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位论文,实证论文,在我国论文,跨国公司论文,直接投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十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的直接投资一直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吸收国际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看到总量增多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空间分布差异较大，这就说明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在华的直接投资有着重大的影响。
概述
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主要有海默(Hymer)的垄断优势论，巴克利(Buckley)、卡森(Carson)、拉格曼(Rugman)的内部化理论，弗农(Vernon)的产品寿命周期理论以及邓宁(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除了邓宁的理论将区位作为重要的子因素考虑外，这些理论的共同缺点均是只从跨国公司内部的条件出发去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条件而忽略了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这种单向型的研究有失偏颇。理论与实际都需要我们从东道国的区位因素出发来重新审视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至今有关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理论主要有：
一是邓宁(Dunning)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内含的区位要素。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主要说明了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方式选择，认为只有当企业同时具备了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及区位优势的时候才可以选择对外直接投资，若只具备所有权优势及内部化优势则可选择许可贸易方式，若仅具备所有权优势则只能选择出口方式。但在邓宁基本理论的框架下仍隐含着重要的区位思想，他的理论把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为：
第一，市场因素，主要为市场规模、市场增长、市场的格局及顾客的类型。
第二，贸易壁垒，包括关税壁垒及国外消费者对本国产品的心理距离等。
第三，区位成本因素，主要包括原料劳动力成本、运输成本等。
第四，投资环境，包括涉及外国投资的政策法规的优惠程度，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稳定性及金融货币的稳定性等。2000年，邓宁又在“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发表了“The Eclectic Paradigm as an Envelope for Economic and Business Theories of MNEs'Activity”一文，对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及补充。
二是以克拉维斯(Kravis)、弗里德曼(Friedman et al.)、凯夫斯(Caves)及部分北欧学者为代表的市场学派理论。该类理论十分强调市场的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以及所谓的心理距离对跨国公司投资区位的影响，认为接近市场就意味着低的运输成本、低的信息搜寻成本、较大的市场规模和快速增长的市场潜力，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也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据Kravis等(1982)的研究，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对美国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出口有着负的影响，因而也影响其空间布局。Caves等人试图把交易成本引入FDI的区位分析中，但由于概念过于抽象没有得到太有价值的东西。而北欧学者认为与实体距离对应的为心理距离(Psychic Distance)，所谓心理距离是指“妨碍或干扰企业与市场之间信息流动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政治体系、教育水平、经济发展阶段等。心理距离的远近意味着企业克服障碍成本的高低，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一般遵循心理距离由近到远的原则。例如，瑞典的跨国公司总是把其周围的丹麦、挪威、芬兰作为海外经营的首选目标。
三是以安哥多(Agodo)、贝尔德伯斯(Belderbos)、奥克荷姆(Oxelheil)以及中国学者鲁明泓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理论，该理论着重分析了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甚至转型体制对吸引FDI的影响。
例如，Agodo(1978)发现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与地方政府发展规划创造出来的有组织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Belderbos(2003)研究了东道国反倾销政策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通过反倾销可以吸引更多的FDI，但一旦东道国取消了反倾销措施，直接投资中的成本因素又将上升。奥克荷姆等(2001)强调了金融制度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影响，认为股票、债券的发行上市制度将影响到在国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公司的相关成本、资本收益等。鲁明泓(1999)则以114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探讨了影响FDI的四大类制度因素，即国际经济安排、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府廉洁程度，认为经济的开放度及对外资的欢迎态度最为重要。
四是以波特(Potter)、斯密斯与佛罗里达(Smith&Florida)、埃利森与格兰泽(Ellison&Glaeser)为代表的集聚经济理论。他们认为集聚经济是由于经济活动与相关生产设施的区域集中而形成的正外部性及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产业的空间集聚不仅会带来产业的自然优势而且会带来技术溢出等外在优势，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波特认为一个区域之所以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有吸引力，就在于它的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具有好的区域形象及大量的产业集中等。
一些学者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证实了集聚经济对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而Luger等(1985)、Braunerhjelm等(1996)对瑞典的海外FDI的研究也证实了这种效应的重要性，且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特别明显。
