶“那个有意义的探讨起点”却贯穿文学理论批评现代化的全过程。正是因为这个长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具有典型主义和研究价值，所以就便于将历史主义与当代阐释融合起来，一方面就近二百年的批评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它本身的价值来探本寻源”； 〔2〕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理论批评规律的总结和诸多理论批评问题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争鸣、探讨以“明确地提出我们现今依然尚未解决的批评上所有基本问题”并用以“阐明和解释我们的文学现状”。〔3〕
中国现代，从“五四”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思潮流派由古代向现代转换并开辟着独特的现代化历程的时期，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改良和文学革命运动相衔接，经过“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左翼文学运动、工农兵文学运动、社会主义文学运动，获得了持续而深入的发展，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现代化的各个历史环节，直到现在，这一文学现代化进程仍在继续。这一历史进程是在20世纪东西方外延最宽广、内涵最丰富的两大文化体系空前交汇的历史背景上突现出来的。它受到“欧风美雨”、西方哲学人文思潮和美学文艺思潮的影响和推动，植根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和文艺实践的深厚土壤中，又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艺美学思想的承接者和开拓者。因此，中国新文学、新文学思潮便有历史纵向发展和横向联结交叉坐标点上鲜明地显现出自身独立的近代品格和现代性特征。在这种新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广阔背景上，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复杂的、动态的整体看，属于既不同于中国古典又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思潮流派的一种新的独特的类型。因此对其近代品格和现代性特征进行研究颇有价值。例如，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是怎样在中外文化支流的横向联结中通过向世界文化、世界文学空间的扩展、而得以发展的？又是怎样从纵向发展上承接中国古代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并在中国人民的现实需要、审美理想的选择中，将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双向选择的？又例如，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的开放或封闭对文学流派繁荣或衰歇的影响。政治意识形态、哲学人文思想，特别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对文学流派起伏更替的影响，文学流派本身承传和创新、互补和变异、竞争和更迭所展示的文学流派的复杂多彩的面貌，这一切外在的和内在的因素，是怎样影响和推动了文学流派的发展和变迁？再例如，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有着怎样的既不同于中国古典又不同于西方近现代文学流派的总体特征，这些总体特征在中国现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怎样的体现和变化？在不同的文学种类和体裁中又有着怎样的体现和变化？再例如，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梳爬、整理和发展规律的概括、探寻对新时期的文艺现状有什么意义？新时期某些文学现象与中国现代流派思潮有些什么关联？当代一些文艺问题怎样从中国现代流派思潮的发展中得到借鉴和启迪？中国现代思潮流派的发展提出了哪些至今未解决的问题？上述这些问题提出的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研究的文学流派史类型，对它的系统研究和探讨所呈示出的文学史观念必将是新颖独特的，这种观念便于将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三者交融起来，将思、诗、史三者交融起来，从而充分发挥文学流派史理论性强，从宏观和微观、动态和静态结合上探讨文学史的突出优点。
