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国大党政治地位变迁中的党群关系困境与出路
李 晶 葛家健
【内容提要】 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印度国大党在领导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赢得了广泛的群众支持;在印度独立后曾一党独大、长期执政。然而,随着印度经济社会的发展,国大党的全民型路线逐渐难取悦选民,家族政治弊端不断暴露;严重的腐败问题使国大党形象一落千丈;组织体制优势的弱化造成的选民沟通障碍———此等问题令国大党陷入党群关系困境,并因此丧失执政地位,且在如今印度政坛举步维艰。国大党要想走出目前的党群关系困境,必须以领导层轮替为契机,降低家族政治的影响;变败选压力为动力,推动选民认同从领袖转向政党政策;加大反腐力度,挽回政党形象,重聚选民信任;强化党的机制建设,畅通选民沟通渠道。
【关键词】 印度 国大党 党群关系 政党竞争
【作者简介】 李晶,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高校东亚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讲师,主要从事印度政党研究,电子邮箱105501600@qq.com;葛家健,硕士,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电子邮箱kenedyjian@163.com。
【DOI编码】 10.16717/j.cnki.53-1227/f.2019.03.007
印度国民大会党(简称“印度国大党”或“国大党”)始建于1886年，是印度现存历史最长的政治组织，在印度历史上有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国大党领导了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并且在英国殖民者退出印度后，担负起了领导国家建设的重任，完成了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整合。国大党在印度政坛曾长期占据执政地位，形成一党独大的“国大党体制”。国大党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政治优势，关键在于其针对印度社会存在已久的沉疴痼疾——种姓纷争、宗教冲突和地区分裂，率先提出了世俗主义、包容性增长的政策，受到了各种姓、宗教以及其他社会群体的欢迎，从而构建起了良好的跨种姓、跨宗教的群众基础和党群关系。然而，20世纪70、80年代以后，国大党内部经历多次分裂，开始由盛而衰，一度丧失了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虽后又东山再起，但数度起伏，已不复当年一党独大的地位。1999年的印度大选后，印度似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两党政治，国大党和人民党构成印度政治的两极，其他小党和地方党派需要附和在这两个党上才能入阁。[注] 林民旺：《2019印度大选，最大看点是能否回到两党政治》，观察者网，2019年5月23日，https://www.guancha.cn/LinMingWang/2019_05_23_502783.shtml. 可是在2014年的大选中，印度的政治格局再次发生剧变，人民党一举拿下了282席，是1984年以来首次拿下绝对多数席位的政党，而国大党却遭受重创，才获得44席，不仅中央角逐全面败北，在随后的地方选举中也接连失利。2018年印度政坛更是出现了从总统到总理均由人民党人士出任、从人民院到联邦院均由人民党占多数、从联邦政府到地方政府均是人民党主导的局面，印度人民党已经成为印度政治生活中的主导性力量。虽然在2019年大选之前，由于印度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危机严重，导致莫迪支持率下滑，一度让外界认为人民党的选举形势不容乐观，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也信誓旦旦地扬言要把莫迪拉下马了，但是选举的结果却十分残酷，人民党再次大获全胜，获得274个席位，而国大党仅获得区区47个席位。其实，莫迪执政5年来，其竞选时承诺的经济奇迹没有实现，诸如“废钞令”、统一税制等一系列政策也不受国内民众欢迎。因此，印度国内有舆论认为，此次人民党在选举中的胜利与其说是建立在人民党国家治理的成功之上，还不如说应归咎于国大党的失败。印度一些政治评论家也认为，以国大党为首的反对党太弱,它们没有拿出像样的政治纲领，也缺乏有感召力的领袖，除了一心想击败人民党外，好像没有其他更远大的政治目标和治国抱负，[注] 李亚洲君：《印度选举结束莫迪通过“大考”》，载《法制日报》，2019年5月27日。 无法真正吸引民众，获得民众的支持。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国大党如今窘境的原因有很多，而最主要的原因恰恰就是其当年赖以发家的党群关系出了严重问题。本文拟从党群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大党面临的困境与出路。
写作是语文教师的专业特长，教学生写作是语文教师的本职工作。所以教师不能置身事外，只做高高在上的评判者，抑或漠不关心的旁观者，而是要融入写作教学的全过程。教师只有在参与实际写作中，才能体味学生写作的甘苦，发现学生写作的症结；才能了解文题的优劣，应对预想不到的问题；才能了解学生心理，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可见教师写作（即下水文），对作文教学起到示范作用，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
一、全民型政党路线的弊端日益显现
