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动力及方法论*
张 谨
[摘 要] 文化自信可以从时间、空间和关系三个维度来理解,它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可及接纳状况的心理表征;它体现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比较和互存关系;它在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互文关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意义。新时代文化自信有着多层次的动力驱动系统。从价值诉求来看,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力量;从现实任务来看,文化自信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从时代要求来看,文化自信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保证;从政治定力来看,文化自信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先决条件。文化思维是固守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批判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文化建设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平台,文化创新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动力。
[关键词] 文化自信 理解维度 新时代动力 路径与方法
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表明,一个对本民族文化认同有加、充满自信的民族就是一个富有活力、蓬勃向上的民族,就是一个能攻坚克难、战无不胜的民族。反之,对本民族文化自惭形秽、牢骚满腹的民族就是一个偃旗息鼓、无所作为的民族,就是一个萎靡不振、江河日下的民族。中华民族依靠勤劳和智慧孕育了璀璨夺目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内忧外患的艰难困境中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革命文化,在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场景中培育了形式多样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如何理解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动力何在,以及如何提升文化自信,成为当下学界探讨的热门话题。
一、文化自信的三个维度
文化自信是指文化主体对本民族文化的积极肯定、推崇和弘扬的主观感受和客观体验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可见,文化自信中的“文化”是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因此,文化自信包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对革命文化自信和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
从时间维度来看,文化自信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可及接纳状况的心理表征。这种“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毫无联系的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相互作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诞生的历史不同,分别以几千年、近百年和几十年来计算,跨越中国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但是它们的思想精髓和理想境界有相似之处。无论社会怎样复杂多变,无论前进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有个信念是不会改变的,那就是:我们是龙的传人,我们是炎黄子孙,我们是华夏儿女。这种身份认同就是一种文化认同,它是民族认同的基点,是形成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石。离开这个基石,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只能是无源之水、自说自话。因此,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这三者是一个不能以时间来切割的有机整体。
立青多杰强调严惩重处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注重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进一步健全公安机关和监管部门之间的线索通报、案件移送、案情互通、信息共享等工作机制,依法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今年上半年,共处理食品药品安全违法案件17起,罚没12万余元。
从空间维度来看,一方面,文化自信表达了中国地域的文化信仰和文化选择,指的是中国人民对自己文化的坚守与尊重;另一方面,它体现了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比权衡关系。文化自信总是在与不同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比较中形成,在同外来文化的碰撞中彰显力量。自信总是与包容、宽容等心理状态相伴而行。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大,也不是闭关守旧,它是文化间开放、吸纳、转化和兼容过程中产生的自然心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非常形象地阐明了“天地之道,有容乃大”的深刻哲理。文化的开放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中国历史上不管是主动开放还是被动开放,都打开了国人的眼界,催生出新思想,开启了新征程。近代文化史上出现的“中体西用论”“西体中用论”和“中西互补论”,就是文化自信问题的诸多不同表现形式。即使是在革命战争年代也同样存在着如何对待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问题,毛泽东就是在同各种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和机会主义的斗争中逐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主张,从而培育了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性的普遍文化具体化、民族化、地域化的理论成果。它不仅要面向中国,而且要面向世界,所以,新时代文化自信既具有中国意义,又具有世界意义。
二是多维度思维。文化的复杂性在于它与人类诞生、进化、发展的同步性,与此同时,它还要受到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生存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对比经济、政治、法制而言,文化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直接性和复杂性等特点。因此,我们分析文化要善于运用复杂性思维,从多角度、多侧面分析具体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给出“好”与“坏”的结论。例如,我们对比分析中美制度文化的差异时,就要以两国诞生的历史为逻辑起点,对其中影响制度建构的要素作具体分析,缕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尽可能地做到客观公正、深入辩证,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们现实的实践特性。有些人错误地认为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是全民参与的“直接选举”,就是因为没有认清“选举人票”制度的根源与弊端;有些人非常向往美国高收入的生活质量,就是因为看不到其超前消费、举债消费的实质与后果,故而只能在人云亦云中妄自菲薄。
