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长期关系的两根支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两根论文,支柱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光荏苒，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1971 年访华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1972 年访华已过去40 多年。40 多年来，世界局势和两国情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尤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中美关系的基本面良好，即使在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中国改革开放和崛起这样的大变革背景下，两国也没有发生全面对抗，更没有发生过战争。
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中美两国关系40 年来稳定和积极发展? 历史表明，中美两国长期稳定的关系来自两个支柱:其一是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其二是两国互不挑战、威胁和反对对方的核心利益。未来中美两大国间要保持稳定和积极的关系，也必须维持和加强这两大支柱。
一、中美间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
任何稳定和积极的两国关系都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共同基础之上，中美关系也不例外。自基辛格 1971年访华至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 20年间，中美关系是基于应对 “苏联威胁 ”的“共同战略利益 ”。当时中美两国主要领导人，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于世界局势和主要威胁都持有相似的战略观点。他们都意识到苏联在国际事务上采取的 “攻势 ”是对当时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同时，在 20世纪 70年代和 80年代，中美两国都切实感受到来自苏联的严重威胁。因此，中美两国在美、苏、中之间的 “战略三角关系 ”中采取了“战略合作 ”的战略。这一战略关系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美关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即使中美在其他问题如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上有着重大分歧，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仍然促使中美将两国关系的基调定位为“合作 ”。
这种 “战略合作 ”在 20世纪 90年代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后失去了存在基础。两国对于世界局势不再持有相同的战略观点，来自苏联威胁的共同战略利益也烟消云散。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仍然认为，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在冷战结束后两国仍有必要保持“接触”。因此，在两国的内外环境均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包括在冷战结束和中国发生“六四风波”的情形下，两位领导人仍然努力将中美关系维持在合作轨道上。
老布什时代之后，中美两国面临在后冷战时代建立新的共同基础的战略挑战。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增长，国力迅速增强。中国经济的发展为后冷战时代的中美关系打下了新的共同战略基础，经济利益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纽带。冷战和以反苏维系的中美战略关系结束后不久，两国发现相互间成了主要的贸易和经济伙伴，这成了冷战后两国间最广泛、最深厚的共同利益和战略基础。
在经济关系方面，中国成为美国除加拿大以外最密切的伙伴。2012年，美国是中国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仅次于加拿大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仅次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根据中、美官方发布的数据，2012年两国贸易额达4846．8亿美元，其中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为1328．9亿美元，增长率为8．8%。①事实上，美国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要比它与其大部分盟友如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中美相互间的经济依赖如此深刻，可以认为，两国在经济上已经是紧密的盟友了。
放眼未来，两国间的经济将会有更多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利益，双方的经济纽带将更紧密，相互依赖将进一步加深。这个判断基于两个可预期的事实，其中之一是，中国将为美国提供更广阔的出口市场。过去 30多年中，美国为中国的出口提供了最大的国外市场。这个市场即使在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依然呈扩大趋势。2012年，在美国经济连续低迷数年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出口依然增长了8．5%强，而同期欧洲和日本为中国提供的出口市场缩减了10%。②中国为美国提供的出口市场已经连续扩张多年，并且在未来还会更迅速地成长。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为此提供了潜力。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中国官方和民间目前已经普遍意识到这种增长模式在未来不可持续，建立内需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依靠 13亿人民的消费潜力来拉动未来的增长，已经成为共识。中国在这个转型上面临诸多困难，因此，虽然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该共识就已形成，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又再次唤起了人们的紧迫感，这个转型到目前为止却并不成功。