二、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发展和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滥殇于近代。甲午战争之后，中西文化汇合空前加剧。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经过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文化的重大变化，西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哲学、美学、文艺学说开始引进。文艺观念上体现资产阶级哲学人文观点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美学文艺思想大量输入。维护封建道德、文统、义法、清规的旧的文艺观念受到强烈冲击。由于自由平等思潮的涌入，民主意识、人本意识的倡炽，大大增强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矛盾和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和规律开始受到重视，从文学思潮与文学流派来看，基本上属于泥古的传统文学范围的文学流派还大量存在，而且在时间上贯穿近代整个历史时期，如先后有桐城文派、宋诗派、同光体诗派、常州词派等文学流派。但是，在一个长时期里代表着文学思潮、流派前进方向而又占主导地位的，则先后有资产阶级维新的文学改良派和倡导资产阶级文学革命的革命派两大文学流派。这两大流派在政治上分别为维新改良和革命反满；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则趋于一致，都是分别为政治上的维新改良和革命反满服务的。文学改良派以梁启超为代表。他们提倡“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以政治家的眼光要求小说和文艺，主张“开民智”“振民德”的社会改良，把文艺、小说的功能与社会改良、政治功能等量齐观，主张政治小说观和政治文艺观。文学革命派是以章太炎、柳亚子等人及南社文学团体为代表。他们也认为文学是“唤醒国民精神之绝妙机器”，〔4〕它具有“里巷”、“鼓动平民”的作用，从而要用文学“鼓动一世风潮”，以文学“张吾民族之气而助民国之成，……获共和之幸福”，〔5〕只是与维新文学改良派， 有文学为政治改良和政治革命服务的区别。但是，从总的倾向看，先后御接而又相互区别的这两个文学流派都崇尚文学的政治功利目的，这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主流。正是由于这两个文学流派的现实功利性极强的政治文艺观的支配性影响和推动作用，文学创作都特别注意表现国民群体意识，在思想内容上与新思想、新生活的实际结合着，与国家富强、民族解放的要求结合着，特别是文学要为切近的、具体的、直接的维新改良、种族革命的政治目的服务。这里，强调的不是西方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人权，而是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国民”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属于“群”。他们也重视文学的艺术特征，但这种艺术特征必须是紧密地与政治功利目的相结合的，对于文学本身的独立性则很不重视。正因如此，所以在艺术风格上，这两个文学流派，特别是后者，强调与国民群体意识相一致的具有力度和亮色的崇高美。所谓文学的“熏”“浸”、“刺”、“提”〔6〕的作用，便是以情感人来为政治服务的。 而那种“激烈铿锵”、“苍凉慷慨”、“粗犷恣肆”的文学风格更是辛亥革命前后一个时期里最为流行的。除了上述两个具有共同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的大的文学流派以外，还值得提到的，是谴责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两个小说流派。与上述改良派、革命派文学流派政治色彩浓郁不同，这两个流派在思想和艺术倾向上更有独特性，它们在政治思想上或者属于改良派、或者与改良派、革命派都不同，带有商品化的不健康的俗文学倾同，但在艺术倾向上却更有独特性。作为艺术流派，在选材、主题、人物和风格上更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规定性。在近代，虽然尚未及形成文学流派，然而在个人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有王国维、鲁迅等人。与文学改良派和文学革命派偏重于文学的政治功利和国民群体意识不同，王国维在康德、叔本华和老庄哲学、美学思想的影响下，认定“可爱玩而不可利用”〔7〕为文艺的美学本质， 认为美的“价值亦存在于美之自身，而不在乎其外”，从而追求审美意识的独立，强调文学本体的作用。他还重视人的个体的自由和解放，将人的自由意识与文艺的审美特性联系起来，以人的个体感性存在否定超绝的伦理理性。他深入研究并运用了西方美学文艺理论，不仅从现代理论高度上对传统以中和为核心的古代审美意识和美善混同、以善代美的美学原则进行了否定，而且对代表着古代美学最高成就的意境理论进行了改造和转换。早期鲁迅也与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文学流派和主导思潮不同，他在辛亥革命前夕主张“剖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8〕又呼唤“人各有己，群之六觉近矣”，〔9〕就是在文学内容上提倡个人意识的觉醒，而又在更高层次上主张群己的统一。在美与善的关系上，他既充分阐释文学“兴感恬悦”、具有“增人感”的“不用之用”〔10〕的特殊审美作用；又强调文学须“撄人心”以干预人的灵魂而发生社会效应。他推举欧洲十九世纪初浪漫主义“摩罗”诗派和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新浪漫主义“神思新宗”，认为他们或“净天拒俗”、“抱诚守真”，或“崇奉主观”、“张皇意力”，中国正需要这样的“精神界之战士”，以达到“立人”、“立国”〔11〕的目的。王国维、鲁迅这种崇尚个体自由意识、崇尚文艺的审美独立本性的观点已经触及并揭示出近现代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理论内涵，他们的美学文艺思想在辛亥革命前后并未受到重视，甚至被湮没在文学改良和革命两大流派的极端文学政治功利观和救亡保种的国民群体意识之中，因此尚不可能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发生影响，也不可能形成文学流派；但他们的美学文艺思想都具有现代开创意义，它们超前的指向未来，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
