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联体的族际冲突与国际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独联体论文,冲突论文,经验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极权主义体制的瓦解导致了族际关系的严重不稳定，使国家—民族基础上原有的和新产生的冲突更加紧张。它们在规模、社会作用、起源、“资历”和紧张程度方面各不相同，但具有一个“终极的本质”。其深刻的根源是由于某个民族或民族集团的权利以及族际关系中的公正与权利平等遭到了破坏。当国家管理体制中某个民族的代表占优势而有损于其他民族时，这可能是政治上的不平等；或者是语言上的平等，即把某个民族的语言宣布为国语（官方语言），甚至让它在某个国家中占优势，有损于其他民族集团（例如，正在第聂伯河沿岸地区引起不满的、摩尔多瓦罗马尼亚语的情况，在这一地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占居民的一半）；或者是强制同化，是否认自治权利（如独联体内德意志居民的命运，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年代里被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各个地区）。
因此，族际冲突的客观目的是恢复被破坏的权利，恢复民族问题范围内的权利平等和公正。这就是普遍的公式。而在它的后面，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充满了一群宗教狂热病者的吼叫，政治家们的厚颜无耻，成千上万无辜者的被杀害，被迫害和被污辱的人们的悲痛与失望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在前苏联领土上有180个点，其族际紧张程度正在超出“常规”。民族仇恨的激化已经夺走了不止一千条生命。有几十万人由于恐惧而逃离了或正在逃离舍不得离开的故乡。
为什么极权主义的垮台会使民族问题尖锐化，使本来早就被遗忘了的冲突、争吵、误会、抵触复苏呢？
在每一种情况下，起决定作用的是完全具体的、特殊的情况。然而透过个别情况的特点必然会显出普遍的原因和特征。
首先，民族之间的不和、仇恨和不信任的是对几年、几十年积累起来的罪行、错误和民族政策中的失误的一种必然反应。难道让克里米亚鞑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及其他民族迁出去就能够使他们忘记吗？难道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强行并入苏联，并把立陶宛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驱逐出境就不会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留下痛苦的痕迹吗？难道使乌克兰俄罗斯化就不会触犯乌克兰人的荣誉和尊严吗？难道关闭中亚的清真寺就不会使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的地区感情和民族感情受到污辱吗？难道消灭东正教教堂就不会降低苏联人数最多的民族的尊严吗？难道国家在战后年代所实行的反犹太主义政策就不会损害犹太居民的权利，并最终导致群众性移民情绪的产生吗？
在前苏联，极权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神话意识占统治地位。它创造了一个虚假的世界，在那里实现了“各民族的友谊”、“各民族的繁荣”、“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但是却不容许有严肃讨论真正的族际问题的余地。
侮辱和欺凌不断扩大和加深，并由此而产生了未来争论、争吵和冲突的借口。公开性和民主制使人们摆脱了说谎的责任，摆脱了讲真话的恐惧。人们再也忍耐不住了，终于讲真话了，虚有其表的“社会主义”幸福落空了，人们、民族、民族集团要求真正的权利平等、真正的公正、真正的民族自治权，以取代代用品。
第二，对族际关系性质的不满足感、要求变革的愿望、自我肯定的渴望，由于社会经济的破产而加剧了。一个自我劝导的公式出现了：假如没有“来自外面”的干扰，没有“异国的”干扰，没有“中央的”——无论是全苏联中央的或是俄罗斯中央的，或是以第比利斯为代表的格鲁吉亚中央的干扰，假如所有的决定都是独立自主地做出来的，那末，一切都会是另一种样子，大家都会生活得更好、更富裕、更幸福。在一体化过程集聚力量的时代，这种结论远不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在民族激情的火焰中，这种论据是没有意义的。情感在做决定——它们不是联合（各民族），而是分离（各民族）。
第三，寻找对一切灾难、对生活安排不妥和贫穷负责的“罪犯”、“替罪羊”，往往导致多年民族偏见的复苏，使封建社会以前的和封建社会性质的观念沉渣泛起。例如在南奥塞梯，据说，一切都归罪于格鲁吉亚人；在阿塞拜疆，一切都归罪于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在波罗的海各国和摩尔多瓦，一切都归罪于俄罗斯人。而在莫斯科，居民把一切都归罪于在首都市场上起关键作用的“高加索民族的人们”。在许多报纸上展开的反犹太主义宣传，只能与希特勒独裁时期在德国所做的宣传相比照。
