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路径论文,比较优势论文,产业升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80X(2008)09-0058-11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其实质就是要改变比较优势，从而改变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即实现产业升级。当前我国产业升级的目标虽然已比较清晰，但如何选择产业升级的路径，以实现产业升级的目标这一问题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我国2008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影响的因素虽然很多，但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有关。
一、产业升级路径选择模型
一个国家的产业升级路径选择需解决三大问题，即产业升级的方向、产业升级的幅度和产业升级中断风险的规避等。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对此无法提供有力的答案，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近年来出现的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这种缺陷，可以为解决这三大问题提供有效的指导。
1.比较优势演化模型
根据标准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国家要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位置，就是要该国改变其要素禀赋。如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那些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国家，要转向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就必须改变劳动相对资本更加丰富的要素禀赋结构。这个理论虽然对一个国家应该生产什么产品给出了答案，却没有对一个国家如何实现从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向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这一惊险的一跳给出可操作性的建议。近年来，Ricardo Hausmann et al.(2007)等提出了一种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这个理论批评既有的比较优势理论忽略了一个国家初始分工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发现，一国出口产品的结构变化与该国产品的空间结构(Product Space)有关，一国产品空间的初始结构对该国产品的结构有着重要影响，会影响该国的发展路径(Hidalgo,Klinger et al.,2007)。按国际经济学的惯常做法，我们把这种理论简称为HK模型。
图1(a) HK模型中的产业升级
图1(b) 扩展的HK模型中的产业升级
如果不考虑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显而易见的是，企业产业升级的能力是有限的，受到其历史条件的制约(Ricardo Hausmann et al.,2007)。政府如果不顾历史条件的限制，强行提出过高的产业升级目标，其后果是，企业在这惊险的一跳中，会摔得粉身碎骨。根据这一理论，产业升级的方向就是从现有产业向与其处于最佳距离的产业的跃升。
2.HK模型的扩展
HK模型是比较简单。它假定产业升级是线性的，也没有考虑到企业之间的相互影响。但产业升级可能不是线性的，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企业与企业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假定企业所从事的产业，和多个产业的技术距离相同，那企业应如何进行选择呢？如果用点代表产业，用线代表产业之间的技术距离。那么，企业的产业升级可以用图1加以表示。HK模型研究的情形如图1(a)。图1(b)所表示的情形与此不同，企业面临多种选择。
面对多种选择，为了预测企业的行为需要对HK模型进行必要的拓展。从图1(b)可以看出，企业在选择产业B和C之后，其后续产业的升级机会是完全不同的。在图中，产业升级机会可以用B点或C点的度来衡量。度是图论中的概念，用连接顶点的边数衡量。度数越大，产业升级的机会就越大。为了简便，我把产业的升级机会称之为产业度。引入产业度的因素后在实行产业升级时，不但要考虑产业间的技术距离而且还要考虑后续产业的升级机会。产业度用d表示，它对企业升级决策的影响表现为，会影响企业的升级成本。因为企业升级到一个新产业后，新产业具备的升级机会越多，则其“被套住”的可能性就比较少。这就好比企业进行了一项固定资产投资，如果通用性较强，那么，被锁定的风险也就较少。
3.产业度引入的意义
在HK模型中引入产业度，有助于我们理解产业升级中的跨越式升级和发展中国家产业投资的潮涌现象。在HK模型中，跨越式升级是不存在的，扩展的HK模型可以容纳跨越式升级。按HK模型，企业从A跳到D是不可能的，按扩展的HK模型这种情形完全可能发生。只要D的产业度很大，企业完全有动力从A跳到D。
HK模型也无法解释发展中国家产业投资潮涌现象，扩展的HK模型则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此提供答案。林毅夫教授提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投资存在潮涌现象，意指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同，发达国家其产业创新的方向和路径是确知的。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发达国家的特征是所有产业都已经处于世界产业链的前沿，对国民经济中下一个新的有前景的产业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每个企业的看法不同，不会有社会共识，政府也不可能比企业有更准确的信息。对于一个处于快速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在产业升级时，企业所要投资的是技术成熟、产品市场已经存在、处于世界产业链内部的产业，这个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对哪一个产业是新的、有前景的产业很容易产生共识，许多企业的投资会像波浪一样一波一波地涌向相同的某个产业，产生潮涌现象。在每一波开始出现时，每个企业对其投资会有很高的回报预期，金融机构在羊群行为的影响下，也乐意给这些投资项目支持，然后等到每个企业的投资完成后，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严重亏损，产生产能过剩，银行呆坏账急剧上升的严重后果。而且即使是现有产业已经产生大量过剩的情况下，对下一个新产业的投资潮涌现象也有可能继续发展(林毅夫，2007)。