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包括1917年至1921年前后的五四文学革命酝酿、倡导时期和1921年至1925年前后的文学革命深入、发展时期），既承接了近代文学变革后文学思潮流派的近代化传统，又是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开放环境和五四文化革命、文学革命中诞生的。五四文学革命从整体上否定中国旧文学并创建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新文学的重大特征，使它与近代改良派和革命派文学运动以及思潮流派显出本质上的差别。
“五四”，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当时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剧变，中外文化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大交流、大冲撞、大汇合，形成了面向世界潮流的多元开放和思想解放的局面。在这种历史转折关头的开放环境中，社会观念和文学观念发生新变，也出现了多元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西方近代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同时传入中国，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主要思潮。西方现代主义也在中国产生了影响。这些文学思潮都影响和推动着五四新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那时，多种文学思潮，各有相应的文学流派；同一文学思潮，也往往有多种文学流派。于是，形成了文学流派自觉涌现、流派纷纭林立、流派间互相竞争促进的蓬勃局面。如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主要思潮的影响下，出现了文学研究会写实派文学和创造社浪漫派文学，它们各自的成员都在统一的文学纲领下联合起来，还有如象征派诗歌，也是受现代主义影响而有着明确的创作纲领的文学流派。而同是受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影响的流派，按文类和体裁划分，又可分为人生派“问题小说”、“乡土小说”，早期白话诗、人生派诗歌、人生派写实抒情散文等流派；同是受浪漫主义思潮影响，也有“身边小说”、“普罗小说”、浪漫主义诗歌、浪漫感伤派散文等。“新月”派也是一个文学流派，但它不同于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它不单独受某一种文学思潮的影响，没有一个统一的文学纲领，甚至没有自己的宣言和章程，但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其成员的创作和理论却有某种思想和艺术的共性，其成员大多既受到浪漫主义的影响，又认同于某些古典主义的原则。个别成员还接受了西方现代新人主义（如梁实秋）的影响。美学家波斯彼洛夫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在论述这种类型的文学流派时，指出它们是不能体现特定文学时代主要文学思潮、没有统一的文学纲领，无法加上类似古典主义、感伤主义、浪漫主义之类“专有名词”，而“仅仅具有思想和艺术的共性的作家集团”的“文学流派”。〔12〕这种观点对于说明“新月”派这种文学流派是比较恰当的。正因为五四时期文学流派与新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潮密切结合，因而在文学的精神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呈现出与近代文学流派迥然不同的特征和面貌。无论是“文学研究会”写实派、“创造社”浪漫派，还是具有唯美主义色彩的新月社，无论是早期白话诗还是“湖畔”诗派、早期象征诗派等等，这些流派都渗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实和“民主”、“科学”思潮影响下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思想。如果说近代文学流派已包蕴着由“实利所归、一人而己”的封建文学向“万姓所公”的国民文学转变的内涵，那么，五四时期的文学流派则贯穿着“发挥个性、表现自己”的个性主义文学以及“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等观念；如果说近代已开始突破杂文学体系而建立纯文学体系，开始将本体意义的文学与历来的“文”或“文学”的模糊混乱含义区别开来，那么，五四新文学流派则进一步在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关系上服膺于文学“自身独立价值”的新命题，将王国维、鲁迅关于艺术审美独立性的观点加以发挥，并对文学作出“为人生”的文学、“唯真唯美”的文学等新的界定，因而不仅抛弃了为君、为道、为父而存在的封建观念，而且摆脱了对政治的直接依附，从而使文学流派走向文学本体、时代人生、现实生活、文化习俗、世界宇宙等广阔的领域。如上所述，各流派的新文学家们以兼收并蓄的拿来主义使不同的“主义”所带来的多种艺术倾向、艺术风格竞相发展，而又互相渗透，无论是强调主体实践、理性认知、感性直觉、审美感受的客观再现的文学，还是强调主体存在、感性意欲、理性观照、审美理想的主观表观的文学，在众多的个别作家那里，都显示出多种主义经过各自艺术个性熔铸而产生的独特风格，这种独特风格衍化成风格类型，以共同的审美情趣、审美识度以及语言使用上的群体性特征，熔铸到各个文学流派艺术风格的深层内涵中去。