国大党在领导印度民族独立的运动中，逐渐形成了其不分阶层、种姓、宗教的全民型政党[注] 所谓全民型政党，是指相对于阶级政党的、具有全民性质的政党，最早是由西欧的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其主要有以下特征：否认政党的阶级属性，强调党的社会基础是全体国民，成员来自社会不同的阶级、阶层；声称其纲领反映全体人民甚至是全人类的利益，即主张要实现“全体国民的价值”或“全人类的价值观”；指导思想多元，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强调所谓的“思想民主”；组织松散，主张把政党变成松散的政治俱乐部。 路线。这条路线曾经使国大党成为民族独立运动旗帜下各种政治力量的熔炉，并且在独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国大党的一党独大地位。但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全民型政党路线的弊端日益暴露。
在关联度矩阵中(如表3所示)，单一指标间的关联系数均在0.60以上，部分系数可以达到0.85以上，属于中高等关联，表明机场优势度与旅游业发展水平之间具有显著的关联关系。
(一)全民型政党路线的选民动员功能每况愈下
一方面，“国大党建立在试图涵盖所有阶层、所有政治派别的路线与政策已经不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印度政治的区域化、极化与民族主义倾向。”[注] 韩华：《从一党独大到联合执政:印度国大党的衰落》，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26期，第241页。 受多元利益认同的驱使，各类种姓政党、宗教政党、族群政党纷纷崛起，这些政党大部分是地方政党，在成分上与印度社会的种姓、族群、教派、语言等分裂结构相一致，通过诉诸各自的群体认同，不断对国大党的基层选民基础进行蚕食。选民们更倾向于支持专注于本群体的政党，国大党的全民型路线很难再能吸引民众。
客观地说，腐败在当今印度政坛是很普遍的现象，并不是国大党一家独有。但在所有的政党中，国大党的腐败问题却是最突出的，而且由于国大党政治地位特殊，影响最大，因此也最为选民所关注。
(二)全民型政党路线下的国大党忽视了对忠诚选民的培育
作为全国性的政党，国大党现有党员3000万，但其中积极党员才150万左右，其余都是初级党员。在全民型政党路线下，国大党出于赢得选举的目的，盲目扩大党员人数。特别是在国大党执政时，党员人数会激增，然而，一旦国大党下台，很多党的邦级组织便宣布脱离国大党，成立新的政党，并且带走了大批国大党的基层支持者。这些都是在全民型政党路线下，国大党发展党员长期只重“量”而不重“质”的结果。政党路线的全民型还使国大党无法一以贯之地照顾到某个特殊的支持群体的利益，没能够有效培育自己的“忠诚选民”，特别是其出于选举考虑的实用主义态度，更是使许多原本坚定支持它的群体相当失望，转而支持别的政党。
本法第五条规定，评估专业人员从事评估业务，应当加入评估机构，并且只能在一个评估机构从事业务。这一规定是为了加强评估机构对评估专业人员的管理，如同限制公务员兼职的规定一样，主要考虑评估专业人员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同时强调评估专业人员的专业性，在规定评估机构对评估专业人员的行为负责的同时，要求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如果某评估专业人员既有土地估价师资格，又有房地产估价师资格，同时又希望从事两个方面的业务，那就应当加入一家综合性评估机构。当然，这一规定也意味着评估专业人员不得在其他评估机构“挂名”，要求评估专业人员实际和名义上都不得同时在两个以上评估机构从事业务。
(三)对全民型路线的依恋，使国大党在新的党派竞争格局中失去了政治特色
家族领袖的魅力性资源是塑造选民政党认同的重要因素，但是对于领袖作用的过分推崇，也会使普通选民产生对认同“人”还是认同“党”的困惑。[注] 柴宝勇：《论政党认同与政党领袖的关系》，载《理论月刊》，2009年第5期，第66-67页。 选民更多以“政党领袖”来选择政党，本身就是对“政党认同”的挑战。[注] M·P·Wattenberg，The Rise of Candidate Centered Politic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f the 1980s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42.
二、家族政治滋生选民对国大党的政党认同困惑
在国大党的发展史上，尼赫鲁的个人魅力对国大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尼赫鲁·甘地家族长期担任国大党的重要领导职务，一共产生了5位党主席。国大党的尼赫鲁·甘地家族招牌确实曾为国大党赢得不少支持，但是，随着选民政治意识的提高，家族政治在选举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而国大党长期养成的对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依赖使其面临新的选民政党认同困惑。
前文我们也提到，当今快速发展的时代对语言产生了巨大冲击，各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层出不穷，单纯地从两域映射来认知语义肯定是不足的，故将概念整合与隐喻结合才能为人体词意义的构建提供更全面阐释。
(一)普通选民：认同“人”还是认同“党”的困惑
应当承认，全民型政党路线曾经是国大党的显著特色和成功的法宝，但时过境迁，作为国大党全民型路线核心思想的世俗主义、扶持落后种姓等政治主张已经写进印度宪法，并且经过几十年议会民主制的实施，基本为印度社会和各政党所普遍接受。虽然有的政党表面上仍然宣传它的种姓和宗教特性，但实际的政治运作中也不得不基本遵守了这些原则。然而，国大党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一直以唯一的世俗主义、跨种姓联盟的政党自居，仅仅是重温它的全民型政党路线，并没有能与时俱进提出什么新的、能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策主张，体现不了其政治特色，在新的激烈的党派竞争中也就缺乏竞争力。