(四)文化自信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先决条件。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发展的每个关键时期都强调文化自信、坚持文化自信,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增强文化自信,原因有两方面。一是文化自信能够保持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党在思想上的纯洁性体现在严明的纪律、严格的制度层面,革命文化中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好的警示作用。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勇往直前的光辉旗帜,那种企图用儒家文化取代马克思主义、用“德治”文化取代“法治”文化的臆想,都是文化不自信而造成的思想混乱。二是文化自信能够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实践指导。无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还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蕴含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方法论。儒家的“义利之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警醒我们要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道德操守的关系,要有矢志不渝的家国情怀。“中庸之道”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恰到好处,以适中为原则,而不是走极端,搞团团伙伙、小宗派和圈子文化。道家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启示我们治理大国大党要掌握好节奏和火候,处理好时段和细节,顺势而行。现实生活中,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之所以堕落腐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缺失,而革命战争年代所积淀下来的红色文化,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形成的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航天精神等,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坚定理想信念、磨练坚强意志、培养吃苦耐劳品质等,都有着极其重大的现实价值。
二、文化自信的新时代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3页。 新时代,我们处在本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进入转型期、世界科技发展酝酿新突破、世界政治格局复杂难断的关键阶段,保持高度的文化自信,必将有利于我们振奋精神而开拓进取,因为文化自信有着多层次的动力驱动系统。
车子呜呜发动。身侧那人还是举着盒子挡住刘雁衡,刘雁衡暗想,今天真是碰上怪事了,一瞥眼间,看到对方穿着一双小巧的马靴,这才放下心来,用右手食指在盒子上啪啪弹了两下:“小姐,请开门。”
(二)文化自信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强力支撑。文化软实力可以细化为价值观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文化产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文化服务的投入力和亲和力、文化传播的持久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又是对革命文化的凝练、浓缩与弘扬,也是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概括、升华与强调。有了这样的心理认同和社会认同,我们才会对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加强文化基础设施配置,增加人财物的持续投入;夯实文化发展的资本力量,让其在每个环节、每个阶段、每个时期发挥应有的作用;探索文化企事业单位高效运行机制,发挥市场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全面、均衡、协调发展。文化心理学表明,文化自信离不开文化他信,文化他信能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我们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就是为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价值、展示中国形象。中国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孔子学院,开办了孔子课堂,学员总数逐年增加;各级政府通过主办各类文化活动年、文化活动周、文化论坛以及建立国外中国文化中心和进行国事访问、学者互访,促进文化交流与合作,彰显中国力量,提振中国精神。
(三)文化自信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表达,而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因此文化自信的重心是价值观自信。其一,文化自信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也包含了革命文化的精神种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孝”“敬”“义”等行为方式有着较好的民间基础,革命文化的铸就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因此文化自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互为促进。其二,文化自信有利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实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落实,它体现在具体的文化生产和文化活动中,而文化生产与文化活动离不开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与整理、对革命文化的敬仰与赞美、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讴歌与传播。这些实践使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接地气、见效果。其三,文化自信有利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文化自信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的能力体现和行为指向,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二者主体相同、目标一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整的话语表达虽然晚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但其实践的先在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自觉,经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懈努力,综合国力与日俱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信显著提升。
(一)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力量。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抵御外族侵略、寻求民族独立的历史,就是一部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历史。它经历了近代文化自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化自省,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文化自觉,新时代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的生成过程。正因为有了对新时代历史方位的认知以及对民族信念、道路选择、核心价值、文化精神、国家形象的认同,才有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其本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信,它具有科学性、整体性、现实性、开放性等特征,是引领时代前行的根本遵循。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就会选择什么样的文化样态,社会制度的先进性决定文化的先进性,社会制度的发展推动文化的发展。文化自信随着社会制度的不断完善而逐步提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制度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问题。”①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24期。 计划经济时期,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得到充分发挥,在统一人们思想、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结构、文化内容以及文化生活等缺乏开放性、灵活性、创新性、丰富性和多样性。随着拨乱反正任务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文化为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的价值取向逐渐形成,尤其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丰富的文化资源得到有效利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9)上元司煞曹,上元盟天曹,上元幽都曹。(《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5)
三、文化自信的方法论