“五四”后的文学流派较之近代文学流派在文体和艺术形式上也有着富于现代意义的更为自觉的追求。本时期不仅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文类、形式上形成流派，而且一些文学流派还专门从文类、文体、形式上进行探索，而这种对文体的重视更能体现文学流派在创作方法、艺术风格上的内在深层特征，在流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如诗歌方面有“早期白话诗”、“浪漫主义自由体诗”、“人生派”小诗、“新月社”现代格律诗；散文有早期“随感”式杂文、“人生派”写实抒情散文；戏剧有“文明新戏”、独幕幽默喜剧等。这种特点的出现与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中的语言变革、文体变革密不可分。与近代“新意境，以旧风格入之”以及“需从旧锦翻新样”的文体变革不同，五四文体变革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戏剧散文等都已深入到语言体式和语象世界的深层结构之中。西方多种文体结构形态已经移植进来并得到活用；而且，这时候的语言变革从词汇用语和语法文法两方面弃文言、用白话，对于新的文体结构的生成，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在政治形势上，继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后，又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年的时间里，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进步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斗争尖锐激烈。意识形态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与洋奴买办、封建法西斯主义文化的斗争也十分剧烈。在五四时期便与时代命运紧密相联、政治色彩较为深厚的中国新文学，这个时期由于受到政治形势和文化思想的影响，政治文化思想上两种对立倾向的流派出现了许多；同时，由于本时期两个政治营垒的斗争尚未形成某一政治势力控制全国的局面，因此，除了为两派政治势力所支配的思潮流派之外，尚有一些离政治较远而在思想、艺术上又各有追求和特色的文学流派存在并发展着，从而使本时期文学流派群体仍呈现多向发展的格局。概括地说，这个时期文学流派发展的态势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从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文艺运动和工农兵文艺运动中派生出来的文学流派，有社会剖析派小说、鲁迅杂文和鲁迅风、中国诗歌会、七月派小说和诗歌、晋察冀诗派、民歌体新诗等，此外，处于流派萌芽状态的则有“山药蛋”、“荷花淀”等流派。从文学流派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上看，这些流派较之于五四时期具有一种新的思想、艺术倾向，就是在注目于文艺的客观性，从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理解和进行文学活动时，看重文学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政治意识形态。同时，在文学与政治、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的关系上，又力图以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契合点。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文体形式等问题，是从文学为政治服务和内容决定形式的观点来揭示其本质。文学流派的这种新的思想、艺术的总体倾向，不仅在思想、艺术特色上明显地不同于五四时代“为人生”的写实主义诸流派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诸流派，而且在接受外来文学影响上，与五四时期文学流派很不相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们大多接受了苏联20年代文学的影响，而接受这种影响的情形又是复杂的，其中有“同路人”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也有“无产阶级文化派”、“拉普”等机械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上述思潮流派与左翼文艺运动、抗战文艺运动、国统区文艺运动和解放区工农兵文艺运动相一致，成为中国三、四十年代思潮流派的主导倾向。