第四，在揭示伴随着极权主义破产的族际关系尖锐化的原因时，不能不注意到全世界的背景。殖民主义的崩溃、几十个新独立国家的形成给20世纪下半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特别敏感的民族自我意识、对于民族权利平等和民族尊严的极小破坏和损害的偏执，贯穿着当代的精神气氛。正是在下半个世纪，民族问题在那些似乎早已得到解决的地方（加拿大的魁北克、大不列颠的苏格兰和威尔士、法国的科西嘉、西班牙的巴斯克，等等）显露出来，这不是偶然的。
当然，这些倾向和特点也会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状况中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来，它们强化了保持民族独特风格的志向，使政治环境裹上了民族色彩。
但是看来，可以有保留地说，极权主义的垮台、民族问题的公开讨论，或多或少使我们回到了民族自我肯定的思想、民族国家的思想占优势的19世纪。
独联体内的族际冲突的历史上的总的前后关系就是这样的。
对独联体内族际冲突的类型可以提出下列不同的说法，并且可以带着或多或少的假定成分将它们归结为几种基本类型。
1.地区冲突。这种冲突往往与重新合并过去被分割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根据是掌权的政府与某个民族—解放运动或某一利用邻国的政治和军事支持的解放国外同胞运动以及分立主义集团之间的内部政治冲突，有时是内部武装冲突。典型的实例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南奥塞梯的情况。
2.由少数民族渴望实现以建立独立国家构成体为形式的自决权而产生的冲实。阿布哈兹、加告兹、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第聂伯河沿岸地区的情况就是这样。
3.与恢复被驱逐民族的领土权联系在一起的冲突。奥塞梯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由于普里戈罗德地区的归属问题而引起的争端就是这方面的鲜明证据。
4.以某个国家对邻国的部分领土要求为基础的冲突。例如，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力图合并普斯科夫州的许多地区，众所周知，这些地区在宣布独立时曾经是这两个国家的组成部分，而在40年代转到了俄罗斯联邦手中。
5.以苏维埃时期实行的任意改变领土的后果为其根源的冲突。这首先是克里米亚问题。潜在的问题则是中亚的领土调整。
6.作为经济利益争吵之结果的冲突。当民族矛盾走向表面化时，在这些矛盾的后面实际上是执政的政治精英们的利益，他们对于自己在整个国家的联邦这块“大蛋糕”中所占有份额感到不满。我想，正是这些情况决定了格罗兹尼与莫斯科、喀山与莫斯科之间的相互关系。
7.以历史性质的因素为基础的冲突。这些历史性质的因素是由多年反对殖民地所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传统所决定的。例如，高加索各民族的邦联与俄罗斯政权之间的对抗。
8.由于被驱逐的民族在其他共和国的领土上长期停留而产生的冲突。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梅斯赫特土耳其人和哈萨克斯坦境内车臣人的问题就是这样的。
9.由于俄语居民在联邦许多独立国家中受歧视而引起的冲突。
10.在不同团体之间因为语言学争论（哪一种语言应当成为国语以及其他语言的地位应当是什么样的）而常常隐藏着深刻分歧的冲突。例如在摩尔多瓦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
当然，这些冲突类型中的每一种类型都很难以“纯粹的形式”分解出来，常常有一种冲突情势与另一种冲突情势相重叠的情况。在这方面，卡拉巴赫的冲突是很典型的，它是一整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宗教矛盾的结果。
族际冲突在不同时期内都有可能延续，都有可能具有不同的命运和自己的特点，消除它们的方法和途径也常常不一样。但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解决民族问题的某个共同的分母——民主主义、遵守人权。否则就会找不到出路，我们就会面临长年流血的族际冲突和战争的前景。
族际冲突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是边界问题。众所周知，在独联体范围内，边界问题开始具有十分尖锐的性质。听到了修改某些国家之间的边界的口号。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由于克里米亚问题，而格鲁吉亚和北奥塞梯之间由于南奥塞梯问题而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等等。由于列兹金人要求消除把居住在达吉斯坦和阿塞拜疆境内的该民族划分开来的边界而使形势尖锐化，这样的例子不一而足。
修改边界的口号往往伴随着以改变边界为目的的关于准备采取武力行动的声明。事件的类似发展孕育着致命的后果，并且已经导致冲突，成千上万的人成为这些冲突的牺牲品。