潮涌现象是对投资大规模地涌向某个产业的形象描述，它实质上描述的是一个产业的兴衰和更替，但产业的兴衰并非发展中国家的特有现象，即便是在发达国家，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发达国家的企业同样可以分为先行者和跟随者两类，先行者开发出新的产品并取得良好的效益后，跟随者对新的前景产业也容易达成共识，许多企业的投资也应大规模涌向这个产业。但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潮涌现象比发展中国家弱得多呢？这可以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产业的产业度的差异得到解释。图1(b)中的点C，其产业度为1，假定C产业有N家企业，那么将有N家企业向D产业升级。图中的A，其产业度为2，如在产业A中聚集了N家企业，对这些企业来说，向产业B或C升级没有什么差异，那么，升级到产业B或C的企业数应为N/2。B和D的产业度为3，同样，由B和D产业升级到其他任一产业的企业数应为N/3。所以，产业度越大，产业升级产生的潮涌就越弱。发达国家的潮涌现象比发展中国家弱得多的根本原因在于，发达国家产业的产业度要高于发展中国家，从事同一产业的企业，其产业升级的路径更趋多样化。
二、比较优势演化过程中的分岔与产业升级的方向
就像物种在演化过程中会出变异一样，比较优势在演化过程中，也会出现分岔。由于比较优势在演化过程中会产生分岔，所以，产业升级也不一定是线性的，也会发生分岔，会出现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交叉进行的现象。所以，一个国家在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线性升级和非线性升级、产业内升级和产业间升级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特征，就是出现了分岔现象。正是因为产生了分岔，我国才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才产生了中国的出口之谜。
1.比较优势演化的路径与产业升级的类型
尽管不同的学者在讨论新型国际分工时，有着不同的角度，使用了不同的概念(Frobel et al.,1978; T.Sturgeon,1997; Gary Gereffi,1999; Luthje,Boy,2002；彼德·迪肯，2007；张苏，2007)，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产业内分工在新型国际分工中的作用。新型国际分工的本质特征就是全球性的产业内分工网络的形成。也正是由于全球产业内分工网络的形成，产业内分工才变得十分重要。随着产业内分工的出现，比较优势演化的路径变得更加复杂。图2列出了两个产业情形下，综合考虑产业内比较优势演化与产业间比较优势演化的各种可能路径。从中不难看出，产业内分工的引人，使比较优势的演化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
根据比较优势演化路径是否发生分岔，比较优势的演化可以分为线性式演化与非线性演化两种方式。与此相对应，产业升级可以称之为线性升级和非线性升级。
线性升级包括产业内升级或产业间升级。Humphrey和Schmitz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四种方式：工艺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跨产业升级(Inter-sector Upgrading)(Humphrey and Schmitz，2000)。这四种产业升级类型，前三者就属于产业内升级。Ernst将产业升级方式划分为五种类型：①产业间升级：在产业层级中从低附加值产业(如轻工业)向高附加值产业(重工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移动；②要素间升级：在生产要素层级中从“禀赋资产(Endowed Assets)”或“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自然资源和非熟练劳动力)向“创造资产(Created Assets)”，即物资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移动；③需求升级：在消费层级中从必需品向便利品，然后是奢侈品移动；④功能升级：在价值链层级中，从销售、分配向最终的组装、测试、零部件制造、产品开发和系统整合移动；⑤链接上的升级：在前后链接的层级中，从有形的商品类生产投入到无形的、知识密集的支持性服务(Ernst，2001)。Ernst的五种产业升级类型，后四种都属于产业内升级。
图2 比较优势演化的复杂网络
无论是Humphrey和Schmitz提到的产业升级，还是Ernst提出的产业升级都是产业线性升级。但产业升级可能是非线性，产业在升级过程可能产生分岔，即表现为产业内升级与产业间升级的交叉进行。非线性产业升级，又可以分为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岔和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产业内升级优先分岔，就是优先实行产业内升级，当产业内升级达到一个高的水平后，再跳入到另一个产业，实现产业间升级。当一个国家产业内升级达到较高水平时，在产业间升级中就可以跳入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则是指，优先实现产业间升级，在实现产业间升级后，再实现产业内升级。一般而言，一个国家升级到一个新的较为高级的产业后，反过来会对于相对低级的产业实现产业内升级有促进作用。一个国家究竟是要通过产业内升级推进产业间升级，还是通过产业间升级推进产业内升级，并不取决于我们究竟有多少智慧，而取决于技术距离的比较。如果产业间升级的技术距离少于产业内的技术距离，就需要实施产业间升级优先战略。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实施产业间升级优先战略更有利于保持经济的高成长性和出口的高成长性。