在这种主导的总体倾向中，各文学流派的思想、艺术特色又显示出不同的流派群体类型特征。分析起来，大致有如下两种类型：一类是注重于文艺的客观性、作品与现实的关系的同时，又看重审美关系中的感性或情感因素；看重作家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联结情况和联结程度。如七月派小说和诗歌，主张“用心来体认世界”，以此为出发点强调主体审美成分的能动性，强调作家在生活和创造过程中的“主观战斗精神”，把创作过程中的心理、情感因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又如社会剖析派既提倡用科学的、理性的、甚至分析解剖式的态度去“凝视现实、分析现实、揭破现实”，注重对“社会生活全体”的总体再现、全貌式的再现；又注重从生活出发，写作家自己手触并深受感动的生活，并从生活的全部复杂性、多样性出发采用多声部叙述的方法去塑造人物。另一种类型的是主张写出实际生活、赞成客观再现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特别注重社会价值论的观念，强调作家的思想倾向、意志实践、看重文学所表达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具备的社会功利价值。如“中国诗歌会”、“晋察冀诗派”，前者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主张“要捉住现实、歌唱新世纪意识”，诗歌要“大众化”，诗人要成为大众中一员的旗帜；后者也有诗歌中充满抗日战士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迸发着民族危难关头诗人奋发的激情，充溢着以诗服务于抗日战争的挚着追求。当然，在这两种流派群体类型中，各文学流派又分别有属于自己这一流派的审美情趣、审美共识和独特的群体语言特征，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其次，中国三四十年代的文学流派在主导倾向明显的情形下，仍然承继了五四文学流派开放多元发展的特征，出现了许多思想、艺术共性迥异于上述主导倾向的文学流派。其中特色最为显著的，有沈从文与凉派小说”、现代派诗歌、新感觉派小说，“九叶”诗派等。这些文学流派在流派的思想艺术内涵上，或者倡言民族道德的重造和简约、和谐、古朴，均衡的艺术品格；或者用象征主义手法和具有散文美的自由诗体抒写复杂的内心世界；或者注目于都市生活主观感觉印象的刻意追求与潜意识、隐意识的开掘；或者提倡“生命本位”、“艺术本位”，致力于建立“现实、象征和玄学的综合传统”。这些特征与上述注目于文艺的客观性、体现着文学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流派显示出明显的精神内涵和艺术概括上的差异。在接受外来影响上，也主要不是现实主义的，而主要是现代主义的诸种思潮的流派，如法国的象征派、美国的意象派、日本的新感觉派等，他们还注重现代派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抒情、写意、象征的传统手法相结合，在新文学的民族化和现代化双向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再次，与进步的革命的文学营垒处于对立地位的，从国民党文化，或买办资产阶级文化形态中派生出来的，也有一些文学流派，如“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自由人”、“第三种人”、“战争国策”派等。这些文学流派政治色彩很浓，或者标榜“人性论”反对“阶级论”，或者在民族主义幌子下抹煞文学的阶级界限，鼓吹文艺为侵略者张目，或者倡言文艺自由与文学家脱离政治，以反对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或者歪曲地运用尼采理论为法西斯主义文艺开路。除了“新月派”、“第三种人”尚在不同程度上追求艺术的独立价值外，其它流派的文学价值几乎完全被湮没在反动功利价值的追求中。
综观整个新文学流派的变迁，还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如同中外文学史上都可见到的那样，有一些大作家，他们凭自己的重大成就和独特风格，在一个特定的文学时代中独领风骚。对这些作家作品或者很难将他们中某些人划分到某一文学流派中。他们的影响所及，也涉及许多文流派，或者他们也明显地属于某一流派，但影响却远远超过他所属的这一流派。前者如鲁迅很难说属于哪一流派，但他作为新文学的奠基人和文化革命的主将，影响所及涵盖了新文学大多数文学流派，当然从他的成就最独特的方面看，他在现实主义小说和杂文上有更大的影响。巴金与老舍也很难说属于哪一流派，但他们的小说对于其它文学流派也有一定影响。后者如郭沫若、曹禺、艾青。郭沫若明显地属于创造社浪漫派，但他对新文学史上许多诗歌流派如中国诗歌会等影响较大，而他的诗歌浪漫主义精神和艺术概括特色对文学的影响则往往超出诗歌体裁的范围；曹禺剧作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吸取了现代主义表现方法；艾青诗歌也以现实主义为主而又融合了意象派的特色，都分别是中国现代戏剧、诗歌发展的高峰，他们在各自的体裁范围内，锐意创新，开阔着文学的疆土，但他们都很难归入某一文学流派之中。为了教学的需要和方便，我们将他们与某一时期特定的文学群体一并叙述，并不是从严格的文学流派的特点着眼的。
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总体特征
