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文艺复兴论文,说发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人们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说。现在，我们大都把新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运动，然而在五四时期，胡适则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在当时便被广大青年学生所接受，后来又为许多自由派学者所坚持，至今仍在港、台及海外学术界流行，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解。本文拟对它的来龙去脉和涵义，作一番探究和阐发。
一
“文艺复兴”是欧洲14至16世纪以复兴古典文明的形式出现的、反封建反神学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指称欧洲的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梁启超率先以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革新时期比附欧洲文艺复兴，提出了“中国文艺复兴”的问题。1904年他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七章，便把清代二百余年称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梁启超的这一“清代文艺复兴”说风行一时，他所发明的比附西方的研究模式也广为人们效法。
那么，“五四文艺复兴”说又是谁提出的呢？美籍华裔学者周策纵在其力作《五四运动史》一书中称，自由主义者视五四运动的文化方面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而这是由清末民初著名记者黄远庸提出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黄远庸1914年2月接任《庸言》杂志主编后，在其所撰《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倡扬文学救国论，指出：今日中国“乃文艺复兴时期”①。这时《新青年》尚未创刊，故文中所说“文艺复兴时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毫不相干。他在1915年底便遇刺身亡，并没有直接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比附欧洲文艺复兴，从现有史料看来，系始于胡适；这一比附之见诸报章，则以1919年元月出版的《新潮》杂志为最先。
《新潮》是北京大学一群深受启蒙思潮影响的青年学生，在胡适、陈独秀等新派教师的支持和帮助下创办的，是宣传新文化、新思潮的刊物。该刊起名“新潮”，盖取新思潮或思想新潮流之意；其英文刊名则写作“The Renaissance”，即“文艺复兴”。该刊中文刊名与英文刊名不取同一意思，而分别以“新潮”和“文艺复兴”称之，表明新潮社成员把当时的新思潮运动比附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新潮》首任主编傅斯年1919年9月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曾说：“子俊（即徐彦之，新潮社干事部主任干事——引者）要把英文的名字定做The Renaissance，同时志希（即罗家伦，《新潮》编辑——引者）要定他的中文名字做‘新潮’，两个名词恰可以互译。”②“新潮”一词的意译是“New Tide”，傅斯年说两个名词可以互译，当不是指二词的字面意思相同，而是指它们所表示的名物相类或相通。罗家伦后来在《话五四当年》一文中说得很清楚：“《新潮》的英文名称是‘Renaissance’（文艺复兴），乃是表示我们的新文化运动很像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③
新潮社同人1922年在《新潮社的最近》中说过：“二三年来中国青年思想界的变动，很有些人比之欧洲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最先引用这一个字的就是我们。”④然而，把当时的新思潮运动称为“文艺复兴”，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受胡适的影响。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萌发并申述了文学革命、语言革新的想法，但遭到诸多同学的围攻。当时他就引据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经验，从而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并进一步明确了文学革命的思路。在1916年4月5日的日记中，他又把酝酿中的“文学革命”比之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语言革新运动。⑤此后，胡适便把五四文学革命进而把整个新思潮运动叫做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后来回忆说，新潮社成员请他做顾问，要他参加刊物的定名会议，为刊物定一英文名印在封面上。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用“Renaissance”（“文艺复兴”）一词。⑥胡适又说：“他们把这整个的运动叫做‘文艺复兴’可能也是受我的影响。”⑦
胡适把当时的新思潮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称其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可能也受到梁启超“清代文艺复兴”说的启发。胡适在1919年2月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中，便接受了梁氏的观点，称：“综观清代学术变迁的大势，可称为古学昌明的时代”，“有点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⑧胡适1922年2月15日的日记有这样一则记载：那天他赴文友会，一位外国人宣读了一篇论文《中国文艺复兴的若干问题》，丁文江认为“中国文艺复兴”一词应如梁启超所说的，只限于指清代的学术变迁，不应包括五四新文学运动。胡适明确反对丁文江的观点，而赞成原著把五四新文学运动看成中国的文艺复兴。⑨可见，胡适接受梁启超的“清代文艺复兴”说，但又不为其所囿，而是顺着他的思路，把“中国文艺复兴”的范围扩大了。
除了受到梁启超风行一时的观点影响外，胡适之所以提出“五四文艺复兴”说，还有其自身的特殊原因。首先是当时所谓的“美国的文艺复兴”的启示。胡适留学美国之时，正是美国思想、文化、艺术上的革新时期。革新运动以新诗运动为先导，带动了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创造和各种新潮的涌现，开辟了美国思想文化的历史新纪元。胡适倡导文学改良从诗歌方面开始尝试，就是受当时新诗运动的启发。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不主义”，明显受到了新诗运动的重要人物庞德三年前发表的《几个不》一文的影响。当时人们把美国的这一文化新纪元与意大利文艺复兴相比较，称之为“美国的文艺复兴时代”。而这直接影响了胡适对五四新思潮运动的理解。其次，胡适倡导白话文、倡导语言革新，本身就受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各国国语运动的影响。文艺复兴前，欧洲各国以拉丁文为通用语。14世纪初，意大利作家但丁用本国白话写了《神曲》这部不朽名著，导致了意大利的语言革新。在英国，乔叟等人用本国的“中部土语”进行创作，促进了英国通用白话的形成。总之，语言革新拉开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序幕。胡适在他的留学日记中，便把他当时的语言革新的见解与但丁、乔叟等人的革新实践联系起来。后来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也说但丁、乔叟等人建立他们国家的白话文学的影响，是他提出文学革命主张的原因之一。⑩
