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现状和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论文,我国论文,西方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回顾与现状
中西文化的接触和交流古已有之，大家公认在明清之际就已形成开启之势。近代以来中国的文化发展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所谓“西学东渐”有密切联系。起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主要有两种态度，一种主张以西方文化为我所用，“遐方文献，何嫌并蓄兼收”①，另一种则试图力据中华文化传统抵制西方神学文化。19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中国国力的衰微使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人认识到，西方各国之强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发达和船坚炮利，而且在于思想文化的蕴力，中国要富强，必须了解和学习西方文化。在西方文化诸端中，哲学颇受重视。梁启超说，培根和笛卡尔是西方近代文明的始祖，正由于他们在学术上的“革新”，才造就了西方的新道德、新政治、新技术、新器物，从而有了西方的新国家、新世界。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介绍和研究西方哲学思想的文人学者，其中以严复、梁启超、王国维、蔡元培等人最为著名。他们通过翻译和著述，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如德国古典哲学、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尼采哲学、柏格森哲学等陆续介绍到中国，为中国人开阔视野、了解世界、解放思想做出了贡献。西方哲学影响的扩大，使它进入中国的教学体系成为必然。大约在1915年，北京大学成立了西洋哲学系。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各大学陆续开设了西方哲学课程。从此，中国对西方哲学的教学和研究逐渐走向较为全面、系统的发展。
如何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有态度和方法的问题。大致而言，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初期，人们对它往往是热情高于理智，或满足于一得之见，并没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冯友兰曾说，在20年代，整个中国真正懂得西方哲学的人极少，即使对杜威和罗素那样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方哲学家，也是“接受者虽繁，理解者盖寡”。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中西哲学不同观念的冲突和碰撞成为不言而喻的主题。有的学者深谙中西哲学之间距，感叹西方哲学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进而放弃研究；有的学者主张全面接受西方哲学，奉之圭臬，把它视作中国哲学的“基础”。而在对待西方哲学的各种态度中，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不少中国学者能够克服盲目和偏见，能够立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中西哲学的异同、融合和取舍，采取了客观分析、深入研究、取长补短、为我所用的科学态度。比如李大钊清醒地认识到，东西文化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世界文明的发展将是两者的相助相长、融合一体。在这方面，后来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建所时第一批研究人员的冯友兰、金岳霖、贺麟等人是杰出代表。他们不仅具有中国哲学的深厚功力，而且力图吸收西方哲学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冯友兰通过对中西哲学的对比看到，中国哲学的弱点在于缺少逻辑分析的方法，因此影响了知识论和科学思想的发展。他认为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最大贡献是送来了逻辑分析的方法。他试图用这种方法改造中国哲学，并使它与中国哲学注重总体观念和人生境界的传统结合起来，提出了“新理学”的中国哲学理念。金岳霖则博采西方认识论之长，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理”、“势”等范畴相结合，系统阐述了具有中国智慧的知识理论。贺麟也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老一辈专家学者，是中国哲学家优良治学传统的代表，他们的哲学实践体现了中国哲学博大精深的深厚蕴力和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他们学贯中西、锐意创新的学术品格应当为我们后学所继承和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新中国的哲学事业，1955年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它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前身。西方哲学是当时哲学研究的主要领域之一，组成了相应的研究队伍（包括以贺麟为组长的西方哲学史研究组和后来成立的以杜任之为组长的现代外国哲学研究组），成为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一支骨干力量。
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有两个基本特点，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意识形态的指导。因此，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和思想理论的集中概括，被赋予了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在这方面，对西方哲学的介绍和研究也不例外。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与过去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分散自流、各搞一套的做法相反，政府和文化教育管理部门加强了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这种领导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号召和组织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参加思想改造运动，让他们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普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二是制订具体的研究规划并组织实施，使他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趋于系统化和目标化。