凡是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时期都是文化昌盛、人才辈出的时期;凡是文化价值观合理、文化包容开放的时期也是国力强盛、社会和谐稳定的时期。真正的繁荣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共同繁荣,真正的发展是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共同发展,发展的根本在于强大的文化自信力。文化自信不是生而有之的,它的生成既有主观因素,也需客观要件;它既是一种能力,也需文化实力。提升新时代文化自信,必须充分发挥文化思维、文化批判、文化建设、文化创新的重要作用。
分油机板卡控制单元的软件设计采取抢占式任务添加并按照优先级进行处理的方式[8]。分油机板卡上电后任务的添加和跳转关系见图5。
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也存在着科学与否的问题。历史上因文化态度不正、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的方法不当而得出错误结论,甚至影响文化乃至经济社会发展的例子不少见。随着西学东渐的到来,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文化发展主张。这些主张以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体验、文化立场为前提,得出了有失公允的文化悲观主义或文化乐观主义结论。
一是跨文化思维。文化包括器物、制度、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四个不同层次。对于不同的国家,甚至同一国家不同的区域来说,有些文化样态是可以比较的,有些则不能比较,能够比较的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不能够比较的文化各有优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以自己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为标准来评判他人的文明程度,或者拿经济发达国家的文化存在样态与本国的文化历史、文化实践作比较,往往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文化不如他国的文化,其结果是自惭形秽,甚至崇洋媚外。科学的跨文化思维不是简单的谁优谁劣的两极思维,而是把自己的文化与他国的文化进行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比较而博采众长的过程,侧重考量文化的源头活水以及价值观念对人们行为方式的影响。
由上述结果可知,该行客户满意度的结果分别为很不满意占比0.0 194,不满意占比0.1 040,一般占比0.3 298,满意占比0.4 498,很满意占比0.0 970。根据最大隶属原则,该行的客户满意度总体评价结果为满意,但是一般的隶属度为0.3 298,占比也很大,究其原因,从前一步计算可看出其中一般所占比重都比较大,第四项品牌形象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所以在金融产品的设计与其实用性方面还有待改进,同时需进一步提高员工的专业素质,增强营业网点与自助服务分布的合理性。
从关系维度来看,文化自信是在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互文关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3页。 这三个“更”道出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以及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及当代价值。文化自信不是孤芳自赏,它受制于本民族的社会制度、发展理念、文化心理、历史文化传统,影响着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选择,它是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相交织的媾和过程。道路自信是方向与路标,理论自信是指导与遵循,制度自信是根本与保障,文化自信是其他三个自信的精神力量与心理支撑。“四个自信”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之中,它们是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物质与精神、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目的与手段、价值与工具的辩证统一。文化自信之所以“更基础”,是因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中都包含有文化的要素,总是在特定的文化框架下赋予其内涵;文化自信之所以“更广泛”,是由文化本身的特质决定的,文化无处不有、无所不在,因而有着无数多样化的自信主体;文化自信之所以“更深厚”,是因为它的根基深、历史久、影响远,它是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转化、对革命文化敬畏与弘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验与推进的真实感受, 它决定着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后劲。
(三)文化建设是坚持文化自信的平台。虽然文化自信是一种主观的心理体验和感受,但它总是文化自信主体对现实文化环境和文化实践的客观反映。培育文化自信需要良好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文化建设,它是文化自信的介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是满足人民群众文化生活需要、文化情感归属需要、文化价值实现需要的宝贵财富。在此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②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24期。 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开发顾此失彼,甚至唯利是图、举措不力,都是文化建设的大忌。鉴于此,我们务必深刻领会《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及《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的有关精神,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政府、专家、民众间的共同协商,寻求解决方案。保护是传承与开发的基础,传承与开发是保护的最终目的。要通过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相应制度来保障合理的经费来源、传承主体的合法地位、传承与开发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让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在潜移默化地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使“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再是一句时髦的口号,而是无处不有、无所不在。
文化批判离不开文化反思。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我们通过文化反思,找出自身文化的不足,寻求革新的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确定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子与马克思主义这一外来文化的契合之处,并坚信自身理论的先进性和可接受性,从而逐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思与批判不一定是前后相继的两个孤立过程,往往是文化反思中孕育文化批判,文化批判中包含文化反思。毛泽东之所以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定位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结果。他认为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是具有远大发展前景的先进文化。毛泽东满怀信心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 《毛泽东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毛泽东的文化反思、文化批判与文化自信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这也是对中华文化在未来世界文化中所占地位的科学而富有前瞻性的判断。
