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体系论文,本质论文,区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世界化和民族化进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形态，虽然都具有民族性、时代性、开放性、反思性等某些理论特征上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从比较视阈揭示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发展，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时代化，澄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理解上的模糊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种比较研究，都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前提下，方能保证比较结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首先，比较要立足于平等的对话平台。我们的比较并不是先入为主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加以简单的肯定或者否定，而是建立在认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探索中的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的内在组成部分、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内在组成部分的基础上，而不是将之排斥在外进行比较。①我们只有以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深入其内在逻辑，在这一前提下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才更具有实际意义和启示价值。其次，比较研究要克服非此即彼的简单做法，应该以辩证的否定取代形而上学的简单肯定或否定。再次，比较研究要避免形式上的简单类比，而是要深入其文化精神的内核之中。最后，比较研究必须避免抽象化比较，而是要把各自的思想置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实践基础、现实语境及其发展的逻辑之中。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以下本质的区别。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庞杂性
整体性是指系统与要素、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系统与要素间、要素与要素间、系统与环境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作为一个整体性的理论，必须具有共同的理论主题，其具体理论内容与理论形态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逻辑自洽，并且具有一脉相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时，就把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有机系统来把握，反对脱离社会整体孤立地观察、理解和解释个别社会现象。在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形而上学的研究方法，强调社会是“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②。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以经典的语言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结构的理论和社会有机体的思想。“有机体”这一概念，只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旨在用这一术语形象地描述人类社会的最一般特征，即社会的系统性、整体性和有机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从整体上谋划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从整体上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它们都从整体上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从整体上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谋划和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视阈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有机配合的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构想和结构框架。其中，经济建设是中心，它为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和物质保证。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联系，发挥着各自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政治建设为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提供制度保障，规定着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政治方向。文化建设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提供理论先导、舆论支持、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社会建设则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和社群支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基本框架就是社会整体的和谐。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深刻而简明地指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④
再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整体上设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其中富强是经济建设目标，民主是政治建设目标，文明是文化建设目标，和谐是社会建设目标。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个文明”建设目标，到江泽民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从而发展出“三大文明”的目标框架，再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社会管理、提出“四位一体”的总体目标，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认识不断深入、发展和完善。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鲜明的整体性相反，我们很难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某种整体性的东西。在20世纪20年代，卢卡奇曾经率先提出“总体性”的概念，认为总体性是重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关键，也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所在。总体性是显现某种整体性的东西，但是，它能否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整体性特征呢？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总体性作出具体的分析。
所谓总体性，卢卡奇赋予它至少四种含义：其一，总体性是一种整体理解和认识对象的思维方法。“马克思把总体性确定为可以认识的总体性和将要被认识的总体性两个方面”⑤，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所构成的辩证的总体性概念的作用则是“使我们认识作为社会过程的现实”⑥。其二，总体性标志着构成整体的诸要素或部分的相互作用过程。卢卡奇引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作为总体经济活动的诸因素，它们不是同一的东西，相反，“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体都是这样”⑦。其三，总体性是对主体和客体的整体设定。在卢卡奇看来，既然总体性构成整体的诸部分的相互作用过程，因此，总体性范畴就能够在对认识客体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决定认识的主体；并且，“只有假定主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客体的整体才能够被假定，如果主体想要了解自身那它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整体”⑧。其四，总体性优先于部分的实质是理论的优先性和支配性。虽然从理论的基本形成过程来看，理论是依赖于实践的，但从二者相互关系的总体性目的和内在构建过程来看，理论始终是作为整体的动力生发机制而凸显其优先性和主导性的。显然，我们可以从卢卡奇对总体性的这种不同表述和说明中看出，其基本理念就是要把历史过程和历史事件看成是一切历史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并凸显以特定理论作引导的主体能动性。
