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红颜”：诗写的自觉与批评的自觉——序《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颜论文,自觉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直活跃在当代诗坛，紧密追踪诗歌发展态势的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张德明二君，敏锐地把捉到网络—博客时代青年女性诗歌写作已成为一种潮流，涌现了一个有实力的诗歌创作群体，她们的创作也呈现出新的艺术倾向，于是及时地对这一诗歌现象加以命名，试图通过理论的界定和阐释，彰显新世纪这一令人兴奋且值得期待的文学事实，以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新红颜写作”的概念便应运而生。用“红颜”这个指涉传统文化的语词指代替青年女性，用“新红颜写作”来概括诗歌写作主客体的时代更移，在文化转型的背景上显得十分醒目而又意味丰饶。这个2010年初夏时节的一次海边对话催生的诗歌命名，与其说体现了批评家的眼光和胆识，不如说命名者偶然触摸到了诗歌生命和文化的秘密与神奇——诗歌同女性的天然联系此刻神示般地获得了相称的言说方式：女性前所未有地实现了对诗歌这一更富于原始思维特性艺术的主宰，“新红颜写作”乃是对这一文化还原的恰切表述。作为一种理论话语的表征，“新红颜”如此感性，激发人的审美想象，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但更重要的在于它所标示的是诗爱者紧扣时代脉搏的文化发现，而非令人艳羡甚至嫉妒的概念发明。
“新红颜写作”命名既出，理所当然地迅即在诗坛引起了反响。不仅绝大多数命名对象即年青女诗人表达了自己的归属感，一批新锐诗歌评论家也及时呼应，加入了对博客时代女性诗写的诗学探讨。这些就李少君和张德明提出的“新红颜写作”发表各自见解的批评家和诗人有霍俊明、刘复生、张立群、赵金钟、刘波、何平、龚奎林、易彬、江非、符力、谭昶、李浔、钱韧韧、林馥娜、书女英慧、狂客青衣、金铃子、横行胭脂、李成恩、施施然、重庆子衣、红土、胡雁然、衣米一、叶美，等等。汇集他（她）们围绕“新红颜写作”这一命名行为和诗歌现象展开对话与争鸣的文章，对总结网络时代的文学经验，考察消费文化背景上的文学存在方式，推动新世纪诗歌运动的发展，实现汉语文学发展的可能性和社会价值，或许能起到推动作用。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论争相比，新世纪发生的关于“新红颜写作”的争鸣，后者较少意识形态色彩，这是它不容易引起轰动的原因，但也说明文学已回到常态，对话取代了论争（观念冲突）反而更具有建设性。关于“新红颜写作”的创作与批评群体，只是新世纪遍布于网络和民间的诗歌写作与批评群落中凸显出来的一支，在它身上透露的是新世纪诗歌运动在另一个天空里风起云涌的事实。这是被学院化的文学史研究所忽视的文学现实。它的潜在的人文价值和文化价值十分巨大。“新红颜写作”争鸣给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重要启示，就是首先必须命名。语言哲学告诉我们，没有经过命名的事物是不存在的。命名引起关注，推动传播，从而生产价值。试想没有朦胧诗论争，北岛舒婷一代人的文学史地位何从确立？所以，“新红颜写作”从命名到展开讨论，不只形成了丰富的诗歌思想成果，首先提供了文学批评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经验。
对新文化环境里的诗歌写作现象及时敏捷地作出反应，进行理论的把握，体现了批评的自觉，而与之对应的是女性诗歌写作首先在网络文化时代从自发走向了自觉。本书中的几篇诗人创作自述，是研究“新红颜写作”艺术自觉的重要文献，它给我们更多的惊喜。从金铃子、横行胭脂、李成恩、施施然、衣米一、叶美等女诗人的自述里可以看出，她们的诗歌写作，并不是一种泛诗歌写作，而都有自己的诗歌观念，是确认了诗歌的一种审美本质，既听从生命的自我召唤，也意识到做一个诗人的文学使命和社会责任而进行写作的。她们的诗观不尽相同，但正营造了一种民主的文化氛围和一个自由的创作空间，使诗歌的多种功能的实现和语言艺术的多向探索有了可能。