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国经济在西方七国中的地位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经济论文,地位论文,年代论文,西方七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许多人把90年代的美国经济和二战后的“黄金时代”相比，表面上看美国的经济指标好象该上去的都上了，该下来的都下来了，美国经济模式和美国“新经济”成为人们崇尚的对象，美国国内更是弥漫着沾沾自喜目空一切的情绪。然而，当我们用一组关键的经济指标把90年代美国经济与西方七国中的其它国家相比，并把它们与70、80年代相比，会发现美国经济在一些重要经济指标上并不具备优势。 本文将在人均CDP增长率、生产力增长率、创造就业的能力、收入平等增长的能力、泡沫经济的程度、通货膨胀的压力、经济模式的优劣等七个方面对90年代美国经济在西方七国中的地位进行比较分析。
表1
西方七国年均GDP增长率（1973～1997）
1973～1979 1979～19891989～1997
GDP 人均GDP
GDP 人均GDP GDP 人均GDP
美国3.5 2.52.71.82.2 1.1
日本4.6 3.53.83.22.0 1.7
德国2.9 3.11.81.72.5 1.8
法国3.5 3.02.31.81.5 1.0
意大利 3.6 3.12.42.31.2 1.0
英国2.4 2.42.42.21.6 1.2
加拿大 4.9 3.73.11.91.5 0.2
资料来源：John Schmitt and Lawrence Mishel"The UnitedStntes Is Not Ahead in Everying That Matters",CHALLENGE Vol.41,No.6Nov./Dec.1998。
一、人均GDP增长率
虽然90年代的美国经济被认为充满活力，但直到1997年，90年代的美国经济人均GDP增长率低于德国和日本，与英国、法国、 意大利大体相当。表1显示出西方七国90年代（1989～1997）的GDP增长率总体上都低于其70年代（1973～1979）、80年代（1979～1989）年代的增长率。唯一的例外是德国，它从80年代每年1.8%的GDP增长率上升到90年代每年2.5%的GDP增长率，从而在西方七国中处于领先地位。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以2.2%和2.0%，在西方七国中位居第二和第三，其余四国每年的GDP增长率均低于2.0%，最低的是意大利，仅为1.2%。
由于人口增长率在各国之间差异很大，GDP 增长率并不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当我们比较人均GDP增长率时，会发现除德国外， 其余各国90年代的人均GDP增长率低于70、80年代。德国、日本分别以1.8%和1.7%位居第一和第二，美国高速的人口增长率把其人均GDP 增长率降低到1.1%，大致与英国（1.2%）、法国（1.0%）、意大利（1.0%）相同。
二、生产力增长率
生产力增长率，即经济中每工时商品与劳务的产出率，是衡量一国提高其经济效率的能力的基本指标。经合组织（OECD）对其20个成员国1960～1996年的年均生产力增长率的估计显示：西方七国1979～1996年的生产力增长率低于1960～1973、1973～1979两个的期，1979～1996年的生产力增长率最快的四个国家分别是日本（2.2%）、法国（2.2%）、意大利（2.1%）和英国（1.8%），而美国以0.8 %成为西方七国中同期最低的国家。除德国和意大利外，其他西方五国90年代的生产力增长率低于其70、80年代的增长率，美国和加拿大80、90年代的生产力增长率在西方七国中最低。高而持续的生产力增长率使许多欧洲国家赶上了生产力水平较高的美国，最近的资料表明，法国、西德、荷兰、比利时的平均生产力水平与美国的相同。
人们对欧洲经济的批评总是集中于欧洲劳动市场制度的刚性，即强大的工会组织，较高的最低工资水平，居高不下的社会福利保障等。认为正是这种刚性使欧洲经济丧失了美国经济的那种灵活性。然而上述资料显示，最能反映灵活性的两个衡量指标即人均CDP 增长率和劳动生产力增长率并不支持这种观点。9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人均GDP 增长率都在美国之上，事实上，90年代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和英国、法国、 意大利没有什么差别；至于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除加拿大外的所有西方七国都以很大的边际增长率超过美国。国际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最新数据表明，许多欧洲国家已经缩小或消除了与美国在劳动生产力方面的差距。