在卢卡奇之后，对总体性的关注和研究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兴趣的焦点。尤其是在进入所谓后现代时期以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的传人的詹姆逊，顽强地坚守总体化和历史化的方法：指出“那些貌似自主和不相干的领域之间有着隐秘的联系”，“通常认为只是孤立的和依次发生的事件却原来是事物的有规律的变化和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它们具有一种全球性的特征”。⑨值得注意的是，詹姆逊在坚持历史本身是总体性的历史的基础上，又不断拓新对总体性概念的理解，提出了一种开放的总体化思想——总体化以差异为前提、包含种种对抗的力量、指向一个开放的整体并永远处于被超越的过程中。詹姆逊进而指出，由于事物本身是总体性的，因此在认识论上也必须采用总体性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将其各个局部放在这个有机整体中加以考察。当然，这并不是詹姆逊的发现，他的贡献在于强调总体的认知是在把握系统或结构关系的同时应尊重差异、不连续性、相对自律和不平衡发展，即“在一个仅仅表面上统一的文化文本中，既考虑隐含在总体性或总体化概念中的方法论的必要性，又考虑一种‘症状’分析对潜在的不连续性、裂缝和异质活动的关注，这二者之间也许没有很大的不一致”⑩。
由上可见，无论是卢卡奇的总体性概念，还是詹姆逊的总体性和总体化思想，都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整体性特征大相径庭的。因此，我们可以从总体上断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主题、理论形态和理论内容上具有庞杂性。
首先，在理论主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很难找到一条始终如一、前后一致并能够囊括众多流派的鲜明主题。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发生主题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在这种主题变换的过程中，其理论立场渐行渐远。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研究的重点始终放在哲学上。正如英国著名左翼思想家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一书中所指出的：“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不断从哲学转向政治学和经济学，以此作为他的思想的中心部分；而1920年以后涌现的这个传统的继承者们，却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11)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哲学研究，他们试图通过重建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主体性和批判性，以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意识形态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和阶级意识的消磨、从而导致革命失败这一现实课题，为之提供哲学理论基础。1929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这场危机不仅没有引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反而出现纳粹党支持率大幅度提高，法西斯主义上台，这就促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文化心理角度进行分析，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学说结合起来揭示当时大众的心理结构、心理趋向和法西斯主义兴起的心理根源。“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导致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先是将其理论方向由政治和经济方向调整为哲学方向，继而又从原先抽象的哲学研究和人本主义的思辨哲学逐步转向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全面社会批判，形成了其当代资本主义理论。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已经达到了顶峰，他们开始了一种新的逻辑转换，即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运用后结构主义来解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又从哲学、文化问题转向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现实问题，批判重心从对发达资本主义的批判转向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关注市场与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全球化与生态等问题，其理论和政治立场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其次，在理论形态和理论内容上，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林立、观点繁杂，不同派别之间甚至同一派别内部存在激烈争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往往与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文化主流思潮杂交在一起，形成了各种理论倾向的马克思主义，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等等。这些理论或流派各自都有自己的话语表达，但却缺乏内在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正如罗伯特·A.戈尔曼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所指出的：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虽与新马克思主义不能等同，但主体是一致的)“像是一种马赛克，由各种互不相同、常常是相互冲突的理论镶嵌而成”(12)。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思潮，它只能被看成一场多线索、多形态展开的理论运动。“不同的思想之所以能够罗列在一起，是因为它们的共同特征都和马克思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1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政治实践相脱离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思潮最显著的特征和突出标志。马克思主义既不是一种道德浪漫主义的批判思潮，又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虚无主义解构，也不是旨在建立包罗万象的“永恒真理”体系的乌托邦，而是强调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强调“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强调理论必须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并且在实践中检验、修正、丰富和发展理论本身。
马克思一生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人类的解放事业，他的探索不只是为了从理论上解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解放问题，更重要的是为了实际地改变现存的世界。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就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14)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是以简洁精炼的语言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5)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不仅体现在指导实践、改变世界的历史使命上，而且在于它整个理论学说都是奠基于实践基础之上。在实践中产生并接受实践检验，又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并在与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中彰显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根本精神。