诗歌观念的核心是对诗的本质功能的认识和理解。诗的本质功能何在，要言之就是一代一代诗人都必须重新面对的“诗是什么”、“诗有何用”、“诗人何为”的问题。“新红颜”诗人更多的从自身写作历史和体验，也就是在发生学的意义上对这一问题作了回答。金铃子体认“诗源出于生命的内核”，宣称“写诗是一件毫无道理，又不得不做的事。写诗是一件极其个人的事，它只与心灵有关。我歌唱是我需要歌唱，而不是为谁歌唱。”她明确表述：“我的诗观是：诗歌的力量与词语无关，它只与一种气质相关。它是我寻求医治心灵的良药，我对它很客气也很恭敬。”（金铃子《我的诗路历程》）施施然也说：“写诗于我是寻找灵魂出口，是内心的一种迫切的需要。写诗首先安抚了我的精神，使我找到了完整的自我。”（《自由、性灵、超越——以一颗古典柔软心，穿越而今当下：施施然访谈录》）李成恩说得更坚决：“人类高贵的情感，永远只属于我的内心，文字也是我偶尔受伤流出来的血液”；“今天是否要写下更多与更少的作品，完全取决于我心灵的需要”。她甚至坦陈：“我现在依然是为我一个人在写作，我不可能为他人而写作，我不可能做一个‘写作的服务员’，心中只有读者的写作人，在我看来是个不把自己当人的悲剧写作者。”这种看似狭隘的诗歌观点，也并非没有时代特征和社会性。她选择为心灵写作的前因乃在于：“我行走在文坛边缘，时常有在庸俗物质主义的枪林弹雨中穿越的感觉，商品经济的力量摧枯拉朽，资本化的变种人文思潮势不可挡，我气喘吁吁迎上去又败下来，谁也不敢挺身而出，缩在‘个人化’的躯壳里，我们也开始慢慢变老，逐渐以时代的废人自居。”（李成恩《我要找到我内心的律令》）心灵是现实生活的镜子，为心灵写作自然就有了与物质主义对抗的时代性、现实性与公共性。通过诗写与生命、与自我的关系来建构现代诗的本体，似乎回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的老路上去了，但是从思想压抑到物质包围的文学背景转换，意味着新的主客关系赋予诗歌审美本质的是新的内涵，何况新世纪诗歌并非不需要承担20世纪遗留下来的争取人的主体性的任务。所以，李成恩是把“面对现实，写与时代有关的诗歌”与“写与心灵有关的诗歌”放在一起作为好诗或好诗人的标准之一的，她同时还把“持续关注与承担人类的良知、责任与爱”看作“一个好诗人或好诗应具备的基本品质”。当她认定“写作的真实就在于它的自由，所谓诚实的写作只是针对自由”，就在精神和现实的两个向度上建立了诗歌写作的张力。
“新红颜写作”的主体是女性，其诗歌写作不能没有性别的自觉。衣米一说：“我诗歌的性别特征一向都很明显，诗歌写作是一种最贴身贴心的行为，也是最需要自由独立精神的行为，它不需要去回避什么，更何况是自己的性别。如果一个诗人完全不带性别特征写作，那是值得怀疑的。”（衣米一《我住在那个灰色的瓶子里》）李成恩也说：“我不是女权主义者，但作为一个女性写作者，我认为写作一定是存在性别的。虽然我从不以性别来标榜自己的文学属性，也不赞成以性别来作为一个文学的评价指标。”正因为有这样的女性站位，她才能够发现上世纪80年代曾经在诗坛兴起过“女性意识诗歌”，后来它的几位著名作者被评论家绑架而成了“观念写作”的牺牲品，她们的创作根本就看不出什么“女性意识”了。而她之所以认为应该继续坚持女性立场来写作，是因为“女性在当下的处境，并不理想”，“中国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固有条件反射，总是置女性于这一条污染河流的漩涡中，社会排出的垃圾似乎轻易就可以淹没我们的嘴唇。”（李成恩《我要找到我内心的律令》）出于这一理由，横行胭脂要让她的写作“成为女性秘密的尖叫和忧伤”，成为“生活对女性磨蚀和冒犯的证词”。她要保持“强烈的‘女性凝视’”，“不知疲倦地与这个世界对话，试图说出女性与这个世界的复杂纠缠、抗争与温存”。（横行胭脂《流水·采芳·敬待》）