然而，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事情已经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国内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已经在上升。最近几年来，国内消费的增长在扣除通胀因素后仍然高达 11%到 15%。2012年国内消费增长为14．3%，扣除通胀因素后为12．1%，比该年度的出口增长数据7．9%高，但低于同期的投资增长数据20．6%。③当中国国内消费持续增长时，中国在“世界工厂”之外还将成为“世界市场”。最近几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也是世界第二大进口国。中国进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2012年，中国的进口总额为1．8178万亿美元。世界银行预测，用不了几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进口国。④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超过中国对美出口的时候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到来。这一天到来时，美国人将会改变他们对于中美经济关系和总体关系的看法，发现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他们今天所承认的。
中美经济关系将加深的另一个可预期的事实是中国的对美投资将上升。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投资通常是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 30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内外投资，包括美国在中国的投资。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美国在中国的年投资额约为 20亿~30亿美元; 在90 年代晚期和21世纪的头十年间，这一数字上升为40亿~60亿美元。最近几年，部分地由于受美国经济状况的影响，这一数字又回落到20亿~30亿美元。现在，在做了30 多年的国际投资接受者之后，中国正在成为世界上重要的国际投资人。近年来，中国每年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约为1000 亿美元，而对外投资额也达到了700亿美元左右。⑤2010 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额为58亿美元， 2012年上升到65亿美元。截至2012 年，中国在美累计投资额已经超过500亿美元。⑥ 如果美国政府和国会能够放宽对中国投资的限制，中国能够使国企更加市场化，这个数字还会上升。
无论对中国还是美国来说，中美关系都是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中美关系肯定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它决定着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和平与稳定。世界各国对此没有异议。因此，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常常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议题。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领域和议题需要中美之间的协商与合作。
朝鲜问题将继续困扰韩国、美国和中国。中美在朝鲜和朝鲜半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期待，但两国间毫无疑问地存在着重大的共同利益和目标:两国均不希望看到一个拥核的朝鲜和拥核的朝鲜半岛; 两国均乐见稳定的半岛形势和变革的朝鲜。朝鲜半岛不断出现麻烦，中美在未来仍须协商以处理这些麻烦，并预防和应对更大的麻烦。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已经接近于所谓的“失败国家”，成了国际恐怖主义的主要来源，给中美两国国家安全、国际安全和稳定都带来了重大挑战。在这两个国家进行了10 多年之久的反恐战争收到了一些成效，但还远远不够。2014 年美国和北约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之后，情况还可能变得更糟。如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政府、军队在北约撤军之后不能控制局势，恐怖主义与内部混乱将变得更为严重。这将给中国和美国带来更多的麻烦、更大的威胁。届时中美两国将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理阿巴两国状况，帮助它们稳定局势，维护动荡地区的秩序。
中东始终是一个火药桶。伊朗核问题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变得更为严重和危险。为了成为中东和世界“强国”，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决心非常坚定。而以色列显然无法接受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伊朗，美国和整个西方对此基本都持相同态度。如果不能阻止伊朗核试验的进展，以色列将会袭击伊朗，摧毁其核设施。这场战争可能会比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更为激烈，因为伊朗无论在国家力量和军事实力上都要强于伊拉克和阿富汗。中美两国在伊朗问题上的观点和政策并非完全一致，但都期望一个无核化的伊朗和波斯湾。伊朗之外，整个中东对世界来说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地区。这个地区的现代化、民主化和稳定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即使在中国的石油进口 “多元化战略”取得成功和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将减少它对中东石油的依赖的情况下，中东的能源对于中国和全世界来说仍将是重要的。因此，中国、美国和国际社会必须在该地区的稳定问题上做更多努力。
中美之间在许多地区和国际议题上有着巨大的分歧。然而，两国在维护朝鲜半岛、东亚、中亚和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上一直拥有共同利益。中国和美国都是维持现状的力量。它们都是二战后世界体系的受益者，因此，即使它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改善现有的国际体系，如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改革，保持现状仍是它们之间的共同立场和利益。保持现状就是维持和平与稳定。
