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莉[1]2004年在《清末“通经致用”型人才的培养与选用》文中研究说明清末人才培养与选用制度变革是清末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改革使中国传统的人才培养与选用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从而迈上了近代化的发展轨道。本文从清末人才培养与选用制度改革的背景、过程及得失等几个方面，进行历史的考察和评析，以期对当今的人才培养与选用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 本文正文分叁部分。 第一部分，分析了清末人才培养与选用制度变革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有：其一、空疏无用的科举型人才；其二、西学的输入及影响；其叁、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其四、清末社会政治变局的客观要求。 第二部分，考察了人才培养制度变革的过程和“通经致用”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并总结了其积极意义。主要内容有：(1)、“通经致用”型人才培养制度的确立；(2)、“通经致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途径；(3)、“通经致用”型人才培养的历史评价。 第叁部分，考察了清末人才选用方式制度变革的过程、途径及其经验教训。主要内容有：(1)、清末人才选用制度的变革；(2)、“通经致用”型人才选用制度的确立；(3)、“通经致用”型人才选用的历史评价。 在文章的余论和结语部分，对清末的人才培养与选用制度作了客观的评价，并得出相应的认识和结论，以期为当今的人才培养与选用的制度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刘超[2]2007年在《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实业教育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产生的前奏和先导，实为职业教育之史。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始于19世纪60年代，从清朝的洋务运动中拉开帷幕，张之洞(1837—1909)作为清末洋务派的后期代表，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先行者和倡导者，张之洞的实业教育思想体现了张之洞作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先驱的远见卓识。论文分析了张之洞的经典文献《劝学篇》、“癸卯学制”中所体现的实业教育思想。初步构建了系统化的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体系，主要是从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的重要性、目的、分类分级、教学方法、教育原则、教师养成方面进行构建。探讨了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接着把张之洞与几乎同时代的李鸿章、张謇以及日本的福泽谕吉进行比较，这四位都是引领时代实业潮流的开拓者，比较他们实业教育思想的异与同，探讨其原因。最后论文探索了张之洞实业教育思想对当今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启示，启示主要有以下几点：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转变职业教育思想，提高职业教育的地位，树立全新的职业教育观；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了解市场的需要；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善取法于各国参究之后”；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深入领会“讲习与历练兼之”教学法，提高教学质量；要发展职业教育，必须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