这两方面工作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许多学者逐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实践也对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金岳霖的感受很有代表性。他说，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以前从事的学院哲学，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立志成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规划和组织工作方面，对西方哲学著作的译介受到重视。出版部门和学术翻译界共同制订了外国哲学著作翻译规划并付诸实施。从1956年至1966年，经学者们的努力，翻译西方哲学著作达129种之多。同时，为了满足教学和研究工作的需要，有关教学和科研单位还编译了多种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如北京大学编译的《西方古典哲学原著选辑》、《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等，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学者了解西方哲学的重要资料来源。在各类西方哲学著作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密切关系的德国古典哲学受到格外重视，与此相应，德国古典哲学成为研究的重点，从事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人组成了西方哲学研究中最强大的一支队伍。
当然，由于当时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和指导思想上的某些偏差，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出现了一些违反学术研究规律的不正常情况。比如，在一段时间里，前苏联哲学界的观点被当作权威和教条，他们关于全部哲学史就是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论战胜唯心论、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的最终结果的论断，成为中国哲学家研究西方哲学的基本框架。用这一框架去概括西方哲学的发展，就导致了根据西方哲学家在这一哲学斗争中的不同立场，将他们划分为进步的或反动的、合理的或荒谬的、可取的或不可取的简单化倾向，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后出现的一切西方哲学基本看成是腐朽没落、没有价值的而全盘否定。这种做法违背了哲学研究实事求是、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造成了对西方哲学研究中的某种片面性、思想僵化和脱离实际。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对实用主义和不可知论等的批判就有这种情况。比如，休谟的不可知论被当成反对科学、反对进步、蒙蔽人民、反对革命的理论样板。而实际上，如果我们客观地研究休谟哲学，就会看到，休谟哲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要探讨科学推理的本性，反对思想方法上的“独断”，他以怀疑主义方式提出的问题具有理论的深刻性。休谟的因果关系理论之所以推动了后来科学方法论的发展，正因为它其中包含着某些合理的成分。
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沉寂，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同其他各学术研究领域一样，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在拨乱反正中，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对建国以来的学术研究工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如何客观、全面地看待西方哲学，如何正确评价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意义和作用，在理论研究中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如何汲取西方哲学中的有益成果，丰富和发展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这些都成为学者认真思考的问题。这是一次思想解放的过程：西方哲学研究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得到纠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到确立。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30年来，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事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它主要表现在：
（一）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蓬勃展开。研究西方哲学，首先要阅读和钻研西方哲学的文献（包括理论原创文献和二手研究文献），要尽可能全面、准确地了解西方哲学家在说什么，怎样说，他们的理论、观点、方法的意义何在。这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一个先决条件。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把翻译西方哲学著作当作了解和研究西方文化思想的第一步，后来的中国学者继承了这一传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翻译工作，有力推动了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就哲学所而言，贺麟、杨一之、王玖兴、温锡增、管士滨等老专家为此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分别完成的黑格尔的《小逻辑》、《逻辑学》、《精神现象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神学政治论》，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霍尔巴赫的《自然的体系》等译著，都是我国西方哲学著作翻译的典范。