世界正日益变得全球化、多边化和相互依赖，不同国家间已经被牢牢捆绑在一起。全球治理的问题正在增多。联合国、20国集团、联合国气候变化委员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正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安全方面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和美国作为这些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责任在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中扮演主要角色。
中国和美国对全球议题和全球治理应当有新的、超越传统的国家利益关切的思维。确实，国家行为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但是，随着世界变成一个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地球村，各个国家有责任回应全球利益和需求。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在世界上享有更高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因此，两国也有义务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应局限于关注本国的国家利益和需求。中国和美国，尤其是正在上升中的中国，应当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机制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与欧盟及其他国际社会的成员协调合作，来保障全球的安全与发展。
二、不挑战、不威胁、不反对对方基本利益
共同的利益和战略基础为国家间关系奠定基础，对中美这样的大国也不例外。然而，对中国和美国这样有着重大和根本性不同、甚至分歧的国家来说，仅仅依靠共同利益和共同基础是不足以保障两国合作关系的。中美之间的合作关系不能仅仅依赖于共同利益这根支柱，它还需要另一根支柱，那就是双方在对待不同和分歧时坚持非对抗的战略，在现在和未来妥善应对及管理两国间的不同和分歧。
首先，中美之间的共同基础和利益存在局限性。几十年来，中美两国政、企、学界人士均认为，两国的合作关系基于重大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基础，因此，两国间进一步的合作有赖于发展更多的共同利益和扩大共同点。这种看法基本是正确的，但并不完全。以下事实是不可否认的:无论过去、现在和未来中美两国间发展出多么广泛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点，我们所面对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不同的国家。它们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哲学，不同的地理，不同的国家能力，它们的世界观、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也是不同的。它们在过去不同，在今天不同，在未来也将在很多重要方面仍有不同。
对那些拥有相同或相似历史、传统、文化、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世界观和全球目标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来说，共同基础和利益足以支撑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但对中国和美国这样没有相似历史传统和经验，没有相似语言和文化，没有相似政治思想、政治体系和政治观念，没有相似世界观和战略目标的国家来说，它们的合作关系仅仅依靠共同基础是无法维持的。它们之间关系的维护，还高度取决于它们处理和应对这些不同的方式。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关系更多地取决于它们如何应对不同和分歧，而非完全取决于它们有多少共同利益和共同点。
其次，战略/安全领域的不同观念和不同的国家日程带来合作局限。必须承认、并始终意识到中国和美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它们是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中两个不同的世界大国，现在如此，将来也如此。即使未来两者在国家能力和强大程度上可能更为趋同，也不会改变这一点。美国现在是，并且在将来很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是一个世界大国，一个在各方面均居于领先地位的全球力量。因此，美国常常有意愿和能力充当世界 “领导 ”，在世界各地做它想做的事。中国的国力正在继续上升，其国家能力也将继续增强，但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它还达不到美国的国力水平，也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事实上，中国从来不曾成为过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即使在一千多年前最强盛的唐代也是如此。在未来，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超越美国，就像许多权威国际机构和私人部门所预测的那样，中国的GDP将在10年或20年内超过美国。⑦然而，中国经济的质量、科技水平、军力、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还远远达不到美国的水平。因此，在 10年或 20年内中国顶多成为一个经济数量上的超级大国，而不会成为一个综合实力上的超级大国。同时，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正在上升，但不会成为一个有能力在世界任何角落产生影响的、能在任何全球议题上采取有效举措的全球性综合超级大国。中国将不会成为那样的全方位超级力量、全球力量。中国不是美国，中国也不会在综合国力上成为接近于美国的国家。
除国家能力之外，中国与美国的国家意志和目标、战略意图也是大相径庭的。自二战后期以来，美国就一直在寻求“领导”世界，寻求参与、介入世界上的几乎任何议题。美国领导人、政治家，甚至学者总是在说美国的领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⑧这意味着，美国必须照看、管理和领导这个世界，而世界离不开美国的领导。