东道国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成为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这些理论分别以东道国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状况、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与分布、金融制度等经济因素以及政治、文化因素作为变化因子来检验其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相关性，虽然这类统计分析削弱了跨国公司理论发展的内含，但却对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有较强的解释力。
区位分布的新特点及相关解释
2002年我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量达到527亿多美元，超越美国成为该年全球最大的引资国，2003年尽管受SARS的困扰，我国仍然吸引了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成为当年世界第二大引资国。在总量增加的情况下，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首先，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仍集中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外资西进的态势并不明显，但外资对我国中部地区的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在我国东部地区的直接投资比例一直保持在85%以上，在我国的西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基本保持在3%以下，而在我国中部地区的直接投资则呈现出逐步增长的态势，其比重从1990年的3.52%上升到2002年的9.83%。至2004年上半年这一格局基本保持不变。商务部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上半年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中，东部地区占87.91%，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2.74%，而截至2004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平均额，东部地区占86.37%，中部地区占9.35%，西部地区占4.76%。从至2004年上半年为止的外资使用的平均额看，东部地区为西部地区的18倍，为中部地区的9倍，呈现出高度集中的态势。
这说明由于快速增长的经济、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潜在的巨大市场份额、高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等区位因素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有着强烈的吸引力，至今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在以上区位要素条件上的差距仍未有效缩小，所以跨国公司在我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仍无法避免“东重西轻”的格局。但与西部地区相比，近年来中部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比重增长相对较快，其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市场条件、人员素质等方面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落差较小，具有承东启西的区位优势，所以成为外商渐进式西进的首选地带。
第二，中部地区虽远离沿海，但许多省份都具有长江沿岸的万吨级港口，水路运输便利，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第三，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土地成本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低的劳动力成本、物美价廉的土地、较好的工业基础、较强的配套能力有助于跨国公司生产活动范围的扩大。
其次，在沿海地区中，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正从传统的珠江三角洲向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经济圈转移，反映了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
20世纪80年代初，珠江三角洲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曾占全国的60%多，但现在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直接投资额已超过了珠江三角洲地区。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至2002年，跨国公司在珠江三角洲的投资比重已从41.87%逐步降低至21.49%，降幅达49%，而同期跨国公司在长江三角洲的直接投资比重从9.94%上升到33.25%，跨国公司在环渤海经济圈的投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但位于环渤海地区的辽宁、山东、天津和北京近几年也已成为跨国公司投资的重点地区。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北上行为反映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升级，因为：
第一，我国加入WTO后，全国范围利用外资政策正逐步走向均等，珠江三角洲地区对外资的传统优惠政策效应正在消失，与此同时该地区土地、劳动力成本等基本要素价格不断上升，加上高素质人才的相对匮乏，跨国公司在该区域直接投资的比较优势不断消失。
第二，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广为提供的现代金融、现代物流、现代交通运输设施等高级要素再加上厚实的产业科研基础，良好的劳动力素质，巨大的市场潜力等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投资。
第三，以北京、天津为依托的环渤海经济区主要以高质量的研发力量，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2008奥运经济的辐射等要素吸引了跨国公司的投资。由此可以看到跨国公司对投资区位要素的需求已从低级转向高级、静态转向动态。
第三，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开始出现集聚的趋势。
随着跨国公司规模的扩大，就必将在业务比较集中的地区设立当地管理中心，即地区总部，这是为适应国际业务扩展需要，加强地区内协调并促进整体竞争力提高的一个有利途径。UNCTAD认为跨国公司做出设立地区性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决定通常需要经过慎密的研究和比较，是一个较长的决策过程，尤其在选择地址上，主要考虑所在区域的以下指标：良好的交通条件；精通和掌握多种语言的技术队伍；吸引国际职员的高品质生活环境；低水平的公司和个人税收等等。
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及深圳等地能提供这些方面的要素条件，从而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主要聚集地。现在，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超过了70家，在北京设立的地区总部已达到30多家，占据了在华地区总部的绝大多数。
