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政府新班子初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克林顿论文,班子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华盛顿专电 克林顿获得连任后对内阁动了较大的“手术”，除司法、财政、卫生与公众服务3个部长留任原职外，其他11个部长不是更换了新人，就是换了位置。每届总统当选，包括获得连任后都要变动内阁成员，这是惯例，其原因有政治上的需要，也有政策上的需要，但就克林顿而言，政治上的需要多于政策上的需要。
在美国，一个人想当总统，除需要本党的支持外，还需要有各种利益集团的支持。因此，总统当选后为“报答”各“门派”的鼎力相助之恩，总要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出相入阁”，获得连任的总统因两次的支持者有所不同，他们的努力程度不同，在组织新政府时自然要重新考虑权力再分配的问题。
克林顿选奥尔布赖特担任国务卿、戴利当商务部长、科莫担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佩纳改任能源部长，赫尔曼任劳工部长等都与他要照顾各方利益有关。
奥尔布赖特能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国务卿，也是职位最高的女性，与美国妇女组织的大声疾呼有密切关系。据报道，克林顿早就有意让奥尔布赖特当国务卿，但由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他一直犹豫不决。后来，美国妇女组织的代表几次约见副总统戈尔，指出他们能获连任是因为选票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妇女，因此妇女理应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代表，而且应该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克林顿考虑到下届大选时民主党仍需要妇女的支持，加之他们夫妇与奥尔布赖特又有特殊关系，因此在国务卿人选问题上转了一圈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让奥尔布赖特担任此职。
戴利是芝加哥市长的弟弟，他们的父亲当过多年芝加哥市长，这个家族在芝加哥和伊利诺伊州，乃至民主党内的势力很大。克林顿提名戴利当商务部长显然是要借重他家族的力量，为戈尔下次竞选总统打下基础。戴利在1993年担任过克林顿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问题的特别顾问，为这一协定的签署起过重要作用。这也是克林顿让他当商务部长的一个重要原因。
科莫是前纽约州长的儿子，在克林顿第一任政府内任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助理部长。在历次大选中，纽约州因拥有较多的选举人票，地位重要，而且又一直是民主党人的天下。科莫原打算回去竞选参议员，克林顿表示要让他当部长后，他放弃个人的打算，与戈尔合作，支持戈尔竞选下届总统。
克林顿让佩纳从运输部长改任能源部长，让来自墨西哥州的众议员查理德森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其用意也十分明显，因为他们都是拉美裔人。拉美裔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占第二位，在这次大选中，大多数拉美裔选民都投了民主党的票，因此一些拉美裔组织早就声言，政府中必须有他们的代表，而且应在一个以上。
斯莱特被提名为运输部长、赫尔曼女士被提名为劳工部长、布朗继任退伍军人事务部长显然表明，克林顿想在政府中安排黑人的代表。
当然，克林顿提名即将退休的共和党参议员科恩任国防部长是他在人事安排上所作的最重大的政治考虑。民主党在大选中获得胜利，但共和党仍在国会两院占多数，这对克林顿推行政策极为不利。此外，共和党对克林顿夫妇所涉及的“白水案”、“旅行门案”、“档案门案”及民主党接受国外政治捐款问题穷追不舍，因此，克林顿认为有必要选一个共和党人担任内阁部长，以便向公众表明他没有党派歧见，同时也安抚一下共和党人。
根据这样的安排，克林顿的下届内阁中有10位白人、3位黑人、1名拉美裔人，其中有3名白人妇女和1名黑人妇女。用克林顿的话说，他的这个政府看上去“像美国”，意指人口组成的多样性。
除上述因素外，克林顿对政府所作的人事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他希望对内对外政策有连续性，因为被提名的内阁成员中虽有不少是新面孔，但他们都已在低一级的位置上工作了几年，现在只是由于对克林顿的忠诚而被提升而已。这一点在他组成的对外政策新班子上表现得最为明显。
奥尔布赖特是驻联合国大使，4年来一直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订；总统国家安全助理伯杰原先就是副助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工作了4年；莱克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现在调任中央情报局长，但将来仍要参与对外政策的制订。科恩过去没有在行政部门工作过，但他作为唯一的共和党人，又是过去对外政策决策过程的局外人，即使有不同想法，也只能是孤掌难鸣，更何况，美国的对外政策历来是由总统亲自决定，其他人只有建议权和执行的义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克林顿的对外政策班子是换汤未换药，也有人说，是同样的司机，同样的车，走的可能还是同一条路。
不过，从这些人的背景情况看，美国对外政策重点的位置排序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奥尔布赖特对东欧的情况十分熟悉，伯杰对国际经济贸易情况比较了解，科恩长期在参院情报委员会工作，对欧洲的情况也比较熟悉。最近，奥尔布赖特在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听证会上阐述未来的对外政策时表示，今后美国将把实现北约东扩，以建立一个“联合、稳定和民主的欧洲”作为其优先考虑的对外政策重点。她还表示，美国今后将在重视欧洲的同时更加重视亚洲，尤其是对华关系。由于克林顿已作出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决策，近几个月来两国关系也出现了积极的势头，从各方面情况看，两国关系继续走向改善的大趋势不会因美国政府的人事变动而发生重大变化。奥尔布赖特在谈到美中关系时指出，美中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但两国在许多方面又有共同利益，因此美国应“扩大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减少造成误解的潜在可能”。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将继续奉行重视中国的对华政策。但是，新班子里的人在处理事务的方式上很可能与旧班子的人不同，加之一些其他的复杂因素，两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争论也在所难免。
美国舆论界在评论克林顿的对外政策新班子时，普遍认为，这些人都有较强的能力，但他们中没有一个有系统、全面、明确的对外政策战略思想，这是这个班子的一大弱点。应该说，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主要的竞争对手，一度自认为可以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新秩序”。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甚至把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念、“扩大世界民主大家庭”作为其对外政策的一根支柱，结果处处碰鼻；后来，又推行“单边主义”政策，到处搞制裁，触犯众怒，引起包括盟国在内世界各国的抗议。因此，在新的形势下，美国如何对自己的地位和作用重新定位，这倒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奥尔布赖特说，“为了消除危险，抓住机遇，我们必须发挥比观众，甚至比演员都要大的作用。我们必须是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撰写者。”可见，美国对自己的定位仍然很高。从国际社会的角度看，美国应首先作出努力，在处理国与国关系及国际问题时少点霸气，多点和气；少点威胁，多点磋商；少找麻烦，多搞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