反之，中国从未认为自己应当领导世界，即使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度时也不例外。中国认为自己应当是亚洲的主要力量则由来已久。今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国力的壮大会促使中国在未来寻求在全球政治与安全中发挥领导或主导作用。随着中国的贸易、商品、投资和人民走向世界各地，中国已经是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强国。中国的“走出去战略”意在扩大其经济活动，包括在亚洲、中东、非洲、拉美、澳洲、美国、加拿大、欧洲及世界上其他地方获取更多的市场、投资和资源。然而，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体系方面、在安全和战略方面，中国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全球性的目标和意图。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文化是非宗教文化，它从未有过“拯救世界”，或者要向世界各地“传播上帝福音”的使命感。几千年来，驱使中国人走出国门的动机始终是经济的或个人的，而非国家意志的。
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内向型”文化。几千年来，它从未有过全球利益和目标，也从未想过要领导或主宰世界，即使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它曾是世界上强大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其中原因既有中国文化的非宗教性质，也有中国的哲学和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儒家哲学以修身养性为要务，要求人们终其一生中追求和践行“君子之道”，成为君子。它不鼓励人们关注中国以外的世界，不要求中国人“拯救”世界。另外，还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大国性质，它在地理上的广阔和人口上的繁多使中国的统治者和人民有足够的空间向内求生存。
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积极一面是，中国从未有过全球目标和全球野心，在未来也不会寻求全球领导或主导地位，所以就不会挑战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地位。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从前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争夺世界领导地位和主导权的战略竞争。那些担心中国将会寻求世界领导地位和主导权，并因此将导致崛起的中国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及西方世界间的对抗的人，缺乏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真正理解，从而也无法理解中国人的世界观和目标。
中国的内向型文化给中美关系带来的消极一面是，中国对于国际和地区事务有着与美国不同的重要性排序和议程设置。确实，在首脑会议和官方会晤中，中国官员通常对美国关于中国应当在国际事务的重要议题中同美国合作的观点表示赞同，这些议题包括朝鲜问题、伊朗问题、伊拉克问题、阿富汗/巴基斯坦问题、中东问题、非洲问题、核裁军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国际金融与经济问题……然而，一旦会议结束，美国人常常发现中国人并不乐意为这些有“共同战略基础”的问题跟美国一起做很多事。真正的原因并不仅仅在于中美之间缺乏 “战略互信”，还在于这些议题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来说并非是优先级的议题，也不是重要议题。对于中国人来说，除了那些涉及中国主权与领土安全的迫在眉睫的问题如台湾、香港和东海、南海问题外，国外事务尤其是其他国家间的事务从来都不是主要的关切。因此，中美之间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将是有限的。美国人将继续对中国人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不与他们进行更紧密的合作而感到失望。虽然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中美合作关系的主要方面。
第三，政治/意识形态分歧带来双边关系的局限性。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中美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10至20年内，还将保持当前的分歧甚至冲突状态。中国和美国的许多官员和学者都低估了中美两国间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在两国关系中的意义。他们常常认为在两国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国家利益，而非“空洞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
这离事实真相有些距离。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确实起作用，对中美关系这 样的大国关系尤其如此。中美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包括台湾、东海和南海问题上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冲突，这些问题也并非两国间的双边关系问题。在这些涉及中国基本国家利益的问题上，美国通常“不站队”，既没有持支持中国的立场，也没有持反对中国的立场。但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导致了中美两国间真正的冲突。它们首先导致两个大国相互否定。美国领导人、政府、政治家、新闻媒体和公众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作为回应，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也对美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采取否定态度，这表现在官方言论和媒体中。政治/意识形态的冲突和相互否定又导致了两国间的战略互疑。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完全相信美国对中国一直抱有不良企图，在期待中国政治制度和共产党政权的崩溃。而对美国人来说，中国的非“民主”政治、非“法制”和共产党执政始终有危害其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危险。
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阻碍了中美两国间真正的互信和友好关系的建立。美国领导人与政府官员，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几十年来都明确地宣称，只要中国还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同中国就 “不可能建立全方位的关系”。⑨这一立场表达了美国人普遍的观点和态度。
