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迁移——北村小说作品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讨论会论文,北村论文,小说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4年9月下旬，福建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福建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福建师大文艺创作美学研究所三家联合在榕城召开北村小说作品讨论会。参加讨论会的有孙绍振、南帆、王炳根、王光明、颜纯钧、魏世英、蔡海滨、俞兆平、朱水涌、陈仲义、谭华孚、谢春池、朱必圣、张煊、齐建华、谢有顺、王启敏、陈毅达等二十余位专家、学者及《钟山》杂志副编审、青年评论家王干专程来榕参加讨论会，省文联领导许怀中、张贤华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对近两年北村小说及其代表的先锋走向作了较全面深入地探讨，尤其对当前先锋作家先锋性的移场予以关注并进行争鸣。这是一次富于生气、活力的对话。限于篇幅，整理摘录如下：
浮出地表：被关注的先锋与先锋的关注
如同多数先锋作家所遭到的境遇：八十年代末，他们登场时分外寂寞，理论界主流要么对他们讳而不谈要么粗暴评议，而在历史转型与商业文化压力下，事实上又已使他们身挑大梁，侧身回望，人们发现他们的文学活动已如此深刻地改变并推动了今日文学的建构。主角何时进场，人们多已淡忘，但他们是主角，毫无疑问，已占据了人们视界，北村即是其中一位。当他在93－94，一年多时间推出《施洗的河》等长篇两部，又在重要刊物《收获》《花城》《钟山》《大家》刊出《张生的婚姻》等八部中篇小说时，文艺理论界再难以保持沉默。先是《花城》在北京，再是在厦门大学，这次是福建省的三家文艺理论研究机构联合开讨论会，这表明了一种态度一种关注。关注是从不同视野出发所作的考察，又在每一参照格局中进行了对话，王炳根认为至少可以从三个方向考虑：“其一是对福建小说创作的影响；其二是当代小说，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文学大格局里的思考；其三深入北村小说，探讨存在着的问题。”
福建作家创作在新时期，以散文、诗歌、报告文学的成就而引人注目，小说方面缺乏重要角色，但北村也许已成为这个例外。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其成功可以给一向沉寂的福建小说创作以启示。谢春池认为应检讨现代艺术与福建艺术的关系，这次讨论会的召开，是对福建追求现代艺术作家的肯定。从这样的意义上，谢春池称北村对福建艺术影响有三：“一是从艺术本体看，作家主体是自由的，北村没有随波逐流，始终保持先锋性，虽然前后期文本有异，但主体性都强；二注重文本，技术性强，这是福建作家所忽视的；三精神追求，福建许多作家缺乏这种意识，自以为是，小家子气，但北村这类作家不同，作品中有生命体验、精神享受，人格的、文学的东西多，这是福建文学所缺乏的。”谢春池最后尖锐地将北村意义视为“使福建的文学怎样更象个人写的。”孙绍振认为，在复杂情况下，讨论北村作品已说明了福建开明的学术氛围，重要的启示在于语言、民俗如何进入北村的文本，显然这民俗不是张艺谋那样造出来的，这问题是福建作家一直有待解决的。王炳根认为，北村创作虽有十年，但年龄尚不到三十，开研讨会本身已说明评论界对其现象与成绩的正视。他还认为与一般福建作家不一致，地域特色、如土楼，北村并未花大笔墨呈示，但其思考的问题又在其中，而这种思考是相当有特色的。