由于以上原因，胡适一贯喜欢用“中国的文艺复兴”来表述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这样才能揭示这一运动的历史意义。1923年初，他便应允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撰写《中国之文艺复兴》的专论。(11)1926年胡适去英国参加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在当年12月的《皇家国际学会杂志》发表了《文艺复兴中之中国》一文。回国途经日本停留期间，又于1927年5月在泛太平洋俱乐部发表《中国之文艺复兴》的讲演，刊于《太平洋彼岸》。1933年7月胡适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题目为《今日中国文化的趋势》，1934年讲稿由该校汇集出版，则名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此后，胡适在论及新文化运动时，仍一再比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由于胡适的不断鼓吹，加之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他的“五四文艺复兴”说颇为一些人所接受，终于衍成思想界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有代表性的理解。
二
“中国的文艺复兴”论者的立论根据，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其一，认为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发生的，是欧洲文艺复兴在中国的回响。其二，认为中国的文化革新运动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颇多相似之处。梁启超的“清代文艺复兴”说和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都以“相似之处”为根据，至于如何相似，则各有不同的解释。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12)而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谈到“相似之处”，则主要讲了两点，一是二者都致力于语言文字等表达工具的革新，二是二者都充满个性解放的要求和精神。(13)显然，胡适与梁启超的说法大相径庭，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怎样理解欧洲文艺复兴的？或者说，他们所谓的“文艺复兴”，究竟是什么意思？
梁启超1921年在为蒋百里著《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写的序言中说：“文艺复兴者，由复古得解放也。”(14)我们知道，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采取了复古的形式，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和人文精神，以挣脱中世纪教会神权统治的枷锁，获取人的解放。梁启超对“文艺复兴”的解释，着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表现方式和历史意义，自有其历史依据。
与梁启超的着眼点迥然不同，胡适对“文艺复兴”的理解和诠释，着意于追究“文艺复兴”一词的本来意义。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是Renaissance一词的意译；这个词如果直译，则是“再生”。胡适留学美国时，在1917年的日记中曾指出：“吾谓文艺复兴不足以尽之，不如直译原意也”，认为应直译为“再生时代”，以尽其“再出生一次的时代”的原意。(15)此后胡适还是继续使用“文艺复兴”这个译名，但把它的含义理解为“再生”。所谓“再生”，并不等于“复兴”，而是包含了复兴与创造，是二者的统一。正如美国学者j·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中所指出的，在胡适看来，“再生”“不是通过任何实际意义上的古老文明的再生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创造一种新文明来实现的”。但是，“他信奉的信念是，新的东西只有把它移植到一种活的历史经验上时，它才能繁盛起来”。(16)也就是说，文化的创造只有在活的历史传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实现，所以必须利用传统，对它进行改造、扬弃，使其中有价值的部分得到“复活”，才能为“创造”建立基础。可见，胡适所谓的“再生”，是复兴与创造的统一。
胡适把“文艺复兴”理解为“再生”，即复兴与创造，也有其历史依据。回顾一下历史我们便可以知道，前人论述欧洲文艺复兴，也往往不囿于它的表现形式，把它仅仅看作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复活，而是看作“再生”，看作古典文化的复活与新文化的创造的结合。16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基奥基俄·瓦萨里首先把“Renaissance”作为专有词语介绍给西方各国。他认为，文艺复兴既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复活，也是人类观察自然、模仿自然的能力的复活，(17)而这种能力复活的实质，也就是创造。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论各民族的风尚和精神》一书中，首先把文艺复兴作为一场新文化运动予以说明。他强调，文艺复兴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复古，而在于创造。(18)到19世纪中叶，瑞士文化史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权威性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则指出，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不单纯是古典文化的复兴，而是这种复兴与意大利人民的天才的结合”。(19)由此可见，胡适对“文艺复兴”的理解，是与上述西方重要著作家对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解释相吻合的，并非出于自己的臆想。
由胡适对“文艺复兴”的这一理解可以推知，胡适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文艺复兴，也便是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看成复兴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运动。“五四文艺复兴”说的这一涵义，从胡适1919年12月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可以得到印证。在这篇文章中，胡适针对当时舆论界关于新思潮运动的各种解释和歧义，将自己的理解和对这一运动未来走向的希望，概括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十六个字。显然，他对新思潮意义的这个概括，是以对“文艺复兴”的上述理解（复兴与再造）为核心的。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中明确指出，他关于新思潮意义的这十六个字的概括，就是对他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的新文化运动所下的定义。(20)