曾带丽[3]2006年在《张之洞与晚清书院的改革及改制》文中指出书院改制是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关于其原因和经过,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就整的倾向而言,大多注重从教育学的角度来探讨,而较少从社会学、文化学等多种角度来进行分析。在书院改制的过程中,张之洞是一位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早期致力于书院的创建,后来又对书院不断进行改革,最后促成了全国书院的改制。但迄今为止,对张之洞的书院改革及改制的研究,还非常不足。因此,对张之洞的一系列书院教育实践活动的分析,不但有利于全面了解张之洞的书院教育思想,而且有利于全面认识书院改制的原因和经过。张之洞的书院教育实践活动是随着晚清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它可以分为叁个阶段来探讨:第一阶段,创建经心、尊经、令德书院。其书院教育思想体现在两个方面:创办书院的目的是培养经世致用之材;教育内容以经史之学为主。第二阶段,随着洋务思想的形成,张之洞开始对书院进行改革。新创建的广雅和两湖书院与前期的书院相比,有着明显的特色:(1)内容的扩大,(2)注重延聘兼通中西的教习,(3)书院人才观的改变。但书院仍难以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甲午战后,张之洞在全国书院改革的背景下,加大了书院改革的力度,首次增设了算学和舆地学。第叁阶段,随着晚清时局的剧变,变法兴学成为时代潮流。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第一次宣布书院改制。而张之洞经过多年的办学,也十分赞成书院改制,并乘势对湖北的书院进行改制。但书院改制很快随着戊戌变法失败而停止。清末新政时期,张之洞在湖北不仅建立了一套近代教育行政体系,而且建立了一套近代学制,这为书院再一次改制准备了条件。1902年,张之洞上《江楚会奏变法叁折》鼓吹变法,再一次提出书院改制。他的建议很快被清政府采纳,最终促进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化。
郭丽[4]2012年在《唐代教育与文学》文中认为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唐代教育与文学的关系。在唐代，教育和文学均处于昌盛发达时期，教育以或隐或显的方式作用于文人知识结构的形成和文学素养的提高，是他们具备文学创作能力的必要前提，因而也是影响唐代文学繁荣发展的重要一极。第一章，唐代教育资源社会化与文人群体的扩大。在教育制度方面，唐代有中央和地方的两级官学制以及合法化和多样化的私学。与此同时，唐代具备有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教育制度与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促成了唐代教育资源的社会化，其显着表现是教育受众的增加和教育普及面的扩大，这是导致唐代文人群体扩大的重要成因。第二章，唐代教育思想与文人及文学。尊圣崇儒是唐代的基本教育思想，唐初这一思想的提出强化了部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儒道自任意识，加剧了其人生矛盾，使他们的作品充满张力。高宗后期和武后时期，由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尊圣崇儒教育思想被有意淡化，官僚系统对人才的需求使教育与仕进紧密结合，教育思想中功利的一面尤为凸显，这对文人进取意识的强化产生了一定影响。盛唐社会环境的改善促进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但教育培养的人才数量较多，社会能吸纳的人才相对较少，教育培养的人才多为礼乐之士，官僚系统更需要吏能之士，教育思想和教育结果与社会实际需要之间产生了矛盾。士人的人生理想和实际遭遇因为这些矛盾出现错位，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复杂的心态。中晚唐士人从科举与教育关系的角度对教育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唐代教育思想，但所提出的改革策略很难实施，只是更进一步明确了中晚唐教育的困境。复古思潮中复兴“师道”的思想，是这种反思的延续，它力图发掘教育传承儒家道统的独立价值，这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知识阶层对唐王朝的心理认同。儒道传承的落空以及对政权认同的淡化使知识分子进退失据，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无所依凭的游移心态。第叁章，唐代经学教育对文学的影响。唐代经学教育有完整的体系。太宗时期和高宗前期，官方经学教材《五经正义》的编纂使经学简化，教材统一，加以科举试帖经的要求，使得章句成为记诵对象，儒家经典作为语言和典故材料融入文人的知识储备库从而进入了他们的文学创作。盛唐时期经学教育偏重于《孝经》，强调伦理，这与此一时期雅正雄浑的文学风格的形成有一定关联。安史乱后经学教育重心下移，由中央官学主导转而为私学中士人主导，这带动了士人在社会思想和文化领域中主体意识的增强，从而使用以表达士人在社会思想领域探索的诗文中文与道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同时为诗为文努力创新，很少蹈袭前人。第四章，唐代文学教育与文学的发展。