“新红颜”诗人在现代诗与传统的关系上，更有自己的诉求，倾向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活生生的创造，体现了可贵的文化自觉。施施然在《藉古典沃壤开现代之花》一文里说，“自觉继承传统（不是回归，是继承），站在传统文化的根基上探索和创新，我认为这是中国现代诗的一条正途。”李成恩更是把“来自源头的韵律之美”当做她“内心的律令”，执意在古典的路上寻找和回望。如果说，李成恩对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比较评价不无偏激，那么，施施然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取重，表明近三十年中国大陆的诗人在认识现代诗的艺术来源上完成了螺旋的上升。施施然既主张回到本土文化传统，又不拒绝吸收西方诗歌的技艺和精华，总的态度是“博采众长，吸取南北古今中西文化精髓，为我所用”（《藉古典沃壤开现代之花》）。她“力求在吸收古典文化营养的同时更着重融入现代人的观念和事物，以我自己的心灵做投射点向外辐射，试图将古典文化瑰宝与现代意识、个性传承等等融在一起，从而尝试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诗歌精神与风貌，表现当下却穿越当下。”（《自由、性灵、超越——以一颗古典柔弱心，穿越而今当下：施施然访谈录》）可贵的是，年青一代女诗人能自觉地将继承传统和借鉴西方统一到现代诗的建设上来。李成恩在她所列举的好诗或好诗人的五条标准里，第一条就是“自觉地传承诗歌的传统，同时又面向未来的诗人，或者说能自觉把诗歌传统与新诗的现代性结合起来的诗人，才是好诗人”（《我要找到我内心的律令》）。以现代性为追求目标，势必在诗歌写作上高度重视技艺。金铃子说，“在我看来诗歌书写者到一定的程度，不谈到或者自然地走到他找寻的诗歌‘技艺’上是不可能的。我们总是在为突破自身的障碍而不停的努力，并修正自己。不思考的书写者是滥写者。”（金铃子《我的诗路历程》）。李成恩诗的五条标准中有一条就是“保持敏锐的、鲜活的、个人化的语言探索意识，不停滞于固有的语言表达习惯，具有强烈的创造意识”。在访谈录里，施施然也说到“诗人是应该有一种历险的精神的，这种历险的精神全部体现在‘探索’上”，“我力求每一首诗都是崭新的，都与前一首有所不同的，从意味到语言，不然，写一百首和写一首并没什么区别”。诗的艺术创新作为一种不屈的精神被肯定下来，说明“新红颜写作”是以“独立的自我”站在诗歌世界里的，在新的文化环境里，一种区别于八九十年代女诗人的新的文化性格正在形成，这正是新世纪文学的希望所在。
与女诗人的创作自述相比，批评家的理论思考涉及的问题更多，看法更尖锐，分歧也比较明显，显示出批评对文学创作与理论现象的高度敏感，和对文学现象进行把握的能力及其背后的理论素养。讨论的中心是“新红颜写作”的诗学价值，主要体现在网络时代女性诗人的博客诗歌写作带来的诗歌生产与传播方式、诗人的主体意识、作品的精神内涵及其与时代和群体的关系、新写作的诗学特征、诗歌的现代性与文化传统、新写作的诗歌史意义等方面。诗学意义和诗学价值的揭示和确立是对“新红颜写作”命名的印证。命名的依据和意义是讨论的入口。命名者李少君、张德明在《海边对话：关于“新红颜写作”》里对什么是“新红颜写作”做了界定，对“新红颜写作”的意义、主要的诗学价值也做了阐释，为讨论提供了参照和争论对象。李少君在“对话”里首先报告了他发现的一个现象，“即网络上出现的女诗人越来越多，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有一些已经被主流诗歌界逐步接受”。他将这种情况与朦胧诗、新生代诗相比，感到“现在女性诗歌却有成为主流之势”，并且“觉得这与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接着张德明也道出了这样的文学新动态：“网络平台的出现使新世纪的诗歌生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网络的出现使创作、发表、评述等诗歌流程得到了全番的改写，诗人可以随意书写自我心声，及时发表心情文字，丝毫不受传统媒介系统的约束。……随着诗歌博客的出现，诗人的写作变得更加便利和自由。……在诗歌博客时代，女性诗歌写作步入新的历史阶段”。李少君接着指出了这一现象的“草根性”和新的时代背景下女性诗歌脱颖而出的必然性，断言“女性诗人如此大规模地加入诗歌创作，必定会改变当代诗歌的格局”，认为“网络解构了文化的垄断，使得诗歌更加普及，蔓延至每一个偏僻角落，同时也改变了诗歌的流通发表形式”，“网络诗歌还打破了诗歌的地域限制，呈现更加自由开放的趋势，非常适合诗歌天然地自发自由生长的特点”，进而对这一轮来势汹涌的女性诗歌写作做了界定：“她们大体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文化素养，职业比较稳定，也有相应的社会地位，很多人在开博客写诗时，还很喜欢贴照片展示形象，真正地践行‘诗与人合一’的道路，我觉得这种诗歌写作不妨称作‘新红颜写作’，一种产生于网络时代的与以往女性诗歌有所不同的现象。”