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的地理分布与地区总部基本一致。这一集中的地理分布反映了跨国公司对这些地区总体经营条件及研发条件的认可，有助于增强这些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但由于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分布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高度趋同，所以集中的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的设立，会加剧外资在我国分布的地理不均衡性。
第四，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偏好。
欧美资本对华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占领中国巨大的市场，并把在中国投资的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营销网络体系中，实现全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欧美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主要属于市场开发型投资。从国际直接投资的理论上讲，所谓市场开拓型的直接投资就是以充分挖掘东道国巨大的国内需求潜力为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据国家计委投资研究所的调查显示，欧美在华投资企业的产业、产品以大陆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占59%，以欧洲为主要市场的占19%，以亚太地区和北美地区为主要市场的分别占15%和17%，可见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在欧美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占据了较大的权重。
日韩等国的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在于试图把中国大陆变为其产品销往第三国或返销国内的“加工基地”和“生产车间”，具有明显的外向型特征，即其产品以远销中国以外的市场为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2002年在华日、韩投资企业的出口额占其总销售额的比重超过50%的企业数分别占69.9%和70%，而出口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重超过90%的企业数也分别占据日、韩在华投资企业总数的49.5%和50.91%。这样劳动力工资及土地等成本因素在日韩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中权重较大。
港澳台等亚洲公司由于其发展空间的狭小或者是自然资源的贫乏，对外投资的目的是增加国内失去的比较优势或国内不可能生产的产品的进口，其结果是促进制成品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例如随着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港澳台资本加快向我国西部地区流动，以期通过直接投资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取得国际化经营中的自然资源优势。所以，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是港澳台公司在作出区位选择时重点考虑的因素。另外，“市场知识”以及“心理距离”等因素对港澳台公司对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也有重要影响。
不同跨国公司由于其来源地及自身条件的不同，在对外投资时所考虑的区位因子的侧重点各不相同，没有统一的标准模式。
对策
虽然，近年来跨国公司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较快，但从吸收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角度看，许多方面有待改善。
第一，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差距的长期存在说明，纵然我国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力度颇大，但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市场容量条件、产业配套能力、上下游相关产业的集聚度等区位因素得到根本改善之前，外资的“西进运动”只能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西部地区的引资绩效不可能一蹴而就，在短时间内大幅上升。
中部地区区位要素的原有基础及近几年改善的程度要强于西部地区，所以该地区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率要明显快于西部地区。我国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要上台阶，除了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外，就是要培育建立在自然资源及环境基础上的优势产业，并以一些重点城市为依托建立优势产业集群，形成强大动态累积效应，为跨国公司上下游产业配套创造条件，形成良好的企业发展生态环境。
另外，西部人力资源的流失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员本身及东部地区对该地区发展机会的剥夺，如果人力资源得不到积累，西部地区的引资工作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
第二，长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量的迅速增长及珠江三角洲地区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相对份额的下降说明在我国引资优惠政策已退居较为次要地位的同时，如果传统的劳动力、土地等区位优势在逐步丧失的同时而高质量的人力资源、雄厚的产业配套基础、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优越的研发环境等高级区位要素尚未创立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在该地区的直接投资份额就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绝对份额或相对份额的下降。
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静态到动态的变化过程向我们说明了区位要素创新的必要性，不断培育符合当代跨国公司需要的高级区位因素是将来我国引资工作的一个重点。为此，重点要做好作为增长极作用的产业集群的建设，通过积累的动态循环关系为跨国公司创造良好的企业生态环境。
另外要在跨国公司重点投资地区努力吸引国内外优秀科研人员的科技创业活动，为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基于不同来源地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区位因素有不同的偏好，在长期全面提升全国各地区吸引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区位优势的同时，短时间内可在全国不同地区重点构造不同的区位优势以吸引不同类型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
例如，在欧美跨国公司重点投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华北的京津地区，可在国内市场的规模及居民消费潜力的培育等区位优势上下功夫以投该类跨国公司的喜好；在日韩等跨国公司较为集中的环渤海区、山东沿海等地区应努力挖掘劳动力成本以及出口便利的优势，以满足国际市场取向型跨国公司的区位需求；而应在丰富自然资源的完善提供等方面来吸引港澳台公司资源取向型的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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