然而，从根本上讲，北村小说是定位于先锋文学的，这不仅因为他初始的创作体现了此向度，而且还由于近期创作直接参予了对先锋的修正与改向。王干、谢有顺及北村本人对此作了引人注目的发言。王干从先锋文学到一九九四年文坛的种种文学流变中，确定北村的努力所呈明的意义。他为此称此次研讨为福建在全国掀起的第三次理论浪潮，第一次是舒婷与朦胧诗歌的讨论；第二次是文学研究方法论的研讨；这是批评的第三次浪潮，尤其在一九八九年以后，商业文化勃兴，批评退潮之际，更显出意义。为此王干勾勒了出国、经商潮等当代文化景观，并对先锋文学消长作了阐释，认为“南方先锋小说成批量成熟，但技术强于观念、思想，技术形式讲究已沉于语言迷津，对现实采取逃避、缓冲的姿态；而其后的新写实则是精神放逐，与现实妥协认同。商业文化兴起，充分暴露了二者缺陷，大众传媒采取了与他们相同的姿态，表示了对历史的游戏，对终极价值的沉默。”在这种背景下，先锋作家北村，“重回到观念层面，这使他成为承上启下的一位，既是先锋小说家最晚出道的一位，又是启下的。”这种启下，在王干看来就呈现为“新状态－－对精神存在空间的探索，张承志、张炜、何士光等已对当下判断，而北村也在寻求，实现知识分子的叙事。”王干纵横文学史，认为“赵树理代农民叙事、蒋子龙代改革者叙事、刘震云代小市民叙事，王朔则代表小痞子（文化叛逆者）叙事”，在意识形态淡化与商业文化双重压迫下，无人为知识分子代为叙事，知识分子必须寻到自己的叙事，年轻一代‘我’第一人称叙事就特别多。”王干在此判断下，裁定《最后的艺术家》是这时期典型的新状态文本。
谢有顺则更多地从作家写作动机变化来阐发其对先锋文学改向的必然性，他细致地分析北村前后期创作的分野与因由，力图描述作家群的精神史。他认为北村早期“痛苦的叙述人格，是因被语言所困，聒噪就是失语现象，所以，作品中尽是迷津式人物与结构。”而近期，“则从痛苦中脱离，有了立场，有了指证的力量和悲悯的情怀，而一个为自己写作的作家是没有这种立场的。”他批评“格非，是智慧的写作，苏童，是在感觉里面，而感觉是不可靠的、下坠的。”他倡导“痛苦的写作，必须进入现实层面并超越，但现实是坚硬的，难以进入，对实存批判是困难的。”“先锋文学因此要么在历史里，要么在语言里，都回避现实，无法在现实中提出立场。”北村早期就是一例：“语言的迷津。”“一个作家无法指证现实真实时，只得到艺术真实中栖所”，但“这是假想的建构，并非世界本质，”“现实中不可能的人物，在艺术中却是可能的，现实与艺术其实互相解构，就成了幻觉中的写作。”谢有顺对两种虚构之屋，语言与历史作了猛烈的攻击。“语言无法还原真实，无法在现实中展开，只能在观念中展开。命名的问题是存在的问题，即存在受制于存在物（语言），于是就有了聒噪。”他例举“梵高画布的模糊是他眼中的世界模糊了。”但他认为“这种语言的智慧力量，如孙甘露的努力，是不能代替生存的力量的，不要再奢望美学转换会给小说带来新的超越。”而对先锋作家热衷的历史迷宫，他认为“无法确认现实真实时才追忆历史，而历史又是虚拟的。”在这种指认下，谢有顺将《施洗的河》等北村近期创作看成是对先锋的超越，认为北村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就是艺术的当代性的问题。“《施洗的河》之后北村写的都是现实的，此外，并未有一个先锋作家能写出当下情境，给出一个意义，一个价值。”而北村则介入当下，写出了对当下之在的关怀。北村本人在会上也表示了相近的看法，认为“技巧不是太重要，一段时间没有话说了，才把晦涩的说话方式推到前头，”并认为“如果用一种技巧来维持写作是写不下去的。而这几年，有了新的经验，有了立场，才有了近期创作。”
对于北村近期创作评价及先锋转向的讨论，成为研讨会的焦点，与会人士发表了各自看法。南帆就提出异议，他先肯定“北村近期作品出现了与众不同的东西”，所以才值得重视，变得重要。但是否意味“过去探索性小说，就纯然是技术性探索。是因为其他路不通了，才走这条路，才搞语言探索。”南帆认为语言是有深义的，是存在之家，”“语言中含有成规的认同，世界认识方式在叙事方式中凝聚。”“对语言的探索，是对旧世界观、认识方式的解构或破坏，有人给了新的，有人没有，这是世界性倾向，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所以南帆“反对将此称为‘纯技术’，形式主义的东西，”“现在北村叙事朴素，主题明朗化了，这从个人经历看是有明确的线索，但并不意味着他过去的小说，中国同类小说探索无意义了。”