在这个意义上，着手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是有益的，这些地区在过去某个时期也有过边界问题。非洲的例子最有教益。
业已获得解放的非洲各国的位置是建立在殖民统治消灭后在大陆形成的那些历史事实基础之上的。年轻国家的国界在多数情况下与民族界限不相符。众所周知，由于非洲的殖民主义划分，44%的国界在这里是沿经线或纬线通过的，30%是沿直线或孤形线通过的，只有26%是沿自然地理界线通过的，这些自然地理界线或多或少与民族群体的分布界线相吻合。
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写道：“非洲各国的边界是它们从欧洲殖民主义制度下继承下来的，现在已被握有主权的、独立的非洲政府所取代，而非洲的殖民主义边界是按照偶然的意志形成的。在欧洲争取非洲的斗争中，最大限度地侵占领土是每一个不相上下的强国的目的。欧洲的外交官们根本没有考虑到非洲各民族自古就已形成的、地区之间的边界，他们在非洲地图上所划的线把一些国家切割成小块，把被截断的非洲各个民族的几部分合在一起，建立某种统一的英国、法国、比利时或意大利殖民区。因此，被非洲政体—继承者们继承下来的各地区，从民族的观点来看，乃是某种类似马赛克或用布头拼做的被单的东西。”
殖民主义的边界使不同的非洲民族强行处在同一个殖民地里，或者在不同的殖民地之间任意分割民族集团，这多么令人想起苏联在几十年期间内所实行的那种任意的民族—地区的分段划界！仅在北高加索，在苏维埃政权年代里边界就改划过几十次。在这一地区的地图上，根据不完全统计，就有36个点的区域变化造成了超出常规的紧张地带。
非洲的许多边界如同在苏联一样，实际上没有标定边界线，因而具有纯粹假定的性质。例如，在其组成中有许多殖民地的法属西非，它们之间边界的存在本身实际上没有任何根本的意义。例如，可以从塞内加尔前往几内亚，并且如无特殊问题，可以在那里定居。如同在前苏联一样，不费力气就可以从俄罗斯迁往乌克兰。
年轻的非洲国家的多民族性质是由非洲大陆上现在的国家体制的特点所注定的，这种国家体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而失去了统一的、起团结作用的民族核心。多数非洲国家不是直接意义上的民族国家。
划分非洲大陆的结果，在殖民主义后期一方面产生了昔日的殖民地与现在的独立国家（在这些独立国家的领土上生活着同一些被分割民族的一部分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产生了某个国家内部各民族的相互关系问题。正是在殖民主义时期播下了现在的非洲国家之间未来冲突的种子，这些国家多数不是以民族统一为基础，而是以国家—行政边界内居民的区域—政治共同体为基础，这种国家—行政边界一般与民族边界不一致。在独联体的许多共和国，其中包括在俄罗斯，也有类似的情况。
很典型的是，在任何一个热带非洲国家中，除罕见的例外，都没有命名民族群体，即国家用它的名字来称呼的那种民族群体。例如，在尼日利亚居住着将近100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其中最大的有豪萨人、富尔贝人、伊博人，但是这个最大的非洲国家仍然叫作尼日利亚。说非洲国家的政权属于某个民族，甚至属于组成居民多数的那个民族，就意味着走上招致灭亡的道路。
从非洲大陆民主化开始，在年轻国家的政府之间就展开了关于边界的争论。一些国家（索马里、加纳、摩洛哥）提出了修改既成边界的计划。它们的上层统治阶级达到了合并邻国领土的目的，按照它们的意见，那些领土应该首先按照民族特征属于它们。这种要求的动机是力图消除殖民主义侵略者们的统治的影响，以保证被分割民族的重新统一，保证他们的自决权，等等。拥护修正的人公开宣布准备采用强制的办法。例如，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肯尼亚、加纳和多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之间，等等，都产生了领土纷争。并且提出了一个论点，即废除殖民主义制度与承认从殖民主义的过去继承下来的边界是不能并存的。例如，在亚非各民族代表会议（1958年）的宣言中（该宣言的通过不无当时的加纳总理—部长克瓦米·恩克鲁玛——一位最著名的非洲的思想家的影响）指出：“把同源民族划分开来的边界，是违反自然的边界，保留这些边界将不会导致和平。”根据加纳政府当时的声明，“假如留下现在的边界，那末，在我们这里就会有无止境的阴谋和少数不满者的反阴谋，后者充满着实现其民族、文化和经济统一的决心。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问题将会具有更带威胁性的和更大的规模。”
然而，压例多数的非洲国家反对改变边界，认为这条道路对非洲来说是危险的。它们的领袖们是从下述这一点出发的：即修改边界必然引起多次尖锐的国际冲突，这些冲突具有由此而产生的各种政治和军事后果。非洲的政治家们宣布了领土完整的原则，他们表示赞成保留大陆的领土原状。考虑到修改边界的要求多数已经实现，对某个民族群体提出过要求的国家，完全可能成为来自其他国家某一部分居民方面的类似要求的客体。非洲的领袖们担心出现哪怕只有一个重新划分既成边界的先例，他们正确地认为，这可能会引起地缘政治崩溃的连锁反应，结果许多新国家可能会从大陆的地图上随便地消失，让位于新的国家构成体。