第一，国大党“家天下”的形象加剧了与普通群众在心理上的距离。作为家族政党的领袖，拥有显赫的家族身世，出身于政治世家，在普通民众的眼里，他们就是豪门的政治代表，因而很自然地在心理上产生对于家族政党的距离。而在家族政治的表征下，国大党获得选民的支持主要还是依靠对低种姓和其他落后阶层的政策倾斜以及其世俗主义主张，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大党也经常表现出首鼠两端的不坚定态度，受到下层群众的质疑。特别是在各种社会力量被动员起来后，下层民众越发认识到，与其靠高种姓和政治豪门的施舍，不如直接选出自己阶层的代表而更为可靠。
第二，家族领袖的魅力在动员选民方面的作用下降。在家族政党中，政党领袖即家族领袖，其个人魅力和才能是决定大选中选民政党偏好的重要因素。但是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后辈中，没有人能具备像尼赫鲁那样的个人魅力和治国才能，加上选民政治意识的觉醒和政治参与的提高，选民对于政党的认同越来越从对政党领袖个人的崇拜，转变为对政党政策和执政能力的更加理性的认同。
1.3 观察指标 所有病例由专人记录剖宫产指征，当同时出现医学指征和社会因素时，统计时以医学指征为准。社会因素包括因迷信需要“择日择时”手术、珍贵儿、高龄初产、试管婴儿等。妊娠合并症及并发症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心脏病、血液病、糖尿病、癫痫、肾病综合征、高度近视、消化系统疾病等。产后出血的标准：即胎儿娩出后24 h内阴道出血量超过500 ml。采用容积法加称重法来计算剖宫产产后出血量，采用弯盘收集阴道流出的血液量加敷料浸血量来计算阴道助产出血量。
(二)精英选民：家族政治的排他性与人个发展的矛盾
第三，从层级上看，国大党的腐败涵盖了党内各个层级，严重破坏了选民对国大党的印象。国大党执政期间，下至党的基层负责人、邦领导人，上至国大党主席，都有卷入到腐败案件中。基层和各邦的腐败自不待言，仅以国大党主席来说，英·甘地作为国大党的主席在1967年的党内斗争中逐渐认识到掌握财权的重要性，但是党内的辛迪加们控制着钱袋子让她处处受掣肘，于是，英·甘地授意她的宠臣米什拉建立自己的“小金库”，而米什拉敛财的方式就是利用许可证制度，收取贿赂。[注] 王红生：《尼赫鲁家族与印度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连就任总理前毫无政治经历，有着“清廉先生”之称的拉吉夫·甘地，也没能逃脱腐败的命运，在他执政后期也卷入“博福尔斯”案的军购回扣丑闻中，以致于在1989年的选举中形象一落千丈。
在国大党的发展过程中，尼赫鲁·甘地家族几乎垄断了国大党和印度的政坛，迄今为止，已经产生5位党主席和3位政府总理，并且都是长期执政。尼赫鲁·甘地家族对国大党的强大影响，使得党主席和总理毫无悬念，要么是从家族中产生，要么经过家族的认可。只有对家族忠心耿耿的人，最后才有可能获得家族的青睐。例如曼莫汉·辛格本无机会成为总理，但是因索尼亚·甘地的外国血统引起争议，在这种情况下，对尼赫鲁·甘地家族忠心耿耿的他，才最终代替索尼亚·甘地执掌印度最高行政权力。即便如此，在尼赫鲁·甘地家族垄断党政大权的情况下，像辛格这样的幸运儿也仅是极少数。“更多的有志于政治事业却没有裙带背景的平民出身的后起之秀，在这种垂直式的权力继承关系面前感受到了挫败感。国大党有不少中下层党员因感到前途渺茫而脱离国大党，造成国大党党内人才供给乏力，组织结构僵硬。”[注] 张弛：《大选之后的印度政党政治反思》，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7期，第92页。 党内中下层政治精英的流失严重削弱了国大党的选民动员能力，而且在选民中还产生了不良的示范效应，导致选民流失更加严重。
本刊讯12月 18日 ，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陕西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秦腔红色经典作品大型民族管弦乐演唱会在西安音乐学院音乐厅上演。陕西省委副书记贺荣出席活动并在西安音乐学院调研。
(三)家族政治破坏了党内民主，降低了党的政治凝聚力
家族政治对国大党的组织机体最主要的消极影响之一，就是破坏了党内的民主机制和民主传统，进而降低了在党内外群众中的政治凝聚力。国大党内的民主机制曾经是其成为包容性全民型政党的重要原因。在过去，特别是甘地和尼赫鲁时代，正是民主的作风，使得国大党的组织几乎网罗了各个社会阶层的精英分子，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党的政治凝聚力。但是，英·甘地执政之后，国大党内的民主作风严重倒退。一方面，随着英·甘地在党内个人地位的巩固，其个人独裁的倾向也越来越明显。突出表现为听不进其他党内领导人的意见和批评，将党内的权力斗争扩大化。而家族政党内精英人物对政党更缺乏忠诚，党内更容易发生党员倒戈、退出等问题，[注] Pradeep Chhibber，“Dynastic Parties: Organization，Finance and Impact，”Party Politics ，No. 5，2011,pp.1-19．在英·甘地执政时期，国大党内发生多次分裂，很多国大党重要领导人离开国大党，他们的离开带走了国大党的大量支持者。另一方面，党内长期不举行选举。英·甘地和桑贾伊按照个人偏好指定党的地方领导人，而通过这种形式产生的地方领导人，往往阿谀奉承功夫了得，工作能力却很一般，严重抹黑了国大党的形象，直接影响了基层群众对国大党的看法，使国大党失去了大量基层群体的支持。
(2)以护理后,患者SAS(焦虑自评量表)焦虑自评量表、SDS(抑郁自评量表)评分比较作为观察指标。满分均为100分,评分越低,则证明恢复情况越好;
三、腐败问题导致选民对国大党的政党信任危机
作为印度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国大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执政党一样都面临着腐败问题的困扰。腐败问题与国大党一直如影随形，严重损害了国大党的形象，逐步吞噬了选民们对国大党的信任基础。
(一)腐败形势：腐败蔓延严重破坏选民对国大党的信任