唐代文学教育的兴起有这一时期独有的成因，唐前文学在形式和技巧上的发展、唐代好文风尚的浸染以及科举取士重文学的刺激都是重要因素。唐代文学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类书、《文选》和诗格等，文学教育的具体活动就是依托于这些文学教育内容传承文学知识和创作经验，它具有从语言材料到声律规则再到技巧门径的明显上升的层次性，这导致在文学教育和学习方式上也体现出从阅读积累到模仿熟练再到体会感悟的逐级提高的过程。唐代文学教育的内容在唐人的创作中留下了较为鲜明的印迹，在内容的借鉴、题材的取资、典故的吸纳、对偶的采用方面最为明显。第五章，唐代童蒙教育与儿童诗。唐代之所以出现众多杰出的文学家，与他们自幼接受过良好教育密不可分。本章从考察唐代有代表性的叁部蒙书——《蒙求》、《太公家教》和《兔园策府》入手探讨唐代蒙书与童蒙教育的关系，并进而对中原内地和敦煌地区这两大童蒙教育版块从教育内容、教育途径和教育者叁方面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地迥然有别的童蒙教育使他们各自的诗歌创作所发生的构思上的精巧与随意，题材上的狭窄与丰富，语言上的文雅与通俗，表现手法上的多样与单一的变化。第六章，唐代女性教育与女性的文学活动。唐代教育的普及使女性成为受教育群体的一部分。本章从唐代现存两部女教书——《女孝经》和《女论语》切入，藉以考察唐代女性教育的内容以及不同的教育内容对女性诗歌创作的影响。诗歌教育的特有方式和女红教育的共同作用，使女性诗歌中出现了与之相应的仿作和女性书写特质；经史教育之于女性创作最显着的影响是女性诗歌中经史语典的大量化用；道德礼法是唐代女性最重要的教育内容，这表现在道德礼法内容在她们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唐代女性受教育的成效，除表现在诗歌创作上之外，妓女传唱和寡母教孤也是两种与唐代文学密切相关的展示方式。第七章，唐代留学生教育与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唐代教育具有鲜明的开放性特征，接收留学生是其最显着的表现。与此相适应，唐代也形成了成熟完备的留学生管理制度。唐代特设宾贡科以满足留学生在唐及第的愿望，对于宾贡及第的留学生，在管理上也给予了很大的宽松度。留学生在唐期间与唐代文人多有诗歌交往，这不仅密切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积极影响。留学生群体的文化作用主要表现在本国教育体制构建和汉文学发展两个领域。第八章，书院初兴与中晚唐士人转型及儒学复兴。“书院”之名最早出现于唐高祖武德年间。从藏书、授徒和地点叁个方面考察，真正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实源于山林寺院。唐五代书院主要由地方士人和地方家族创办，这折射出唐五代时期士从世家大族向地方士人转型的特征。此外，唐五代书院还初步表现出与当时学术思想潮流的密切关联。习业书院的士人习古文，读经典，又不限于章句，自觉阐发儒经精义以求救世治乱，这既凸显了儒家士人主体意识的增强和强烈的拯时淑世精神，也反映出崛起于书院的地方士人受到了当时儒学复兴这一时代新风气的影响。
曾丽容[5]2017年在《近代书院的经世致用教育观及其启示——以广雅书院为例》文中研究指明广雅书院是晚清两广总督张之洞1888年于广州创设的书院,以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思想为指导,充分吸纳西学内容,发展成一座既研习传统经学,又兼习西学的新式书院。广雅书院经历了从书院到西学堂、高等学堂等形式历程,以"通经以世用"的实用主义教育观开启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广雅书院在清末的教育沿革创新中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经世致用、务实趋新的教育思想以至对今天现代高等教育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吴湉南[6]2006年在《无锡国专与现代国学教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欧风美雨”持续东来，至清末民初，“欧化”、“西化”思潮盛行，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式微。中西文化的交锋自此便一直贯穿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新文化运动期间，随着西学输入步伐和规模的迅速加大，传统文化遭到了更为猛烈的撞击。自晚清以来思想界兴起的新旧学之争、中西学之争、传统与现代之争，遂演化为一场更为深入持久的东西文化的大论战。虽然在此论战中，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始终处于明显的劣势，但是作为其“符号”的“国学”却在文化保守主义者及新派人士“殊道同归”的推动下，成为热学，同时还带来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国学热”，诞生了各色各样的国学教育与研究机构。