实践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互动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形成、发展和永葆生机活力的源泉与不竭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性、开放性和创新性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植根于当代中国丰富而深刻变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活动之中，它是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曲折中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世界的力量组合和利益分配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国内经济体制经历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等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创造性发展。它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依靠和运用解放思想这个精髓和法宝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及时概括、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新鲜经验，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中产生，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实践永无止境，探索和创新也就永无止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体现，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经典可依，也没有成例可援，只有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独立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16)这句话简明而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来源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另一方面又给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以科学理论指导，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性相比较，虽然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张扬实践的优先性，但是他们所讲的实践存在各类问题。比如，葛兰西的实践哲学从根本旨趣上高扬了人的实践，但由于其不仅不坚持、而且竭力抨击唯物主义，否认外部自然界独立存在于人的实践之外，这就使它成为一种只讲实践而不讲唯物主义的哲学。这种实践哲学是不能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相混淆的，因为，马克思不仅高扬实践，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要“从主体方面”，“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而且认为要“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17)；不仅指出人们的感性“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而且强调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18)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传人哈贝马斯对实践的重视和研究，在所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具有突出的代表性。首先，哈贝马斯遵循亚里士多德的理念，对“实践”和“技术活动”作了区分，他通过技术性问题与实践性问题之间的比较来具体解释这两种活动的不同：“技术性问题的提出，是在给定目标(价值或准则)的情况下，着眼于对手段作合理的、由目标引导的组织，以及对诸多可选择的工具的合理选择。而实践性问题的提出，则是着眼于对规范的认可或者拒绝，这里说的规范尤其指行动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有效性主张，我们是能够用理由来加以支持和反对的。”(19)换言之，技术性活动所涉及的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实践性活动则涉及主体与主体的关系。技术性活动必须依据客观的自然规律，尽可能做到合规律性，而实践性活动所依据的是人们的一致或共识，它是一种合类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渗透着不同主体复杂的目的性，因而有时可能出现对合类性规则的违反。其次，哈贝马斯所言及的“实践”含涉交往行动、合理论辩、公共讨论三个基本层次，其中，交往行动实践最为核心，对合理论辩、公共讨论这两个层次具有支配性。这可以从哈贝马斯所界定的人类行动的四种基本类型看出端倪：“合目的性的行动”(包括工具性行动和策略性行动)，主要指向客观世界；“合规范性的行动”，主要指向社会世界；“表演性行动”，指向主观世界；“交往行动”，作为“(或者以口头方式或者以非口头方式)建立人际关系的至少两个有说话和行动能力的主体之间的互动”(20)，则同时指向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这种互动的过程，也就是主体之间就他们的行动境遇和行动计划设法达成相互理解的过程；为了达成这种理解，行动者们必须已经掌握了他们彼此能理解的语言，而且已经有能力在可能的批评面前提出理由为自己所说的话进行辩护；这又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了“理由”的概念、用理由来捍卫的“有效性”的概念，以及与这些有效性概念有关的上述三个世界的概念。由上可见，哈贝马斯所谈论的实践，是一种最终落脚于话语言谈的交往实践，对于如何从阶级的政治实践上变革资本主义，并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的探索。
从总体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实践中存在明显的理论与政治实践相脱离的现象。佩里·安德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首要的最根本特点就是：它在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21)但他同时也指出这种现象并不是立即发生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等人，本身都是各自党内的主要政治领导人，是当时革命群众斗争的直接参与者和组织者。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一代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统一”(22)。然而，随着葛兰西1926年被意大利法西斯投入监狱，柯尔施由于拒绝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而被开除出党，后又流亡美国，卢卡奇也受到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批判而不断作自我批评，并离开党的领导岗位，脱离了具体的革命活动而专注于理论研究，最终流亡苏联，这“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群众中活动自如的阶段已告结束。从此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就以自己的密码式语言来说话了，它与工人阶级的距离愈来愈远”(23)。到20世纪30年代，理论和实践之间最终脱离了联系，二次世界大战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是如此之大，似乎这种情况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在实际上就是一体的。(24)西方马克思主义最终发展为把自己囚禁在纯学术领域，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就是第一个典型的在学院框架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它们的理论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既是外界政治斗争的避难所又是流亡地的大学。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主要是就它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并不是说他们不关心现实问题；相反，他们十分重视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对资本主义社会也作了十分深刻的剖析和尖锐的批判，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其中不少思想和见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性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高难度课题。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时并没有社会主义社会这样一个现实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因此，他们只能通过比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特征，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意义上非常谨慎地预测、描绘和揭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探索和深刻的理论思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苏联逐步建立起一种高度集中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其弊端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日益暴露出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没有任何经验，只有向苏联学习。