改革开放后，面对“文革”造成的隔断，我国学界强烈要求了解西方哲学发展的愿望，形成了翻译西方哲学著作的热潮。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西方哲学的许多重要思潮、流派和代表人物的著作已经被介绍进来，一些主要哲学家的代表作或多或少都有了中译本，有的还出了《全集》本或《选集》本。其中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人员翻译出版的重要译著就有：梁志学主持翻译的《费希特选集》及其独立翻译的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逻辑学》，王炳文、张金言翻译的《现象学运动》，涂纪亮主持翻译的《维特根斯坦全集》等。有的西方重要哲学著作，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国内已有多个中译本问世，现在仍有新的译本在磨砺中。这并不是重复劳动、资源浪费，而恰恰体现出我们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即对西方哲学思想的理解，即使在文本理解和中文转述的层面上，都需要一个逐渐深化、全面、准确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还在持续深入、不断发展；不同理解之间的争鸣、切磋、互补和取舍，乃是繁荣哲学翻译事业的正常之途。除了哲学家的原著外，国外西方哲学史的成果也有较多翻译，继较早译出的梯利的《西方哲学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等著作之后，劳特里奇哲学史、牛津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等也已出版或正在翻译出版中。这表明，如何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和内在联系，更好地开展对西方哲学的综合研究，也是中国学者十分关注的。此外，作为国内唯一译介国外哲学论著的专业刊物、由哲学所主办的《哲学译丛》于1978年复刊（现改为《世界哲学》），为推动我国西方哲学的研究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迄今出版的大量译作，难免良莠不齐，但这是我们学术翻译工作前进发展中的问题，它既与我们对外语的掌握和译述能力有关，与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理解程度有关，也与学风有关。可以相信，随着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质量好的或比较好的译作将被保留并完善，质量较差的译作将逐渐被淘汰。
（二）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研究工作日益深入。与“文革”前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相比，研究范围的扩展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涉及的研究领域显著扩大，不但西方古典哲学、现代分析哲学、科学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等主要哲学思潮受到广泛重视，而且过去研究较少的历史哲学、宗教哲学、文化哲学、政治哲学、心理哲学、女性主义哲学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和介绍，有些还成为研究的热点。大致说来，西方哲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已经被涉及，而且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二是我国对当今西方哲学动态的跟踪性研究显著加强。西方哲学中新出现的许多著作、人物、学说、观点和思想倾向，已能够通过各种方式在国内得到比较及时的介绍和反映。在这方面，国内许多单位都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出版了一批有份量、有新意、密切联系西方哲学现实问题的研究专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将西方当代哲学的跟踪研究作为重大课题立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尽管现在这项工作取得的成绩还是初步的，但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下，它必将促进我们研究工作的深入，有力推动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走向世界。
在研究著作方面，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推动和引领西方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率先创办了《外国哲学史研究集刊》，为当时学术文章的发表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园地。20世纪80年代，我国出版了由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由包括哲学所研究人员在内的全国近百位学者参加撰写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这套书是当时我国西方哲学界完成的重大工程，是对此前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的一次检阅和总结，它对后来的西方哲学研究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90年代，由涂纪亮主编、被称为《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姊妹篇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10卷）出版。它按照学科分卷，主要介绍和评价当时仍然在世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观点。它的出版有力促进了我国对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拉近了与西方哲学现实的距离，为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初步系统性的平台。
与“文革”前的情况相比，专题研究著作的大量涌现是30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走向深入的重要标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准、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学术论著，其中包括汝信的《西方的哲学和美学》，叶秀山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思、史、诗》，王树人的《思辨哲学新探》，涂纪亮的《美国哲学史》、《英美语言哲学概论》，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余丽嫦的《培根及其哲学》，薛华的《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侯鸿勋的《孟德斯鸠及其启蒙思想》，傅乐安的《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陈元晖的《康德的时空观》，姚介厚、李鹏程、杨深的《西欧文明》，章士嵘的《西方认识论史》，江怡的《维特根斯坦》，谢地坤的《走向精神科学之路》，王路的《走进分析哲学》等。