一个新的概念在他俩的“对话”中就这样诞生。随后他们又在诗歌史视野里，学理地比较分析了新世纪产生的“新红颜写作”即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写作“与80和90年代大为不同的审美面貌和文学格局”，指出了它的突出的特点：“强调现代社会里自由独立女性的生活和命运思考、探索”和“对传统文化和古典诗意的守护和回归”。最后，张德明还指出了“新红颜写作”存在的某些问题。这一渗透了批评精神的生产性学术对话，为新世纪诗歌和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思想空间。
对“新红颜写作”命名最先作出理论回应的是“70后”诗歌重要发言人霍俊明，毋宁说他也是这一命名活动的参与者。霍俊明对“70后”先锋诗歌的开拓性研究，其考察对象已包括了一大批女诗人，而诗歌载体不限于官方与民间的书籍、报刊等纸质形式，也包括网络上的博客。所以，“新红颜”写作群体，早就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只不过他对这一新的诗歌写作现象给予的界定是“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李少君与张德明的“海边对话”问世后，霍俊明立即撰写了《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可能、限囿与个人乌托邦——兼谈“新红颜写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说我们的诗歌已经进入了一个博客时代”，“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甚至成了新世纪以来最为激动人心的文学现象”这样的判断支撑了“新红颜写作”的命名，但他又不停留于对命名本身的诗学意义和启示性价值的肯定，而更进一步在把握新的文学现象中寻找并解释新的诗学问题，从而以基于阶段性诗歌发展史的考察研究而形成的理论发现，拓展了“新红颜写作”命名所打开的文学批评空间。霍俊明显然对女性的博客诗歌写作有更多的价值期待，所以他更关心已引起关注的这类女性诗歌是否为诗坛“提供了新的写作质素和可能性的美好前景”。他用训练有素的审视能力为其作了这样的回答：“在上个世纪末以来狂飙突进的现代化的工业景观和城市化的场景中，女性更渴望完整存在和独立依存绝对是人存在的合理依据，而博客似乎为‘个人’的自由尤其是写作的‘个体主体性’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通过阅读博客上的女性诗歌我们会发现起码有半数以上的女性诗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雅罗米尔式的‘要么一切，要么全无’的精神疾病气味的青春期的偏执性，而且是以包容、省察的姿态重新打开了女性诗歌崭新的审美视阈和情感空间，在经验、语言和技艺的多重维度上扩展了女性诗人和女性诗歌的空间视阈。”这一发现与概括对认识“新红颜”诗人的主体特质、诗写诉求及艺术贡献帮助很大，回过头来在客观效果上丰富了“新红颜写作”这一概念的诗学内涵。
对于“新红颜写作”命名的诗学意义，70后的另一优秀批评家刘复生，集中地为之作了十分富有思想创见和启发意义的阐释。他指出，“‘新红颜’写作是当代中国诗歌寻求新转折的一步尝试，是它将自己的根须扎向当代生活的顽强努力，借助女性更绵密、更具持久渗透力的感性，一部分中国新诗试着进一步摆脱既往观念性的诗学亡灵的纠缠，开始寻找新的眼界、新的语言和新的感觉了。”与有些论者的见解不同，他认为“‘新红颜’诗歌写作不是任何女性主义的产物或载体，与性别政治的文化实践无关”，“它不追求性别政治的正确”，“相比于此前的女性写作，‘新红颜’诗歌分明去掉了性别政治的焦虑感和随之而来的褊狭与局促气息”。这是因为他看到了一般人可能未曾深究的一条道路：“正因为她们不是刻意地，有选择性地强化所谓女性经验，她们才更加忠实于自己的经验，才更深地楔入到了自己生存的历史性中去，并由此找到了自己诗歌写作的更真实和广阔的意义”。