(一)文化思维是固守文化自信的基础。人类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人有理性思维,它是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特有的精神活动。文化思维是理性思维在文化实践活动中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人们透过文化现象,运用文化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进行文化分析、文化判断、文化综合、文化推理等复杂认识活动的过程。人有思维,并不等于人人都有文化思维。人们分析经济社会的发展通常采用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而往往忽略文化学的方法以及文化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民族的复兴与崛起靠的就是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自信力。在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中,上升中的资产阶级高举人文主义大旗,借助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感召力,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征服了欧洲的封建统治者,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进而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摇旗呐喊。20世纪初期的犹太复国主义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文化属性,犹太人在反抗外来压迫、争取独立自由、重返故居的过程中,以犹太教为价值取向,凝聚人心,聚集力量,构筑思想的万里长城。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主要在于历朝的统治者能够从丰厚的文化资源中提炼出价值观,以之作为治国纲领。所以,文化自信的基础除客观的历史环境外,关键取决于主观因素,即积极而科学的文化思维。
(二)文化批判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任何一个理论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对其他理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既对现实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进行批判,又对当时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文化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都是通过对西方理性主义文化和近代文化启蒙精神的检视,确立自己的文化价值取向,探索社会发展路向。
革命文化虚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淡化的倾向是文化建设的大敌。从国内来看,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可是道德境界滑坡了;GDP增长了,经济发展质量却不尽人意。中国共产党仍然面临着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精神懈怠风险、能力不足风险、脱离群众风险、消极腐败风险。从国际上看,大国关系波谲云诡,科技较量日趋激烈。因此,需要以昂扬向上的崭新面貌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潮的挑战,使顽强拼搏精神、勇于牺牲精神、团结协作精神、集体主义精神重放异彩。要根据《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的相关规定,涵融革命文化于砥砺奋进之中、党风廉政建设之中和日常工作之中。以“四个全面”发展战略和“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破解新时代文化矛盾,加快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
(四)文化创新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动力。文化创新是由多样化的系统性层次构成,大体包含文化观念创新、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文化科技创新、文化内容和形式创新。文化观念创新是前提。回味历史,每一次文化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文化实践的纵深推进无不是以观念创新为先导的,任何封闭保守、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思想都会成为文化发展的绊脚石。放眼未来,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掌握文化发展的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文化的经济属性与教化功能的有机结合。牢固树立“经济发展,文化先行”的理念,坚决摒弃过分崇拜GDP的行为,实现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方面整体协调发展。
心脏早搏是病毒性心肌炎的表现形式之一,多数孩子无不适,做心电图检查才被证实。若孩子情况良好,心脏没有扩大,心脏功能也正常,可以暂时不予药物治疗,早搏会慢慢减少和消失,但必须注意儿童的休息和营养。
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核心。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从试点到全面展开、从增量改革到存量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通过改革,搞活了文化市场,提高了公共文化管理和服务水平。尽管如此,文化职能部门“越位”与“缺位”的现象依然存在,这就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保证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效益相统一。在发展目标方面,建立起顺应新时代潮流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运行机制,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修养、身体素质和科技人文素养,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发展路径方面,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要适当吸纳国外先进的文化管理和文化生产经验,又主要依靠本国力量,苦练自主创新之内功。在理论探索方面,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法与途径,全面总结新时代文化生产规律、文化消费规律、文化市场经营管理规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互助互动规律等。
文化科技创新是引擎。科技与文化的融合为文化的创新发展开辟了新境界。要瞄准世界科技发展的前沿,力争占领新兴科技如机器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物联网技术、3D打印技术等的制高点,不断探寻这些新技术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结合点,以此提高文化产业的生产效能和边际效益。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文化创新,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努力拓展欧美文化市场,改变我国原创文化产品所占市场份额不足、文化贸易在全球各地分配不均的短板。用先进技术来支撑文化基础设施、文化生产手段、文化消费方式、文化传播效能,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辅助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鉴赏,用高新技术装备整合传媒、影视、网络等产业形式,进而做大做强文化品牌。
文化内容和形式创新是重点。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而言,可谓数不胜数,如语言文字、民风民俗、宗教信仰、文物古迹、工艺美术、民居建筑、曲艺杂技、历史人物等,现代文化也是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特定的文化内容需要相应的文化表现形式,要乐于采用不同的文化形式去演绎各具特色的文化内容,以新的文化形式去适应新的文化内容,让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走近生活、感染民众。要善于运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段使各类先进文化精彩呈现,让人们在“展示—体验”中陶冶情操、完善自我。切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① 习近平:《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构建全媒体传播格局》,《求是》2019年第6期。 以此弘扬改革新精神,讴歌社会新风尚,从而厚植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文化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 G02;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5-0001-06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文化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GD15CMK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张谨,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广东 广州,510053)。
责任编辑: 罗 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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