2.产业升级路径分岔与中国的出口之谜
为了分析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Hammel等人发展出了出口产品的高度化指数，这个指数把各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转化成人均收入水平。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Freound用PRODY方法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高度化进行了估计，发现2000-2004年中国的出口产品的平均工资水平约为8308美元，而中国的实际人均国民收入水平2006年才达到2010美元。Peter K.Schott(2006)的研究同样发现，中国产品与OECD国家的相似度大大高于具有相同禀赋的其他国家。还有的估计认为，中国1995年的出口高度化指数相当于人均收入为10478美元的水平，2005年则达到了15867美元(尹宇镇，2007)。Rodrik(2006)的研究同样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收入水平比同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高出3倍。杨汝岱和姚洋(2007)从有限赶超的角度对中国的出口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出口一定程度上具有超前的特征。这一现象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出口之谜。
中国的出口之谜为什么会出现？有一种解释，将其归之于中国实施了赶超战略，归之于中国政府的干预造成了比较优势的扭曲，但这一解释并不十分有说服力。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什么中国的出口之谜并没有消失？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角度，则可将此归之于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分岔。和前一种解释不同的是，此种解释认为，中国的出口之谜表现为比较优势的更好利用，而不是源于比较优势的扭曲。
作为中国产业升级过程发生分岔的证据之一，就是中国的出口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新的出口产业的不断引入。1980-2006年中国产业整体贸易竞争力指数呈现上升的趋势，从20世纪80年代的负值，逐步上升到90年代后的正值。分行业看，初级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不断下降，而工业制成品则稳中有升。从初级产品内部的构成看，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是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饮料和烟类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但近年来出现了显著下降。初级产品中的非食用原料、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动植物油脂及蜡等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则不断下降。从工业制成品内部的构成来看，杂项制品维持在较高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化学品及有关产品维持在较低的国际竞争力水平，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和机械及运输设备则从较弱的国际竞争力水平逐步上升到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能力。产业竞争力的这种结构变化固然可以解读为中国产业升级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同时也表明，我国的产业升级是通过产业分岔来实现的，就是通过不断地引入新的产业保持比较优势。
中国产业升级过程发生分岔的另一个证据，就是我国在出口保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就同一产品而言，其产品质量的提升十分有限。Bin xu(2007)对Rodrik教授的研究进行了批评，他认为Rodrik教授的研究没有考虑到中国产品质量较低等因素，Schott教授虽然分析了中国产品质量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但在计算中国出口产品的高度化指数时没有把这一因素包括进去。在考虑了产品质量的差异后，他对1990-2001年中国出口产品的高度化进行了重新估计，发现20世纪90年代前半叶，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超出其发展水平，后半期则和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吻合。这一批评因为采用的是产业内升级的框架，并不构成对中国出口之谜的根本否定，而中国的出口之谜不仅涉及到了产业内升级，而且还涉及到了产业间升级。在计算产品的技术术含量时，如果把质量的高低这一因素囊括进来，则必须对不同的产品进行质量换算。如果不进行换算，那么，这种批评只是验证了中国的产业内升级程度有限这一事实。