在众多国学教育机构中，有一所被知者誉为“与清华国学研究院齐名”的国学教育机构，她便是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创办于1920年底，是一所私立国学专科学校，比北大国学门尚早近两年，被誉为“传统书院的现代转型”的典范。在传承传统文化、弘扬国学的教育与研究中有着成功的探索和不凡的贡献。值得当今学术界、教育界认真研究和借鉴。 唐文治是无锡国专的灵魂，无锡国专体现了唐文治的个人特征。无锡国专的国学教育思想、组织管理、教育教学方法无不深受其影响。唐文治(1865-1954)，着名理学家、教育家，儿时即怀有“伊尹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学思想和理想一直是他的人生目标。1892年进士及第，开始在清廷为官，官至商部右侍郎，署理尚书。唐文治为官时即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兴办西式学堂，认为“理学为体，洋务为用”是转变世风、重振国力、挽救清王朝的唯一途径。1906年以丁母忧为名辞官，此后再未涉足政治。1907年受邀赴上海任实业学堂监督，从此终生从事教育。1920年，复辞去该校校长之职。 同年受施肇曾邀请创办私立无锡国学专修馆，第二年正式开馆上课。1928年更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院，1929年更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改名为中国文学院，1950年与苏南师范学院合并，无锡国专至此结束。唐文治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办学宗旨，认为今日之社会世风日下，道德沉沦，政治腐败，战乱不断，经济凋敝，百姓生活极为困苦。欲拯救这一切，必须以儒家思想道德“正人心”始，人心正，方能改变社会风气，重塑社会道德，发展实业，学习西
赵万峰[7]2005年在《二十世纪初（1898-1937）文化守成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实践》文中研究指明中国近代文化守成主义是世界近代反现代化思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后期)、陈垣、柳诒徵、汤用彤等人。近代文化守成主义首先属于一个文化流派,文化守成主义者在教育领域也有很大贡献,是我国教育从近代向现代过渡的一股重要力量。本文遵循在文化背景上研究教育思想的逻辑思路,运用综合分析与比较分析的方法,试图探寻他们在教育思想现代化进程中的积极贡献。 中国近代文化守成主义的教育宗旨是以教育救国作为现实目的,遵循教育本身规律,培养具有现代思维的高深学问的专业人才。他们的教育宗旨在教育功用观上体现出了一定的全面性和体系性。学制思想呈现出一定的立体结构:从纵的方面看主张形成小学、中学、大学的梯级学制模式,其中认为应该优先发展高等级教育;从横的方面看,他们的教育思想及实践中显示出了教育形式多样性的倾向。从教育内容上看有这样的特点:认同传统,但反对封建科举考试;围绕育人中心强调教育内容上的和谐统一,德育为先,智育为核心,以美育为推进剂;贯穿了科学思维方法的教育内容。他们在教育方法上的特点是:充分发掘学校教育的优势,让学生集中、充分利用多种有利的资源;坚持教师中心的教育理念;发挥教师人格力量在全面育才方面的熏染作用等等。 文化守成主义者从自己的文化观出发,不为潮流所左右,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教育思潮,促进了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们也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者。
张丽丽[8]2011年在《清代科举与诗歌》文中指出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对中国古代士人生活影响最重大者,莫过于斯。科举制度也是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统治者用它来调节和控制士人,士人的生活方方面面与之息息相关。即以清代而言,满洲贵族自关外入主中原,武功实现了天下的一统,但是接下来所要面临的任务是重建社会秩序和价值体系,这对少数民族统治者来说是一个更难完成的目标。如何让因为“中原陆沉,衣冠礼乐涂炭殆尽”①而产生巨大离心力的汉族士人臣服,满清统治者充分利用了科举这一利器。论文分为上下两编,以清代科举制度为考察背景,清代诗人的科举遭遇为立足点,研究科举如何影响了士人的人生命运,并因此影响了他们的诗歌创作。以典型诗人为切入点,考察该诗人所代表的一类士人的创作所共同形成的一个时期的诗风。上编题为“故国哀歌到升平暖响”,讲述清初诗风如何在科举的影响下从明清之交遗民诗的悲凉慷慨一变为“神韵诗”的温柔空灵。顺治至康熙初年频发的科场案,是满清统治者的暴力武功的延续。康熙帝亲政之后,天下安定,遂有博学鸿儒科之开以实现文治。