另一方面，全民型政党路线本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弊端，即它不可能同时取悦左右两方面的支持者。在印度独立前和独立后初期，民族独立和独立后的国家建设是全印度社会最大的公约数，因而，国大党的全民型政党路线有其发挥作用的社会共识基础。但是，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种共识越来越淡化，相反，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使各类人群的利益诉求也日趋多样化，甚至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处于矛盾和对立的状态。国大党力图涵盖所有阶层和选民的全民型政党路线不可能同时取悦左右两方面的选民，时常不得不采取中间化的处置办法，但这种折中与调和的立场不仅因为没有充分满足选民的要求而难以获得选民的坚定支持，甚至在不同派别选民眼里还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在有的选民看来是激进的主张，在另一派选民那里却又往往被视为保守、软弱，结果常常落得个两边不讨好的境遇。
第一，从时间上看，国大党执政时间最长，腐败存量最多，最为选民所诟病。自1947年获得独立以来的70余年中，印度有50多年是国大党执政。随着国大党执政时间日久，腐败案件也越来越多。其间，印度先后发生了“吉普车交易丑闻案”、“克里什南马查理腐败案”、“纳加瓦拉案件”等重大腐败案件。[注] 张树焕：《“国大党体制”与印度政治腐败的兴起》，载《南亚研究季刊》，2014年第1期，第95页。 这些腐败案件时间跨度长、存量多，常常成为选举中其他政党攻击国大党的武器。
第二，从领域上看，国大党长期一党独大，腐败领域广泛，选民记忆最深。在国大党一党独大体制下，印度的腐败行为遍及行政、立法、司法、国防等各个领域。“吉普车交易丑闻案”的主角是时任国防部长克·梅农，“克里什南马查理腐败案”的主角则是时任财政部长克里什南马查理，其他议员选举及立法过程中的腐败现象更是不胜枚举。反观其他政党，由于执政机会较少，腐败现象相较国大党要好得多。
家族成员对党政大权的垄断妨碍了对党外政治精英的吸纳。在政党政治条件下，政党发挥政治吸纳功能，将党外的政治精英吸纳进党内，并且推荐到重要的政府岗位上去，不但有利于更新党内的政治血液，保持政党的活力，而且有利于调动选民的积极性，维护政党及其支持群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但是政党的家族化，却使得政党的这种政治吸纳功能无法正常发挥。
活佛把医学和佛经结合起来，给我们讲《四部医典》。他告诫我们，对待病人就像对待母亲一样竭尽全力。即便是半夜出诊，也不能心有怨言，更不可看重钱财。活佛教育我们，行医时不能随便增加医药费。病人因此耽误病情，就等于谋财害命。真诚的话语就像太阳一样温暖人心。治疗中好言好语容易做到，倾听病人的感受则不太容易做到。一个好曼巴应该把病人当作家人朋友那样说话。[注]访谈人：欧阳丽婷；访谈对象：久麦多杰；访谈时间：2015年9月28日；访谈地点：青海省兴海县莫多寺。
(二)反腐态度：国大党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令选民寒心
尽管存在着一系列腐败问题，但选民对于国大党还是抱有幻想的。然而，真正令选民寒心的是国大党对于腐败包庇纵容的态度。
2004年以后，重新上台后的国大党，对于腐败的态度并没有使它重新赢回选民的信任。国大党并没有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为了党派的利益依旧对腐败采取了纵容态度。例如，在印度电信贪腐案被揭露后，国大党联合政府采取了“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处理手法，为避免加入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退出政府而做出了妥协，只让具体涉案人员辞职了事，并且仍由原来党派的人士继任。[注] 赵干城：《印度民主为何治不了腐败》，载《人民论坛》，2012年第31期，第42页。 这种做法遭到社会的强烈批判。此外，尼赫鲁·甘地家族也再次卷入了腐败事件。国大党前主席索尼娅·甘地的女婿瓦德拉，被媒体揭露其通过成立一家规模很小并无地产经验的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聚敛了大量房地产资本。
历史上，尼赫鲁·甘地家族对国大党的腐败负有重要的责任。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凭借家族威望，尼赫鲁·甘地家族成员总能在政治体制之外施加其个人影响，使得国大党政府对于特定的政府官员腐败行为，采取不作为或者干脆包庇纵容的态度。至20世纪60年代印 度社会的廉政状况已经“大大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S·R·玛赫什瓦利就曾指出，在“国大党体制”下，印度的政府官员“忘记本职而全力追求私利”，政府系统充满了冗员和腐败。[注] S·R·Maheshwari,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India :The Higher Civil Service ,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232-233.但尼赫鲁却认为，印度社会在总体上还是比较清廉的，大肆宣传腐败的严重性会造成整个社会的恐慌，“仅仅在屋顶上大喊大叫说每个人都腐败，这会造成整个社会都在谋求私利的氛围，会加剧社会的腐败程度”。[注] R·K·Karanjia,The Mind of Nehru ,London: Allen and Unwin,1960,p.61.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尼赫鲁时期“吉普车交易丑闻案”中的克·梅农、英·甘地时期受到司法指控的奥里萨邦首席部长哈雷克里希纳·马哈塔布等都在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包庇下最后不了了之。由于对腐败行为的纵容，国大党的社会形象越来越差。最后连拉吉夫·甘地都感受到国大党作为一个执政党，却越来越脱离群众。他认为，党内存在一些权力经纪人，他们利用窃据的职位，以权谋私，玷污党的名声，破坏党群关系，成了党内蛀虫。[注] 林承节：《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从拉吉夫·甘地执政到曼莫汉·辛格政府的成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6-57页。 拉吉夫意识到国大党由于腐败而越来越脱离群众的事实，他有心改变，也推动了整党运动，但回天乏术，最后他自己也在腐败丑闻中黯然下台。