大约在小布什政府末期和奥巴马政府初期，中国方面提出建立中美关系的“新模式”。中方建议，双方要“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奥巴马政府在执政初期基本接受了这一提法。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华期间，这一表述被写入《中美联合声明》。但这一表述，尤其是它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的出现，遭到了很多美国人的批评。因此，《中美联合声明》发表后的几年中，美国总统、国务卿和政府官员再未重复这一表述。看起来美国方面并未接受“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模式，虽然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再三强调这是当前中美关系中必须遵循的主要原则。但人们怎么可能去“尊重”他所不同意，也不能掌控的东西呢?美国人可能永远不会赞同和“尊重”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美国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包括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立场和行动，有诸多异议。同样，中国不会赞同、不会“尊重”美国在伊朗、利比亚、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尤其是美日同盟，以及美国的“重返亚太”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因此，中国方面提议的“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中美关系模式，只是一个理想主义模式。
但是，中国和美国不应当挑战、威胁和反对彼此合理的根本利益。即使中美之间并不互相赞同和“尊重”对方的诸多利益，包括一些 “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两国之间不能、也不应挑战、威胁和反对彼此合理的根本国家利益和主要方面。
对于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避免挑战、威胁和反对彼此的合理的根本利益，就避免了双方间的战略对立和对抗，两国就可以拥有平衡、稳定、合作的关系。国家间成为敌人、陷入对抗，包括发生冲突和战争，都是因为一方发现另一方正在挑战、威胁和反对自己的根本利益，而任何国家通常都不会在国家安全之类真正的根本利益问题上做出妥协。因此，如果中美两国想要在今后建立和发展稳定、安全和积极的两国关系，双方都应当保持谨慎，不去挑战、威胁和反对彼此的合理的根本利益和主要方面。
做到这一点的难度在于对“合理性”的认定。一方如何能够判定对方的利益和主要方面是否“合理”呢?一方的合理性对于另一方来说可能根本不合理。在这一点上，中美应当用国际关系的准则和共识，来观察、评估、识别对方的“合理”利益。
对美国人来说，经济福祉、全球及地区“领导”和主要角色、国家安全、同盟体系都是美国根本的、长期的“合理”利益的内容。中国人对此应予认可，不去挑战、威胁和反对美国的这些根本利益和主要方面，尽管中国不同意、不赞同、不支持某些方面。经济利益在本质上是竞争性而非冲突性的。因此，对中美两国来说，即使存在一些争议，承认彼此的经济利益还是不成问题的。同时，中国应当理解和承认，世界需要一个领导并且美国已经充当了较长时间的世界领导。世界需要一个领导，同时各国之间又是平等的，这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有些冲突。世界各国一律平等听起来很好但有点理想主义。道理很简单，就像在一国国内需要领导一样，国际社会也需要领导。领导权不同于霸权或统治权。中国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不再把反对“霸权主义”作为对外政策的主要原则和目标，这是一个积极的战略进步，它意味着中国不再挑战、不再反对美国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导”或主导地位。
同时，中国领导人和政府已经承诺，不与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这意味着中国不寻求发展与美国同等的军事力量，不寻求对美国构成安全/军事威胁，虽然它将保持和加强其战略能力和常规力量，以防止美国和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威胁中国。
中国曾经反对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建立的同盟体系，并且至今仍然不赞同这个体系。但是最近10年来，中国表示它承认美国在亚洲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并将美国同盟体系视为历史遗留。⑩ 2012年，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在北京表示:“我在这里，在跟中国领导人的交谈中听到了令我非常愉快的消息，那就是——他们承认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并非对他们的威胁。他们把这看作是对太平洋地区未来繁荣与安全有重要作用的事件。”(11)在过去十年，在今天，中国领导人和政府不再挑战、不再反对美国在亚洲、在世界的同盟体系。
同样，美国应当承认中国的一些“核心国家利益和重大关切”是合理的，美国不应挑战、威胁和反对这些中国的根本利益和重要方面。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是中国的根本利益，这对于美国和整个世界也是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商业争端是正常的，应当用国际规则来解决。中国亦应当加快法制建设步伐，对内和对外都是如此。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国度，同时它的邻居比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多。美国应当理解、承认中国与其邻国之间发生领土纠纷是正常的。这些纠纷是历史遗留问题，并不能说明中国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野心家、扩张主义者。中国并没有在远离本土之外要求领土。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承载着国民的心理感受，对任何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感情问题，对那些曾经有过屈辱历史的国家如中国、朝鲜来说尤其如此。因此，美国对中国在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利益时所发表的严正声明，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应予以理解。美国可以不同意、不赞同或不支持中国在这方面的“核心国家利益”，但它至少不应在台湾、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挑战、威胁或反对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利益。美国可以在某些时候采取不同于中国立场的态度，或者反对中国的某些具体行动，但不能在原则上、基本立场上挑战、威胁和反对中国，更不能站在中国的对立面反对中国。换句话说，就像中国不能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一样，美国也不应威胁中国的根本国家安全。