正如毛泽东所说：“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25)因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然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盘否定，暴露出苏联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存在的问题，使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破除苏联经验的迷信。《论十大关系》的发表，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独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在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说并没有根本摆脱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和框架的羁绊，一直受到“左”的思想困扰，最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在不断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所要回答的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来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即如何使中国从一个传统的、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的转变，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问题。因此，它应当属于或定位为一种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范畴。
从理论内容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包括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目标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也包括了实现这一建设目标的“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及其基本途径(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同时也指明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以及根本立足点。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进一步细化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纲领，转化为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以落到实处。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性特征。
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缘于对中西欧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失败及其命运的反思。为什么传统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却在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等国遭到失败？这一问题促使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陷入深深的反思之中。他们通过对西方社会结构和统治机制的总体特征的探讨，对西方社会阶级结构变化和工人阶级地位及其态度的转变的分析，对传统无产阶级革命观提出质疑，制定了以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先导和主要内涵的新的革命观。(26)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总体上属于一种西方人寻求自身的自由与解放的革命理论的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批判是现代西方革命的前提和必要条件，无论是站在共产党人立场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还是后来站在资产阶级激进派立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都具有这一共同特点。所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更着眼于现代工业社会总体异化下个人的自由与解放。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切入点，主要集中于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物化意识的虚幻性，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旨在唤起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影响。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导致物化现象的产生，这种物化现象内化到人的意识当中，形成物化意识，从而导致工人阶级对现状的认同，丧失了阶级意识，因此必须通过对西方社会的文化批判，唤醒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葛兰西则通过分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他认为，西方社会不同于东方社会之处在于其市民社会。在西方社会，资产阶级不仅拥有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取得了对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领导权，因此要取得革命胜利，就必须与资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的领导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把批判的视野转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普遍的文化与生存困境，把批判的矛头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既是一个“总体性统治”的社会，又是一个“总体性异化”的社会。这种“总体性统治”主要表现在发达工业社会里不仅存在政治经济统治，更重要的是存在意识形态的控制，而且这种意识形态的控制已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主要力量，它通过虚假消费、科学技术、大众文化、心理结构等多种方式影响和控制着人们，使人们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文化价值体系。那么，所谓“总体性异化”也就是指在“总体性统治”下的社会的全面异化，它不仅体现在生产和消费中(“通过资本主义分工的维持自我生存过程越扩展，这种过程就越是强烈地迫使按照技术结构塑造自己肉体和灵魂的个人，进行自我外化”(27)，机器化使人们变得残缺不全)、体现在大众文化中(本·阿格尔认为，当代大众文化的本质特征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消费主义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广告、社会舆论等控制和改变人们的消费选择，使人们沉醉于“异化消费”中)、体现在科学技术中(马尔库塞认为，科学技术成就和日益提高的生产力都证明了现实的合理性，因而它使得一切超越成为泡影。哈贝马斯甚至提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本身”)、体现在人的心理结构里(弗洛姆就对于现代人的性格结构中的病态状况进行了深刻揭示)、体现在国家结构中(弗洛姆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群众受“一个有组织的、专制的官僚机构所操纵，每一个人都成了这架大机器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零件”(28))、体现在生态环境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危机从根本上说就是生态危机)，更集中综合地表现在作为主体的人身上，导致人们主体性的迷失，对社会批判能力的丧失，以及对真正的自由与解放追求的遗忘。马尔库塞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把人们变成一个个无批判性、无个性、无否定性的“单向度的人”，社会成为无对立面的“单向度的社会”。在大多数工人阶级身上，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意识占着统治地位，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已被资本主义社会同化，工人和他的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并漫游同样的游乐胜地，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29)因此，意识形态批判、技术理性批判、大众文化批判、现代国家批判、心理机制和性格结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等等，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主题。这些主题间密切联系，相互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很难把某一个理论家的批判理论与上述某一主题简单地一一对应，因为他们的批判也带有“总体性”。在这些批判主题当中，意识形态批判与技术理性批判无疑是这一时期社会批判理论中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它们分别揭示了发达工业社会中意识形态的本质和现代工业文明时代总体性异化的重要原因即技术理性的盛行。