可以说，重新上台的国大党并没有治腐的决心，反而使腐败有逐渐固化的迹象。国大党对腐败的态度已经使很多民众对国大党完全丧失了信心。在他们眼中，国大党已经被贴上了腐败的标签而难以信任。相比而言，虽然当下印度的发展现状决定了人民党也难逃腐败的漩涡，但自莫迪执政以来，一直强调打击腐败，打造清廉政府，开启了“莫迪式反腐”，其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依法反腐，实现反腐法治化，这样就能形成长期管用的规矩，让官员知道哪些事是禁区；二是把反腐和缩小官民差距联系起来，实现反腐惠民化，让民众增加获得感，从而更加拥护政府的反腐举措。虽然“莫迪式反腐”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但他的基本思路是对的，只有官民同时点赞的反腐之道，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注] 凤凰网评论部：《印度反腐，莫迪做对了什么》，凤凰网，2016年2月2日，http://news.ifeng.com/opinion/fenghuanglun/fenghuanglun106/1.shtml. 在2019年大选竞选期间，莫迪又多次表态，如果自己再次连任总理，将“更加严厉地”打击腐败，确保所有的贪官污吏都能被抓进监狱。莫迪政府在反腐问题上的表现虽说难言令人满意，但其反腐的决心和效果还是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的，这也是其能够连任的重要原因。
毕业生是指在学校学习期满，达到规定的要求，准予毕业的学生。在计划经济市场下，毕业生直接分配到企业就业，没有机会进行自主选择。现如今的就业环境下，毕业生在取得毕业证和学位证后，可以结合自己的兴趣、性格、价值观和所学专业知识，进行自我推销，从而进入心仪的企业工作，可以将自己的所学真正应用到生产实践中，降低了跳槽的几率，增加了毕业生自我效能感和成就感。
四、组织体制优势的弱化造成选民与国大党的沟通困难
作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国大党建立了一套较完善的、自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到印度独立时，其已经形成了“党员、初级委员会(街区、其他次级委员会)、区(市)委员会、邦委员会、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国大党主席”7个层次的组织结构。[注] Ramesh Thakur,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India ,New York:Macmillamn,1995,p.224.完善的组织结构，使得国大党成为唯一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政党，造就了其一党独大的局面。而随着印度议会民主政治的实践，印度各党派的组织建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相比之下，印度国大党原先在组织体制方面的优势逐渐弱化，国大党的选民沟通困难问题日益突出。
(一)国大党组织的弱化使选民对其产生认知障碍
第一，国大党中央与各邦政策的不同步调，使得选民无法从基层党组织身上形成对国大党的正确认知。由于印度社会的分裂特质，为了选举胜利，国大党的中央与邦之间，甚至邦与邦之间常常出现政策不同调的情况。有时，国大党中央所主张的政策，在某个邦可能正是为它所反对的，或者一个邦的国大党组织所反对的，正好是另一个邦的国大党组织所坚持的。这种矛盾性使得选民对于国大党的政策和价值理念产生困惑。在基层选民眼里，国大党往往是为了选举目的，不顾政党理念，毫无顾忌地开出“政治空头支票”的实用主义政党。
在高度不确定的市场中，供应链上各个节点需要有相应的规则，相互监督，及时剔除绩效比较差或者有具有不良记录的成员，这样的供应链动态化调整，在不花太大代价的情况下，就能维护供应链节点的信用性，让网络信息更加可信。
第二，中央组织对地方组织的严密控制，降低了地方组织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导致党的基层组织缺乏与基层群众的互动。英·甘地时期，由于她的集权倾向，党内各级组织长年处于不选举状态，党的邦级领导人由她本人圈定。英·甘地随意更换党的地方领导人，确定邦领导人选的重要标准是对她是否忠诚，而非其品质。党的邦级领导人到任后，在自己邦内党的基层领导人选上也是如法炮制。[注] 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2页。 这样做的后果，就是直接导致国大党的基层组织脱离群众，党的各级领导人只要走上层路线即可保住自己的权位，而不必花费精力勤走基层，倾听群众心声。政治学家劳伦斯·塞斯(Lawrence Sez)在其研究中就曾提到，在政党竞争最为激烈的北方邦议会2012年选举中，印度人民党和大众社会党的党员上街聚会时，国大党的基层组织却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注] Lawrence Saez and Gurharpal Singh ,eds.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s in India :The United Progressive Alliance in Power ,Routledge,2012,pp.18.