谭华孚认为，不论前后期，自己关注的“首先还是叙事，是被语言所吸引”，即使在北村近期写实倾向文本中也有叙述的意味，由此他认为“北村小说‘关键不是技巧，’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自可如此，但文本构建本身已呈示了对生活的态度。”王光明以为“前期《聒噪者说》是优秀的，是北村作品中最好的，”并“欣赏其叙事，这叙事传达了其意念。”由这种阅读感出发，王光明质疑北村认为艺术性不是第一位，这是否又是内容与形式的老问题？王光明阐述其理论立场，“小说是通过小说形式来关心人类存在状况与规范的，内容形式不可割，艺术的粗糙也是内容上的粗糙。”虽然有异议，但与会绝大多数人士都欢迎北村近期探索，认为从接受角度看，是应该肯定，并对精神向度的努力表示欢迎，但涉及其建构，又有针锋相对的意见，详见第三部分。
除了从福建小说影响与当代小说演变两个视角关注北村外，有些论者另辟蹊径，也新见叠出，如朱水涌从宗教文学视角出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北村作了比较，从宗教文学钱索凸现北村意义。俞兆平读解则表明是北村的生命体验与概念性预设之间的矛盾，他认为吸引人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体验，除此，他不愿过高评价北村在这时代的发现。张煊则将解读方式定点于审美向度上的变化，认为北村作品有对人性的再认识，尤其对恶的表现，恶的极致描写以及隐在恶的暴露等。孙绍振，颜纯钧更多关注文本本身艺术的创新与其弊病。
老一代评论家魏世英指出“北村代表的先锋作家命运与地位问题，从环境讲，‘应该让我活着并承认’。”“活着”先锋作家们过去探索已成路标，但承认，这种话语权力不能全然由理论家来把持。那么，作家在关注什么？北村直言不讳，“就是‘信’的问题。”他坦言其文学观念的转变，“离开大学时，‘我思故我在’，比较清醒，到后来非理性的多了。‘我感知故我在’，写了《孔成的生活》，停笔一年，才又动笔，现在日益觉得‘信’的问题的重要。”“一个作家应该用心写，用心体验。”他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一种生存方式，尽可能避免颓废、堕落的方式，是一种斗争，有一种东西与堕落抗衡。通过创作，实现存在价值。”他倡言，“让心找到栖所，”“找不到会颓废的”，并倡导“良心的写作，”“希望中国作家能坚持良心的写作。”显然北村的“信”是通过对良心的抚摸而确定的，它们绞结在精神网络、精神信仰而成为北村新世界的基础，甚至直接构成其文学世界的景观。对此，研究生林修彬，余岱宗表示了不同的个人看法。
浮出地表，已成事实，但行走的先锋与飘扬的话语之旗究竟是有力还是虚弱，是智慧还是谵妄，是历史的现实还是乌托邦的呼唤，这就必须深入机制，对新的文本特征与作家精神向度作更为细致的体察与批判。
画地为“牢”：一种言说方式及其阀限
与会论者首先承认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北村小说可读性与写实倾向加强了，而原来极端个人化的叙事正在脱化。南帆指出“北村前期的叙事语言比较精致，而近阶段是质朴了，口语化的。”朱水涌也指出北村由“末日游戏转向末日拯救，由能指转为所指。”北村的语言由实验性转为更具日常性的语言，叙事由虚构的艺术迷宫走向更为当下的境况，大多数人认为这种对先锋的后拨，是好的开端。如孙绍振即认为：“对艺术规范的反叛不能走得太远，”他对先锋极端的形式加以抨击，认为“艺术总是艺术”，从此立场出发，他欢迎北村近期的努力。同样从美学角度出发，王光明、谭华孚等提出不同意见，王光明认为，北村作品“明朗化”了，有故事了，但文学“重要的是完成故事的精神”，他提出“人能不能接受语言”的问题，认为好的作家是在语言里建立精神王国，而不是靠故事或神性概念，他觉得《聒噪者说》是北村最佳文本，因为“作品叙事传达了其意念。”