在新世纪文化冲突中，刘复生着眼的是诗歌写作里的“普遍性”，因此他如此理解“新红颜写作”的思想意涵：“不可否认，‘新红颜’诗人们在诗中呈现的都是极具个人化的经验，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她们的这种经验又带有集体性的或时代性的鲜明印迹，折射着命运转折期的中国经验的复杂与暧昧。”这也是他寄予中国当代文学的希望。基于一种有机的批评性格、开阔的理论视野及深邃的历史目光，他为“新红颜写作”命名做了最有力的辩护和评判：“这一命名的最大合法性并不基于现实可感的存在形态，而是对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一种面向未来的可能性的发现。对既存的现实加以命名，那并不是真正的理论批评的美德。‘新红颜’代表着一种解放性的吁请，一种对正待突出地表的种子的发现与培植。它有它鲜明的历史针对性和诗学针对性，它用鲜明的‘红颜’否定着老迈的诗学秩序的新旧权贵，期待将一种潜伏的解放性的诗歌力量呼唤出来，从而启示着新的视野和历史前景。”像这样为“新红颜写作”的命名进行辩护和阐发的，在70后批评家中还有张立群。他在《命名的“拓展”与群体的“指认”——论“新红颜写作”及其相关问题》一文里指出，“命名的合理性从不在于命名的本身，而更多在于它发现了怎样的现象并获得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写作本身的印证。这样，如何从写作和群体本身对‘新红颜写作’进行有限的确认，无疑会凸显这一命名（同时也是提出者本人）的诗学价值”。张立群采取独特的论述策略，着意于“新红颜写作”的具体指认与历史沉积的可能，在命名的“拓展”和群体的“指认”中呈现并分析了“新红颜写作”的若干问题，从而肯定了作为诗歌范畴意义上的“新红颜写作”存在的可能与理由，体现了诗歌理论家的眼光和学术思考的深致。
“新红颜写作”的批评话语对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推出了一个青年女性诗歌群体。李少君、张德明、霍俊明、赵金钟、龚奎林、符力、江非等都为它列了个互有出入的名单，其中赵金钟列举出的人数最多，达六十余人。这是一个跨世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作者的出生年龄纵贯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90年代共四个年代，真真是新人辈出，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尽管一个时代的文学成就并非由作家队伍的大小来决定，但仅是新进青年女诗人就有如此齐整的阵容，也足见新世纪文学之繁荣。在这个意义上，关于“新红颜诗歌”的批评活动，对当代文学低谷论、消亡论也是一个驳斥。然而作为一种理论批评活动，新概念的设立与其指称对象，需要有逻辑的严密性，这是文学研究不能不遵循的内在规范。在这一点上，诗人江非对“新红颜写作”所做的概念辨正，加强了这一批评活动的学理性，也使新时期诗歌的演进路径显得更为清晰。
江非认为，在网络或博客作为一种普遍和普通的诗歌书写与传播载体与媒介已经资源均等化的当下，像“大一统”式的照单全收，是极为不妥当的，它是一种“泛网络博客化”加上“泛女性化”的一个结果。这样的界定方法，“不但模糊了概念产生的动机，忽略了概念所指的主体性，也夸大了一个概念的适用范围和使用能力”。他指出，既然“新红颜写作”等诗歌现象的命名，主要是以“网络博客”这种诗歌的载体和传播方式和“女性”为依据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把这两个要素始终放在一个必要充分的位置，让这两个要素来行使它们的选择自主性，让概念来自行指认适用者”。再说诗歌命名是一种精神创造领域内的艺术产物，“尽管它有时候是以物质性依据为主来完成的，但其内部也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性，物质性有时正是昭示了精神性，这种物、神的有效转换，就建立在对概念的界定上，建立在对它的适用范围和所指的不断缩小和收拢上，而不在于使用时空的无限放大”。根据这一原则，江非首先以“发表和传播”为主要对象，考察了中国诗歌近几十年来的发表和传播状况，进而厘定了这次现象命名必然的所指主体。