第三，国大党的分裂常常使选民产生认知混乱。历史上，国大党内部的争权夺利，造成国大党的多次分裂。这些分裂出去的国大党组织与原先国大党的群众基础存在高度重叠，不仅直接削弱了国大党的群众基础，而且往往冠以国大党的名字，给国大党的支持者带来认知上的混乱。例如民主国大党、国大党(组织派)、草根国大党(西孟邦)等。这对于绝大多数文化程度不高的印度民众来说，大大增添了他们区分正统国大党的难度。
(二)国大党外围组织的沟通桥梁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国大党拥有大量的工、青、妇等外围组织，但是在发挥党群沟通桥梁方面的作用却并不明显。国大党的工、青、妇系统，包括全国工会大会、全国学联、青年国大党和全国妇女阵线等。作为第一个在印度建立工会的政党，国大党早在1920年就成立了全印工会大会。独立后，又成立了全国工会大会。[注] 曹小冰：《印度特色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但是，国大党的工会并未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面对与广大工人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改革时，工会没能很好地充当政府与工人之间有效沟通者的角色，导致政府的改革遭到工人群体的抵制。例如，在2011年，印度11家工会举行联合罢工抗议国大党的辛格政府实施的经济改革措施，而在这其中，拥有数百万会员的、国大党控制的全国工会大会，只是尴尬地旁观，并没有扮演什么积极的角色。除了工会，国大党的青年组织一样没能有效发挥在青年群体中的影响力。国大党的支持者群体，仍然主要是那些年纪偏大，对国大党一党独大时期有着美好回忆的人，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群体正变得越来越小。此外，妇女团体的状况也与此相似。随着独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印度妇女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社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然而，国大党的全国妇女阵线等妇女组织的表现差强人意，未能得到妇女群体的广泛认同，没能成为国大党与妇女群体发展关系的有力助手。
(三)国大党与其选民之间缺乏完善的党群沟通机制
在现阶段，国大党的党群沟通主要是通过与选举相关的活动和依靠庇护网络两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都有其严重的弊端。
第一种方式，以选举为中心，功利性明显。一般情况下，党组织在选举期间比较活跃，平时则只有党在本选区的议员当选人或候选人，深耕基层，代表党发挥经常联系选民的作用。但议员当选人或候选人毕竟人数有限且德才不一，并不能全面代表国大党的形象，而在民众心理上却极可能以偏概全。或者，该议员一旦转变政治立场，又可能将国大党在本地区经营多年的群众基础连根拔起。
第二种方式，是依靠庇护网络去吸纳追随者。所谓庇护网络，“简单地理解，就是指一定社会中具有相当实力的人通过控制了稀有社会资源，尽可能网络追随者，向之提供商品、服务乃至保护以换取其仆从，并从而得到相应的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带有浓厚的等级色彩的一种以威权主义为基础的主从交易关系。”[注] 许开轶：《二战后东亚社会变迁的政治分析》，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3 页。 其在东方社会广泛存在于各个领域，是社会联系的重要纽带。国大党经过多年经营，也在印度社会构建起来一个以其为核心的庇护关系网络，作为其维护党群关系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的缺点是它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庇护网络便难维持。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普遍进入了“滞涨”状态，印度也受到很大冲击，再加上印巴战争的财政负担、1972年的大旱灾等使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注] 林承节：《独立后的印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页。 英·甘地无力应对危机，宣布了紧急状态。这次经济危机使得国大党的庇护网络功能严重受到影响，这也给其他地方政党争夺选民以可乘之机。在分析印度大众社会党在北方邦崛起的原因时，肯切·钱德拉便曾指出，经济危机使国大党无暇庇护其地方支持者，加上国大党领导层的派系活动直接疏远了政党的支持者，从而导致了国大党在北方邦的失利。[注] 向文华：《国外政治学界主导政党体制研究述评》，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0年第2期，第84页。 另一方面，庇护网络还极易产生腐败。在庇护关系下，有些国大党候选人以实物或政策换取选民手中的选票，等到当选后再通过腐败的方式，收回自己的“投资”。此外，庇护网络还诱发了国大党的某些基层领导人试图通过编造假党员名册、虚增党员人数来显示自己的政绩，从而维持自己党内地位的造假行为，以至于在一些地区选举中，明明按上报的党员人数，国大党占绝对优势，可最终却输掉了选举。
第三，家族的分裂使选民对党的认同性下降。“家族意味着子嗣众多，如何在众多子孙中选定接班人成为家族政治的难题。”[注] 徐勇：《亚洲家族政治的魔咒》，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2期，第19页。 尼赫鲁只有一个女儿英·甘地，但英·甘地却有两个儿子。本来大儿子拉吉夫无心政治，英·甘地着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接班，然而桑贾伊在接班前因飞机失事身亡，拉吉夫意外成了接班人。但是桑贾伊的遗孀玛内卡有着极强的政治野心，试图利用桑贾伊的支持者与拉吉夫争权，在英·甘地还活着的时候就被赶出了家门。后来，玛内卡带着儿子瓦伦投入到国大党的劲敌印度人民党的阵营。瓦伦在人民党的支持培养下，大有与他的堂兄堂姐拉胡尔、普里扬卡争夺尼赫鲁·甘地家族正统继承人地位的趋势，这进一步弱化了国大党在选举中大打尼赫鲁·甘地家族招牌的作用。
