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趋于成熟的“东方列宁学”及其精神实质——20世纪列宁学说研究的回顾与评述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之二论文,学说论文,精神实质论文,成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799（2000）02—0001—06
一、“东方列宁学”趋于成熟
1992年，中国学术界推出三部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即张翼星著、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卞敏著、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哲学笔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许志功著、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认识论思想通论》。《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命运》历史地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基本特点和理论来源，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分析和评价列宁主要哲学著作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历史地位，在列宁与社会主义道路、列宁与人道主义、列宁与民主等敏感问题上考察列宁的理论成就和曲折的探索过程，对列宁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世界范围内考察了列宁主义的历史命运。《列宁哲学笔记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长点》提出，列宁的《哲学笔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最具魅力的著作之一，其理论价值在于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长点。它对《哲学笔记》的内容作了研究和发掘，从历史和逻辑的结合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生长点问题作了揭示，并就哲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阐述了见解。《列宁认识论思想通论》认为，列宁哲学的核心是认识论，他揭示了人类认识的深层奥秘。它提出，列宁的认识论在整个人类认识学说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使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达到最为深邃的程度，具有最完备的形态和最丰满的内容。
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他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的理论基础。理论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总是同对他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结合在一起的。90年代，理论界推出了一系列研究列宁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著作。1991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叶卫平著《西方“列宁学”研究》 。该著作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西方列宁学”的专著。它在深刻研究和阐述列宁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评析和驳斥了“西方列宁学”对列宁思想的歪曲和攻击，并且研究和论述了“西方列宁学”的形成过程与主要流派，指出了它们研究方法上的错误。1991年3月，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宋才发著《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研究》。该著作探讨了列宁关于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苏维埃俄国政权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苏维埃国家的国防建设和国际战略等方面的思想，分析了列宁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地位以及由此形成的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1992年1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李忠杰著《列宁主义论纲》。 该著作论述了列宁主义的诞生、发展以及同马克思主义的渊源关系，阐释了列宁主义的若干重要的理论观点，分析了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考察了列宁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以及它的历史命运。1992年2 月，武汉出版社出版郭泽洲等著《列宁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该著作论述了列宁关于提高党员质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重视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知识、发扬党内民主和实行集体领导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1992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杨会春著《列宁经济思想新探》。该著作对列宁晚年经济建设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考察与研究，论述了列宁晚年经济建设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并且对列宁经济建设思想的主要内容作了研究和阐释。1995年4月，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王元璋著《列宁经济发展思想研究》。该著作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研究了列宁经济建设与经济发展的思想。如研究和阐述了列宁关于资源开发、资源配置、所有制结构、个人收入分配、对外经济关系、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调控等等的思想。
1993年、1995年和1997年，俞良早的三部学术著作即《列宁主义研究》、《列宁后期思想探要》和《邓小平理论与列宁后期思想》，分别由广西人民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这三部著作研究和探讨了列宁主义与东方问题的联系，研究和有独到见解地阐述了列宁主义内容中的若干重要问题，特别是阐述了十月革命后列宁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途径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阐释了列宁探索的思想成果和实践意义，并且论述了列宁后期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
在俄罗斯，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发生了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的急剧变化。在一连串的事变以后，理论界进行了沉重的反思。一部分正直的理论家从历史实际出发，发表文章或谈话，肯定了十月革命的历史，肯定了列宁的学说。苏联《社会政治科学》杂志1991年第9期发表E·T·博罗金的文章《1917年我国发生了什么事件？》。其中提出， 列宁是真正伟大革命的真正伟大领袖，他领导的十月革命就其意义来说，可以与法国大革命相比较，如果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西方文明发展的转折的话，那么十月革命则标志着世界其他地区文明发展的转折，正是在它的巨大影响下，中国、印度和其他国家爆发了革命[1]（P137）。 1994年1月5日，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科学院俄国革命史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十月革命史主席帕·瓦·沃洛布耶夫在某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十月革命确确实实是一场伟大的人民社会革命，一场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是20世纪的全球性事件，对俄国和整个世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说，当前俄罗斯正在讨论需要不需要私有制，人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十月革命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它的胜利是因为大多数工农群众支持布尔什维克，要求消灭私有制。