在中西文化、文学思潮空前撞击、交汇的情况下，处于由古代向现代转型期间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既要民族化，又要现代化；既要面向世界，又要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既要遵循文学本体的内在规律，又要向外凝聚现实的历史的人生真理，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从思潮、创作方法到艺术风格都经历着重大变革，呈现出动态的复杂的内涵和面貌。从中国现代各个历史时期看，文学流派在发展变迁中显示出阶段性特征，但由于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新文学发展的共同依据，还面临着共同的课题，因而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又显示出贯穿全过程的总体特征。
首先，立足当代，统摄古今。融合中外，接受外来影响使之民族化，继承民族传统使之现代化，是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共同的首要特征。
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发展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到，与各个流派现代化的程度和发展前途密切相关的，是文学流派本身扎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度和艺术地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民族的现实生活和文艺的现状不是一种静态的框架和规范，而是一种不断发展的动态系统。文学流派只有从这种历史的动态观念出发，才能立足当代，在横向联结中，实现中外文化、文学的互相交流、影响和交融、而这种交流、交融的实现也就成为各流派形成、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只有从动态观念上立足当代，才能从今天时代的高度回溯民族传统，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传统，不只是从传统中吸取营养，而且不断地扩展和更新传统。外来影响的民族化也才会是一种有着新的生命创造的、深入到内质的民族化。
其次，既以现实主义思潮和创作方法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又不忽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诸多创作思潮和方法，在显示文学流派现代化程度上所起的作用，这种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所显示的主导倾向与多样选择的统一，是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又一总体特征。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主要是在空间的扩展上通过中外文学思潮创作方法和类型的全面交融、转换而实现的，因此，对于现实主义思潮、创作方法，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不仅是将它作为世界文学史上一种自觉的、具有现代观念的思潮和方法来引进，而且还将它看成是一个有极大包容性的开放的体系来看待。这里，一方面，一些现实主义倾向明显的文学流派，其中许多作家的创作明显地融合了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艺术概括和表现方法，如人生派问题小说中，王统照、许地山等均有浪漫主义倾向中国诗歌会、七月诗派、新编历史剧等在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情况下，也有浪漫主义倾向、鲁迅、艾青的现实主义小说，诗歌有明显的现代主义倾向；另方面，现实主义本身由于各种复杂因素，也有不同派别，如社会剖析派与京派、早期白话诗与人生派诗歌就都属现实主义，然而，无论在精神内涵和艺术特色，都是迥然不同的流派。除现实主义流派以外，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也各有派生的多种流派，它们也都显示着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现代化的整体而纷繁的面貌。
再次，既不脱离政治，带着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又不拘于狭隘的政治功利，有着广阔多样的人学的审美的内涵，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所显示的一个总体特征。
在中国现代，各文学流派，大多是带着政治色彩，并表达着某种社会政治功利要求的，但从大多数文学流派来说，又绝不拘泥于政治，不简单地将文学归结为政治。以各现实主义流派来说，有着重显示作品的现实的历史的内容的（如“乡土小说”、“为人生”诗歌、“革命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新编历史剧”）；有着重于显示文学的道德重造和文化功能的（如“问题小说”、“京派”），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来说，有着重在艺术的自我表现和内心要求的（如“自我小说”、“抒情散文”）；有着重在文学的艺术审美功能、文学文体变革功能（如“现代格律诗派”、“新感觉派”、“后期浪漫派”等）。由此可见，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内涵，在政治幅度上是开广的，在艺术审美上是多向的，在历史观念上是深厚的。特别是对于那些与政治关系密切的文学流派，作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是不对的，应该在深入剖析这些流派特征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揭示规律性的现象。