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发展观与GDP的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科学论文,GD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4)04-0111-04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的快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可以说是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政策和实践的结果。毫无疑问，发展已成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正如2004年伊始，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重申的，“发展是第一要务”。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在为我们的发展成就骄傲的同时，也需要深入思考长期以来以GDP增长为主导的发展观。
“发展”一词本身有着多重含义，由于理论和政策对“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导致追求发展的目标、手段及结果大相径庭。国际上通常把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和社会自由公正作为发展的基本内容。而我国长期以来把“发展”等同于GDP增长，以至于各地方不惜一切代价地把追求GDP的增长率作为衡量发展的惟一指标，致使经济开发区遍地开花，城市美化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经济社会不协调与失衡现象严重。这种“发展”并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科学的发展观，最终会制约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追求GDP增长的功过是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政府工作重心的转移，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创了改革开放的伟业，并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从1979年开始，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5％，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尽管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也创造了惊人的纪录，但亚洲四小龙毕竟很小，日本的人口也不过是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中国经济能够连续增长25年，并将继续增长，这在历史上没有先例，今后也未必会有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GDP的高速增长是划时代的，经济发展令世人瞩目。
首先，经济的高速增长使中国的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让中国步入了工业化门槛，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改革之初，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短缺经济国家，购买任何产品都要排队，人民的生活在低水平上徘徊。随着各项改革政策的落实，如从财政上的分灶吃饭到分税制，从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到股份制的推行，从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到民营经济的大发展等，中国只经过了短短的25年时间，经济已经从典型的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从短缺经济走入过剩经济。这些政策无疑使各地区发展经济的积极性显著提高，为了实现本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兴建了各种各样的开发区，大量吸引外资，许多项目开工建设，新的生产线被大规模引进，于是，国内外的学者预言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工厂”。可以想见，如果没有GDP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总规模就不可能上升到第七位，综合国力也不可能得到显著的提高。
其次，GDP的高速增长带来了经济和社会观念的变革。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产业结构的变化，从过去的“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产业结构逐渐过渡到轻工业获得较快发展，一、二、三产业相对协调的结构；多种所有制结构的并存与融合发展促进了市场竞争，带来了经济效率的提升；资源的配置方式从过去的行政主导转变为市场主导，配置效率显著提高；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领域不断扩大；社会制度安排的空间更大，劳动力逐渐走向流动，人的观念从群体本位到个体本位，社会分化出不同的阶层，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首先富裕起来，并形成一种扩散和带动效应。这些方面的每一个变化都带来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也必然给今天和今后的发展带来新的问题和挑战。
这些问题和挑战集中概括起来就是“失衡”，其主要表现为：
一是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失衡。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展开在竞争机制的激励下，各种资源向效益高的产业、地区、人群集中，但经济的市场化并未推动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步扩大，民间力量发育迟缓。政府权力过分集中的格局并未彻底打破，对经济社会活动的无序干预过大，权力并未得到应有的规范和制约，行使过程中的紊乱现象依然存在。各种群体不能平等地参与国家决策，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联盟，利益越来越联结在一起，国家决策存在被强势利益集团过度影响的政治风险，平衡协调发展的战略难以落实。权力的不受制约，成为腐败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的根源。能够为社会大众分享的教育和公共卫生事业的支出所占比重较小，且呈现出与发展相背离的趋势，教育的不平等问题突显，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通道不畅，能够享受基本卫生保健的群体与改革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的扩大和提高。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由此产生，并日益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地区发展、收入分配的失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思想在某些地区导致了只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城乡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达到6∶1；区域之间发展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速度有目共睹，沿海7个省市的GDP超过全国的60％，西部开发战略也使这一地区的投资大幅增长，而中部地区塌陷引发出的社会矛盾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进入到世界的前列，基尼系数从改革之初的0．22达到了目前约0．48的高水平，我国从过去比较平均的国家变为严重不平等的国家。从长远看，这不仅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使发展系统的整体协调性降低。