谭华孚认可“北村吸引自己的首先是叙事”。即使近期作品人名地名也有“符号”编码意味，他对此作了符号分析，认为“戏谑性明显”，“自虐与施虐”的语言符码造成游戏化感觉，但整体讲，谭华孚认为“北村关于救赎的叙事语言的丰富性与手段的丰富性不如揭示其堕落的过程”，他尚未找到“更有力的语言力量”。二人发言就实质而言，间接上是肯定了先锋文学的叙事革命，而对转向表示了一定程度的保留。南帆也持相近看法，认为在神性参照下，北村叙事转变可以理解，所指有了立场，但他不同意对先前叙事探索的否定。
新的言说方式呈现的特征与写实性文本有了惊人的相似，那么，“先锋性”何存呢？从精神向度看，它注重终极神性关怀，对存在持续追问，并积极地对当下状况作出命名与批判。但具体到言说方式，这种先锋的特征描述就比较缺乏了，对北村“观念小说”的指责也许已多少表明了评论家的不安与警觉。但耐心追察他们的争论也可发现某些异于写实性小说的言说特征，其一对人物生存状态处理；其二对小说因果律的重构，这都是较明显的。王光明认为“北村小说中出现了精神灵魂被抽空的人，并探讨了金钱诱惑、婚姻爱情等问题在人精神生活里的支撑。”“他把抽空的人推向绝境。”叙述人“似乎高跨要津，俯视大地，将丑恶扫净，并等待拯救者出现。”颜纯钧认可“抽空”一词，认为作品中“人物迷糊，七上八下，神志不清的状态，不是靠心灵状态展示（传统），而是通过行为。”这也正是王光明所认为的“故事性强了，密度更大。”但王光明认为“靠故事支撑”不足取，而要求感觉上的丰富。颜纯钧从作家创作意图出发，认为这不是北村想做的，他不想做医生探索病因“不求病因”之说也许造成了北村作品理解上的困难。魏世英就表示对北村作品某些情节不解，认为“不象过去小说有联贯性、必然性，偶然性东西多了。”这种偶然性在先锋文本里本不足奇，但出现在日常性情节里就变得令人惊讶了。他例举《张生的婚姻》，张生与小柳走到婚姻登记所，无来由的就不打结婚证了，既非变故也非两人不爱了。对于因果律中断有人认为是观念作祟，而有些人则从作品内在去重组因果链，认为北村不过没有遵循常人惯常逻辑来构筑情节，而是发现了问题，孙绍振解释说：“小柳对张生的爱情都没有信心，又怎么能让她相信一纸合同能确保幸福。”谢有顺阐释此为“信”的问题，性质的罪是先于行为的罪，性质的罪才是根本的本质的罪，从而在看似偶然的事件里给了其必然的逻辑。
颜纯钧阅读感性经验出发，对此加以阐发，并勾勒北村在叙事策略上的三个特征。第一是作品质感，情节随意，不精致了。随意性，偶然性编排这不仅仅是创作技巧问题，也是对世界的态度。传统小说情节讲究首尾封闭和困果律是与生存基本原则有关的。秩序和理性导致传统小说基本的写法，而将偶然性，非稳态包括在生活秩序中，是与后现代观念非常接近的东西，它对人生有很大影响。第二北村作品因果律淡化，不提供原因，这实际上排除了对某个具体原因的追究，医生式的解答。表明作家态度无非是提出现状。同时，对原因有意回避，将读者引向不可言说的灵魂的关注。第三北村作品结尾往往存在“跳脱”现象，“跳脱”不一定是宗教的苏醒，而往往是外来的偶然的机遇，碰到人或读到书，小说中人物的前途全部是一种可能的前途，而非必然。这样北村不是告诉大家宗教的拯救，而是展现可能性的过程。这种解读对于北村写作意图传达是否有损不论，颜纯钧提及的新文本特征显然应值得重视，他表明偶然性在写实文本叙事中运用的可能。
对因果律重构的另一阐释，可间接地由朱水涌宗教文学视角考察来补充，同时朱水涌此视角也对北村的文本作出新的照亮。他从北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呼唤上帝之间的联系入手，先从文学史看，认为多荒原现象，同时，也不乏在人的精神废墟上升起救舟的动力。“北村从末日游戏走向末日拯救，企图以新的历史性时代性给时代新希望。”其次他指出“北村在呼唤新的权力话语，很明显，文本里有上帝的声音，同时仿写《圣经》v型叙事结构”（堕落－－空虚－－焦虑－－绝望－－救赎），北村作品“呼唤－－绝望－－救赎”叙事本身构成的世纪末形象与作家的面貌。