特科之后,士人复明之心大为消减,之前慷慨激越的遗民诗创作也随之消歇,这时王士禛通过畅达的科举和登上仕途,并借助官位领导诗坛,“神韵诗”帮助康熙朝建设出了和谐清明的文化氛围。雍正年间科举的大事发生在浙江。因为对浙江士人有很深的偏见,雍正下诏停浙江科举,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厉惩罚。经此冷酷制裁后的浙江士人,在科举恢复之后仍然无法恢复对朝廷的信任和热情,厉鹗为代表的“浙派”诗人清冷幽寂的诗风即在此背景上产生。乾隆朝又开博学鸿词科,这次的特科却和康熙朝有很大差别,选才取士都极为严苛。同时乾隆二十二年起科举加考试帖诗,在翁方纲等考官的推动下,形成了乾嘉时期士人埋首经术、诗风古奥晦涩的特点。下编的标题为“科举存废与诗歌演进”,研究清王朝由盛转衰及真正进入末世后,国家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科举制度所发生的改革,以及科举废除等种种变迁对诗人创作的影响。乾嘉间的士人逐渐对朝廷失去信心,无法再出现清代前期那种大僚居庙堂而号召天下诗坛的局面,创作力量普遍下移。重要的诗人可以分为这么叁种来考察:盛年退出官场的诗人,如赵翼、蒋士铨、袁枚等“乾嘉叁大家”;执意远离科场的诗人,如厉鹗、“扬州八怪”等;科举失意的诗人,如黄仲则、王昙、舒位等。从龚自珍开始,末世觉醒的士人从科举的腐败也看到了统治者的腐朽,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同时孜孜不倦地呼吁改革。清代末期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正,希望挽狂澜于既倒。在新政的推动下,古典诗歌发生了相应的调整、改革,并最终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经由近代诗歌过渡到现代诗。研究士人的思想和创作,科举是一个重要的考察因素。本文试图通过对清代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政策变迁加以考察,分析其对士人的影响,据此勾勒出科举与诗歌之间交互影响、互相作用而推进的清代诗歌的演进史。
邵雪莲[9]2012年在《黄兴教育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黄兴不仅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政治家、爱国者、军事家,而且是辛亥革命时期曾经与孙中山先生并驾齐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由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国门被迫打开,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灭种的危险,许多爱国志士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提出了“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改良救国”、“革命救国”等口号。而黄兴是在基于爱国从改良到革命的演变进程中并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道路,这几个口号在其身上都有所反映。因此他的一生主要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主要包括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创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反对袁世凯复辟等重大革命活动。正是因为黄兴的主要贡献是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活动,所以目前史学界对黄兴革命活动、军事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研究较多。但是在黄兴从事革命活动期间,也十分关注教育,尤其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更加提倡发展教育事业。于是,他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是国民教育,主导是实业教育,特点是军国民教育,补充是女子教育,辅助是幼儿教育、少数民族教育与留学教育。同时把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二者相结合,期望达到开起民智、树立独立自主的新国民人格、主张男女平等、促进自由发展、发展和振兴实业、促进社会改良的根本目的各类主张与见解相互关联、相互促进,形成一个开放的、进取的教育思想体系。并且还身体力行于教育事业。本文就目前史学界对黄兴政治活动、军事思想、革命活动等研究较多的现状,笔者试从教育思想方面来研究黄兴,以达到拓展对黄兴研究领域的目的。