他还说，当前有的人热中于谈论布尔什维克是强暴者，指责他们热中于暴力，可是想一想“带引号的民主派们”在苏联解体过程中施行暴力的事实，他们已在道义上、政治上丧失了谴责布尔什维克的权利[1]（P310～312）。俄罗斯《对话》杂志1996年第4 期发表K·普列特尼科夫、B·A ·萨普雷金等人的文章《十月革命的历史教训》。文章提出，在过去的年代有哪些东西可以永久地载入史册？这就是伟大的十月革命，工人和农民的第一次胜利的革命；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举行并取得胜利，是因为它依靠了人类最先进的思想和最优秀的科学成就，列宁以及他所缔造的党的活动，集中地体现了这些科学成就和先进思想；最初的社会主义，尽管它还不完善，但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体现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许多理想；在列宁的领导下建立的新质的、社会主义的文明，是真正人类的文明，不同于西方私有制的、本质上反人道主义的文明[1]（P313～318）。
之所以说，90年代“东方列宁学”趋于成熟，在于以下事实：
第一，90年代的学术成果已经探讨和把握了列宁学说与东方问题的关系。有的学术成果阐述了列宁主义的东方意义，认为列宁主义揭示了东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规律，有效指导了东方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实践；列宁主义规划了东方国家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给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指明了方向；列宁主义高度评价了东方国家人民革命斗争的意义与作用，为东方国家人民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的形势与发展趋势提供了指导性线索。这些学术成果探讨了列宁主义具有东方意义的原因，认为列宁主义具有东方意义，一是因为列宁主义产生和发展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主义积极面对东方国家的人民掀起的伟大的革命斗争，具有重要的东方意义。二是由于列宁主义在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经过了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革命和苏俄建国初期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检验，又由于俄国的国情与东方国家的国情有相似之处，所以列宁主义在东方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三是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没有改变，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没有改变，所以列宁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2]（P38 ～48）。
第二，90年代的学术成果发掘了列宁学说中与东方问题有关的重要内容。有的学术成果发掘并阐述了列宁的世界社会主义胜利“东方国家决定”论，提出1921年以后西方国家的革命形势逐渐消退，东方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继续高涨，由于东西方革命形势的逆向发展，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设想与理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列宁预计到西方国家的革命“已经不会爆发”，同时他对东方国家革命运动的作用和意义的认识上升到一个空前的高度，认为东方人民的革命斗争将在未来的世界革命“决战”中起非常巨大的革命作用。列宁这一理论的内容包含东方落后国家比西方国家容易发生革命的观点，东方国家可以先于西方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未来的世界革命决战发起于东方的观点。列宁的这一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胜利“西方国家决定”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东方的继续奠定了基础[2]（P104～124）。
第三，90年代的学术成果在列宁学说的许多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消除了“左”的思想倾向的影响。90年代有的学术成果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一再强调《共产党宣言》中关于“工人没有祖国”的思想和国际无产者以联合的行动推翻各国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他一再强调欧洲各国的革命形势趋于成熟，各国无产阶级必须在各自国家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他明确地指出客观形势已经使俄国的革命与西方各国的革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单独解决，即不可能一国单独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所以不能设想这时列宁会提出一国可以首先胜利而多国不能同时胜利的理论[2]（P53～60）。有的成果提出，只是到1921年春， 列宁鉴于苏俄一国巩固了政权并展开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实，才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2]（P228～241）。90年代有的学术成果指出，《四月提纲》只是提出了由革命的第一阶段向“革命的第二阶段”过渡的方针。从列宁提出的革命的第二阶段的措施和任务看，有将政权转移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实行土地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进行工人监督等等。显然，仅仅把政权转到工人和贫苦农民手中，不足以说明当时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因为这只是表示一种政治上的转变，不涉及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列宁认为，土地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以及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进行工人监督等等，是同资本主义相容的措施，因为当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已经采取过这些措施。况且列宁当时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明确地说，不主张将革命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可见，列宁所说的“革命的第二阶段”，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充其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四月提纲》只是提出了使革命由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过渡的方针[ 3]（P27～ 30）。90年代有的学术成果提出，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领导进行工业国有化，其目的在于通过这一措施打击一部分资本家破坏生产的活动，巩固苏维埃政权。当时，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尚未提到苏维埃政权的日程上，这个问题在列宁的思想上尚没有位置[3]（P53～64）。