他把近几十年的中国诗歌历程概括为这样几个阶段：1、公开报刊发表时期；2、民刊发表和圈子游走时期；3、以上两种方式和网络论坛结合时期；4、纯粹的网络博客上升为必然主要的载体的时期。认为这四个时期，应对着不同的诗歌现象，也对应着不同的诗人群体，其中也包括女诗人。其中，第一个时期是“朦胧诗”之前，第二个时期是“第三代”，第三个时期则主要是“70后”、“80后”、“中间代”，第四个时期，其中的一部分，就是评论家们这次所谈到的“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或“新红颜写作”。这样，“新红颜写作”命名对象的范围就被缩小，它只是新世纪女性网络传播诗歌的一部分。（江非《中国新诗“第三浪潮”中的“女性身份”重建——关于“新红颜写作”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江非的考察指向他自己在另一篇文章里所做的论断——“新世纪中国诗歌10年中具有革命性的行动不是诗学观念的变革，而应该是传播方式的革新”（《网络传播革命带来“诗场”巨变》），具有理论的自洽性。虽然，他对“新红颜写作”概念所指的限定，未必符合概念提出者的初衷，也忽视了文学命名的生产性，但是，他的批评思路更符合文学史的研究原则，不仅对确切认识“新红颜写作”的文学史地位和进一步考察其诗学贡献不无助益，对做好文学群体或流派研究也有一定的启发。
“新红颜写作”构成了新世纪的一个文学事实，这是关注它的青年批评群体达成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批评者从文本出发，对“新红颜”诗人的创作内涵与特征进行了分析评价，既有总体的归纳，也有个案研究，揭示了网络时代女性博客写作的精神内涵、美学新质与艺术贡献，表现了诗歌批评家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与诗性思维的穿透性。张德明从有利的文学环境这一角度，看到了“新红颜”诗人艺术个性的形成，概括出“金铃子的敏感而睿智，横行胭脂的奇崛而温爱，李成恩的开阔而大气，施施然的典雅而纯真”这样的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张德明《“新红颜写作”：一种值得关注的诗歌现象》）霍俊明从李轻松的《北望医巫阊山》、娜仁琪琪格的《大地从此改名叫玉兰》、邓朝晖的《落地就看到雪》、徐红的《脆弱》、沙戈的《别后》、窦凤晓《九月十日的云》、蓝紫的《我眼前的世界在一点点破碎》、赵云的《往南看》这些优秀诗歌文本里看到了“为数不少的女性诗人使记忆的火光，生命的悲欣，时间的无常，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以及现代人在城市化背景下的无根的漂泊都在暗夜般的背景中透出白雪般的冷冷反光”。（霍俊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可能、限囿与个人乌托邦——兼谈“新红颜写作”》）赵金钟以风若无痕的《如果我是你的传说》、郑豫皖的《我的陶》、《农妇之歌》、刘小雨的《荒凉》、金铃子的《越人歌》、郑小琼的《打工，一个沧桑的词》、《生活》等代表作为例，结合女诗人的创作自白，对“新红颜写作”进行了解析，归纳出“中和性”、“自由性”、“原生性”和“当下性”四个方面的特征。（赵金钟《略论“新红颜写作”的诗学特征》）龚奎林借论析李成恩以“汴河”为主体的系列诗章在传统文化的诗意延伸中观照故乡的河流、小镇以及点滴往事，以一种抒情与叙事的方式捕捉美好记忆，显得开阔大气，和金铃子、横行胭脂、施施然等抒写日常生活以及人生经验，在诗意的获取中显得敏感、典雅、细腻和温爱，说明在有了网络与博客的文学环境下女诗人“在诗歌中尽情释放自己的独异的艺术魅力”。（龚奎林《博客时代的诗意与抒情——浅论“新红颜写作”》）易彬对他所接触或了解到唐兴玲、郑小琼和衣米一这三位女诗人，就各自的生活与诗歌写作做了较细致的考察，从她们各不相同写作风格中，找到了“一种‘新’的品质，那就是写作对于内心的呈现——对于时代压力的挣脱”，而这种所谓“（时代压力”，“不是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威慑力强大的意识形态因素，也不是1980年代后期以来兴盛一时的‘女性主义’潮流（‘黑夜’意识），而是这些主导性因素逐渐消散之后，物质现实本身所散发出的压力”。