三是外需和内需的不平衡。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通过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发展应是情理之中的事。然而，由于居民间收入差距过大，造成了少数人有购买能力无购买欲望，多数人有购买欲望而无购买能力的两难困境。尽管政府采取了多种政策刺激内需的扩大，但内需始终不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依靠外需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据统计，2003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达到51．2％，有的统计甚至认为达到创纪录的 62％，也就是说，中国GDP的增长一半以上靠进出口来拉动。一般来说，国家越小对外贸易依存度越高，而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有如此之高的对外依存度既难以想像，更没有先例可循。美国和日本的对外依存度仅是20％左右。对外依存度高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必然影响到国内经济；同时，国内经济必须适应国际竞争的局势和要求进行内部调整，失业问题会日趋严重。失业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无保障，而且还有对人的尊严的损伤。
四是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不协调。中国人均资源并不多，生态环境又先天脆弱，而中国经济长期依靠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难循环、低效率”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日益不协调。数据表明：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2003年中国消耗的各类国内资源和进口资源约合50亿吨，原油、原煤、铁矿石、钢材、氧化铝和水泥的消耗量，分别为世界的7．4％、31％、30％、27％、 25％和40％，而创造的GDP仅相当于世界的4％。这种竭林而耕、竭泽而渔、竭矿而采，不顾自然、不计代价、不问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无论是从近期看，还是从长远看，无论是从国内资源看，还是从地球资源看，无论从当代人的发展看，还是从后代人的发展看，都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
科学的发展观是对片面发展观的“扬弃”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对简单追求GDP增长率说“不”，既是一种纠偏，更是一种进步，是对过去25年经济发展指导思想的一种超越。这让我们从更高的层面来理解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增长不等于发展！
对这一观点的最极端表述莫过于梅多斯，他提出增长极限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五个主要因素即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变动的共同特征是指数增长，如果这种增长趋势继续不变，人类或早或迟必然达到“危机水平”，即达到极限。也就是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增长必然有一定的限度。
而客观评价增长和发展的辩证关系的观点最早可追溯到1968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竞选总统时就指出：“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的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政。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就有学者从经济福利的角度认识到有关传统总量核算指标的不足，提出了“经济福利尺度”概念，并主张以其代替 GDP。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替代GDP的“净经济福利/国民净福利”指标。至此，经济学家们有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概念呱呱坠地。世界银行 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框架、指标，迅速为人们所接受，并逐步成为衡量现代发展进程、替代传统宏观核算指标的首选指标。
与此同时，“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也被广泛讨论和接受。1987年，当时的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主持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纲领性文件《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尽管更多地关注生态和环境，但其深刻思想的背后，应是生态—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同样也证明：GDP并非衡量社会福利的完整指标，它既不能表明环境和产品质量的状态，也不涉及收入分配，更不可能把市场之外进行的活动的价值包括在内，甚至有相当一部分是以牺牲后代的发展机会获得的。它也从不考虑资源的稀缺性与生态的退化，不考虑社会的公正与道德水准的提升。改革开放以来的大量事实也表明：不择手段地追求GDP增长，必将陷入“增长的异化”，即出现没有发展的增长、虚假无效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增长、不能持续的增长、结构失衡的增长、配置失灵的增长、机会主义的增长、偏离公正的危害社会的增长。
显然，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应该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毕竟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日趋丰富、人类文化和技能提高，从而扩大个人和社会选择范围的原动力。但是，需要重新审视实现经济增长的方式和目的。可持续发展反对以追求最大利润或利益为取向，以贫富悬殊和资源掠夺性开发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它所鼓励的经济增长应是适度的、高质量的。
当然，我们现在不必忧虑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真正值得忧虑甚至警惕的是没有质量的高增长，没有真正发展的高增长。这种高增长使国家和社会付出的隐性成本势必越来越高。因此，当实现了GDP高速增长时，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增长到底为了什么?佩鲁认为，经济增长只不过是实现人的发展的手段，经济、政治、社会各种制度的演变和改进，也是为了给人的发展创造一种更好的社会环境。发展的目的在于人的多方面的、全面的发展，而且发展必须是系统的、协调的。
反过来说，经济发展不只是意味着GDP的增长，还意味着贫困、失业、收入不均等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格里芬(K．Griffin)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发展是有意义的，必将是长期的、持续的。只要在生产资源的分配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和对贫困人口在环境问题上的压力过大，砍伐森林、土地沙化现象就不可避免。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应进行有利于穷人的资源再分配，给予人力发展以高度的优先权，采取适当的政策，让穷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