哲学是一个历史的学科，哲学史是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对哲学事件、概念演进、理论形态等做出的历史的、总体的把握。研究哲学不能不研究哲学史，哲学史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内容。我国学者编写的各类西方哲学史，仅近些年就多达十余种。但作为西方哲学学科标志性著作的多卷本西方哲学通史，却长期阙如。2005年，由叶秀山、王树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西方哲学史》（多卷本）全部完成并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这是一项大工程，全书共分8卷11册，近600万字。各卷分别为：第一卷“总论：概论西方哲学发展与西方哲学东渐”；第二卷“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第三卷“中世纪哲学”；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第五卷“启蒙时代的法国哲学”；第六卷“德国古典哲学”；第七卷“现代欧洲大陆哲学”；第八卷“现代英美分析哲学”。各分卷主编及大部分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科研人员，国内其他单位的部分专家学者也参加了写作。纵览全书，作者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对西方哲学的主要问题、概念、范畴、理论、方法、人物、流派等都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述；注意从西方哲学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关联、概念演进、理论方法特征等方面深刻剖析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本质内涵；根据西方哲学发展的实际内容，加强或填补了以往国内研究的一些薄弱环节或空白；在具体分析、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注意总结和汲取百余年来几代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有益成果，努力从中国学术的视野观察和阐述西方哲学，比较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学术特色”。此外，该书还用一定篇幅对“西学东渐”的历史过程做了系统的论述和反思。在材料的使用上，作者们坚持以西方文献的“第一手”资料为依据，科学地分析和借鉴“第二手”资料，力戒无根据的空谈和妄论，表现出严谨求实的理论风格。虽然该书不可避免地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它仍不失为一部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系统性、现实性和开创性的精品力作。最近，该书荣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6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它所取得的成绩是与国内广大西方哲学工作者的支持，尤其是直接参加该书写作的专家学者们的支持分不开的。它所体现出的中国学者的进取精神、合作精神和良好学风，值得发扬光大。
（三）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我国与西方哲学界的交流不断扩大，形式日趋多样化，有效促进了我国西方哲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和发展。中国学者赴西方国家学习、进修、访问、参加国际会议，获得了西方哲学的第一手信息。西方哲学家也接踵访华，带来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其中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就有英国的斯特劳森、科恩，德国的哈贝马斯，法国的德里达、利科，美国的塞尔、罗蒂等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正式加入了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并参加了此后的历次世界哲学大会，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展现了中国哲学家的形象。哲学所原所长邢贲思、原副所长姚介厚先后当选为FISP的指导委员会委员。中、西哲学的交流还有其他多种方式。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与英国皇家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英哲学暑期学院”，自1988年起每年举办一次高级讲习班，系统讲授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迄今为止近20年没有间断，取得了良好的学术交流效果。近年来，为了更直接满足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需要，中、西方学者共同努力完成了一些十分有意义的合作项目。譬如，中英哲学家合作编译了大型《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合作编写了《当代英美哲学概论》一书，出版了由英美一流哲学家为中国读者撰写的《当代英美哲学与哲学家研究丛书》等。
总之，近30年来我国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也是世界文化交往和融合的一个表现。现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已经不同程度地克服了对待西方哲学盲目崇拜或简单排斥的极端态度，能够比较全面、比较客观地看待西方哲学的理论，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更加独立地从事研究和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这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对外交往日益广泛的形势下，中国学者更加开放、更加自信、更加理智的表现。这种精神状态必将有利于中、西方哲学交流的健康发展。
二、研究述评与学科发展展望
西方哲学是一个涵盖广泛的学科，要在这许多领域中找到众所公认的所谓“热点问题”，是十分困难的，而且在学术研究多元化的今天，对何为“热点问题”，何为“前沿问题”也从无明确的、一以贯之的规定。因此，我们只能着重对近些年来我国学者相对关注较多的西方哲学问题做出简单的勾勒，以作为今后研究的参考。