当中国人和美国人没有感觉到对方在威胁和反对自己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对方在本国的基本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和优先关切事项中站在自己的对立面的时候，两国就能彼此拥有好感，也就能在当前和未来保持正常、稳定、和平和积极的关系。当它们在长远的未来拥有更多共同的思想意识、价值观、政治体系 (民主、法制、人权)和利益的时候，它们将能够发展更为密切和友好的两国关系。
三、构建21世纪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在过去两年中，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习近平相继提出建立中国与美国及其他世界大国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12)这个表述被写入中共十八大报告，成为官方的、正式的表述。(13)“新型大国关系”从而成为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的战略性原则。
从美国方面说，自奥巴马总统执政初期起，奥巴马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就已经在谈论中美之间的“非零和博弈”关系、一种 “新型的大国关系”。希拉里国务卿在其卸任前的几次讲话中反复表示:“从历史上看，一个新兴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总是会发生经济或军事的冲突。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14)
可见，中美之间在建立面向当下和未来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议题上是有共识的。(15)问题是，如何建立这样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呢?
首先，通过持续对话和增加透明度，正确理解彼此的战略目标和意图。中美之间对彼此的战略目标和意图存在不少重大误解。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中美都是多元化的大国。在两个国家中，都充斥着关于外交政策、国家战略和安全问题的不同声音，其中免不了有特别强硬和极端的观点。因此，两国领导人、决策者和分析家很有必要聚焦于两国政府与社会的主流观点和言论。中国人应当关注美国总统、国务卿、其他政府官员、学界主流的言论和思想，而非少数政治家或新闻媒体的言论。美国人应当关注中国国家主席、总理和中国官方的声明和行动，而非部分新闻媒体、少数强硬派或极端主义的“学者”包括某些“国际/安全事务的军方专家”的言论。他们只能代表他们自己，而不能代表中国政府、不能代表中国政策的主流，也不能代表中国学术界。
中国和美国应当继续和加强双方的“战略对话”，以便在双方关切的议题上做好解释、交流和协商工作。两国需要在各个方面增加透明度。比如说，双方均须对各自的亚洲战略做出更详尽的解释，仅仅使用“再平衡战略”或者“和平崛起”这样的短语或口号是不够的。
其次，从重要地区战略/安全问题的协商与合作做起。继台湾问题之后，在中国国力持续上升、军力加强和在西太平洋的行动力增强的背景下，东亚安全问题确定无疑地成了现在和今后中美间最具争议性的议题。因此，继续中美在亚太地区问题上的对话是重要的。两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安全/战略议题上应当进行更严肃和坦诚的交流，这些问题包括朝鲜的核试验、导弹项目和核扩散问题，中国的钓鱼岛和南海问题，日本问题，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等。在东亚之外，中东将继续是混乱和危险的地区，中美作为两个大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可能置身事外，两国应当就此加强沟通，增进合作。
在严肃认真的对话与协商之外，两国应当在行动上有更多协作，包括共同执行联合国决议，实施针对朝鲜和伊朗核试验及导弹项目的制裁。中国应当履行其“世界大国的责任”，像中共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16)中国正在变得更强大，当它享有更高的国际地位，成为更重要的国际角色的时候，应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担当更多的责任，应当超越以往作为普通国家的旧有国家利益框架。
第三，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促进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经济合作关系是中美之间在后冷战时代的共同利益/战略基础的基本支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要求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和社会间更深入的融合。在这方面，今后两国应当在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促进中国在美国的投资的道路上努力。
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消除现有结构性束缚的途径之一。中国经济应当更自由、透明，中国应当有更完善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制。中国持续的成长和改革，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张，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增加其对中国市场渗透力的机会，包括农产品和服务业在内的美国企业都将从中获益。对美国来说，中国的技术目前还基本处于中低水平，尚未达到高科技水平，中国在美投资还构不成与美国的商业竞争。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同其他投资一样，将对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做出贡献。因此，除涉及国家安全的少数领域之外，美国政府和国会应当减少对中国投资的限制。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世界庞大经济体与社会体间的更紧密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中美联系是其中之一。
