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古代小说专学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文化论文,四新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所谓专学，通常指研究有相对稳定的对象、明晰的范畴、科学的方法、独立的学术地位。我们将中国小说专学的建立划定于五四时期，正是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证和确认的。
首先，五四时期古代小说的研究对象基本确定。
小说书目的记录，自《汉书·艺文志》就已有之。但古代典籍中所列的小说书目常常既芜杂又残缺。说它芜杂，因为无论是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中记载的篇名，还是私家辑录的书目，都有大量非小说的名目混入。说它残缺，因为这些小说目录，几乎无一例外地忽略了唐以来白话小说创作层出不穷这一事实。甚至到梁启超倡导“小说界革命”之时，把剧作当小说来证明自己观点的比比皆是。直至五四时期，哪些是古代小说才终得确定。这首先当感谢鲁迅和孙楷第。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对历代小说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罗列，虽然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但古代小说的范围由此而基本确定。而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及《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的先后出版，也结束了通俗小说没有独立版本目录的状况。至此，古代小说有了较为明确的研究对象。
第二，五四时期小说研究具有了明晰的范畴与科学的方法。
这一时期，小说的作者生平、成书年代、版本目录、故事源流、文本阐释等成为研究的基本范畴，历史考据法、历史演进法及结合作者、作品、背景的综合研究法等成为古代小说研究的主要方法。这种范围的运用者和范式的开创者首先和胡适与鲁迅联系在一起。
胡适着重对几部经典小说作了细致精密的考证，对这些小说的作者生平、成书年代、创作主题、故事演变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深入考察。如在《红楼梦》研究中，他注意搜求著者、版本等资料，细致地考证出作者的家世生平，提出了著名的“自叙传”说。他还运用历史考据法，以“序言”及“导言”等形式，对《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代小说作了大量的考证，取得了很大收获。胡适开创的这种方法，时至今日仍是行之有效的。
鲁迅则率先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史的观照，写成著名的《中国小说史略》。在这一小说史的撰写中，鲁迅不是孤立地对作品进行研究，而是以时代为序把作品放到其生成的时空中，联系政治、宗教、社会风气等分析小说形成的原因和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如对六朝志怪与志人小说、唐传奇小说、明清人情小说、明代神魔小说等都进行了独特的审视，从而使人们对这些小说的形成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小说史的编写体例和研究方法在踵武者中多有采用。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也把作者、版本目录、主题及创作艺术纳入其研究范围。
他如，孙楷第运用传统的版本目录学对小说进行了书目整理和书本的实物考察，谭正璧运用历史考证法对“三言”、“二拍”故事进行了考证，阿英、赵景深等也运用考证法对古代小说文献研究方面作出了贡献。
第三，五四时期小说研究具有了自身的学术地位。
这首先表现为古代小说的地位不再比附于经史。在古代由于小说地位低下，五四以前的批评家和创作者们，在强调小说价值时常比附经史，而忽略小说独立的美学价值。晚明思想家和文学家李卓吾、袁宏道，清初文学评论家金圣叹等，把小说抬到《六经》、《语》《孟》之上，小说的地位高则高矣，但仍未跳出以经史作比的窠臼。至于用史学的观点来要求小说，则是明清小说创作和评点中一种普遍的集体无意识，如《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在书的“凡例”中声明“本传其事有据，其人可征”，此小说创作观—如史学观的翻版。又如批评家毛宗岗，认为《三国演义》的伟大是因为“真而可考”、“据实指陈，非属臆造”，而没有认识到真正有价值的是其不凡艺术的创造力。象这样的例子，在明清小说评点的文字里随处可见。
再者，小说研究不再是为某一功利性目的服务的手段。戊戌变法前后，小说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以梁启超为例，其前期治学是为政治斗争作准备或补充；后期是为了文化救国、教育救国目的治学。而五四学人的纯学术精神则相当突出，胡适认为做学问“不当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注：胡适《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见《胡适文存》卷二P286，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他对蔡元培非常尊敬，可是对蔡元培《石头记索隐》的批评却异常尖锐，他说自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注：胡适《跋〈红楼梦考证〉》，见易竹贤辑录《胡适论中国古代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P8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写作同样体现了客观严谨的态度。鲁迅与胡适有着不同的政治倾向，终致矛盾激化。但1934年《中国小说史略》最后一次改定时，鲁迅还根据胡适的考证成果，改正了曹雪芹生卒年及有关论断，并通知日本友人增田涉据此订正《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
以上四点，既是小说专学建立的标志，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五四时期古代小说研究取得巨大成就的表现。
二
五四时期小说专学的建立，胡适、鲁迅等一代宗师的开创之功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在谈到小说专学的建立标志时，我们对胡适与鲁迅多有提及。他们的古代小说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五四时期的研究成就。
胡适对古代小说研究的贡献是他对经典小说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和研究。尤其对《红楼梦》倾注的心血最多，成果也最引人注目。胡适以前，索隐派盘踞着“红学”领域。他们认为《红楼梦》“无一字无来历”（邓狂言《红楼梦释真》），把《红楼梦》当成了一个谜，穿凿附会地探求《红楼梦》所“隐”何人何事。胡适从1921年起先后写成了《〈红楼梦〉考证》、《跋〈红楼梦考证〉》、《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等重要论文，对曹雪芹的世家生平作了深入的考证，对版本、创作时代也有详细考证，得出许多让人信服的结论，从而给“旧红学”以沉重的打击，开创了《红楼梦》研究的新局面。
胡适在研究中还运用“历史演进法”来考察众多小说的成书过程。如他在《水浒传考证》中指出，“《水浒传》不是青天白日从半空中掉下来的。《水浒传》乃是从南宋初年（西历12世纪初年）到明朝中叶（15世纪末年）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断语可谓准确。此后，胡适又用此种方法考证《三国演义》、《西游记》、《三侠五义》，取得了重要成就。