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锋芒之所指，是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现代性实践的弊端，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大相径庭：第一，从批判理论的主体身份来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然大多标榜信仰或遵从马克思主义，并且有一些人还是共产党员身份，但是，由于第二国际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斗争的复杂性，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常常有不同的解答，以至于出现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解说者就有多少种马克思主义的局面。比如，卢卡奇的马克思主义甚至被当时的共产国际指责为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他面对当时的政治压力不得不检讨自己理论上的错误，于是，共产党员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在他那里也大打折扣。而马克思在形成他的科学批判理论之前，在参与当时的社会斗争并直接抨击普鲁士政权的过程中，完成了主体身份的两个重要转变，这就是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的转变和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马克思不仅在理论上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德国政府作不懈的斗争，而且在实践上深入工人群众，了解劳动大众的疾苦，站在工人斗争的最前沿。因此，当时的斗争实践不仅使马克思的身份获得重大的转变，也使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获得科学性和现实性。第二，从批判理论的完整性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没有建构出自己独有的哲学方法论，也没有系统提出具有革新意义的完整社会理论。他们往往搬用西方哲学中现成的观点和方法，或者把黑格尔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者把弗洛伊德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或者把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并直接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就注定他们的批判理论常常呈现出拼凑和杂糅的性质，同时也就使其批判理论不可能具有独特性和完整性，更不可能升华为一种具有历史变革意义的社会理论。而马克思在建构其批判理论的过程中，以其独有的唯物辩证法为方法论指南，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完整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批判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一具有历史变革意义的社会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第三，从批判理论的功能上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批判仅仅是一种“解释世界”层面上的理论批判，而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则是一种“改造世界”层面上的实践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虽然都是对现实的批判，也的确揭示了一些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弊端，但它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批判，是一种用“应有”来批判“现有”的浪漫主义批判，实质上是在重复着费尔巴哈那种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的做法而已。而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30)。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这种批判仅仅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表层现象和要素的批判，而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则是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的整体批判。卢卡奇对物化现象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科技、意识形态等等的批判，都局限在社会的表层领域和要素方面。除了卢卡奇等共产党人外，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为了推翻旧制度，而仅仅是为了唤醒被压制的个体意识。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则在于从实质上揭示“两个必然”，引导人们摧毁资产阶级的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当家做主的新世界。第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批判只是一种学术性的精神批判，它缺乏物质武器即实践主体，因而不能产生现实的效应。马克思的科学批判则始终注意物质武器和精神武器的统一，始终以无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实践主体，推动对旧世界的改造。
从总体上看，两种批判理论遵循的是两种不同的逻辑进路，马克思的批判理论走的是“从上到下”的进路，即从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对现实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走的是“从下到上”的逻辑进路，即从经济、政治的批判，转向对文化和哲学意识形态的批判。两种批判理论的价值旨趣及现实功能也就迥然相异了。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放乌托邦
科学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征，坚持真理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意识形态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和真理性，首先是因为它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地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其次是因为它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不是为少数人、少数阶级、少数利益集团谋利益和作辩护的
狭理论，而是立足于实现和维护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作为自己的理论生命、价值追求和理论导向；再次是因为它不是故步自封的“永恒真理”体系，而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思想理论体系，它能够始终站在时代的前沿，反映时代提出的矛盾和问题，揭示时代发展的规律，这是其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根本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已经为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所检验和证明，并且将继续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检验和证明。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成功实践，以铁的事实和铁的逻辑，雄辩地证明：在当今中国，除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理论能够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振兴。