“五四文艺复兴”说表明了胡适等人在如何对待中国文化传统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通过文化复兴与文化创造而使中国传统获得新生。人们看到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往往便以为胡适等新文化人是主张彻底抛弃传统的。其实在胡适看来，反传统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实质是文艺复兴，其目标乃是中国文明的“再生”。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否弃陈腐传统，也需要复活优良传统。1933年，胡适在英文稿《中国的文艺复兴》一书的自序中曾这样写道：“慢慢地、悄悄地，可又是非常明显地，中国的文艺复兴已经渐渐成了一件事实了。这个再生的结晶品看起来似乎使人觉得是带着西方的色彩，但是试把表面剥掉，你就可以看出做成这个结晶品的材料在本质上正是那个饱经风雨侵蚀而更可以看得明白透澈的中国根底，——正是那个因为接触新世界的科学民主文明而复活起来的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21)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文艺复兴”包括“五四文艺复兴”的必然结果，就是“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的中国”的传统之复活，这也就是中国文明的“再生”。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所体现的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是与自由主义的传统和观点相吻合的。人们往往以为，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必然彻底摒弃文化传统，只有文化保守主义者才珍惜传统。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文明的产生和存在都依赖于有生机的传统，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重视和珍惜传统。关于这个问题，美籍华裔学者林毓生有一段论述可供参考。林毓生说：“从纯正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维持社会与文化的稳定而又同时促进社会与文化的进步（易言之，维护与滋养自由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是一个丰富而有生机的传统。……有生机的传统对于维护自由与促导进步的重要性是怀海德、博兰霓、海耶克——这三位二十世纪杰出而深刻的思想家——共同的识见，也是历代纯正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公认的。”(22)由此可见，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所蕴含的复活传统的观点，他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而非“否弃”的态度，并不违背自由主义的传统，而恰恰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所应有的态度。当然，自由主义对旧传统的珍惜，与文化保守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美籍华裔学者杜维明曾经指出：“我反对现代主义者宣称的那种为了开发新的而珍惜旧的主张……我坚信正是因为我们能够复活旧的东西，我们才有希望获得新的东西。”(23)这段话充分显示了文化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区别。文化保守主义以复活、改造、发展旧文化传统为宗旨，而自由主义则只是把旧传统的利用和转换看作是创造新文明的途径；复活传统对文化保守主义来说便是目的，而对自由主义来说则只是手段。明乎此，我们便可进一步清楚地认识到，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并非把新文化运动看成是复兴传统的运动，而是看成在复兴传统的基础上创造新文化的运动；复兴传统是一种手段，根本的目标是“再造文明”。
注释：
①《远生遗著》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06页。
②原载《新潮》第2卷第1号。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影印版，第62页。
③见陈少廷编《五四运动与知识青年》（文集），台北环宇出版社1974年版，第3～4页。
④1922年12月27日《北京大学日刊》。
⑤参见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曹伯言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112～114页。
⑥胡适：《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见《胡适讲演》，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页。
⑦ (13)(20)(美)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172、175页。
⑧见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3页。
⑨《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7页。
⑩胡适：《新文学的建设理论》，见《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34页。
(11)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84页。
(12)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14)(17)见陈小川等著《文艺复兴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0页。
(15)《胡适留学日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55～1156页。
(16)(美)J·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6～337页。
(18)参见《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序言”，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页。
(19)(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66页。
(21)见胡适：《中国传统与将来》，《胡适讲演》，第231页。
(22)(美)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5页。
(23)(美)杜维明：《人性与自我修养》，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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