（易彬《个人博客时代女性诗歌的境遇——以三位不同“时代”的女诗人为例》）钱韧韧以胡茗茗、横行胭脂、谈雅丽、古筝、郑小琼、娜仁琪琪格、李轻松等多位诗人的创作为例，证明她们“坚守文学，坚守诗歌，坚守语言”，“用一种语言来复活个体的记忆、公共的记忆”，以寻找语言的方式呈现人的孤独与对孤独的对抗，缓解焦虑和感觉自己真实的存在方式，以为“‘新红颜写作’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拯救语言的努力”。（钱韧韧《谁来救治语言的残缺？——漫谈“新红颜写作”》）江非同样举出横行胭脂、徐颖、金铃子、施施然、李清荷、余小蛮、粉灰、张洱洱、黄小芬、梅林、田暖等多位女作者的博客诗歌作品，论证了他与李少君、张德明和霍俊明等人关于70后博客女诗人的共同见地，即“现代性在社会现实中的不断深入，让她们重新意识到了自身性别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并进一步精辟分析了女性诗歌“复本归位”的时代、诗人及诗歌自身的原因。通过考证大量的作品，江非发现了这些现代性之下的中国当下女性的精神异动和艺术成就：“她们基本是在精神要求上的走向了古典，在具体的诗歌写作上接近了传统，在审美上看重了美的永恒的一面，并由此而发出了对古老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呼唤。”“她们不仅自觉地褪除了‘社会身份’和‘地理身份’的影响，还依照这种关系的自由，进入了颇有建树的语言创造，显示了高超的语言能力，从而借助语言将笔触直接指向了个体内心深处，那些最为纯粹饱含心灵审美的诗意生活。”（江非《中国新诗“第三浪潮”中的“女性身份”重建——关于“新红颜写作”或“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刘波对“新红颜”诗人的考察，也表现出独到的眼光。他看到，由于写作方式与观念的多元化，新一代女诗人“不再局限于之前女诗人们那种单一的性别美学”，“她们的诗歌，要么显得温润、平和，富有古典气息；要么就是干净、节制，守护纯正的诗性；要么崇尚奔放、快意，以游戏精神笑傲人生。这些女诗人中，有的是生活的旁观者，以想像颠覆既有规则；有的则深入到具体的日常中，书写纯粹的个人经验。但她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社会事件与伦理责任转化为纯粹的美学问题，这样的一种转嫁正在女诗人中流行，并获得了广泛实践。”（刘波《网络时代的多元审美—由当下女性诗歌现状谈“新红颜写作”》）这样的评论，提高了青年批评群体把握诗歌现象的可信度。
“新红颜写作”讨论中的理论自觉，还表现在批评家们在发掘博客时代女性诗歌的诗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时，并不回避新媒体时代诗歌写作存在的问题。这些一直密切关注诗歌发展态势的诗评家，多半是文学博士或大学教师，并且研究方向多为现代诗歌，拥有诗歌史和诗歌理论的知识背景，当他们站在时代、文化和理论的至高点上总揽全局时，便能超越诗写者的个体生命需求和愿景，而对当代诗歌的文化功能实现及出路有更多的担待，对诗歌艺术行为的成败利钝更有睿见。正如林馥娜所意识到的，“理论的辩识是为了总结现实经验，指引未来，避免价值误导也是批评的价值体现”，（林馥娜《诗之性——“东山雅集·新红颜写作”引发的思絮》）围绕“新红颜写作”展开的批评全面考察了博客女性写作的症候，其中包括了由新的文化环境和写作方式决定的与诗歌艺术本质相偏离的写作现象，通过深刻的分析以期匡正，使女性诗歌写作能到达理想的境界。张德明在“海边对话”里就指出“新红颜写作也存在某些问题或者说局限性”，表现在“‘新红颜写作’往往显得有些匆忙，作品降生的速度过快”，“她们往往会将一些并不完全成熟的诗作迅速挂到网上，这些仓促而就、未及细致斟酌和删改的诗歌作品常常会显露出某种明显的瑕疵”，原因主要在于“受到日渐浓厚的消费文化的影响”和“网络过于宽松和随意的写作氛围”。如果说由于对话场景的限制，张德明对他所发现的“新红颜写作”存在的问题只能是轻描淡写的话，那么霍俊明、刘波、何平等几位有锐气的批评家，对女性博客写作的文化症候有更尖锐的揭露，发现了更多的问题，且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霍俊明一是维护文学家的社会批判角色，批评女诗人、特别是一些较为年轻的“70后”、“80后”女性诗人的写作“普遍显现出流于时代主流美学规范的趋向”，相当的一部分女性诗人的乡村叙事作品“充当了现代化蓝图的‘颂体’调性的歌者，歌颂取代了真实，平庸替代了思想，成了被‘征用’的体制化诗歌写作”。