3.产业间升级优先还是产业内升级优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是通过产业升级分岔支撑了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增长。进入到现阶段这种战略是否失效呢？随着产业内分工的出现，产业链概念的日益流行，产业内升级受到了更多的关注。一种从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再到跨产业升级(Humphrey and Schmitz,2000)的线性升级框架开始主导我国的产业升级实践。如果仅将此作为一种企业战略则无可厚非，但作为现阶段的国家或地区战略，则十分值得商榷。从OEA、OEM到ODM，再到OBM，再到跨产业升级完全可以不是直线式的，产业内升级进入到一个阶段后完全可以分岔，在产业内升级还没有完成时可以由产业内升级转为产业间升级。产业间升级反过来可以带动产业内升级。这种产业间优先升级分岔战略，长期以来是支撑我国经济和出口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在未来的一个时期内，我国仍然要采取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战略。这并不取决于我们的主观意识，而是现阶段我国实施产业间升级的收益大于产业内升级收益的客观要求。这可以从升级的技术距离以及产业度等两个角度来加以说明。
企业从事OEA、OEM、ODM、OBM等活动，可以视为企业向市场提供了不同的产品。大量研究表明，产业内实现从OEA到ODM，特别是OBM升级，其难度并不低于实现跨产业升级。如汽车行业要在产业内实现从OEA到ODM，特别是OBM升级，其难度远远大于从汽车行业的OEA到电子行业的OEA。Gereffi(1999)通过对东亚服装产业的研究，乐观地认为，进入准层级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制造商在生产方面有较好的升级前景，而且随后会进入到设计、营销和建立自有品牌的阶段。Sussex大学的Martin Bell认为Gereffi所描述的是仁慈的阶梯(Benign Escalator)。从自行设计加工到自有品牌设计和生产并不是理所当然的。Hobday对从OEM到ODM再到OBM的转换作了全面分析，结果发现从OEM转向ODM的证据比从ODM转向OBM的证据更多。全球鞋业价值链的研究表明，中国、印度和巴西的制造商在发展它们的设计和营销能力时遇到了壁垒(Schmitz et al.,2000：周晓燕，2007)。
在全球价值链中，功能升级为什么会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一般认为，其原因在于购买者势力和能力约束(Humphrey et a1.,2002; 周晓燕,2007)。如果对发展中国家实现功能升级的障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那么，阻碍功能升级的因素还可以列出很多。但不论其因素多到什么程度，所有的关于功能升级失败的研究均表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现功能升级上的难度比较大，产业内升级的难度并不低于产业间升级的难度。
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功能升级上的难度比较大虽然阻碍了功能升级，但这不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现功能升级失败的唯一解释。对于某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功能升级失败，可以将其解读为是这些国家或地区选择了产业内升级优先路线使然。产业间升级优先战略不仅成功的可能性大，而且还可以提高产业度。产业间升级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度的提高过程。产业内升级是线性的，产业度为1，新产业的引入则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而且有利于形成新的成长性较高的产业内升级。Ricardo Hausmann对产业间升级优先持赞成态度，他的理由是，一种产品离质量前沿越近，其成长性就越差，离质量前沿越远，其成长性就越好。一个国家在引入新产品时，通常是从低位进入的，也就是离质量前沿较远的地方进入，其成长性远远大于既有产品的质量升级(Kugler,Stein and Wagner,2007)。
产业间升级优先战略虽然可以带来很多利益，但这种战略并非没有约束，这种战略必须面对信息不足问题。Kugler、Stein and Wagner对产业间升级优先战略持反对态度。他们认为，通过引入新产品实现产业升级比产业内升级更为困难，原因在于通过新产品引入实现产业升级，政府或企业就必须事先知道新产品应该为何，而在新产品生产出来之前，这种信息并不存在。实行产业内升级，其路径则是十分清晰的，不存在不知向何处升级的信息匮乏问题，而且实行产业内升级不仅有助于产业间升级，还能提供产业间升级的信息(Kugler,Stein and Wagner,2007)。对发达国家来说，Kugler et a1.提出的产业间升级存在的信息不足问题确实是存在的，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问题并不构成严重的障碍，因为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采取跟随战略，沿着发达国家的产业升级路线实现产业间升级。
三、产业升级过程中的“断档”风险及其化解
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中，产业升级是连续的，不会出现突变和断档的风险，但在比较优势演化模型中这种风险是完全存在的，就是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企业根本无法找到最佳距离，此时就会出现比较优势的断档，要求比较优势发生突变。这种现象已经在一些国家发生过，并引发了经济衰退。我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面临此种风险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所以，如何避免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是我国未来产业升级过程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1.我国正面临比较优势“断档”的风险