如对“社会剖析派”，既要从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历史分析出发，看到它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现代社会从经济到政治、文化、心理各方面作出创造性有力描绘的特征，又要基于艺术真实性观点，看到它着力纠正庸俗化的“辩证唯物论创作方法”，坚持既注重复合的、立体的典型概括又注重情感、感性因素的自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如对于以蒋光慈为代表的早期“普罗小说”，论其功绩，要看到这个流派受国际无产阶级小说的影响，采用某些真实历史事件和报告性材料以突出时代尖锐斗争题材的特点，看到这个流派虽然增强了现实主义成分，却保留着前期创造社的放任情感、直抒胸臆、坦露作者的浪漫主义风格特点；论其局限性，则需指出这个流派简单化地理解艺术与思想、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把革命的艺术简单地还原为革命的政治的缺点。这样分析，才能从文艺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上达到对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又一总体特征的理解。
四、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研究的“史”“论”结合问题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历史批评研究原则指导下，将历史主义态度与当代阐释结合起来，以进行中国现代文学流派的学习和研究。
决定文学流派的内在深层机制的是基于作家创作个性的群体艺术风格的独特性。因此，按照文学是一种“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方式”来对文学流派进行审美的探讨是必要的，但这种审美的探讨又必然是放在对时代、对历史的现代性关系中去考察，也就是说，要将文学流派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考虑到具体时间、地点环境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同时又扩大历史视野，拉长时间的跨度，从文学史、文学流派史的总体发展中去对某一时期的历史过程作总体的客观审视。对于各文学流派，不是用今天的思想原则和生硬的艺术教条去苛求它们，不要求它们超越历史条件和时代审美思潮对它们的限制。因此，对于文学流派，就应该把它们视为不断生息变异，彼此相互对立、映衬，又相互影响、渗透着的多种多样的存在，决不脱离文学流派发展复杂历史过程的具体实际，用既定的、凝固的标准，或者只看到文学流派生存和衰亡的两种形态，或者对文学流派进行简单的肯定和否定，并径直把它们对立起来。如论及“乡土派”小说的影响，要看到它原有的揭示旧制度野蛮落后和描写乡土风习这两方面的功能，分别向“社会剖析派”和“京派”融入的“分流”现象；研究“七月派”小说的形成，则看到它从“社会剖析派”和“心理分析”小说中继承现实主义遗产，又吸收了心理现实主义因素，从而在汇合后发生变异的“合流”现象。又如要看到“新感觉派”的都市文学与左翼作家的都市文学，心理分析小说与社会剖析小说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相互影响的；关于现代小说的影响问题虽然在四十年代再也看不到五四时期那样的现代主义小说和三十年代新感觉主义那样的小说，但它的影响却渗透到京派、七月派以及后期浪漫派的小说中。
用美学的历史的批评方法，将历史主义与当代阐释结合起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流派，还有一个必须注意的方法问题，就是要处理好“圈子批评”和“非圈子批评”，或者说“元批评”和“跨元批评”的关系问题。不同的文学流派有不同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的特色，对不同文学流派的研究和批评必须是“圈子批评”和“元批评”，即批评研究者必须运用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审美标准去研究某一特定的文学流派，从而充分揭示文学流派各自的思想艺术特色，以便于形成和发展文学流派，揭示文学流派的独特价值和影响。如果用现实主义的审美标准去衡量现代主义流派和作品，反之用现代主义标准去苛求现实主义的流派和作品，或者有一种强调主观精神的心理现实主义的要求去评价重在冷静地剖析社会和客观化、对象化描写的现实主义的流派和作品，等等，都不利于创作思潮、创作方法和文学流派的多样化。在中国现代，几乎每一个文学流派或文学群体都有自己的批评家、理论研究工作者，如沈雁冰、郁达夫、成仿吾、闻一多、瞿秋白、李健吾、朱光潜等，他们都无不是进行的“圈子批评”或“元批评”。以成仿吾在二十年代的批评为例，他对于创造社浪漫派的作品，如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郭沫若的小说《残春》的批评，有着审美上的异常精彩的见解，可是一出这个范围，当他批评鲁迅的现实主义名著《呐喊》、许地山的带佛教色彩的《命命鸟》等作品时就丧失了敏锐的审美体验能力，显得笨拙和无力。同样，作为文研会首席批评家的沈雁冰也是如此。30年代，一些杰出的批评家、理论家正是以个人独特的审美批评去影响造成一批作者，在文坛上形成各个文学流派。如胡风的理论活动和文学批评就成了著名的“七月派”形成的原因之一。但如果请胡风去批评他的文学圈子之外的作品，如对冯文炳的小说的美学境界加以阐发，他的注重主观精神的现实主义批评，就肯定会逊于朱光潜、李健吾。