其三，作品与陀氏文本互文性，“陀氏更多对上帝的追求，而北村更多是文本的追求，陀氏是‘天使’（阿廖沙）企图从信仰中找到人道理想，但始终怀疑上帝存在不存在。他将信与怀疑放在两类人身上，而北村则建立此岸彼岸对立，强调顿悟性，不象陀氏那么有力。北村作品以一方的使命当成另一方的前途，这是否如杰姆逊所言‘此岸的乌托邦追循彼岸的乌托邦。’”他认为陀氏的怀疑到北村的全信，北村在此宗教文本的线索中凸现出来。北村文本“是现代主义文本，充满了对上帝的召唤，体现了灵魂的权力话语。”研究生林修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北村与陀氏间的直线式发展线索，怀疑能否如此轻易就超越陀氏之后的托马斯·曼、黑塞等基督教世界作家对同类问题解决的努力，他认为仿写的与其说是陀氏之本，不如说仿写了新写实。他认为北村作品最有力度的是以先锋意识对新写实文本作了成功的仿写、拆解。不仅在语言、叙述上，而且所叙之事及细节也仿写了新写实，但恰恰因此，他把新写实赖以存在的图式，食色即世界与其情节构架的故事核，如金钱、婚姻、权力等等加以解构，表明了人表面拥有这些，但问题－“存在感”仍不能解决，在这种状态下人依然悬空，而悬空感恰是新写实对先锋反叛的起点，新写实貌似回到了生活，北村则在其叙事中暴露了生活的难题，他使得自以为是的世俗生活悬空了，变得可疑。一方面是通过对匮乏揭示，人物的状态来追问；另一方面则在此情形下，有意中断日常逻辑（新写实的生活逻辑），此逻辑中断，使秩序的生活漂浮不定，虚幻难测，它与匮乏是相辅成的。当然这里匮乏与中断必须有其理由，理由是否可全然由作者的“信”或教义提供？这是个问题。
这个问题泛化为观念文学的争议。王干提出北村放弃技术的东西，重新回到观念层次上，这是近期创作的特点。但与会人士对观念预设大多持美学上的疑问。俞兆平即认为其生活体验与概念性预设之间矛盾是有损文学性的。王光明认为：“北村小说把人推向悲剧的推动力单纯了些，如《施洗的河》对金钱、美女等处理，还有爱的推动力，展开比较简单。”他认为“完成故事精神，必须有非常细微而独特的感觉。”“北村作品里终极性东西离开时代的丰富性、形象的丰富性，那么精神丰富性从何谈起。”“观念东西是与个人丰富的感觉有冲突的。”谭华孚指出“北村小说心灵解决方案可能不易被接受。其对灵魂的救赎手段简单化、捕捉方式相对单弱，还没有更有力的语言力量，缺乏情感上的说服力。”孙绍振一方面肯定了北村的信念给其小说带来生气勃勃之感，另一方面表示，其“首先关注的仍是艺术本身。”而北村作品有概念化、简单化的东西，“人物行为的突发性很强，其原因是什么？传统人物要死要疯，应该自己要死，而不是作者要他死，而北村作品相反。突发是允许的，但需要有一个感染读者的过程。另外，北村小说的人物太单纯，突发性要震撼人，人物心理可以写得丰富多元，而不是单面，类型化的。”对孙绍振的发言，朱水涌等人表示激烈的反对意见，认为其参照的是经典小说，而二十世纪现代小说几乎无一例外，人物都是类型化，要求这些人物立体感强，心理深度是不可能的。孙绍振则坚持艺术的标准，反对借助理念、宣言阐释。朱水涌则提出，“现代世界还找得到什么典型？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人，是当下状况，类型化人物就是其揭示。”孙绍振则质询，单向度的人此前提是否成立，文学作品又怎能仅是现实的返观。他认为这种提法（马尔库塞）对文学而言，与五六十年代突出论、路线论、概念化小说几乎没有差别。研究生余岱宗也认为，以阶级成分划分人物到以宗教信仰划分人物，这种类型化只是在新的乌托邦话语下，不同表现而已。颜纯钧对争论作了调和，认为北村近期小说人物感觉较原先丰富，但北村主要抓住人的状况，并加以强调。所以应从整体目的判断，他想写单向度的人还是丰富的人。但几乎与会论者都有一共识，即观念不宜直接进入小说，即使王干也批评北村结尾多有“太史公曰”的味道。王干认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北村开始写得放松，他认为北村前期作品紧张、密不透风之感，造成阅读上的紧张，这是先锋文学特征，如《一九三四年逃亡》意象也紧张，而北村《最后的艺术家》，状态放松，写得很放松。俞兆平对这一现象感兴趣，认为“北村有牧师情结，视文学为工具，急于观念传示”，“《最后的艺术家》文学力量重新强大，心境平稳进入化境。”但对《最后的艺术家》，孙绍振等人则提出批评，“认为四个艺术家结局相似，感觉雷同”，概念化是明显的，而看好《张生的婚姻》《伤逝》等，认为其叙述语言与生活发现，氛围构筑都有其特色。