中国已经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今后的任务就是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最终进入高收入国家之列。但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中国要完成向中高收入国家转变，最终成为高收入国家的历史重任，必须实现比较优势的“突变”。一个国家如果进入到比较优势突变期，则往往面临较大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一些拉美国家在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之前，经济发展的势头十分强劲，但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其发展势头受阻，经济出现衰退，出现了所谓的拉美病。对此，国内外已经有大量的研究，但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的角度分析，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于出现了比较优势的断档。一些有着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冲击下，失去了比较优势，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还没有形成，产生了比较优势的断档期。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工资成本、环境成本等必将上升，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国不得不面对来自于低收入国家的严峻挑战。中国要想实现向高收入国家挺进的目标，必须创新比较优势，实现比较优势的突变，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在发展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中国将不得不面对向发达国家发起挑战的挑战。如果我们无法跨越这些挑战，我国的发展就会陷入比较优势的“断档”期，引发经济衰退。
我国比较优势的断档效应在局部上已经有所显现。进入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种放缓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短期的和长期的因素相互交织，既与我国2008年以来实施的宏观调控有关，也与我国局部地区比较优势断档有关。截至2008年5月，我国规模以上企业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广东、江苏、上海、山东、北京、浙江6省市，收入占全国比重73.6％，而1—5月，西部、东北、中部和东部四个地区规模以上工业生产增加值分别增长19.25％、18.77％、20.84％和15.71％。上半年，东部地区工业增加值，除山东增长18.5％、天津增长21％外，其他省市均低于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这表明，在现行政策下，我国东部地区已经面临比较优势断档的压力。
图3 产业升级中的断档
比较优势断档的意义可以用图3加以说明。图中
分别代表从产业i升级到产业j的成本增加、价格增加、利润增加和产业升级的幅度。如果企业从事产业i已无利可图，且只具备跳到df/c处的能力，但政策和技术要求企业跳到d′f/c处，此时就会出现比较优势的断档现象。我国东部地区的工业增长率下降，其原因就在于，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要求各地企业升级到d′f/c处，但目前各地的大量企业只具备升级到df/c的能力，传统产业的发展在受到抑制的同时，缺乏新的后续接替产业。如为了解决资源环境问题，局部地区采取了腾笼换鸟战略，这种战略本身并无不当，但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是，笼子腾出来了，新鸟却并没有进来。这一问题产生的原因很多，如人民币升值、美国经济开始出现衰退等，但在相当程度上，与我国在产业升级上步子迈得过大，在产业升级上急于求成有关，这进一步加重了经济下滑的风险。
2.风险化解中的比较优势生命周期延长战略
如何有效化解东部一些地区业已显现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防止由局部断档演化成为全局性断档是我国未来一个时期面临的一项最艰巨的任务。从短期看，可以通过空间布局的调整、合理的政策组合，延长比较优势的生命周期，减少比较优势突变的幅度。
(1)适度推进逆向外包，推进产业的全球化布局。亚洲一些国家经济发展上的成功引发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在各种理论模式中，“雁形模式”理论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雁形模式最初聚焦于一国的产业兴衰，此后它扩展到特定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和跨国的产业转移。根据这个理论，对于特定国家而言，其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呈现出高度化趋势，新兴的产业比起被替换掉的产业，资本密集度或技术密集度更高。如日本的中心产业就是按照纺织、化工、钢铁、汽车、电子等产业发生顺序转变的①。日本的国内产业结构的这种转变，与亚洲地区的产业雁形转移模式相伴随，即在亚洲地区，其纺织工业中心按发展的阶段出现了由日本向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这样的一个顺序转移过程。随着产业内分工的出现，这种转变同时表现为，低端环节顺序由日本向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等的转移过程。亚洲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为这种转移提供了条件，也正是这种转移，创造了亚洲奇迹。在产业升级过程中，中国应积极借鉴这一经验，把一些逐步失去竞争优势的环节转移出去，实行逆向外包，以充分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与成本优势，促进产业升级。