第四，90年代的学术成果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列宁学”攻击列宁学说的错误观点，证明了列宁学说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西方列宁学”攻击列宁“不人道”，攻击苏维埃政权“扼杀民主”等等。90年代有的学术成果认真地研究和阐述了列宁关于肃反工作的政策思想，指出，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肃反过程中，列宁虽然提出了采取最有力、最迅速、最坚决的革命手段进行肃反的思想，但是，他同时提出必须防止冤案，追究诬告，尽量减少肃反工作中的失误。他还提出必须搞好肃反工作队伍的建设，把政治素质不高的人和少数混进来的坏人清除出肃反工作队伍，以便于正确地进行肃反工作。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虽然提出必须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恐怖政策，但是他再次提出整顿和纯洁肃反工作队伍，保持肃反工作健康的发展。而且随着国内战争的结束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缓和，他提出转变肃反工作的方针和政策，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力，加强法制建设。这一方面说明，列宁领导肃反是当时政治军事形势下迫不得已的措施，另一方面说明列宁已经考虑到要尽量减少肃反工作中的失误。可见，根据肃反指责列宁“不人道”，是不符合事实的[3] （P403～419）。有的学术成果指出，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思想和实践， 较多地被人们误解尤其是被西方学者指责和攻击，实际上国内战争时期列宁的思想和实践，有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或者说有许多充满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内容。1918年底和1919年初，列宁提出中农不是剥削者，对待中农决不能使用暴力，无产阶级应该善于同中农妥协，从而实现同中农的联盟等等。同一时间，鉴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中的一部分人开始转变政治态度，倾向于布尔什维克，列宁提出，必须善于看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治态度的转变，促成他们的转变，支持他们的转变，团结他们一起搞革命和建设。这说明，列宁十分重视团结和联合无产阶级以外的阶级和阶层，是一个政治态度温和的革命家[3]（P125～129）。
第五，90年代的学术成果深化了对列宁学说一系列思想观点的认识，意味着该学术领域上了一个新水平。有的学术成果对列宁十月革命的战略思想，提出了如下新见解：在十月革命过程中以及革命胜利后一段时期，列宁把俄国革命同全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看成为相互联系的革命过程。他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提出，俄国无产阶级的任务是继续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前进，使它形成巨大的规模和声势，产生革命的冲击力，以利于激起全欧洲的革命。他认为，欧洲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各社会主义国家会反过来帮助俄国无产阶级把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使俄国同欧洲各国一起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十月革命胜利后，欧洲一些国家虽然产生过革命但没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胜利，造成了俄国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的事实。这个事实出乎列宁的意料之外。1921年，列宁鉴于西欧一些国家的革命已经被推延下去和俄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巩固了苏维埃政权的事实，提出了苏俄一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这是列宁战略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他逝世前夕，战略思想又一次发生了转变。这一次转变的内容是，由过去指望西方革命转向了依靠东方革命的发展，即转向了东方社会主义战略；由过去推进世界革命转向了把国内的事情办好，即转向了国内社会主义战略[4]。
有的学术成果对列宁晚年思想的界定，提出了新见解。界定列宁晚年思想，即搞清楚列宁晚年思想起始于什么时候。作为政治概念和学术概念的“列宁晚年思想”，指列宁思想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发展阶段。在界定列宁晚年思想时，必须在列宁思想史上找到由一般的发展过程向“晚年思想”转变的里程碑。1921年春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上的报告以及他的著作《论粮食税》，就是这样的里程碑。也就是说，列宁晚年思想起始于1921年春。这个时候，列宁形成和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和提出了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系统理论等等，意味着他的思想发展过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发展阶段，即进入了“晚年思想”[2]（P28～37）。有的学术成果就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认识，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动力体系，先后有两种设想。第一种设想以粮食税为主导性动力，以转变国家发展的轨道为主要任务，产生于1921年春。当时列宁提出的动力措施有粮食税、自由流转、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等等。在所有的这些措施中，粮食税同自由流转相比较，同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作用相比较，具有主导性作用。同年10月，苏俄的发展轨道已经由战时共产主义转向了新经济政策，上述动力体系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实现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于是产生了列宁关于动力体系的第二种设想，即以发展商业为主要环节和以实现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动力体系设想。这时列宁所主张的动力措施同前一时期相比较，从种类上看大体上相同，但是它突出了商业的地位和作用。有的学术成果提出，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是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因为在这一时期，列宁已经提出必须利用商业和市场的作用，而且他主张在现成的经济条件即存在着多种所有制的条件下发展商业和市场，他还提出了“研究市场”的任务等等[3]（P177～188）。
有的学术成果就列宁战时非常措施的指导思想，阐述了新的见解。在国内战争期间，由于战争的形势和支持战争的需要，列宁领导苏维埃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对列宁学说的传统认识认为，列宁采取这些措施，是因为他具有“直接过渡”的思想，传统的认识还认为，列宁采取非常措施，说明他企图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使俄国“顺势”过渡到社会主义。90年代的学术成果指出，在苏俄国内战争以前，即在准备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和革命胜利后初期，列宁就已经提出了采取上述非常措施的必要性。他认为，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仅仅在于使俄国摆脱困难、饥荒和巩固苏维埃政权。他还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利用了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经验，这说明，当时列宁领导采取非常措施，与所谓“直接过渡”思想无因果联系。国内战争结束后，列宁在评价战时非常措施的意义时，认为它只不过是战争形势下的临时性措施，不是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需要的政策，不是一种正常的经济体制。可见，他并不认为采取这些措施对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什么意义。而且他在国内战争时期明确地指出，在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不能图快，不能企图一下子解决问题，不能用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办事，不能凭热情办事。可见，认为列宁企图通过采取战时非常措施使俄国“顺势”过渡到社会主义，缺乏事实根据[3]（P108～125）。