三、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
所有西方七国90年代的工作创造率低于70、80年代的工作创造率，其中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作创造率降低得最多。表2 描述的是各国为其人口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其中1989～1997年间美国在西方七国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年均工作创造率为1.2%，同期，日本和加拿大以每年0.8%的速度在增加就业，法国和英国的就业没有变化，德国和意大利的就业却分别下降0.2%和0.4%，这一指标可能是90年代美国经济在西方七国中最具有优势的。
然而，当我们对各国进行纵向比较时，可以发现西方七国90年代的工作创造率普遍低于80年代，其中，加拿大和美国下降幅度最大。虽然美国90年代创造就业机会方面在西方七国中领先，但美国却低于其70、80 年代的水平，从1979～1989年的每年1.7%下降到1989～1997 年的1.2%，而且三个OECD国家爱尔兰、荷兰、新西兰分别以2.7%、1.8%和1.8%超出90年代的美国。
表2 就业年均增长率（1979～1997）
1979～1989 1989～1997
美国1.71.2
日本1.10.8
德国0.4
-0.2
法国0.20.0
意大利 0.2
-0.4
英国0.60.0
加拿大 2.00.8
资料来源：John Schmitt and Lawrence Mishel" The UnitedStatesls Not Ahead in Everying That Matters",CHALLENGE Vol.41,No.6Nov./Dec.1998。
四、收入平等增长的能力
在西方七国中，1989～1996 年期间的实际劳动报酬增长率都低于1979～1989年。90年代实际报酬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法国（每年1.1 %），其次是日本（0.7%）和意大利（0.7%）、再次是英国（0.5 %）和加拿大（0.5%），美国则与德国排在最后，分别为0.1%和-0.1%。由于美国的工作时数增加而其它六国减少，因而实际上美国的实际报酬增长得比其他六国还要慢。美国最富的20%的人口的收入是最穷的20%的收入的9倍，而日本和德国则分别为4倍和6倍， 虽然美国的平均收入较高，但日本最穷的20%的人口比美国最穷的20%的人口富有50%。
表3 雇员实际报酬年均增长率
1979～1989 1989～1996
美国
-0.30.1
日本1.40.7
德国1.2
-0.1
法国1.11.1
意大利 1.40.7
英国2.10.5
加拿大 0.50.5
资料来源：EPI analysis of OECD data.
如果用高工资的工人（占总劳动力的90%）与低工资的工人（占总劳动力的10%）的比率来衡量其收入不平等，则80年代初，美国和加拿大在西方七国中是最不平等的，90%的工人收入与10%的工人收入的比率，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为3.65和4.01，而且在80、90年代美国的这种不平等呈稳定增长之势。因此，到了90年代中期，美国已经超过加拿大而成为OECD国家正式工人中收入最不平等国家。人们往往把这归因于技术和全球化的发展增加了对技术工人（即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的需求，而减少了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美国劳动市场的灵活性允许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由此导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失业维持在低水平。欧洲劳动市场制度刚性，妨碍了其工资结构对外部力量（主要是技术）的及时反应，产生工资刚性或粘性，从而非技术工人的工资难以下降，因此导致非技术工人的失业水平很高。但表4的数据告诉我们的刚好相反。 美国1994年高中以下教育程度的工人的失业率比大学教育程度的工人高3.9倍。因此，欧洲劳动市场制度刚性并不是欧洲低教育程度工人失业率比美国高的原因，反而是欧洲低教育程度工人失业率低的原因。
表4 不同教育水平的失业率
失业率
失业率之比
高中以下 高中 大学高中以下/大学 高中/大学
美国 12.6 6.2
3.2 3.9 1.9
日本
-- ---
德国 13.9 8.8
5.4 2.6 1.6
法国 14.710.5
6.8 2.2 1.5
意大利 8.4 7.5
6.4 1.3 1.2
英国 13.0 8.3
3.9 3.3 2.1
加拿大14.3 9.0
7.3 2.0 1.2
资料来源：OECD Employment Outlook(July 1997:175～76,tableD.。