正因如此，新一届政府不再简单地重复“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而是提出了内容更为丰富的发展观，这是对以往发展模式的扬弃。新的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实现各方利益的均衡协调，正确处理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做到城乡的均衡发展、区域的均衡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均衡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国内发展与对外贸易的均衡。坚持以人为本，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核心、发展的目的、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标志，把不断落实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国民经济和节约型社会，满足人的全面需求，促进入的全面发展。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生存资料数量丰富和质量提高要求的同时，更加重视满足人民群众对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的需要；不仅要使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更加殷实、富足，而且要使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使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只有这样，中国才能避免失业激增、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和倒退的状况，迎来保持较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实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明显提高的“黄金发展时期”。
实践科学发展观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要针对多年来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东部与中西部、人与自然、国内需求与国外需求等方面积累的矛盾和不协调关系，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总体要求，以全面协调为主题，平衡各种关系，调整利益格局，在增强广大人民的可行动能力上下功夫。
首先，树立比较均衡的发展模式，做到统筹兼顾。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既要关注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更要注重增长背后的质量；既要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又要加大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的投入；既要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又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积累；既要加快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又要加大农业的投入和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促进城乡共同繁荣；既要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又要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的综合优势，促进东西联动、比较均衡的发展；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自主创新，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在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上下功夫，通过提高广大低收入者阶层的可行动能力、增加他们的收入和给予适度的社会保障来化解累积的矛盾和冲突。
其次，保证各经济主体公平交易的条件。这种条件是交易主体分别享有的为了消费、生产、交换的目的而运用经济资源的机会。一个人所具有的经济权益，将取决于所拥有的或可资利用的资源以及交换条件。能否得到经济资源，直接影响到各经济主体的可行动能力。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无疑有助于实现经济资源的公平、合理、高效的流动和配置，取得最大的经济剩余。政府要通过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为参与市场交易的主体提供平等的机会。在一个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劳动者得到充分就业，工资水平随着劳动力由相当丰富变为相对稀缺而不断提高，广大的劳动者因而可以从经济的增长中不断受益，这样，会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再次，建立比较均衡发展的社会制度安排。高速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繁荣为扩展有关的社会服务，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提供了物质基础。而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会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经济增长不仅有助于私人收入增加，而且能使国家有财力承担社会保险和开展积极的公共干预。因此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应按私人收入的增加来评判，还应按社会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医疗保健等服务)的扩展来评判。这种社会制度安排表现为民众广泛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订，政府增加投入以扩大社会保障网，增加公共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投入。舒尔茨强调，“增进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教育投资是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的中心问题，良好的初等教育更是持久的、高质量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阿马蒂亚·森也认为，印度社会落后，表现在过分注重高等教育而严重忽视中小学教育以及严重忽视基本医疗保健，使得它在取得共享型经济发展方面缺乏准备。尽管中国改革前对基础教育的普及和基本医疗的建设并不是为了协助市场导向型经济增长，但它却在转向市场之后创造了经济增长的社会机会。
最后，实现资源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协调。资源质量限制了每一代人的生存条件，并在更大程度上限定了每一代人的福利水平。我国对经济发展的渴望，造成了对环境的过大压力。树立科学发展观，在决策时，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且更要关注后代子孙的需要，这样的发展观才可能是持续的。在涉及代际问题时，应将代际公平视为对可供选择的可行性方案的约束条件，必须对传给下一代的资源基础质量加以保护。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调控作用，在充分考虑各利益主体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的协调。
总之，我国20多年的高速增长为我们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了物质基础，而科学的发展观必须在保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的增长，在增长中兼顾各方的利益，要不断提高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力度，让更多的人分享到新的增长所带来的实惠，并让更多的人获得可行动能力的提高，赢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