有的学术成果就列宁后期思想的政治性质，阐述了新的见解。从列宁后期思想发展的过程看，趋于成熟的思想是1921年以后即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后他的思想。从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列宁的后期思想，可以得出结论，它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这是因为：列宁主张改变粮食政策，意图在于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改善工农关系，达到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发展；他认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是不能“堵塞”，二是需要引导，说明他追求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他主张缩小“肃反委员会”的权力，目的是有利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他主张执政党的团结和统一，着眼点也在于巩固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性；他主张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目的在于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实现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平稳性。90年代的学术成果指出，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思想，具有与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相同的政治性质，即同样具有政治平稳性的取向。譬如，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即1917年10月至1918年夏，列宁思想的主要内容是进行“计算和监督”。所谓计算和监督，指在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前提下，由工人组织或国家机关对企业的生产和分配过程进行监督，对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帐目进行计算。显然，这一措施不是立刻直接消灭资本主义的措施，同“剥夺剥夺者”的措施相比较，在实施的过程中所造成的社会震动必然比较轻。所以说，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同新经济政策时期他的思想一样，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在国内战争时期，列宁在论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时，强调不能急躁轻率地行事，不能图快，不能企图一下子解决问题，要求进行长期的、渐进的过渡。这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他关于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是适合俄国实际的“渐进过渡”的思想，即它是具有政治平稳性取向的思想[5]。
有的学术成果就列宁理论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关系，阐述了独到的见解。本世纪2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高潮走向低潮，苏俄的社会主义实践面临着考验。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经受考验的过程中，积极探索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此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这标志着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严重的曲折，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受着严重的考验。邓小平在领导中国共产党人经受考验的过程中，积极探索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途径，形成和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意味着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成熟。由列宁理论到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最重大成果[6]。
综上所述，90年代的学术成果深化了对列宁学说一系列思想观点的认识，意味着该学术领域上了一个新水平。所以说，90年代，“东方列宁学”已经趋于成熟。
二、“东方列宁学”精神实质和特点
趋于成熟的“东方列宁学”，其精神实质和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它直接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服务，在中国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当前，世界上还有几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有的国家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在东欧地区，一些国家的共产党或其他称谓的左翼政党，正在总结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组织力量，积极参与政治斗争，力图按照自己的纲领和意图，推进自己的事业。“东方列宁学”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实践服务，即它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在中国，他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提供理论支持。譬如，它对列宁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认识，有利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加强工人阶级执政党的建设；它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理论的认识，有利于人们加深对改革开放必要性的理解和一系列改革措施正确性的理解；它对列宁文化工作思想的认识，有利于人们加深对发展教育科学事业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解。它的政治性质和作用力，同邓小平理论是一致的。研究它，有利于加深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更深刻地掌握邓小平理论。
第二，它从东方的实际出发理解和掌握列宁学说，充分肯定列宁学说的历史地位和现实意义。列宁关于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主张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严格的纪律等等。“东方列宁学”从东方的实际出发认为，东方国家在革命年代里，由于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落后性和反动性，人民没有合法斗争的权利，党处于地下状态，不可能实行公开的广泛的民主，必须实行权力集中的制度和必要的纪律。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由于党领导着国家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事业，实行民主集中制和必要的纪律，是党实施正确领导的根本保证。“东方列宁学”从东方的实际出发提出，东方国家由于文化上的落后性，政治素质和文化水平低的人较多，不能直接进入国家机构中当管理者和领导者，只能由一部分先进分子代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它成为国家机构的管理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者是必然的和必要的。工会和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起着党与广大群众之间桥梁的作用。可见，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理论观点，不仅对于苏俄无产阶级专政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三，它既反对“左”的思想倾向，又反对右的思想倾向。“东方列宁学”主张全面地掌握列宁的学说。根据当前社会主义改革的形势和任务，它强调研究和掌握列宁关于利用市场和商业作用的思想观点，以及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作用的思想观点。“东方列宁学”旗帜鲜明地在许许多多重要问题上正确地认识和阐述列宁的理论观点，驳斥右的思潮对列宁学说的攻击，维护了列宁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在人类文化思想史上的地位。
[收稿日期]1999—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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