产品设计与制造的模块化可以为中国实施产业全球布局提供技术基础。对产品实施模块化设计、制造具有一系列的优势，包括：模块化因为降低对默会知识的依赖可以充分利用分散的知识；模块化降低了知识的复杂性，降低了学习成本；模块化有助于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模块化增加了创新的选择期权；模块化增加了产品的多样性等。发挥模块化的这些优势有利于中国产业保持竞争优势，但中国推进产品的模块化设计与制造的意义还不止于此。推进产品的模块化设计与制造可以为中国推进经济全球化战略提供技术支撑和实质性动力。
模块化不仅在技术上使产业的垂直解体成为可能，而且有效地减少了垂直解体后产生的交易成本。科斯等在回答企业为什么存在这一问题时，其答案是因为市场存在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的下降有助于市场边界的拓展。模块化使产品及其制造过程在技术上具有可分解性，但这种分解不一定产生产业的全球化布局。在技术上可行后，产业全球化布局的形成，还依赖于运输、通信成本以及机会主义交易费用的下降等(张其仔等，2007)。
鲍德温把交易费用区分为两种，一种为由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产生的交易费用，一种为一般性的交易费用(Mundane Transaction Cost)。威廉姆森的理论著作对由机会主义和道德风险产生的交易费用给予了高度重视，一般性交易费用则受到相对忽略。按鲍德温的定义，一般性交易费用就是包括界定、计量、估价与补偿等费用。对于整合型产品而言，由于构成产品的各个“要素”关联性很强，进而造成了设计、制造产品的各项任务之间的关联性很强，对双方责任、义务的分解极其困难，容易滋生机会主义，整合型产品是机会主义滋生的温床。企业是克服机会主义困扰的一种形式，缩短交易对象的空间距离，是克服机会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也就是企业的产业布局尽可能限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这有助于减少双方互动的成本，提高双方互动的可能性，对合同的不完全性起到补充作用。模块化降低了设计产品、制造产品等的各项任务的关联性，使交易双方的责任、义务分解更为容易，从而导致一般性交易费用的降低，有助于降低为抑制机会主义而带来的成本，这不仅会推动产业垂直解体现象的出现，也会推动产业布局的分散化。
(2)调整国内产业空间布局，实施梯度升级战略。一个国家，最终要保持持续的竞争力和长久的经济增长活力，就需要以技术进步为支撑。不同企业、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不同的，相对而言，中国大型企业和东部地区的企业，其技术能力比较强，所以，中国应率先对大型企业、东部地区以及有技术优势较强的产业实现升级，为下一轮的产业升级奠定基础。政府要采取措施鼓励中西部地区做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鼓励中小企业做好大型企业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通过这种空间布局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我国就可以从整体上防止比较优势断档现象的出现，为进一步的产业升级争取时间，积累资源，避免全局性的“产业空心化”。
(3)科学地选择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出台时机。为了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从长期看都是十分必要的，但如果政策出台的密集度过大，时间过于集中，就会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产生压力。为了避免新出台的政策对企业造成过大冲击，就要科学地选择政策出台时机和政策组合。要把各种政策对企业经营带来的压力分散到不同的时期，使企业有相对充足的时间，调整其生产经营活动，以适应新的政策需要；在政策组合上，还要实行有扶有压的政策，在对一些产业采取限制发展措施的同时，对一些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产业，要出台扶持政策，支持其发展，以充分抵消各类限制政策对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3.风险化解中的开放式创新战略
要化解比较优势断档的长期风险，我国的产业升级还必须在充分利用自身既有优势的条件下，实施开放式创新战略。发达国家已经开发了一系列前沿技术，中国的目标是要追赶这些发达国家。所以，在中国实施开放式创新，也是一种后开放式创新。
后创新战略是Ernst在研究亚洲国家电子产业发展的经验后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亚洲国家在电子行业的发展已经超出一般创新理论的预期，作为后来者，亚洲国家在电子产业的国际竞争中，已经运用后创新战略，加入到了国际创新竞赛的行列，并成功实现了后创新。出口导向型工业化出现报酬递减、外部冲击的影响、对电子行业中经济势力过于集中于美国的忧虑、中国的崛起引起其他国家传统竞争优势的下降等推动了亚洲电子行业的后创新战略的兴起(Dieter Ernst,2004)。
开放式创新这个概念是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Henry Chesbrough提出，他用“开放创新”呼吁公司注意来自他们自己的研发组织之外的能让公司使用并受益的创意和实践，呼吁公司应对外界的创新更加“开放”(经济发展委员会数字连接理事会，2006)。开放式创新与封闭式创新根本不同，它承认任何一个企业不可能把世界上所有最优秀的人才都招入企业，创新从网络之中产生。这一理念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具有适应性。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招揽所有的优秀人才，一个国家要处于国际创新的最前沿，就必须利用国际科技资源，建立全球创新网络，实行开放式创新战略，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显得尤其重要。
从创新体系的功能的角度可以将创新体系分为区域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和全球创新体系(刘琼，廖洁，2005)。在各类创新体系中，我国对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与部门创新体系比较重视，尤其以对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视为最。相比之下，对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视则远远不够。中共十七大提出，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国际科技资源，这可以视为我国将迈向建设全球创新体系的重要信号。实施后开放式创就是要建立全球性的创新体系。