五、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程度
目前普遍认为美国的实物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背离程度已相当严重。在西方七国中美国经济中的泡沫不仅最大而且正在以最快的速度积累，这使许多经济学家常常联想起30年代大危机前的某些征兆。
首先是作为美国经济晴雨表的股票市场的狂热与30年代大危机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之。1982年为起点的美国股市的这一轮牛市，按标准普尔500股票价格指数衡量，其实际累积投资收益率已达825%， 高于30年代大危机前严重泡沫经济时期730%的收益率。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市盈率为26， 标准普尔500股票的市盈率为27，二者均为历史最高记录。1997年底，美国股票市值约为当年GDP的150%，远远高于日本的55 %和德国的39%。 在这种情况下（注：张宇燕：“奇迹”还是“常规”，《国际经济评论》，1998.9/10。）， 华尔街的分析家们仍一个劲地让人们投资股票，很少有投资顾问认为股票价格会下跌，投资者也相信手中钱的最好去向是股市。
其次，占美国居民消费大头的房地产市场租金大幅上升。纽约某些地段的租金骤升100%，洛杉矶、 波士顿和达拉斯的商业租金也上升20%以上（注：张宇燕：“奇迹”还是“常规”， 《国际经济评论》， 1998.9/10。）； 银行更低的抵押贷款利率对过热的房地产市场推被助澜。不动产价格的骤升进一步让美国人相信又置身于一个可以告别衰退的黄金时代，这种情况不仅令人想起1929年6 月的《福布斯》杂志的一段话：“最近5年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新的工业时代， 我们正处在工业化地和经济地取得进步，甚至不需要跳跃，但正以一个完美的规模进行。”（注：张岩鸿摘译：“美国经济正显现出泡沫经济的征兆”，《前线》，1998.12。）而此时离大崩溃仅有4个月。
最后，如火如荼的兼并狂潮加速了泡沫的积累。自90年代以来，美国企业并购一次比一次火爆，一年比一年引人注目，而金融业的兼并最引人注目。一个个庞大的金融帝国的形成，给金融监管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只要其中一个帝国出问题，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当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集团在1997年讨论合并时，一名董事曾这样发问：“有谁能阻止我们吗？”沉默了一会儿，有人答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注：远长译自《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交易达成之后如何合并”，《中国证券报》1999.3.8。）这反映出合并后的新金融机构的狂傲，这不能不让人担忧。其实，在如火如荼的并购光环之下，还有不少问题要保持清醒的认识。
1.并购价格越来越高，使合并后的机构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80年代的并购热中，股票只占了并购金额的7%，而1998年达到了67%， 近年的股票市场一涨再涨，股价本已很高，而并购价却要付出比市场价更高的溢价，如国民银行向巴奈特银行股东提供的价格比后者的股价还高44%，德意志银行收购信孚银行中，溢价也超过了40%（注：“越来越高的障碍”，《中国证券报》，1999.3.8。）。如此高的溢价并购，使人们不能不担心收回投资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并购能否最终成功，并不取决于并购本身，而取决于并购后整合的情况及盈利能力，而人们的注意力恰恰不在这方面，而是被一桩桩并购案本身吸引去了。
2.证券业与银行业的混业经营拆除了证券业风险与银行信用之间的“防火墙”。拆除这道“防火墙”的理由，一是认为30年代大危机前没有对金融业的监管机制，而经过几十年政府监管实践，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科学、规范、严格、有效的监管机制，因而不再需要这道“防火墙”了；二是实行分业经营的美国银行、证券业受到实行全能银行制的欧洲金融业强有力的竞争，而且成功地实行全能银行制的德国金融业起到了“示范效应”；三是银行的传统业务确实受到了证券业因资本市场的繁荣而带来的威胁。因此，全能银行制又成为全球金融一体化背景下的发展趋势。但“防火墙”的拆除，从根本上说，失去了阻止资本市场风险蔓延至银行信用的屏障。同时，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经营风格迥异，投资银行业务成本高、收益高、风险高，要求高效的决策机制，而商业银行则长期习惯于墨守成规的缓慢的决策机制。因此，商业银行转向投资银行时，两种迥异的经营风格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增加金融风险。