(感谢美国纽约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特别是戴维 ·德奴教授 (Professor David Denoon)对该项研究的宝贵支持。)
注释：
①Chen Weihua，“Locke Urges Continuity in US－China Relations”，China Daily，December 20，2012，p．13; Bao Chang，“China Continues to Increase Influence on Global Trade”，China Daily，January 11，2013，p．17．
②杜海涛:“香港成内地第四大贸易伙伴”，《人民日报》，2013 年1月11日，第1版。
③朱剑红:“2012 年经济社会统计数据解读”，《人民日报》，2013 年1月19日，第4版; Bettina Wassener，“Chinese Economy Expanded at End of 2012，Data Shows”，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2013，p．82．
④The World Bank，“China 2030:Building a Modern，Harmonious，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12/02/28/000356161_20120228001303/Rendered/PDF/671790WP0P127500China020300complete．pdf．(上网时间:2013 年3月14日)
⑤王珂:“去年实际使用外资1117 亿美元”，《人民日报》，2013 年1月17日，第10 版; Li Jiabao，“China's Non－Financial ODI Enters Fast Lane”，China Daily，January 17，2013，p．13.
⑥“Destinations of China's ODI in 2010”，China Daily，July 10，2012，p．17; Chen Weihua，“Investment in US Hits Record Level for Chinese”，China Daily，January 11，2013，p．1．
⑦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of the U．S．， “Global Trends 2030 Predicts that China's Economic Size Will Be Overpass the U．S． before 2030”，NIC，Global Trends 2030． Washington，DC，December 10，2012，p．2; Chen Jia，“Report:China to Have Biggest Economy by 2030”，China Daily，December 12，2012，p．13．
⑧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ngton，DC，March 2006，p．2; Hillary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 Policy，October 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pacific－century (上网时间:2011 年11 月30 日) ; “Clinton on American Leadership 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 File，January 31，2013，pp． 5，12;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d USAID，“Leading Through Civilian Power:The First Quadrennial Diplomacy and Development Review”，Washington，DC，2010，p．i．
⑨“Secstate Remarks at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 October 27”，USIS Bulletin，October 28，1997， p．24; “Sec． Albright October Remarks and Q＆A on China”，USIS Bulletin，October 29，1997，p．5;“White House Daily Briefing”， USIS Bulletin， October 31，1997，p．1．
⑩“中美联合声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1年1月20 日，第2版; “U．S．－China Joint Statement”， Washington File，January 20，2011，pp．10－17; “Beijing Defends Interests”， China Daily， June 1，2012， p．1．
(11)“Secretary Panetta，Ambassador Locke at Round Table in China”， Washington File， September 20， 2012， p．22．
(12)吴绮敏等:“胡锦涛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人民日报》，2011 年1 月20 日，第1版; 杜尚泽等:“习近平同美国副总统拜登会谈”，《人民日报》， 2012 年2 月15 日，第4版。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 2012 年11 月18 日，第4版。
(14)Chen Weihua，“Clinton Says China，US Can Work Together”，China Daily，January 31，2013，p．12; “Secretary Clinton's Interview at Global Town Hall”，Washington File，January 29，2013，p．42; “Clinton on American Leadership at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Washington File，January 31，2013，p．10．
(15)李伟红:“胡锦涛会见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人民日报》，2012年9 月6 日，第1版。
(1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 年11月18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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