谢有顺对观念小说有其较特别看法，认为北村早期及先锋文学，因为“语言无法还原现实，只能在观念中展开。”囿于语言之因是“人在现实难以超越，无法对人类存在状况命名。”“但北村获得立场后，有了能力介入当下状况，阐明意义。其存在超越了几种活法：肉体的（张九模）、智慧的（张生）、情感的（孔成）、意志的（孙权），而有了新活法，以良心态度生活。”他认为北村言说的危机只在于其命名的能力，其批判否定的深入程度，这种对现实实存的批判无疑是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由此，谢有顺将言说方式阀限（美学的）无限延迟，他实际上是以新美学的预期来获得延迟审判的权力，而这预期无疑表述并根基于其精神家园的建构。北村也表达了相近的意见，认为自己转向良心的写作，技巧的纯熟往往有损写作热情与动力。他还明确反对新时期提法，而认为自己站在末后时代、末后立场写作。这使得分析必须跳出美学的层面，而进入其精神向度、写作目的等的解析。
牧歌中家园：信仰或怀疑
先锋的叙事反抗或叙事游戏，除个别作家如孙甘露等还乐此不疲外，基本上可告一个段落了，先锋阵营的分化就是明显的事实。寻求精神价值的呼声在知识界此起彼状，深度的重构正成为一度最激进的新潮小说家们自觉地努力，余华在《呼喊与微雨》中回复到心灵的探寻，而北村则在《施洗的河》里确立神的维度。如南帆所言“在这个时代，好作家有两种类型，一是批判型，如韩少功，随笔性文章，批判商业文化、金钱作用下丧失了生动，但同时也批判保守、固步自封的守旧倾向。但他从未给出他所要肯定的，其大前提定位不明。有些作家游移立场，站在现代立场反对农业文化保守，又站在农业文化立场反对现代弊端。另一类型作家是承认自己的‘信’，如张承志，‘烧掉名片’，批判来自其明确的信念。北村的近期也许就属于后者。中国大多数作家，传统上对批判擅长，小品文发达，而唱赞歌，唱得好的少。抒情作家缺乏。”但南帆又认为“坚守的困难，与这时代文化氛围有关。‘我坚信什么’值得怀疑。北村他找到的东西别人是否找到并承认？这里‘相信什么’与‘精神所归’值得考虑。”南帆此言也许已道出牧歌中家园在这时代的语境建立，并遭遇到的交流上的困难。
那么，家园意识是如何浮现的呢？王干认为“一九八九年以后，启蒙文化破产，西方文化无法解决中国危机，不论文化还是制度。先锋小说、新写实为新状态取代，北村从过去模式出来，宣告了现代性神话终结。”孙绍振也认为，北村提出的“精神”问题触及中国现代人的痛苦，过去中国人将精神放在国家民族上，而个人的精神问题始终没有很好解决，在新形势下，问题变得迫切严重了。与会人士大多数都肯定了北村对“精神重建”的召唤，虽然不肯定其宗教的解决，但召唤本身是合乎商业文化下人的精神危机的现实的。谢有顺阐述了信仰建立的必然与其所在，他先揭示人存在的困境，“理性形而上学在尼采那里已完成，理性不能解决爱的问题。一个真正的人，有良心的人，是会痛苦的。虽然环境贫乏，但良心不等于可以贫乏。渴求爱，但‘怎样给出爱’？‘爱出现难处。’缺乏信心时，就缺乏神圣（如小柳），缺乏爱的能力（如玛卓），就设想一种虚假的爱的生活（如把玛卓当瘫痪病人）。北村的痛苦是良心的痛苦，不是博尔赫斯的智慧的痛苦。人物的死亡是因为良心痛苦的苏醒。良心为什么痛苦？是因有罪感，是性质的罪而非行为的罪，就是怀疑、不信的罪。”谢有顺认为“‘存在的监狱’无边无际，都是因为没有得到赦罪的根据。在良心里才能建立信。玛卓的死，来自‘凭什么信爱情呢？’凭感觉看到的信心是死去的信心。”他认为“北村讨论的不是善恶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今天人们讨论人文精神重建，能够重建什么呢？只有建立在良心的精神上才是真正的人文精神。”