产业模块化为我国建立全球性的创新体系、实施后开放式创新战略提供了可能性。模块化不仅使加工组装变得越来越容易，使跨国公司把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出去，而且还有促进知识外包的作用。模块化需要实现知识共享，需要利用分布式知识；模块化有利于防止模块内部的知识外溢，具有保护知识产权的作用；这些都促使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实施开放式创新，推出知识外包，或通过其他企业把自身难以利用的知识产业化。模块化使跨国公司不仅把加工组装环节转移出来，还进一步转移了价值链中附加值更大的研发设计、采购、营销、服务等环节，使经济资源进一步外部化。这为中国利用全球科技资源、参与全球知识创新网络提供了新的机遇(张其仔等，2007)。
四、结语
我国产业升级已经正在步入一个关键时期。进入这个时期，如果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不当，就会使整个社会付出很大的代价。针对当前产业升级形势，在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上，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的作为有限，相比之下，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则可提供更为有意义的参考与启示：
(1)产业升级的幅度和方向受既有产业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能力限制。一个国家产业升级的路径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的经验。产业升级存在一个最佳距离，这个距离在不同的国家会有所不同。产业升级的方向和产业升级的距离，由产品间的技术距离所决定。国内有一种呼吁中国跨越重化工业阶段的声音，这种声音虽然表达的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但只能是良好的愿望，如果政府强制推行这种跨越，会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性打击。同样，那种在各地流行的通过产业链延伸实现产业升级的策略也未必完全是科学的，因为产业链内部各环节间的技术距离未必就少于产业链之间的距离。
(2)产业升级不一定是线性的，会发生分岔。对我国的产业升级路径的各种观点进行归纳，则不外乎两种：一种强调产业内升级，如从OEA、OEM、ODM到OBM；一种强调产业间升级，如跨过重化工业阶段，如通过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等主张都属于此类。这两种观点都是线性升级观。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则认为，产业升级不一定是线性的，产业在升级的过程中可能发生分岔。正是这种分岔产生了中国的出口之谜，促进了中国的经济成长。直至目前，中国的产业升级仍没有由分岔式升级收敛到线性升级阶段。中国现阶段仍要实施产业间升级优先分岔战略，其重点仍在于产业间升级，通过产业间升级带动产业内升级。那种坚持我国的产业升级要沿着工艺升级到产品升级，到功能升级，再到跨产业升级的主张，虽然开始影响我国的产业升级实践，但这种主张既与我国产业升级的实践相背离，也不是指导我国产业升级的最佳路线图。那种急于从OEA、OEM、ODM过渡到OBM的战略主张，对一个企业来说可能是适合的，但如果作为一种国家或地区战略，则值得商榷。因为这种战略并不是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战略。不能从OEA、OEM、ODM过渡到OBM固然有其不利的一面，但如果不顾比较优势的演化规律，一味强行实现这种过渡，其不利后果将更为严重。
(3)产业升级可能中断。比较优势的演化不一定是连续的，存在中断的可能性，由此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存在中断的可能性。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国家，面临这种威胁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中国正在迈入这个时期，所以，采取措施降低乃至消除这种中断的风险，是中国政府未来必须面对的主要难题。政府对我国的产业升级在保持乐观期望的同时，要对充分防范这种风险，特别是要避免因政策措施不当，增加这种风险的威胁。
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相比，不仅可以为我国选择产业升级路径提供新的视角，帮助我们预见到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预见的风险，还能为我国的产业升级提供具体的路径指导，为各个地区实施产业升级提供更具操作性的实践指南。本文只是讨论了如何运用比较优势演化理论解决我国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对一些认识进行了重新评价。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以比较优势演化理论为指导，画出中国产业升级的最佳路线图，这是比较优势演化理论应用研究中值得展开的一项十分重要且有意义的工作。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更有效地指导中国的实践，而且还可以为理论的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验支持。
注释：
①Ozawa把纺织、服装称之为赫克歇尔—奥林式劳动驱动型产业，把化工、钢铁称之为资源与规模驱动型的斯密式无差异化产业，把汽车产业称之为差异化的斯密式产业，电子产业称之为熊彼特式创新式产业，除此之外，Ozawa还把信息加工与传输产业称之为Mcluhan式的网络驱动型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