五、国大党走出当前党群关系困境的路径
作为一个百年老党，国大党曾一党独大、风光无限，虽然如今实力和地位都严重衰退，但其仍志在全国，不会甘心沦为边缘化或者地方化的政党。而国大党要想走出目前的党群关系困境，必须要拿出足够的决心和勇气采取有效措施彻底破除本党的积弊。
(一)以领导层接替为契机，降低家族政治的影响
2017年12月拉胡尔·甘地接替他的母亲索尼娅·甘地成为新一届国大党主席，虽然党的最高领导权仍在尼赫鲁·甘地家族内交接，但换届却为国大党降低家族政治的影响提供了可能。拉胡尔思想比较西化，作风相对柔和，他从政“并不是因为任何野心，而因为他的出身，他别无选择。比起政治，他的兴趣更在板球比赛和户外活动。在政治方面，他的个人魅力甚至不如他的妹妹普里扬卡。”[注] “Profile: Rahul Gandhi”, BBC News,16 May 2014,http://www.bbc.com/news/world-south-asia-17271658. 此外，国大党内部一批元老认同索尼娅的领导，却对拉胡尔不放心。就连索尼娅本人都无法肯定拉胡尔能否处理好与党内元老的关系，以致迟迟无法完成国大党内的权力更替。[注] 陈金英：《印度国大党的当下处境与未来复兴》，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51-52页。 因此，未来国大党虽无法完全摆脱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掌控，但却也面临削弱其影响力的机会。国大党若能以此为契机限制党主席的权力、任期及影响，防止拉胡尔地位稳定后权力欲膨胀，将有助于逐步淡化其家族政治色彩，尽可能克服家族政治对本党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各位领导、嘉宾、代表的支持与配合下，大会在济南取得圆满成功，在此衷心感谢大家对中物联托盘委工作的大力支持，托盘委也将一如既往为我国乃至全球托盘行业的发展而努力。在国家相关政策大力推动下，大家的支持与共同努力下，托盘行业一定会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二)变败选压力为动力，推动选民认同从领袖个人转向政党政策
从选举政治的角度看，随着政治意识的提高，印度选民的政治认同已经逐步摆脱了对于身份政治的迷信。因此，家族招牌再也不是选举中的“万灵丹”和“吸票神器”。就整体形势而言，国大党当前的危机已经表明尼赫鲁·甘地家族对政坛的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国大党不能再死抱着家族招牌不放。国大党在“家族政治的旗帜和历史的回忆之外，还需要发展出自己的独特形象以唤起新的认同。”[注] 陈金英：《南亚现代家族政治研究》，载《国际论坛》，2011年第4期，第77页。 对于国大党来说，它需要的不再是魅力型的领袖，而是能激起选民认同的政策。
应该说，国大党在提出政策和政策的可行性方面还是具有优势的。历史上，国大党提出的“世俗主义”政策，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迄今都为印度社会的主流民意所坚持。它提出的“社会主义”和包容性增长，也为很多的社会下层群众所赞赏，得到他们的拥护。而现今，虽然国大党没有能够得到多数民意的支持，暂时处于在野地位，但是，与其他政党相比，国大党的执政时间、执政经验都是最丰富的。国大党应该充分发挥这些优势，进行深刻总结，并联系现实，找准民众关心的热点，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并努力践行，争取用政策认同吸引选民。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国大党改弦易辙，放弃原有曾经获得巨大成功的政策主张，而是要总结过往的经验教训，根据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地进行调整、发展和变革。当下最为关键和紧迫的变革就是需要重新界定其“包容性增长”经济纲领。印度是个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发展”始终是民众最为关心的问题，国大党当年提出的“包容性增长”理念就是高度契合了这样的社会心理，从而为其赢得广泛的群众支持。但在印度国内对如何实现发展一直存在争论，左派认为应该在解决贫困人口、性别平等、饮水、电力、医疗卫生、交通、教育等方面有更多投入，这些基础问题威胁着印度长期的经济增长需求；而右派则认为没有经济增长，印度的穷人永远没有出路，以贸易自由化和消除管制为核心的经济自由化改革才是印度经济发展的根本。在2004—2014 年国大党联合政府执政十年间，辛格政府的政策重点集中在社会保障和公平方面，没有在经济改革方面持续深入下去，同时又未能制定有效政策以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经济放缓。缺少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国大党消除贫困和实现社会公正的目标就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注] 陈金英：《印度国大党的当下处境与未来复兴》，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2期，第53页。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莫迪在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期间大兴基建，大量吸引外资，激活地方经济，以每年11%的发展速度远超印度平均水平，在印度各邦中独树一帜，也赢得了“印度的广东”美誉。莫迪担任总理之后则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此所谓的“古吉拉特模式”，取得了明显成效，也由此赢得了民心。在2014以来《今日印度》的历年年度舆情调查中，莫迪均保持了较高的支持率，即使认为“政府某些政策倡议没有改变什么”的被调查者，也对莫迪的政绩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可见人民党的“发展”理念及其政策导向对选民仍有很强的号召力。相比之下，国大党的原有经济纲领就相形见绌了，诚如印度学者索亚·哈桑所言，国大党必须平衡发展与分配的关系，制订真正能够实现增长的“包容性”经济政策纲领，才能改变在选民心目中的地位，重新获得选民的认同与支持。