我们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流派也要开阔艺术视野，熟悉并研究各个文学流派的审美特征，从而适应文学流派多样、多向的发展，进行符合各文学流派实际的审美批评和研究。但是，将“圈子批评”和“元批评”强调到“谁也统不了谁”的绝对化地步也是不妥的，因为用以对各个流派、不同创作方法的文学流派进行评价的，决不仅仅是审美标准，这种标准必然是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各流派在思想、艺术上有各自的特殊性，但也有衡量各文学流派的共同的真、善、美统一的客观标准。因此，要说存在着“跨元批评”与“非圈子批评”，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必要的。如果完全没有“跨元”或“异元”的研究批评，怎样能够通过各文学流派的比较分析看出它们各自的成败得失，怎样能显示出历史主义和当代阐释相结合的研究视角和批评角度？怎样能够揭示和总结文学流派发展的规律和经验？在评价各文学流派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成败得失，总结其间的规律和经验时，就应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运用美学的、历史的批评研究原则，而运用具有这种思想、艺术审视高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完全没有“跨元”或“异元”的研究批评是根本不能做到的。
其次，运用和展开多学科的研究视野，或者将民俗学、精神分析学、心理学、人类文化学乃至自然科学的一些观点和方法融入文艺社会学和美学的历史的研究方法之中，或者独立地、充分地展示新学科的研究视野，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而使对文学流派的社会历史研究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新颖的视角，出现流派研究的多向格局和多样化方法，这也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方法的又一特点。
例如，用民俗学的观点剖析“乡土小说”善于描绘风俗画和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特点，研究“山药蛋”派、“荷花淀”派、民歌体新诗所具有的中国西部文学的特点；用精神分析说研究创造社“身边小说”、“自我小说”写梦境和变态心理的现代主义手法，研究象征派、现代派诗歌的潜意识内涵和朦胧多义的哲理倾向，研究新感觉派、心理分析小说以快节奏表现都市生活和开掘潜意识、隐意识的特征；用社会心理的观点揭示“七月派”强调激情、重体验的现实主义特色；用人类文化学的观点研究曹禺等人的开放形态的现实主义戏剧、研究周作人等人的散文、小品和谐美的现代特征；从地域文化特质和文化心态上剖析具有东方传统文化美的“京派”小说的特色；讴歌淳厚、善良、美好的人性，诗意而富于幻想的抒情写意及总体风格上的平和淡远隽永；还从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切入，研究郭沫若等浪漫派诗歌20世纪“动”的精神以及运动观、时空观、物质观的现代性变革；阐述“社会剖析派”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对社会生活分析解剖式的态度，以及“横断面”式地截取生活、冷静客观的描写手法等。
再次，在史料上，既要注意文学流派史料的丰富、确凿、新颖，又要注意从新的阐释角度和价值取向上对史实进行选择和重建。这也是学习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流派所必须重视的。学习本书，要特别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史料：一是各体裁、文类的文学流派、文学群体是如何组合、形成的，形成的标志有哪些？是如何发展演变的？每一文学流派有哪些共同的思想、艺术特色？这都要基于史料来加以说明，不能流于空疏的分析，这也是与一般文学史在史料的收集和选取上很不相同的地方。
注释：
〔1〕〔2〕《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导论”第1页，第6—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近代文学批评史》第1卷“前言”第1页。
〔4〕陈去病：《大汉报发刊词》。
〔5〕高旭：《南社启》。
〔6〕《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选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7〕《论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
〔8〕《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9〕《集外集拾遗·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0〕〔11〕《坟·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
〔12〕《文学原理》三联书店1985年版。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文学批评论文; 文艺论文; 浪漫主义论文; 诗歌论文; 艺术流派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