胡适对小说的思想和艺术也多有涉及。如他说李汝珍“是中国最早提出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镜花缘〉的引论》）；他认为《官场现形记》“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全书是官的丑史”（《〈官场现形记〉序》）。在艺术上，对小说中的人物刻画、景物描写、语言艺术等，胡适也有很多精当的阐释。
鲁迅的古代小说研究是全面研究，他的最大贡献是建立了较完整的小说史体系。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对中国小说发生和演进过程作了系统考察，他以远古神话和传说开端，从汉人小说谈到六朝的志怪与志人小说，从唐代的传奇杂俎谈到宋代的志怪、传奇、话本、拟话本，从元明的讲史谈到明代的神魔、人情小说，从清代的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侠义及公案小说谈到清末的谴责小说，深入探究了小说兴衰替变的社会背景和思想文化对小说的影响，品评了各种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写成一部中国小说史力作，打破了“中国小说自来无史”（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的局面。
鲁迅对具体小说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人物形象多有精彩之论，下语不多却相当精辟。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俯拾皆是。如他认为《金瓶梅》著西门庆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他评价《聊斋志异》“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他称《儒林外史》为“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小说，又分出象《官场现形记》这样“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的“谴责小说”。他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这些评论言简意赅，充分显示了鲁迅敏锐深邃的识辨力。
三
考察小说专学开创者的学术渊源，我们发现：胡适、鲁迅等人对国学都有很深的造诣，对学术传统都有不同程度的继承；他们大多又有出国留学的经历，深受西方思想、文化影响，对西方学术方法又多有借鉴，因而其学术体现了东西合璧的特点。
胡适留学美国，曾师从实验主义大师杜威。实验主义者强调有用就是真理，成功证明手段合理。实验主义的目的之一是使人类养成创造的智慧，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胡适也是赫胥黎“存疑主义”的门徒。他认为只有证据充分的知识才可以相信，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理论正是这两种哲学指导下的产物。他说：“我要读者学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真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证据走。科学的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注：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见《胡适文选》P17，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6月版。）胡适对古代小说研究的巨大贡献也得益于他对乾嘉汉学的继承。蔡元培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言中，就曾称赞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禀有‘汉学’的遗传性”（注：见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说胡适在汉学上有家学渊源之语虽谬（注：参见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P5，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但它说明了胡适确有深厚的汉学功力。自然，胡适对清代汉学家不知贯通的弊端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且认为他们对考证的运用是不自觉地运用科学的方法。
在古代小说的研究上，赫胥黎的“存疑思想”使胡适大胆怀疑前人成见，实验主义的思想让胡适知道怎样思想，而汉学的诸种方法使胡适又掌握了解决问题的利器。因而其才有《〈红楼梦〉考证》、《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水浒传〉考证》、《〈水浒传〉后考》、《〈三侠五义〉序》等重要的论文出现，正是这些学术成果奠定了胡适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的地位。
鲁迅在古代小说研究上的成就当归功于其在版本目录学、校勘学方面的良好训练和进化论的深刻影响。
他在日本留学期间，曾师从章太炎，因而有很好的国学基础，校勘的功力极其深厚。其《破〈唐人说荟〉》一文充分显示了鲁迅在版本目录学上的造诣。鲁迅认为“目录亦史之支流”（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史家对于小说的著录及论述》P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其《中国小说史略》的开篇便有对古代小说书目的独到研究，他还编写了《说目》、《明以来小说年表》、《采录小说史料目录》等小说书目。《古小说钩沉》的辑录是在《说目》基础上形成的，《唐宋传奇集》的辑录和编纂则体现了他校勘学方面的功力。
鲁迅开始接触进化论始于南京时期（1898～1901年）。他首先阅读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天演论》并不是专门谈进化的，所以鲁迅对进化的理论并不十分了解。在日本东京时期（1902～1904年），他进一步了解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此进化论在鲁迅思想上深深扎根（注：详见《鲁迅回忆录》P820-821，北京出版社1999年1月版。），它成为鲁迅小说杂文创作的思想柱石，并对古代小说研究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鲁迅的扛鼎之作《中国小说史略》应该说和他受到进化论影响，以及得到良好的版本目录学训练不无关系。进化论使鲁迅能以发展的文化史观来审视古代小说，而这对于小说史的撰写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关系着如何来看待小说演变问题；而版本和目录，对于全面掌握历代有那些小说以及它们在各个朝代的流传情况自然至关重要，没有对小说作品的深入了解，何以成其小说史？诸种因素的具备使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能较为正确全面地把握小说的兴衰流变，从而描绘出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全景。
四
回首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古代小说专学创立于五四时期，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时代和学科自身发展的产物。
首先，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是空前的，它使人们能以宽广的眼光来审视古代小说。
