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思想的进步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李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贽以激进的姿态、激烈的言辞抨击当时的社会混乱、政治腐败、道德虚伪的风气，以他犀利的笔锋、挥洒自如的文风向社会大声疾呼。李贽吸取王守仁学派的教育方法，从心理、情感上启发学者的自觉性。他利用当时流行于社会的小说《水浒》、戏曲《西厢记》的影响，用批注的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社会的轰动效应。李贽抨击的范围，直指朝廷达官贵人、名流学者，揭露当时一批假道学的虚伪性，批评他们行为与口号相脱节：平日讲的不去做，平时做的又和他们讲的全不相干。
李贽的学术活动时期，正当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朝统治集团的衰败、腐朽现象已十分严重。隆庆时期经过张居正的整饬、振作，有了一些起色。张居正死后，立刻又回到了老样子。统治阶层荒淫、贪婪、迷信神仙，政府实权由一群太监掌握。嘉靖、万历当皇帝，几十年不见朝臣，国家民穷财匮，而官僚宗室的禄米比明初开国时增加到几十倍。①
当时学术界，充斥着背诵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作八股文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为应付考试做官，只会抄录、模仿，没有治国安民的真本领。有识之士对此早已不满。社会上到处弥漫着虚伪、欺诈、媚俗、颟顸、苟安、说假话的污浊风气。
李贽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学术界的虚伪、浮华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这种激烈反抗正统思想的态度，在某些方面与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反对当时封建礼教的动机和心态相似。李贽并非根本抛弃礼教，而是反对当时说教者的虚伪性。那些御用学者们天天口诵圣人之言，侈谈仁义，实际上追求的却是一己的私利。这些道学家们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指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临时无人可用”。
湖北黄安大官僚耿定向以卫道者自居，李贽去函，揭露他欺世盗名：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利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之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焚书》卷1《答耿司寇》）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名，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焚书》卷3)这是说，按照合理的社会秩序，应当让贤者有德者在高位，不贤无德者在下位，天下可以相安，社会得以安定。由于政治黑暗，是非颠倒，才把一些忠义之士逼上梁山。
当时有海盗林道乾，率众出没海上，劫夺财物，官兵不能制。李贽认为，象林道乾这类有才干的人士不受重用，才铤而走险。如果使林道乾这样的人才“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焚书》卷4《因记往事》）
明朝建国到崇桢亡国，共276年，李贽的政治、学术活动时期，正当明王朝中叶，比起开国时期的盛世，显然走向下坡路，但离明朝亡国还有一百多年。开国时期的思想家，如宋濂、刘基、方孝孺、姚广孝等人，对新建的统一王朝充满了信心，如提倡关心人民疾苦，减少农民赋役，惩治贪官污吏等，主张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而能见诸行动。明中叶以后，一方面，政治腐败，宦官弄权，但也有一批忠贞之士支撑其间，有王守仁、张居正等人整顿人心，振刷吏治，有戚继光等安边武将，有况锺、海瑞等临民廉吏，使得濒临亡国的明朝政权才没有很快败落。李贽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但仍对明王朝寄予希望，尚未完全绝望，对封建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怀疑。
等到明朝彻底灭亡后，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才从根本上怀疑集权的君主制度，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黄守羲反对君主制的思想是李贽当时看不到、也不敢触及的。
总之，李贽哲学还属于王守仁学派的体系，是王学在新条件下萌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统主张。如李贽的《藏书》评论历史人物，把黄巢列入《盗贼传》，把张角、张鲁列入《妖贼传》。在《昆仑奴》文中说：“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评论戏曲《拜月亭》时说：“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之极矣。”（《焚书》卷4)
把李贽的批判言论看得过了头，提高到反封建的高度，是不符合李贽的思想实际的。李贽以孤臣孽子之心，深刻揭露明代社会弊端，揭露是深刻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则是无力的。李贽的遭遇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有进步要求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遭遇。
注释：
①明初晋王封于山西省，洪武初，岁支禄米一万担，养活这一家人。到了嘉靖时，晋王后裔繁衍到二千八百多人，岁支禄米增加到八十七万担（《嘉靖实录》卷27）。嘉靖时期，拱卫京城的军队名额有三十八万人，有战斗力、符合兵士条件的只2万人。（《明史》卷29《兵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