西方哲学的哪些问题能够成为中国学者相对关注的重点，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由于我们的知识积累和知识结构比较容易形成共同议题的问题；二是由于西方哲学观点的创新或其与中国思想传统形成的明显反差，容易引起中国学者理论兴趣的问题；三是将西方哲学界正在发生和关注的问题介绍进来，引起中国学者注意并讨论的问题。这三个因素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不同程度地互相渗透、互相结合，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论域取向。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较好研究基础的德国古典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首先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随后，与经验主义、尤其是休谟哲学有密切联系的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反形而上学”倾向和“经验证实”原则，科学哲学中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证伪主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在国内同样有一定研究基础的分析哲学，随着对维特根斯坦哲学和蒯因哲学研究，以及相应的语言哲学研究的兴起和深入，也出现过研究的热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现象学、存在主义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著作的陆续翻译、出版，给这一研究以很大推动，从90年代中期至今，研究的热情持续不减。从90年代中期开始，后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进入研究的视野，并很快成为研究者们竞相寻奇探秘的宝地。
总的来看，我们对西方哲学各领域研究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大致而言，在古典哲学中，古希腊罗马哲学、德国古典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唯理论哲学受到较多关注；当代哲学中则呈现出分析哲学、现象学（含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三个主要思潮（运动）并驾齐驱的局面。其他哲学，如尼采哲学、萨特哲学、弗洛伊德哲学、过程哲学、生命哲学、解释学、实用主义哲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或独立地、或与某个思潮相联系、或从属于别的学科领域，也此起彼落，不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从世纪之交开始转热的西方政治哲学越来越引起学界的注意。
（一）德国古典哲学一直是我们研究的重点领域。这一方面由于德国古典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密切联系，我们有比较深厚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也由于德国古典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它既是古典哲学形态的一个总结，也是众多现代思潮的一个源头。其中康德哲学尤其受到重视。他的知识论不但为后来的各种知识理论提供了一个可以从不同角度加以发挥的范式，而且它有力地伸张了人类的主体性要求，这种伸张是康德启蒙思想的最重要表现。以往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大多局限在他的知识论的“哥白尼革命”上，一般以他的二律背反和所谓的“不可知论”为归宿。近年来这一路向基本被打破。他的道德哲学，以及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已经铺垫、在《实践理性批判》中阐发出来的“自由”概念，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自由”被看成是真正体现康德哲学内涵的理性诉求，它为人提供了实现道德至善和个人价值的基础。相比较而言，研究者们对康德为连接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而设计的《判断力批判》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这影响了对康德的自由概念实现的可能性和途径的深入理解，不能不说是康德哲学研究中应当加强的方面。除了三个《批判》，康德的历史批判理性与政治思想，如他的“永久和平”理念等也开始引起注意。
黑格尔哲学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它的庞大体系蕴藏着无数的宝藏，使得很难说对它的研究哪些更热门，哪些更珍贵。一段时间里，人们曾热烈讨论《精神现象学》的地位和它的体系构成问题，讨论黑格尔青年时期（早期及耶那时期）的思想发展等问题，但一般来说，他的逻辑学及辩证法思想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研究的深入，人们开始从根源上探讨黑格尔在德国思想发展中的定位，这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尝试。与此同时，同样为德国哲学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费希特和谢林的哲学受到一定冷落，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偏差。
（二）古希腊罗马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泉和基础，也是我们的研究取得最扎实进展的领域。由汪子嵩等人撰写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姚介厚撰写的《古代希腊与罗马哲学》（《西方哲学史》多卷本第2卷），较系统地深化了将我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近年来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研究有以下三个明显趋向：
（1）追本寻源的概念研究。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主要源头，西方哲学大家几乎无不从古代哲学中汲取养分，或直接以古代思想为其对象和起点。追踪古希腊哲学的原始概念是我们深化西方哲学研究的需要，20世纪初，哲学界掀起的关于“to be”的“表实”和“表真”用法及其中译问题的大讨论，就是这一需要的集中表现。2002年出版的洋洋近百万言的论文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记载了这一讨论的盛况。实际上，“to be”及其希腊辞源“eimi”有“表实”和“表真”两种（或更多种）用法，并不存在语言学上的争论，引起争论的恰恰在于它的哲学意义和如何用中文翻译。现在主要有三种观点：与“to be”表示的不同含义相联系，一种观点主张将“to be”译为“是”，一种观点主张译为“存在”或“在”等，另一种观点主张根据不同的语境和含义译为“是”或“存在”，或其他术语。现在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尚无定论。虽然这一争论是就西方哲学的一个奠基性范畴而发的，但它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意义决不仅限于此。因为它实际上凸显了一种将语言和概念分析与哲学理解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这种方式不但对于中国学者研究和理解西方语境中的哲学问题是必要的，而且对于改进中国自身的哲学思维方式也是重要的。
（2）打通发展脉络的整体研究。古希腊哲学派别众多，线索复杂，如何厘清其发展环节，打通其发展脉络，是近年来随古希腊哲学研究的深入所表现出的明显趋势。在所发表的多种论著中，叶秀山的“希腊哲学从宇宙论到伦理学的过渡”…一文论域宽阔、分析透彻、观点深刻，是一篇难得的佳作。
（3）针对薄弱环节的专题研究。从以往的研究状况看，希腊哲学的神话起源和晚期希腊、罗马哲学是我们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近年来，这两个环节都得到明显加强。其中尤以对新柏拉图主义哲学（普罗提诺等）、西塞罗哲学、晚期古希腊罗马哲学与基督教传统关系的研究尤为突出，由此取得的成果也是值得注意的。