(三)加大反腐力度，挽回政党形象，重聚选民信任
印度政坛深受腐败问题困扰，国大党尤为严重。随着公民意识的提高，印度民众对于印度政治盛行的腐败行为越来越无法容忍。2011年，为了反对政府的腐败，印度公民反腐斗士、74岁的安纳·哈扎尔开展了为期15天的绝食抗议活动，得到了成千上万印度民众的支持，最终迫使国大党的辛格政府接受了他的反腐方案。[注] 王鹏：《印度全民反腐游行让政府低头》，载《世界博览》，2011年第17期，第20页。 民众在政党认同上，也越来越将政党廉洁放在重要位置上。在2015年的德里地方议会选举中，以反腐著称的平民党大获全胜，取得70席议席中的60席；而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则受莫迪百万卢比的“金线外套”事件影响只得到10席；深陷腐败的国大党则一席未得。[注] 网易新闻中心：《莫迪因“金线外套” 惨败 平民党大胜扫帚脱销》，2015年2月12日,http://news.163.com/15/0212/14/AI8RN4R300014AEE.html
因此，国大党要想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就必须正视自己的腐败问题。首先，国大党在发展基层党员的时候不能只顾盲目数量扩张，还应重视党员的品质和后续的培养教育。这样不仅有利于保证新吸收党员的质量，也降低了基层负责人造假党员名册的机会，更有利于党维护在基层群众中的形象。其次，对于已暴露出的腐败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国大党必须摒弃庇护的态度，坚决处理，不能为了政党的一时利益纵容腐败，而为此付出失去选民的重大代价。最后，国大党不能老是被动地回应民众腐败的质疑，而应该主动查腐治腐，向民众展示自己的反腐决心，努力挽回党在群众心中的形象。
(四)强化党的机制建设，畅通选民沟通渠道
首先，完善国大党的党内民主机制。一方面，在党内领导层方面，要加强民主作风，重视集体作用，限制个人的影响力。国大党要展示给选民的不能仅是拉胡尔这个新领导人的个人魅力，而且应该是整个接班团队的风貌，塑造出整个党的新领导层民主和亲民的形象。另一方面，恢复被长期搁置的党内民主选举，完善选举制度。特别是必须摒弃英·甘地和拉奥时期指定党的地方领导人的传统思维，重视地方选举在加强党内凝聚力和向心力方面的作用。[注] 宋丽萍：《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与印度国大党的发展》，载《当代世界》，2013年第9期，第45页。 通过党的地方选举调动地方党员积极性，进而发挥他们在动员地方选民方面的重要作用。
其次，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国大党的组织优势。政党的基础植根于基层，只有扎根基层群众，才能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国大党的发展史上，国大党之所以能够兴起就是因为积极投身于民族解放的群众运动，与民众一起为印度的独立和自由奋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而其失败也正是因为执政后的日益脱离群众。国大党是印度第一个拥有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的政党，这使得国大党从独立之初起，在全国的所有选区就能独立推出自己的候选人。然而，这种组织优势在很长时期内并没有被国大党好好利用，而是依赖于庇护网络。但在当前的情况下，国大党的连连败选使庇护网络失去了一系列行政资源的支撑。国大党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突出基层党组织的作用，进而摆脱婆罗门或种姓会议等“中介”，直接与广大民众交流、接触，以利于广大选民及时、正确地解读国大党的政策和主张。
再次，重视对党的群众组织的引导。群众组织是政党凝聚和联系特定群体的民众，将他们团结在政党周围的重要途径。随着政治意识的提高，印度民众的政治参与意愿也越来越强，国大党要充分利用自身的工会、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通过它们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使这些组织发挥桥梁作用，积极引导民众的政治参与。这样，不仅一方面为国大党培养了广大后备人才，另一方面也能够使国大党在大选中赢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
最后，建立制度化的党群沟通渠道。印度社会的高度异质性，特别是种姓、宗教、族群的分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不会消失，同时加上利益多元化的影响，各类主体的利益矛盾和诉求必然会通过多种途径反映给主要政党。针对这种情况，国大党必须要使党群沟通的渠道制度化，无论是现在在野还是将来重新执政都能够藉此与民众保持有效沟通。特别是现在，作为反对党，国大党更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从群众对印度人民党的不满中吸取有益教训，利于在以后的执政中保持谦卑的姿态。总之，在当前印度人民党已经取得稳定多数执政地位的情况下，国大党只有做好长期深耕基层的准备，不断完善自身建设，才有可能重新得到选民的青睐，东山再起，重返印度政治舞台的中央。
(责任编辑 冯传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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