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省 济宁市 273165）
摘要：常乃惪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理解的学问，主张“历史相对论”；他持生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一样，是一个有机实体；主张从事学术研究应以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为依据，治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关键词：常乃惪；相对主义；生物史观；关注现实
常乃惪（1898-1947年），字燕生，山西榆次人，著有《中华民族小史》《中国思想小史》《中国文化小史》《生物史观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小史》《中国财政制度史》等。他注重历史的致用功能并突出研究主体的作用，坚持求真应建立在致用的基础上，对实证主义史学提出批评，他还创立了生物史观。作为一位爱国的史家，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将救世济世作为他理论建构的基点。
相对主义
20世纪20年代末相对主义兴起，常乃惪受到西方哲学的启发，对考据学要求史家消灭自我的倾向进行纠偏，提出任何历史都是相对的，真正的历史研究者不可能像从事自然科学家那样完全摒弃主观。他认为历史是一门理解的学问，是活生生的、不断发展，指出“原始事实既为一种动态的存在，则当其时过境迁，瞬息万变之间已成陈迹，我们无法使之复原，只能据其遗迹以推测当时之真相。”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历史著述）的形成经历了四个阶段：原始的事实、由事实变成史料、由史料整理为史实、由史实组成历史。由史料整理为史实的每一阶段都有人的主观意识的参与和对历史的解释成分，不可能达到纯粹的客观。历史学家应该靠自己的理解对史料进行解释，赋予史料以新的意义和价值。
常乃惪认为历史是主观的，是社会心理的反映。他指出史料不等于原始史实，表现在史实是整体的、流动的、原生态的和相对客观的，而史料则是片段的、部分的、僵化的和次生状态的。对史料的综合、设计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时间的作用、个人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他特别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认为人们选择那些符合当时社会心理需要的历史事件进行传颂，史实是由“无数时代之社会心理因素作用堆积而成的。”
他对历史学做出以下界定：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必须对历史这一整个事实加上点理解作用，才能叫做史学，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史学。他指出历史考证和历史方法不是历史学，它们只是“史术”；史料不代表史实本身，单纯的史料堆砌不是历史；历史著述本身不代表史实本身，历史著述的发达不代表史学的发达；史学批评不是历史学，它是对历史著述中历史事件的评论。在他看来历史著述、历史考证、历史方法都只是记录之学，是史学的预备工作，而非史学本身。
常乃惪认为中国千年来史学不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缺少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只有哲学和历史学合作起来，才能构成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生”。历史哲学系统最理想的状态应包括两部分：一是历史认识论，一是历史本体论，他强调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在他看来真理没有绝对的标准，只能是相对的。
生物史观
常乃惪在借鉴了斯宾塞社会有机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生物史观。他在《生物史观研究》中分析了唯神史观、唯理史观、心理史观、地理史观、经济史观、种族史观及各自产生的渊源，批驳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对人类历史的进化持生物史观。将生物史观划分为四种派别：玄学派、社会机械派、个人主义派或元子派、社会有机体派。在这四个派别中，他最认同社会有机体派的观念：社会是一个生活的统一体，有超个人的实在及其自然的始源和自动的存在。
生物史观的根本出发点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证明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常乃惪从生长现象、功能、结构、构成、系统等方面说明生物的特征，指出社会亦有与生物学相同的现象。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他通过类比得出人类社会具有生物演进的属性和特征，将生物学的理论运用至人类社会，探索人类社会演进的规律。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演进大致经历四个阶段：家族社会阶段、部落社会阶段、民族社会阶段、国族社会阶段，其中国族社会是最高的阶段，具有超强的生存能力和竞争力。
在常看来，国族性是支配历史演进的原动力，决定历史演进、政治经济等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形式。生物界中存在激烈的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人类社会亦是如此。世界众多国家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若要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必须使内部各分子间绝对协和一致，对外富于斗争性，以国族的利益为中心，提高自身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常乃惪不赞成突然地革命会带来突然地进步，国家、社会和民族应该像生物进化一样，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任何过激的革命都是不合理的。他把国家和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完善和成熟看作建设的最高目标。但他却对旧文化持坚决的否定态度，企图突然地用新文化取代旧文化，代之以全新的社会进化的历史观。
生物史观的致命弱点在于误以比论代实证，在作类比时只见自然有机体与人类社会之同，而不见其异。忽视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仅取自然有机体与人类社会表面的相似性，从而推断人类社会和生物完全相同，将自然界的某些特点与属性强加于人类社会，因此导致得出某些并不准确的结论。
关注现实
常乃惪出生于甲午战争之际，卒于新中国成立前夕，一生之中多逢战乱，特殊的人生经历和知识分子的性情使他关心国家命运，救世济世的信念成为他理论创立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实需要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主张从事学术研究应以现实的需要为依据。他认为思想史不应像学术史或哲学史那样以个人为中心，而应当关注思潮、历史背景和地域环境。在其《中国思想小史》中，他以思潮为章节，摒弃了以人物为章节的传统并引入西洋文化和思想。
当中国面临危难时，他根据“生物史观”的历史演进阶段论分析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正处于由民族社会向国族社会过渡的转型期，国族社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强调这一转型的重要意义。他提出国家主义，主张将中国建设成一个自由、主权完整的国家，国家应高于一切。国家要想强大必须以国民的强大为基础，因此国民之间要保持协同一致，共同对抗外来的竞争与压力，只有全民武装起来，国家才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常乃惪在借鉴西方哲学发展经验并糅合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提出一套比较完整和结构严谨的史学。他认为历史是相对，是一门解释学问；强调治史的目的是为现实服务，批驳为学术而学术的治史态度；他关注社会现实，认为只有表现出时代意义的历史学家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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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作者:刘小娜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8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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