（三）近代经验论、唯理论哲学。将经验论与唯理论作为认识论上的一个对子进行研究是一个常见的进路，但也容易形成程式化的倾向。近年来，这一研究进路逐渐被打破，代之以针对各代表人物具体观点的个性研究，而且其指向也往往超出这些代表人物观点的特定界限。应当说，这是研究者试图从更多元的角度深入理解这一时期哲学的可喜倾向。于是，我们看到，单纯从认识论角度研究这一时期哲学的论著明显减少。反之，人们更多地在西方政治哲学的意义上提到霍布斯和洛克的“自然状态”、“自然法”、“社会契约”理论，更多地在形而上学和对后来哲学影响的意义上讨论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和“预定和谐”。莱布尼茨的语言观和逻辑思想被放到现代分析哲学和现代逻辑的基础地位上来解读。休谟也不仅仅被当作将经验主义推向其逻辑结局的怀疑论者，他的自然主义倾向受到关注；他关于“是”与“应当”的“休谟法则”，几乎成为有关“事实”和“价值”关系的一切研究的理论原点。而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因果理论和归纳问题，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休谟的“归纳问题”在逻辑上是无解的，但仍试图从实践或信念的层面上提供某种解答，这些尝试是很有意义的。
（四）分析哲学。现代分析哲学的兴起和发展代表了西方哲学在哲学任务和哲学方法上的一个重大转向。它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逻辑的发展共同作用的产物。从罗素哲学被介绍到中国算起，西方分析哲学是最早进入中国、并有广泛影响的思潮之一。对西方分析哲学的众多流派和人物，我国都有比较系统的介绍和研究。围绕罗素和摩尔提倡的分析方法、弗雷格的逻辑和语言分析、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牛津日常语言哲学、蒯因的分析的实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前、后期思想等，都有大量的研究著述发表。分析哲学强调语言和逻辑分析，把澄清语言和概念的意义作为哲学的根本任务。它对哲学的重大贡献在于：（1）表明了语言表述与思想、与对世界之理解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引起了对语言问题的关注；（2）语言和概念分析是澄清哲学表述的意义、消除谬误、达到严密科学知识的根本方法；（3）提倡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推动了现代逻辑及语言、概念分析方法的广泛运用，分析哲学的影响已经深入到哲学分支学科的各个领域。当然，分析哲学的局限也是很明显的。比如，早期的分析哲学，尤其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一般都有拒斥或弱化形而上学的倾向，这就使哲学远离了探讨世界本质、认识客观世界的使命；而且强调概念和语言的分析，尽管可以提高哲学陈述的准确性，但如果片面地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它至多是一种“概念的结构”，不能代替丰富多样的哲学思考。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作为一个仍在发展中的哲学运动，分析哲学也表现出广泛的多样性和解决自身问题的理论创造力。就形而上学问题而言，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蒯因的“本体论承诺”和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为代表，西方分析哲学改变了片面抛弃形而上学的倾向，重新燃起了对形而上学的兴趣，形成了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复兴”。当然这一“复兴”不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简单“回归”，而是在坚持分析哲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形而上学问题的重新阐释，它与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斗争等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局面。总之，对我们来说，面对西方分析哲学的种种发展，如何深入研究分析哲学的本质内涵，密切跟踪其变化发展，整体把握其脉络走向，是我们今后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五）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我国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研究起步比分析哲学晚，但发展很快。作为西方现象学运动的奠基者，胡塞尔的开创性贡献为中国学者所重视。研究的论题主要集中在他的现象学方法（本质直观、现象学“悬搁”等）、意识的意向性构成原理、先验主体性、主体间性、“生活世界”等主要概念上。其中，他的现象学方法是研究者们最关注的方面，这也与西方哲学界的研究倾向相吻合（胡塞尔的现象学常被称作“方法论的现象学”，而致力于推广现象学方法的舍勒的现象学则被称作“应用的现象学”）。他的“生活世界”概念也是经常被讨论的重要话题，这无疑与这一概念与现代西方社会对科技理性的批判反思有关。胡塞尔与其思想资源的关系，如布论塔诺的意向性理论、古典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传统、康德和新康德主义哲学等，也被深入研究。作为大的思想背景，对盛行于德、法两国的现象学运动的任何研究，都不能不涉及到胡塞尔思想的影响。现在，胡塞尔的几部主要著作已经被译成中文。应当说，我国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仍然是基本的和初步的。这至少表现在：（1）胡塞尔本人的著作卷帙浩繁，我们所看到和研究的只是其中的极少部分，对他的学生和后人的研究性著作则更少涉及；（2）胡塞尔的思想发展过程极为复杂，每一阶段都渗透着他的深刻思考，对此我们尚缺乏深入细致的梳理和研究。比如，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是他反对早先在《算术哲学》中提倡的心理主义、通过描述心理学向纯粹现象学和先验唯心论过渡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充分表现了他的思想发展的曲折过程，是研究胡塞尔的哲学意向和方法论原则的极好材料，而对此我们还没有展开深入研究。又如，胡塞尔不是单从一条线索或原理论证他的纯粹现象学，而是至少从四个方面（逻辑学、心理学、笛卡尔的“沉思”、“生活世界”概念）达到同一个目的，这在任何试图创立体系的西方哲学家那里都是少见的。因此，如何统合胡塞尔的不同努力，从整体上把握他的思想脉络，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海德格尔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西方关于他的研究文献之浩繁，仅次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海德格尔是现象学家、解释学家、存在论者，还为后现代思潮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他的思想睿智而深刻，他的表述特异而艰涩，这又使他成为最能引起哲学兴趣、最有哲学“魅力”的哲学家。