朱必圣进一步阐发了“良心的写作”，认为“北村表现了中国过去作家所未表现的新的良知，这是最重要的。”他将北村前期作品概括在《黑马群》里，认为“人原是被牧养，被引导着的，但从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后，对爱的抒情与歌颂很快消失，原因在于怀疑。无意义的体验，颓废的情绪充斥作品。从精神上看是虚无主义，而其体验又是充满激情的情欲与冷漠的生存的统一。笔下人物多变态，最后引导到死亡路上。《孔成的生活》为先锋小说作了概括，孔成极具幻想人格，但最后消失了，并未出现希望。生存若没有牧者，他是没有希望的。北村要么继续重复《黑马群》的体验，要么提供先锋作家所没有的良知与精神。北村后期作品，就表现了在精神贫困年代中良知的经历。”他例举《伤逝》中的超尘，“美丽，渴求自尊，但却生活在庸俗而侮辱性的环境里。她在镜子前想唱歌的欲望，就充满了良知的感受。只要有感觉，都会意识到今天庸俗化倾向。”最后，朱必圣说：“良知渴慕什么？正义、良善、圣洁。”对于谢有顺与朱必圣的看法，南帆提出质疑，“对健康、光明、危机等概念的理解，反映了一批人话语方式的不同，良知正义背后都有意识形态东西。这些概念值得一议？”“不是循解构的路，而是不能绕过尼采、福柯、德里达这一条线所论述的视野。”在宣扬信仰时，“须将此纳入，否则是狭小的”，今人难以接受。
牧歌中家园不是理论的假想，对它的辩明也许更应着眼于它的浮现、它的言说、它的叙事。言说方式的阀限只是提供了美学的解决，但北村已宣告了其“艺术性只是第二”时，问题不得不敞示在宗教与文学的关联背景上去剔清。虽然南帆察觉，“厦大讨论会对《施洗的河》结尾疑问，貌似对作品结构的疑问，实则对精神转变过程的发问。”但另一方面又表示对作品突下的神迹（如刘浪抓住水草得救，遇传道人而获新生）的理解，因为“北村承认神的参照，所以《施洗的河》后半部，神的奇迹在这个参照上是真实的。”对于神迹，仿写《圣经》叙事及言产方式背后的立场，林修彬提出质疑，他先谈阅读陀氏《卡拉马佐夫兄弟》经验，读解其开篇为阿廖沙与众人在期待长老临死的奇迹，但神迹没有到来，由此陀氏的信仰依托在与宗教反思成为小说的动力，表明了基督离开人世后，我们对于上帝唯一可能的言说方式。这种方式是否可以为北村“扬弃”呢？林修彬引《圣经》之文认为，基督徒只承认唯一的神的文本是《圣经》，而佛教也认为除佛祖的经典外，其他经传与制造偶像皆为谤佛，伊斯兰教更是以《古兰经》为神圣。”只有在神的文本里才有神迹，在教徒眼中，它是实证、确凿、神圣的。而小说是什么呢？虚构。这里的神迹是可疑的，它的神圣性何存呢？上帝成了北村的叙述，事迹成了其虚构。”林修彬指出北村这里面临两难境地，站在宗教立场，在小说中虚构神迹，仿写神的叙事，是荒诞的，而站在文学立场，他又得以牺牲宗教感而获得某种成功，这又非北村本意（写作动机）。林修彬最后引维特根斯坦话，认为“‘不可说的应保持沉默’，沉默不是不在了，而是不要让世间尘土（人的语词）遮敝了其神圣的在场。”同时，他还对朱水涌认为的陀氏与北村作品间“互文性”“仿写”的看法加以深究，认为“‘互文性’‘仿写’是与解构性相关联的概念，这样分析与宗教神圣主题之间构成的关系耐人寻味，它实际上将导致北村在宗教文学上另一贡献，都沦落为其落入聒噪的文本世界后，为实现话语权力而采取的文学上的策略。”