这种交融与碰撞，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其时，文学创作与研究对西方借鉴的现象已初露端倪。受西方影响和出于自身的需要，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强调小说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功能，响亮地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取得了很大成功。小说被推上“文学之最上乘”（注：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P34，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的地位。虽然他们的初衷在于创作新小说，并对古代小说多有贬斥，但小说地位的空前提高与运用西方文学观念解读古代小说的尝试，仍使古代小说的批评和研究带有不同以往的性质，它成为古代小说研究从古代评点式向现代科学批评转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五四时期秉承此风，外国文化思潮的涌入更为恣肆。据统计，自1918年到1923年，仅介绍小说作家就达三十多个国家的一百七十余人（注：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P79，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大家的想法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是彻底要打倒了，替代的东西只有到外国找，‘向西方寻找真理’。所以，当时‘拿来主义’十分盛行”（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转引自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P80，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表现突出的是进化论、平民文学思想以及实验主义思潮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由于进化论被广泛接受，五四学人摆脱了文学复古论调，得以用发展的文化史观来审视古代小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撰写，胡适历史演进法的形成，正是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此外，平民文学思想使人们对日常百姓所喜爱的小说有了更新的认识，进而使小说的研究受到重视。实证主义在胡适传播下也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接受，为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其次，就五四运动本身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反传统”的面目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但新文化运动仍给古代文学，特别是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足够的空间。
如五四时期开展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并非全是守旧文人之举，象胡适、傅斯年等也厕身其间。鲁迅在开始阶段也支持整理国故运动，其《唐宋传奇集》本身就是整理国故的产物。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吴敬梓传》、《吴敬梓年谱》和《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也和“整理国故”不无关系。文学社团如文学研究会，其宗旨明确提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注：文学研究会简章，见钱理群等编《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P34，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8月版。）。这种观念自然有利于对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研究。再看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的战斗目标和建设任务：一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二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代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三是“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注：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转引自朱德发《中国五四文学史》P98，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11月版。）。其所列该“推倒”的文学之属，似乎和百姓所喜爱的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并没有关系。相反，为了推广白话，古代白话小说则倍受关注。胡适认为“许多伟大而畅销数百年的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等巨著，早已把白话文的形式标准化了。它们已为国文定下了标准，当了国语教师，未要政府破费一文去建立学校和训练师资”（注：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P163，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五四学人们也努力将古代小说介绍给读者。如当时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儒林外史》，就有胡适、陈独秀、钱玄同三人作序，其重视可见一斑。
再次，小说资料的发现和收集也是促成小说专学形成的重要因子。由于中外交往的频繁，尤其不少国人远赴东洋，发现了大量国内失传小说或小说的不同版本。如唐人小说《游仙窟》在作者生前就传入日本，在中国却早已失传。历五代宋元明清，连书名也未著录，在清末才得以重返中国。罗振玉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日本盐谷温印行的吴昌龄《西游记杂剧》，为研究《西游记》流变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孙楷第则为了看小说东渡扶桑，发现了很多小说的重要版本。因此胡适曾说：“《水浒》、《西游》、《三国》、《封神》、《说岳》、《英列传》、《平妖传》等书的历史考证，必须建立在孙先生现在开始建立的小说目录学的新基础之上。”（注：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见易竹贤辑录《胡适论中国古代小说》P568，长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2月版。）在国内也有不少古代小说研究资料发现。如记有曹雪芹资料的《四松堂集》钞本的出世，《红楼梦》抄本甲戌本、庚辰本的获得，都为胡适《红楼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又如20世纪初敦煌文献的发现，也为包括小说在内的俗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五四学人拥有前所未有的古代小说研究资料，这自然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拓展和小说专学的建立。
可以说，以上这些条件都是其他历史时段所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的，而它们正是最关键因素。中国小说批评和研究虽有着漫长的历史，但其严格成为一门专学，只有到20世纪五四时期才开始真正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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