我国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研究也呈现出日益广泛深入的景象，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海德格尔与胡塞尔的现象学旨趣的异同、海德格尔对传统存在论的颠覆与对人的在世存在（Dasein）的发问、Dasein的生存论构成及特征、存在论中的时间概念及与人的在世存在的关系，真理与自由，以及海德格尔后期关于技术、艺术、语言的观点等。海德格尔使用了许多自造的术语和特殊的表达方式，这为中文翻译带来了很大困难，国内学者为准确理解和表达海德格尔著作的原义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其中许多问题的讨论往往是围绕文本的理解和翻译展开的，而且现在仍存在许多分歧。尽管如此，国内研究取得的成果值得肯定，尤其有些学者将海德格尔的某些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如老庄思想)联系起来，凸显了中国学者的特色和研究优势。当然，由于海德格尔的思想和经历的复杂性，要准确了解他的思想，即使对于西方学者也是很困难的，对此我们则有更多的工作要做。就目前的研究而言，除了对海德格尔理论本身的研究以外，有两个全局性的问题也应注意。一个是贯穿于海德格尔整个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宗教神学倾向。在1927年关于“现象学与神学”的讲演中，他曾明确说，《存在与时间》中的本体论是“纯世俗的”此在本体论，而生存论的性质必须用神学，即被信仰所改变了的此在本体论来重新解释。他临去世前又郑重申明，世界已经堕落了，“只有一个神能拯救我们”。有些学者也试图从神学倾向那里寻找海德格尔著作的“神秘性”的根源。那么，有鉴于此，我们在研究海德格尔对人的现世生存状态的分析时，是否应当对他的神学旨趣和宗教倾向予以更多的关注呢？第二个问题仍然与他的纳粹经历和“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这些老问题有关。即使在西方学术界，这也是时常被抓住不放并引起质疑的问题，因为从现有的材料看，海德格尔从来没有对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做过认真的批判和改变。如果说文如其人，那么，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意向，除了深刻启发我们的那些方面，我们还可以做哪些思考呢？
（六）后现代主义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是西方后工业社会学术和文化思潮的哲学表现。它的本质特征就是对西方哲学传统，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启蒙主义、理性主义传统的全面批判。在西方各主要哲学思潮中，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与我们现时代同步发展的一个思潮，是一个每时每刻仍然在产生新思想的年轻思潮。他的几位重要哲学家大都是近一、二十年去世的，包括最近去世的德里达和鲍德里亚。我国对后现代哲学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很快形成规模之势。但后现代主义哲学毕竟是一个全新的哲学形态，我们对它的深入研究还需要一个理解、消化、思考的过程。尽管如此，我们的研究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主要表现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基础，它的思想倾向、理论表现、方法论特征，以及各主要哲学家的理论观点等，都做了比较广泛的研究和探讨，有了初步的了解，取得了一定的共识，这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推动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我们认为：
（1）在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界，与英文和德文的翻译工作相比，法文的翻译力量相对较弱，为适应研究需要，应大力加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法文著作的翻译工作。
（2）应清醒认识到，我们现在对后现代哲学的研究虽有成绩，但仍十分不够，还有大量的研究工作要做。比如，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思潮，后现代主义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与符号学有密切关系，并以其为重要基础，而我们还缺乏从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和皮尔士的符号学）这一理论根源对后现代哲学的深入研究。
（3）一般而言，后现代主义哲学受到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的强烈抵制甚至“蔑视”，在大陆哲学内部主张捍卫“现代性”的哲学家(如哈贝马斯等)也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批判。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西方哲学中“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理论差异的研究，以促进对西方哲学当代转型的理解。
（4）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我国有何现实意义？国内哲学界对此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后现代主义哲学是一个特定时期（后启蒙、后工业化时期）的“地域性”思潮，与现时代的中国没有多大关系；另一种看法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或多或少遇到了或将要遇到后现代主义谈论的问题，我们加强对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研究，总结其得失，可以作为应对可能的现实问题的理论准备；第三种看法认为，应当把后现代主义哲学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主要从学理上探讨人类思维的发展轨迹，而不是把它拔高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指导思想”。如何看待后现代主义思潮可能对中国思想和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我们应当认真关注的方面。