在多数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首都，人们都很好地懂得，在非洲民族多样化的条件下，建立严格符合民族界限的新的国家边界，意味着对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的威胁。在长期争端以后，非洲独立国家的边界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的观点占了优势，这一观点是从下述实际认识出发的：即保留领土原状虽说有许多缺点，但是比孕育着流血冲突的许多次边界争端要好些。
在1963年通过的《非洲统一组织章程》中，记载了领土完整的原则，这一原则得到了1964年7月21日在开罗举行的“非洲统一组织”的参加者——国家首脑和各国政府第一次大会赞同的宣言的补充。在宣言中宣称，非洲国家“承担尊重它们在获得独立时存在过的边界的责任”。
这一事实本身反映了当代非洲的一个最伟大的奇论。“非洲统一组织”—一为了同殖民主义及其政治和经济影响作斗争而建立起来的反殖民主义的、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体——赞成由以前的殖民地所属国规定的边界的牢不可破性，大多数非洲领导人支持不改变边界的原则。作为国家的边界，其在法律上的巩固也可以用经济上的理由来解释。
在某个殖民主义地区存在的几十年里，在反对殖民地所属国的斗争中形成了政治上的统一、相当牢固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以及不同民族群体居住的地区之间的某种劳动分工。联系与相互关系的破坏可能会有新的困难缠身，使非洲国家本来就很严重的经济状况复杂化。随着国家独立的宣布，随着年轻国家中国民身分感的增强，民族意识，更确地说是地区特点，也开始增强。旨在尽力巩固国家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开始形成，这些国家是在从殖民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边界范围内建立起来的。
因此，宣布保持领土原状意味着试图防止不仅是国与国之间的、而且是国家内部的冲突，这种冲突可能导致重新建立起来的国家的崩溃，导致在它们的地方形成许多“微型国家”（мIIкргосударство），这类国家的大多数无论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都是不能生存的。这可能是非洲历史发展中的退步。同时，保持原状的原则实际上意味着对存在于某些国家中的民族共同体的民族自决权的否定。众所周知，在非洲共计有大约1千个不同的民族群体，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区都未见到过这种民族多样化。许多民族群体虽然坚持自决权，但是已经获得解放的非洲领袖们否决了自决直至分离的原则，只有这种情况除外，即当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他相对立，而殖民主义的领土使他感到适应的时候。著名的非洲历史学家A·玛兹鲁伊曾经正确地强调：“20世纪西方不是在可能实现自决的那些方面影响非洲，而是相反，它使民族基础上的自决不能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宣布的那种自决原则完全可能变成‘退向部落制’的报警性号召。而在大陆许多国家中保留居民的部落结构成分以及民族分立主义的作用还很大的条件下，这一点对于多数分立主义运动可能会起推动作用。”
在1967～1970年的尼日利亚危机时，非洲领袖们由于担心其多民族国家崩溃和分离情绪增长，便支持了（坦桑尼亚、赞比亚、加蓬、象牙海岸除外）尼日利亚中央政府，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以此而清楚地使人知道，他们不愿意干涉某些国家内部的族际冲突，因为实际上在他们的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有族际冲突的潜在基础。
然而，分立主义情绪的增长不只是由于民族因素的增强而引起的，不断增长的地区的经济意义也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在这些地区，类似的一种倾向（尼日利亚的比阿弗拉、扎伊尔的卡坦加、安哥拉的卡宾达）以及它们的战略重要性（与红海问题相联系的厄立特里亚）和对外部力量的吸引力都是很强的。在这里，怎么能不想起独联体各国一些地区的情况呢？在那些地方，分立主义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一点决定的：即他们拥有许多自然资源——石油、天然气、黄金。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非洲社会中的保守势力，主要是部落领袖以及与外界有密切联系的部落上层，往往特别坚持按照民族原则建立新的国家边界。例如，60年代末在尼日利亚以奥朱古为首的比阿弗拉分立主义者们的活动，刚果、安哥拉、扎伊尔所属地区建立巴刚果国的计划，都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在独联体各国，其中包括俄罗斯，也出现了某种类似的情况，在这里，旧名录的代表人物常常以民族分立主义思想家的身分出现。
在宣布非洲国家领土完整这一原则之后，“非洲统一组织”同时确认了非洲人民的自决权利，那时，他们仍然处于殖民主义的压迫之下。这里指的正是非洲殖民主义国家人民的自决，而不是民族自决，因为在某些国家的范围内，这样的民族尚未形成。非洲领导人是以人民的自决权利作为出发点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正当民族共同体能够决定国家性质的时候，却放弃了普遍通行的民族共同体的自决权原则。