虽然有某些异议，但与会绝大部分人士对精神建构表示出普遍热情，可一涉及北村宗教选择与精神所归，又有了时显分歧。俞兆平就认为“整个世界立体构成，北村发现了一个角落。刘震云、池莉也是一种倾向，也有生活困惑。至于良心，能说生活中都没有么？北村描绘了一部分。”“其宗教寻求可追溯到刘小枫的宗教美学，他用文学形象描绘了这一潮流。”王炳根也肯定北村对精神家园的提出，他认为北村作品意义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他的精神建构，这指对当下的世俗和社会。但他又认为精神有多种建构可能，北村仅为一种，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他的局限。而谢有顺则认为北村的创作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他从中国作家生存感着手，加以重释，批判，认为“北村揭示的是‘内在的灾难’。在中国当代小说中，余华也触及了灾难，但他近期创作趋向到人性的麻木，追求禅中的悟性。”谢有顺例举《活着》叙事态势，他认为，余华沿此发展，将象汪曾祺这类作家，“用闲适的态度，消除痛苦。”他尖锐地称这些文章为“写写花草猫狗，这种闲适小说是没什么质量的。”谢有顺抨击了这一文人走向。但俞兆平立即质疑“干嘛要认为北村更痛苦，汪曾祺、道教－逍遥游，也是一种痛苦。”谢春池喻解：“失恋的人都痛苦。”朱水涌支持谢有顺看法，认为“上帝让人存在，远离他后人就痛苦，这种灾难应该是更为深刻的。”
在争论精神多元发展与一元指向同时，另一突出的问题是对宗教精神文学表现方式的争议，在这一争议中，集中于对文学审丑的批评与认同以不同的话语方式令人惊异地不断重复提出并被沟通。陈仲义谈及精神救赎问题，认可实验小说文本对于精神崩溃过程和死亡过程的揭示。认为“以前艺术家对于残忍的受难、生存的痛苦，揭示得太少。”但同时，陈仲义又担心“先锋作家将阴暗面放大，推到极端，包括受虐、施虐，认为这是人类全部的生存状态。”他认为“在他们身上还是有微弱的亮点、光亮，这是人类生存的主题。”为此他打了比喻，细菌入侵伤口，如果生命不抵挡，破伤风，可能导致死亡，这是一个结局；第二结局是发疯，害怕了，神经受损。最后一个结局是奇迹，伤口自愈，但这又是最平常的。“一个作家，就在于对生命正面地挖掘。生命本能、机能愈得以挖掘，人愈能得以救赎。”“北村的出现，诗歌的重建价值尺度，就显示了重建的企图。”“但是如果一个作家将宗教神性作为栖居之地，似乎没有什么必要在作品中出现教条，因为他已足够强大。”陈仲义表示推崇“神性总体笼罩，浸透其血液，从作品中弥漫开来，形成神性的场。”而北村这一点没有做好。俞兆平也认为，好的宗教文学作品“是在终极关怀下，返照现象界，形成祥和的境界。”余岱忠循导北村宗教逻辑“罪人的行为来自罪人的意识，”而提出“救人的行为应有救人的意识。”但在北村作品中，这种意识是微弱的。他认为“王干以为北村作品去掉最后的宗教道白，就是新状态、新写实文本，这恰好说明了其意识并未渗透入文本，而是外在的理论。”余岱忠为此分析了北村作品对“惨象”等渲染式描写，认为这里缺乏超越意识。宗教感在这种细节与叙事中不复存在，同时他发现作品中，北村对“不信”的人施以残忍结局，他怀疑这是否符合宗教精神。对于陈仲义等的意见，北村在研讨会上表示了某些程度的接受，他赞成对于生命亮点的开掘。但也许谢有顺的看法能更深刻地触及问题远为复杂的观念背景，他认为揭示人性的限度是优秀作家的追求，为此他勾勒了自荷马始的两条思想线索，并从这种精神走向，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事实，（无疑包含了堕落的事实），在这样意义上，他认为北村要想使写作更有意义，必须更深入地揭示人性的限度，而北村批判否定的东西还远远不够。显然谢有顺在此将北村的先锋写作态势端出，那么问题的解决又岂是那么简单呢？
研讨会在争论中结束了，它提出并关注的一系列问题还留待追踪。讨论会成功的原因如孙绍振在总结性发言中的表示，“主要在于北村现象，是如此可以被分说。”言说还在继续，对新近的文化现象开口，已构成这时代评论家们生存的自觉。在这活的语言交流底下，敏锐的人已察觉季节更替，草原上的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牧场，为了让他们生命丰盈并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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