同时对湖湘近代第四人才群在教育思想方面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由于黄兴与孙中山都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同时孙、黄二人又是辛亥革命两大元勋和革命合作者。另外,孙中山也非常注重教育事业,在其从事民主革命活动期间,他也提出了较为系统、全面、开放的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与黄兴教育思想具有许多相似性,例如爱国特色、民主特色、进步特色等。因此,本文将黄兴教育思想与孙中山教育思想进行比较研究。本文首先比较孙、黄二人教育思想形成背景,主要从形成过程、思想来源、思想构成叁个方面来比较。其次比较孙、黄二人教育思想主张和教育实践,主要从学校教育思想、社会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方面进行比较。最后,从前面比较总结出黄兴教育思想的特色——爱国、民主、务实、进步、尚武,同时分析黄兴教育思想的影响,主要从其教育思想的特色、其特色形成原因、教育思想的影响叁个方面来分析的。总而言之,由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时代背景、湖湘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黄兴教育思想具有务实、民主与进步、爱国与尚武的特色。而这几种特色又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例如,军国民教育既体现了爱国思想又体现了民主思想,实业教育既体现了爱国思想又体现了务实思想、女子教育和少数民族教育体现了民主与进步思想。虽然他的教育思想具有阶级局限性和理想色彩,使其教育思想不能向更深层次发展,这也是由他的阶级性使然,但是其教育思想仍然产生了深远影响,即它不仅构建起民国教育事业的理论框架和付诸于教育实践,而且对当今教育事业起到积极地借鉴作用和具有指导意义,例如国民教育与今天的义务教育,实业教育与今天的职业技术教育都是遥相呼应的。
李勇慧[10]2011年在《王献唐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献唐作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中华民族文化遗崖的傅承人与守望人,在中国近现代图害馆与文博事业发展史上估据着至关重要的位置。他幼承家学,博学多才’,诗书画印,无一不通；他善于使用傅统学科相互贯通、中西学术相互交融的研究方法,其学术成就和学衍思想,广涉多个学术研究领域,且均有深厚造诣,在海内外崖生了深速的影响,被誉为“一代傅人”、“一代宗师”。以往由于文献资料缺乏等方面的限制,关于王献唐的研究成果相常薄弱：其生平学行或捂焉未详,或言多舛误,未能封其事功与学术做出全面、客颧、准确的评僵,至今研究专着尚付阙如。本文凝在广泛搜集整理其学术遗着及日记、手札、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基础上,吸收以往研究成果,封王献唐的生平学行、事功学问进行较为全面、客观、准确的考察,力图澄清诸多学术疑案舆学术盲点,填补相关研究空白,展示其事功舆学术双峰亚峙之全貌。王献唐(1896-1960),原名凰管,改名管,字献唐,号凰笙,室名双行精舍等,以字行,山东日照人。青岛礼贤书院文科、青岛德华特别高等专门学堂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建国前,历任《山东日报》与《山东商务日报》编辑、山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国文教具、胶澳商埠督办公署帮办秘书、京汉铁路局文害科办事具、国民黛中央黛部训练部总务科总斡事、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山柬金石保存所负责人、国史馆筹备委具会副总斡事并兼任第一组主任,兼任山束省名腾古迹古物保存委具舍委员、山束古迹研究会委具兼秘收、山东图书馆协会常务委具、上海市立博物馆名誉研究员、私立齐鲁大学教授、国立山东大学教授、中英庚款第一批资助研究员、国立武汉大学教授、国民黛中央党部训练部主任、中央党史部文化事业委具会语言文字研究舍专门委具、山东烈士公墓筹备委具舍济南办事处文害、国民黛黛史编纂委具舍委员,是中德学社、中国考古学舍、山左艺文编纂委员舍、海岱美术馆的发起人；建国后,任山柬古代文物管理委具会副主任、山东省博物馆筹借处副主任、政协第一二届山东省委具舍常委、山东省地方志资料徵集委具舍副主任委具、山束中国历史学舍(中国史学会济南分会)理事、山东省文史馆馆具、故宫博物院铜器研究具。可考之论着有《公孙龙子悬解》、《春秋邾分叁国考》、《五灯精舍印话》、《炎黄氏族文化考》、《中国古代货币通考》、《国史金石志稿》、《双行精舍书跋辑存》、《宵幽古韵考》、《汉书食货志订议》等62穜,输文等罩篇着述189篇、书序34篇、墓志铭12篇、题跋967篇(其中未刊565篇),编辑书籍77穜,校勘群书100种,另有诗词歌赋近500首,总计逾千万字。