在非洲，关于《非洲统一组织章程》的两个奠基性条款——领土完整的原则与非洲国家自决的原则之相互关系的争论进行了许多年。如果从当代非洲的具体条件出发，那末不能不承认，社会发展的利益过去曾经迫切要求、现在仍然迫切要求巩固国家组织的主权和成就，只有这样，才能在这一历史阶段建立起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必要前提。非洲现实主义思想界不止一次地强调，自决直至分离的原则绝无绝对的意义，应当把它放在为民族解放、为消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而斗争的前后关系中来加以研究。
非洲领导人曾经、并且至今仍然从下述这一点出发：即在当代非洲对自决原则的脱离实际的抽象运用（当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很强时，这咱运用与重新裁剪边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意味着取消现在的国家组织形式，在纯粹的民族基础上建立起几百个新的、经济上的、没有生存能力的国家构成体。
至于自决的原则，那末，在一些非洲国家的首都曾经不止一次地强调，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实现：可以是区域自治的形式；也可以是民族—文化自治的形式；还可以是向所有的人、甚至向人数最少的小民族群体——少数民族提供自由发展的有利条件。在这里，又不得不回到独联体的情况上来。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在联合国大会第47次会议上发言时宣称：“谈到国家领土牢不可破这一原则的意义，我也想强调，少数民族的权利在今天往往与各民族自决直至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混为一谈。如果抱定这种态度，那末在世界上就可能出现几千个经济上薄弱的主权体。这种情况将是对原则的盲目崇拜扬扬得意的鲜明表现，这一原则被弄到了荒谬绝伦的地步。我深信，今天对少数民族的权利公正地给予如此之多的注意的世界集团，应当在民主与和平胜利的基础上，为了人权和民族权利的胜利而清楚地说明少数民族权利的标准。否则，在民族自决权的掩盖下，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完整性都会值得怀疑，使之分化的分立主义将会没有止境。”
在“非洲统一组织”关于巩固非洲既成边界的决议中，表现出了多数非洲领导人的政治英明和远见。而忽视这种立场，以及某些国家的政府力图用军事办法改变既成的边界，必然导致武装冲突，导致危险的政治后果。例如，由于索马里对埃塞俄比亚的领土要求，即70年代末对该国的直接侵略，在非洲东北部出现了尖锐的冲突形势。据不完全估计，这是曾几何时在两个独立的非洲国家之间进行的一次破坏性最大的战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两国都陷入了完全的政治与民族崩溃的境地。
据本文作者统计，在非洲国家之间由于领土争端而引起的武装冲突过程中，共计死了500多万人。而如果把视线转向整个发展中世界，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总计发生了50多次领土冲突，大约有1500万人成了这些冲突的牺牲品。
只有20世纪中叶在非殖民地化的条件下被确认的一项原则能够避免无止境的、有大量人员牺牲的领土冲突和全面混乱，这就是“主权的继承性原则”。其实质可以归结为：独立国家接受具体的领土，可是作为客观现实的领土边界不接受殖民主义遗产的强制性的重新分配。对这一原则的二者必择其一只能是战争。然而正如历史经验所表明的，在多数情况下，战争也是以恢复领土原状而告终的。
现在，国际集团实际上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决地坚持必须遵守领土完整的原则。不仅如此，在西方的政治和学术界，在利于把分离权从具有各种形式的“自决”概念中排除出去的呼声很高。正因为如此，在人类测量代表会议的莫斯科会议上，其参加者们宣布：“各民族的权利平等及其自决权利应当根据《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的有关准则，包括有关国家领土完整的准则而受到尊重。”
解决民族问题的基础归根结底是始终不渝地和普遍地遵守人权。实际上，不可能举出这样的实例，即无论什么时候，在遵守人的政治权利、公民权利、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及其他权利的条件下，激进民族主义和国家崩溃的倾向会增强，这些国家在有了势力的同时，开始具有破坏性越来越大的倾向，不仅威胁着本地区的和平，而且是对整个国际安全的威胁。
（原载俄罗斯《自由思想》杂志，1993年第3期）
注释：
①Я·Я·埃廷格尔，1929年生于明斯克，1956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族际关系问题专家、历史学博士、教授 ——译者
钟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