（七）现代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比较研究。在西方哲学研究中有这样一种观点或态度，即乐于强调以分析哲学为主调的英美哲学，与以现象学、存在主义为主调的欧洲大陆哲学的隔阂和对立。一些西方学界者也在不同场合承认这样的隔阂或对立，或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出两者的明显不同。而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西方哲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两大思潮趋近、求同的迹象。对西方哲学的这一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中国学者有“旁观者”的独特优势，也是使我们的研究既能深入西方哲学的论域，同时又能凸显“中国特色”的一个极好切入点。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值得注意。比如，他们认为，虽然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的风格殊异，但它们毕竟有共同的思想根源和历史传承，也有许多符合它们的共同旨趣，可以成为它们理论交汇点的共同论题，其中语言问题、意识的意向性问题等即为其例。而且两大思潮本身也不是独善其身的，它们既有理论上的互动，也有理论建构的共同基础，比如可以将语境主义看成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根据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对于它的未来发展，我们可以有如下设想和展望：
（一）重视翻译工作，做好资料积累。由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特点所决定，对国外哲学文献，尤其是经典文献的翻译具有基础性的重要意义。做研究家同时做翻译家，以翻译促进研究，以研究带动翻译，做到研究和翻译并举，两者相辅相成，这是我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者的经验总结，应当在我们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强调。这里所说的重视翻译，不仅仅是指应当注意克服当前存在的重研究、轻翻译的倾向，加大对翻译工作的投入力度，而且更普遍地指在研究工作中提倡和形成以西方哲学家著作的“第一手材料”为依据，扎扎实实研究“原著”的良好学风，这也是在西方哲学研究中贯彻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突出重点，逐步形成比较全面系统的西方哲学研究体系。现在我们的研究范围还相对狭窄，对西方哲学的许多领域还少有问津。以古典哲学为例，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含与西方哲学有关的阿拉伯哲学），英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和自然科学思想，法、德两国的早期哲学思想等，都还存在许多研究空白。西方古代神话和古希腊晚期哲学的研究也刚见起色。在西方哲学各分支学科中，我们的研究也很不平衡，有些还基本没有涉及。有些在西方已经很有影响的领域，我们对它们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如女权主义哲学、文化哲学、心灵哲学等。以心灵哲学为例，在西方，心灵哲学已经成为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因为它以哲学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人的意识为对象，探讨它的本性、构成、功能、活动、心身关系等，是集当代哲学认识论、形而上学、语言科学、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科学等的最新发展为一体的前沿学科。它在理论和现实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的心灵哲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而我们对他们的成果的了解和研究还相当薄弱，更难提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类似的情况应当尽快改变。总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填补空白、理顺线索、突出重点、形成体系仍然是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三）由此可以引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西方哲学研究人才及如何加强人才培养的问题。我们应当从本学科未来发展的角度改进我们的人才培养工作，尤其要注意克服人才培养上的急功近利、虚浮不实、知识狭窄、重才轻德等不足。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者应当是具有良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具有比较深厚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底蕴，具有比较广泛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具有扎实的西方哲学专业训练，具有很强的西方语言能力并能熟练运用现代逻辑方法，能够走上世界哲学讲坛的学者。从现在的研究情况看，我们的大多数研究还没有超出西方哲学界的话语模式，仍停留在“照着讲”的初级阶段，我们应当大力加强“接着讲”和“对着讲”的深层次研究，尽快达到学贯中西、自主创新的更高境界。要培养和造就一批胜任这一使命的学者，不是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长期不懈的努力。
（四）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扬中国哲学传统。推动和加强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是我们西方哲学研究的应有之义。在总结近年来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今后的研究似有以下几点要注意：首先，不能只满足于对西方哲学的一知半解，而应当尽量做到全面和深入，把握其实质。其次，要重视和发扬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要看到中国哲学的优势，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不能妄自菲薄。在这方面，我们不但要研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应当研究“东学西传”的历史。再次，虽然中、西哲学有很大的不同，但不能因过分强调这些不同而满足于简单的类比，使我们的研究流于肤浅，我们特别需要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创造出真正能体现中、西方共同智慧的哲学成果。最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必须促进我们自己的哲学事业的发展。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决不是为了造出一个黄皮肤的“西方”哲学家，而是为了我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和促进世界哲学文化的交流。中国哲学家应当在自强不息、兼容并蓄的基础上，写出真正能反映时代精神和具有原创性的哲学著作。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愿望。
注释：
①李之藻：《刻同文算指序》。
②《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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