西方马克思主义反映了西方共产党、工人党及其党内理论家以及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立足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试图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适合西方发达国家人民的自由和解放道路。对此，我们应当客观地肯定他们所作的这样一种尝试与探索。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探索西方人的自由与解放道路过程中，特别强调主体性维度和主体性逻辑，致力于从人的主体性角度寻求西方人的自由与解放之路，他们倾全力于人的阶级意识的唤醒，重建无产阶级的总体意识，把意识的改变视为革命成功的根本保障。他们倾全力于人的主观结构、心理倾向和大众文化的分析批判，认为西方人的自由与解放取决于“人的主观精神发展程度”。而“人的主观精神发展程度”要么被归结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成熟程度”，要么被看成是个体能否从“虚假需求”、“异化消费”、“文化工业”等异化的生存状态中摆脱出来、从而形成能够感受自由、个性的能力以及对外部世界独立的判断能力和批判能力。(31)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探讨了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问题。他们在反思和探索西方国家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批判了第二国际、第三国际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解的偏颇，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卢卡奇重建“总体性辩证法”，柯尔施重建“总体性理论”，葛兰西重建“实践哲学”，但在理论的归属点上，他们却不约而同地走向强调意识革命。卢卡奇强调，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和革命意识是革命成功的重要前提和条件，“革命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人类命运)将依赖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成熟，也就是依赖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32)。柯尔施也认为，资产阶级实行的是一种包括经济剥削、政治压迫、文化控制在内的“总体专政”，因此无产阶级革命也应当是一种“总体革命”，并认为主观革命、意识革命是“总体革命”的核心。葛兰西指出，在西方社会中，资产阶级不仅控制国家政权而且掌握文化领导权，其力量“不仅仅在于统治阶级的暴力和国家机器的强制性能力，而且还在于被统治者接受了统治阶级的固有世界观。由于进行了一系列宣传，统治阶级的哲学已经成了‘共同志向’，已成为广大群众的哲学。即广大群众接受了他们生活的社会所公认的道德、风俗和行为准则”(33)。因此，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首先必须争夺文化领导权。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他们承继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传统，并将批判的触角扩张到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各个角落，也提出了各自的救赎之路。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探讨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的自由解放问题不同，法兰克福学派更多的是探讨在西方社会日益总体化、一体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持个体的自由和尊严等问题，探讨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解放问题。他们看到，西方工业文明在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物质财富的同时，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相反却是社会对人的全面操纵和支配，是自由的丧失。因此，他们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各种诊断之后，提出了他们的救赎之路，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马尔库塞提出的“艺术审美救世主义”。他认为，建立在“绝对贫困论”基础上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面临着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统治和压抑已经深入到人的感性即本质规定中，因此革命应该深入地触及人的本质。革命的任务就是建立“新感性”，其途径是艺术和审美，以此达到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控制，唤醒人们的批判意识和自由意识，实现个体的人的自由与解放的目的。
总体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经济决定论的过程中，将关注点从经济政治领域转向哲学文化领域，这有其合理性。但与此同时，却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颠倒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用一种文化决定论代替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决定论，陷入另一种机械决定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与主观世界的革命虽然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其主体性发展逻辑完全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原则蜕变为一种空洞的理想化的乌托邦主义和美学救赎论。当他们的文化批判不能触动资本主义异化现实时，这一批判最后只能转化为对现有制度的一种泄愤，或走向一种悲观主义。1968年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一场影响巨大的“五月运动”，这场运动使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成为学生和“新左派”们造资本主义反的主要思想武器和指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短暂的“五月运动”及其失败，代表的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新左派”和“左”倾思潮的失败和破产。实践与事实证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人的自由与解放道路的探索是一种不成功的理论探索，其理论中充满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乌托邦色彩，缺乏现实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能在现实中改变人的生存困境，也不能实际地解决人的自由与解放问题。
注释：
①参见王雨辰：《哲学与文化价值批判——解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胡锦涛：《中共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2月20日。
⑤[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⑥[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⑦转引自[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6页。
⑧[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⑨Fredric Jameson,The Cultural Turn:Selected Writing on the Postmodern(1983-1998),Verso,1998,p.35.
⑩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nbolic Act,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1,pp.56～57.
(1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69页。
(12)参见周穗明：《20世纪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册，学习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13)张一兵、胡大平：《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
(16)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页。
(19)Juergen Habermas,Theory and Practice,translated by John Viertel,Beacon Press,1973,p.3.
(20)Juergen 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I,trans.by Thomas McCarthy,Polity Press,Cambridge,Oxford,1997.
(21)[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22)[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23)[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4页。
(24)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1页。
(2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26)参见衣俊卿等：《20世纪的文化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27)[德]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6页。
(28)[美]弗洛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175页。
(29)参见[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8页。
(31)参见王雨辰：《哲学与文化价值批判——解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
(32)[匈]乔治·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33)[意]朱赛佩·费奥里：《葛兰西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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