除前言与结语外,本文共分六章,依次为：第一章“王献唐家世舆生平”、第二章“王献唐师承舆交道”、第叁章“王献唐舆近代图书馆事业”、第四章“王献唐与近现代文博事业”、第五章“王献唐着述考略”、第六章“王献唐主要学术成就”本文使用统计学等研究方法,封其家世生平、师承交游、着述及学术成就,进行结帐式、专题式的全面梳理。通遇聚多史料封比考证,史寅钩沈,第一次全面输述了其以金石小学为主的家学渊源及在近现代社舍大背景下曲折复杂的人生轨迹,纠正了前人封其生平行寅记述之讹误及其本人前后矛盾之敍述。其创新及成果有如下叁点：第一,资料新、全。文中所引有关史料,大多为首次公阴或前人尚未利用的第一手资料,如《王献唐日记》百馀万字、王献唐师友往来害札近千通、海内外之相阴档案文献近二百件、未发表的题跋近六百篇、诗词近五百首等。笔者封上述原始材料大部分进行了点校整理,并以此为基础,撰成《王献唐年谱资料畏编》、《双行精舍害跋辑存叁编》、《王献唐档案研究资料汇编》等,为全面、客观、准确地抨价其历史地位,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依据；第二,内容全、新。王献唐一生学术,速绍乾嘉褚儒,近承清末名宿,益之以现代科学观念,辅之以实地勘查,集目缘、版本、校雠、训诂于一身,熔文字、音韵、器物、古史之学为一炉,博学多才‘,着述宏富,被推为“百年来罕见的学者”；其事功,建国前,主掌山束省立图害馆与“山束金石保存所”二十年,以“民族文化命脉守望人”自励,竭力奉行近代图书馆“阴民智保国粹”办馆宗旨、公共公平公益的办馆理念,推行科学的图害馆管理方法,致力于文献之搜集、馆舍之筹建、图害之分类、馆刊之创办、丛害之编印、阅览之服务、文物之陈列等,使孩馆(所)成为“北方图害文物之重镇”。日寇侵华,毅然舍妻别子,载书南迁,流离十馀载,终使民族文化遗产免罹战火,是保护齐鲁文眽薪火大功臣。建国后,力疾从公,致力于文物古踱的稠查发掘、山东省博物馆的筹建和历史陈列主题结构设计,是近现代图书馆、文博事业的阴拓者与奠基人。总括其一生,堪稻是学术事功俱隆、文章道德并富的国学大师。第叁,视野宽、广。王献唐主掌近现代山东重要文化楼构二叁十年,其事功之取得及学衍与思想之形成,与其背后广大的社舍群醴关保深速。本文将其放置在近现代社舍文化燮迁的广阔背景下,通遇封许瀚、陈介祺、刘喜海等山左前辈在音韵、训诂、金石鉴定与收藏等方面封其影响研究,及坐拥书城,舆丁惟汾、傅斯年、黄侃、吕振羽、孔德成等近现代着名学者及名流贤连之交游考辩,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其学术特点和思想渊源,论述其学术左右探获、不拘一家的治学特色。通遇造些多为前人所未知的史寅考证,重耩了王献唐学术谱系,较为合理、准确地解读、认知、确定其在中国近现代学衍史上“一代傅人”、“一代宗师”的历史地位,封常代图书甜与文博事业管理,极其借鉴意羲舆参考僵值。封山东匾域史研究,如山东近现代图书馆与文博事业发展史、藏害文化史、社舍史、学术史等,有所裨益。其践行的近代图书馆“阴民智保国粹”办馆宗旨等重要问题,应该引起学界关注本文亚以王献唐为主录,通过王献唐日记、师友书札等反映史实之考证,溯源析流,纵横比较,左右参证,封研究近现代中国知名学者舆着名人物,如罗振玉、傅斯年、吕振羽、王重民、张元济、傅增湘、丁惟汾、黄炎培、柳诒徵、马衡、黄侃、容庚、商承祚、赵孝陆、栾调甫、李济、胡厚宣、董作宾、黄云眉、刘国钧、高亨、陈直、谢国桢、沈徙文、傅振偷、屈万里、潘承弼、陈梦家、顾廷龙、孔德成、张宗昌、韩复榘、王耀武、何思源等人,及山束古迹研究会、中研院史语所、国史馆、中国考古学舍、中国博物馆协含、中英庚款管理委员含、故宫博物院、北平图书馆、江苏国学图书馆、山东大学等近现代重要文化机欉构舆社舍学术团体,添补了新的史料及相关研究之空白；并封他们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保,作造一步考证,不仅凸现了王献唐在近现代学者群体中的独特魅力,并希冀封于总结二十世纪相关学科的学衍史,乃至于封常今相关学术研究与学科建设,能有参考意羲。本文还纠正或是补充学界的一些错误甚至是片面的韶识,有些问题或看似与其没有直接关联,如胡适关于杜威在中国的演讲时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945年日本在济南的受降畴间等。縂之,本文通过封其生平学行与事功学问、治学理念舆方法等方面之综合考察,及舆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隙寅恪等道德学问之封比研究,论证其具备中国傅统学人的“使命意识”、“独立思想”舆“严谨学风”；其终生信守之维护“国学”常在“吸取世界文化同峙保存国粹”、文献乃“民族之命脉”、学术乃“天下之公器”、治学常“寅事求是”不能“封巧”、“文舆史本相表裹”等学术思想,以及“学以致知,求褚近,求之速；行贵克己,不怨天,不尤人”等为学处事原则,常下尤值得重视和宏扬。“君子之学,暗然而日章。”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一代傅人、一代宗师王献唐的道德学问将被光大,并崖生应有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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