更有洞见力的是，他还发现了博客上的女性诗歌呈现的一种悖论性特征，即一方面博客写作维护了一部分女性写作的私人性，一方面为一些人暴露自我提供了便利，这样，“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在看似极大的提供了写作自由和开放的广阔空间的同时也无形中设置了天鹅绒一般的监狱。漂亮的、华丽的、温暖的、可人的包裹之下的个体和‘发声者’实则被限囿其中，个人的乌托邦想象和修辞、言说方式不能不随之发生变形甚至变质”。而个人乌托邦有很大的局限性，它看似给了个人更大的自由，实际上写作受制于文学市场和大众文化的隐性政治。霍俊明指出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在市场文化的引诱下，“很多女性诗人为了提高自己的博客点击率而与娱乐和消费‘媾和’”，在诗歌博客里上传“诱人”的工作照、生活照和闺房照，其中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满足“窥视”和“意淫”的心理。（霍俊明《博客时代的女性诗歌：可能、限囿与个人乌托邦——兼谈“新红颜写作”》）何平也清楚地看到了网络世界的实质，指出，“网络世界其实是一个裸露和窥视的透明世界”。他看到了这一现象：“当下女性诗人出没在网络上并不是隐身潜行，而是将自己的个人生活充分地展示在网络上，乐于成为被窥视的对象。几乎没有一个女性诗人的博客不涉及私人影像”。为此，他期待“新红颜诗人”中有清醒自律者能够对网络偷窥构成一种反制，展开一场网络女性书写的新革命。（何平《窥视时代的女性写作——个人博客和女性诗歌》）
在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冲击文学、裹挟诗歌的历史情境中，这些青年学者正在充当诗歌守夜人的角色，他们不希望诗歌成为咀嚼生活幻象时的甜品，而宁愿让它们从并不轻松的现实中提取出更多的苦味。刘波不满意“新红颜写作”中的“一种轻盈和甜腻的风格”，觉得它“看似悠然出世，实则力量不足”。这种甜腻和不痛不痒的时代审美现实，合乎逻辑地引导着女诗人以图文互动的发表方式，迎合博客时代的大众阅读。而实际上，如他一针见血所言，“当各种富有感官色彩的照片与颇具小资气息的分行文字交织在一起时，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身体书写”。刘波对后翟永明时代的囿于想像的世界，远离具体的现实，拒绝思想难度，甚至隐藏了现实的残酷和灵魂的疼痛，具有粉饰意味的，和貌似为多元的个人化实践，其实内部隐藏着巨大的反个性色彩，自我抄袭，相互复制，矫情自恋，缺少理性精神，只能向内进发，无法向外延展的小家子气的女性写作，都给予了批评，并向“新红颜写作”群体的女诗人提出了“是否应该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个人经验与时代生活之关系？是否应该从追求声誉的短期效应中走出来，重新回归到注重历史感与批判性的立场中来？”的迫切问题。（刘波《网络时代的多元审美——由当下女性诗歌现状谈“新红颜写作”》）可喜的是，“70后”女诗人中的佼佼者林馥娜（林雨）已经做了这样的回答：“正如女性超越自我磕绊需要通过内省、反思、坚定意志，从而得到超越一般，女性的写作如果说要用观念的进步来说，则在这个社会时期应该是跨越了‘自白’与‘私密’而向更开阔的前景挺进，表现在对自身以外的各种存在的关注与呈现和对技巧的磨炼及形成专业性的自觉上，而不止于情绪的渲泄。我们前面已有了翟永明、伊蕾们，我们可以不重走旧路的。”（林馥娜《诗之性——“东山雅集·新红颜写作”引发的思絮》）其实，青年批评家们提出的问题并不仅仅是诗歌写作的问题，也是整个当代文学创作存在的问题，若果如此，则关于“新红颜写作”的理论争鸣，是当下文学突围的一个侧影。
（本文为作者为《新红颜写作及其争鸣》一书所作的序言，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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