对全球资本市场繁荣的原因作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由于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经济自由而引起的全球经济革命，使可供投资的金融资本在全球涌动、泛滥，并通过两种主要途径激起了超越以往的井购热潮：一种是已经由它推动形成的几乎遍及任何产业的生产过剩，其中包括金融服务机构，生产过剩导致了残酷的价格大战，降低成本成为关键，通过合并获得规模优势进而成本优势成为企业的首选；另一种是，这些泛滥的资金大部分流入了股市，股价涨到令人眩目的地步，从中赚得的钱让人们容易达成并购交易（注：程征：“从我这里拿些钱去吧”，《中国证券报》，1999.3.8。）。因此，这次并购与80年代相比的一个重大差别是股权大行其道。
纵观历史，本世纪的四大兼并浪潮均以大危机或萧条而告终，狂热之后的恐慌与崩溃几乎是经济热潮的发展规律，美国经济中泡沫的积累，使其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六、通货膨胀的压力
西方七国中，证券和不动产在美国的财富中占据较大比重，因此在通货膨胀中占的权重相当大。当这些资产的权数取较保守的0.2， 商品和服务的权数取0.8时，会发现美国的广义通货膨胀率是6%而不再是美国官方公布的1997年3月到1998年3月的1.4 %（注：张宇燕：“奇迹”还是“常规”，《国际经济评论》，1998.9/10。）， 这个通货膨胀率不仅是80年代末以来最高的，而且也是经济过热的强烈信号。被扭曲的通货膨胀率具有相当大的潜在危险性，它可能因为提供了不真空的价格信号而导致不良的资源配置，也可能误导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国跳跃式的货币增长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美国广义货币供给量M[,3] 到1998年3月份上升了几乎10%，这个上升速度是自1985 年以来最快的（注：张岩鸿摘译：“美国经济正显现出泡沫经济的征兆”，《前线》，1998.12。），另外一个货币投入指标M[,2]也迅速增多。 这说明美联储只关注消费品价格指数而忽视资产价格的变化。资产价格的巨涨往往会引发财富效应，使财产所有者扩大消费，造成短暂脆弱的繁荣，一旦证券市场崩溃，资产价格狂跌，巨额财富转眼化为乌有，这种消费支撑的经济繁荣的消退将是可怕的。格林斯潘认为，近年来生产力增长，是刺激美国经济今年增长及遏制通胀的主要原因。如果生产力增长放缓，紧缩的劳动力市场最终会使通胀回升。美国异常强劲的经济正处于不平衡状态，尤其是劳动力供应紧张，这种状态若不加以纠正，过去七年高增长低通胀的情况将有可能告终。美国经济仍在持续发出警告信号，包括十分低的失业率与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最终将使通胀上升。
七、经济模式的优劣
西德、瑞典、日本、东亚、荷兰经济模式相继为人们推崇，近年来，美国经济的强势又使人们开始推崇美国模式，美国自己也更卖力地在全世界推广其美国模式，似乎所有国家无论穷国富国都应该接受美国模式，即所谓劳动与商品市场灵活、富有弹性的股份化的资本主义。
但美国模式与其他模式相比并非十全十美，而有其明显的缺陷，如生产力增长率低，人均GDP增长率低，广泛的收入不平等，低福利， 公共产品（如初等教育）的质量低，储蓄率低等等。日本模式的终身雇佣制鼓励员工对企业忠诚及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质量很高，银企关系密切，公司间相互持股，使公司经理层可以避免急躁的短期股东而可以进行长期投资，这一点比公司经理层被短期利益纠缠的美国模式更有优势。德国社会市场模式也提供优良的教育和培训，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及低工资差别使整个社会和谐运转，银企关系密切有助于提高投资率（注："Desperately Seeking a Perfect Model",TheEconomist,April 10th 1999 p.67～69。）。尽管日本、西德、 瑞典、东亚、荷兰经济模式都有被推崇的辉煌历史，但终因其缺陷也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注意到而受冷落，现在走红的美国模式也必将同样如此。实际上，经济增长的最佳模式都不是由一种成分组成，而是由一系列良好的教育和法律制度，合理的财政、货币政策等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而且，每种模式分别适应于不同文化环境的不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