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与美国政府的首次正式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政府论文,首次论文,外交论文,中共论文,正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一生只出访过苏联，没有访问过其他国家。可是，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曾经非常想访问美国，亲自与美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谈，并向美国政府有关人士明确地表达了这一愿望。这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1944年，在我们的多方努力下，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我们配合观察组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间的首次正式外交。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访问美国的想法。令人惋惜的是，毛泽东访问美国的计划未能实现。直到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才和美国政府的最高领导人进行了直接会谈。
一
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和美国民间人士已经有了接触，如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就访问过延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高级领导人亲自接见斯诺，与他进行过多次交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长江局、南方局与美官方、军方及其他方面人士的接触更为频繁。这使得美国人民和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初步的了解。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加入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在美国的建议下，设立了包括中国、泰国、越南等在内的中国战区，由蒋介石任战区统帅，史迪威将军任战区参谋长。美国政府承认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没有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和武装力量的合法性。因此，美国对中国提供的大量经济、物资援助，全部落在了国民党手中，共产党什么也得不到。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他考虑问题总是非常深远。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就预计到了日本必然失败。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和美国政府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一则我们可以得到美国的部分援助，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说，我们得到了美国政府的公开承认，这对于我们战后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争取人民民主是非常有利的。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在处理对外关系时，我们不再以意识形态划线。虽然我们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一致，但是，我们并不是苏联的附属，我们党坚持了独立自主的方针。1940年任弼时回国后，中共中央就不再向共产国际驻代表，与共产国际的来往已经不多。苏德战争期间，斯大林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要求中国共产党与日军进行大会战，拖住日本，不让日本北进苏联，使苏联避免两线作战的困境。当时，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阶段，中国共产党无法满足斯大林的要求，共产国际和苏联指责中国共产党人是民族主义者。中苏关系出现裂缝。
考虑到以上情况，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果断决定调整统一战线政策。当然，在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党就把美英等国与日本区别开，尽力争取美国支持我们的抗日，但这种政策是利用他们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分化“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从本质上说，我们仍然视美国为潜在的敌人。太平洋战争后，我们调整了对美政策，这就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极力争取与美国合作，通过我们的努力，与美国建立正式的、良好的外交关系。此前，我们党认为世界上存在着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中间存在着两大集团，存在着帝国主义战争，等等。此后，我们不再强调意识形态，而是以反法西斯作为主要标准。中共中央指出：“在此标准下，对于目前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德反日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敌人。”
1941年12月10日，周恩来致函美国驻华大使，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与美国合作抗日。1942年六七月间，周恩来三次会见美国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戴维斯，表示八路军愿意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参加缅甸作战。8月，周恩来致函美国方面，建议美国向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派遣军事代表。以后，周恩来又多次邀请美国的官方代表访问抗日根据地，并欢迎他们长驻那里进行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中共南方局与许多美国官方人士建立了友好关系，他们逐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史迪威将军认为中国共产党“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美国驻华使馆三等秘书谢伟思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共产党军队在我们的共同作战努力中可能有积极的军事价值。”他建议派遣外交人员“访问共产党地区”。戴维斯建议国务院在延安设立总领事馆，并向抗日根据地派遣军事使团。这些意见受到罗斯福总统的关注。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美国政府不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没有接受上述建议。
1943年夏，斯大林格勒战役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局势开始发生转折，美国即着手安排全球战略。“罗斯福意识到，他现在必须把目光透过1943年的军事胜利，而看到将来战后世界的真正事态了”。这就是：法西斯必然失败，苏联必然崛起。战后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只有苏联。在亚洲，战后，中国必将取代日本成为大国，在美苏争霸中，中国是举足轻重的力量。争取中国与美国结盟，共同制衡苏联，就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美国国务卿赫尔说：“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有效地共同作战，第二是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以及在东方确立稳定与繁荣，承认和把中国建成一个与俄、英、美这三个西方大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
此时，共产党渡过了最艰难时期，已经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决定性力量。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专政，拒绝任何改革，其统治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1943年，国民党又一次发动了反共高潮，严重影响了盟军对日作战计划，苏联表示强烈不满。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如果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必然会战胜国民党。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向罗斯福建议：一，对国民党政府由无条件支持改为有条件支持，条件就是国民党政府自身必须进行改革；二，与共产党进行联系与接触，可以考虑联合共产党部队对日作战；三，对国共双方都支持，促使两党合作，美国政府采取弹性立场，将来无论哪方占据统治地位，都能与美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44年1月，戴维斯再次上书美国政府，说：“我们需要趁着还受欢迎的的时候，立即派一个军政观察员代表团到共产党中国去搜集敌人的情报，协助并准备在那个地区开展一些有限的活动。假如俄国进攻日本，也好就俄国在华北和满洲的活动作出汇报，并对华北和满洲是否可能出现另立中国——甚至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作出估计。蒋介石对共产党人搞封锁，从而使他们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就迫使他们逐渐依附于俄国。要是美国派一个观察代表团到延安去，那就会打破这种孤立状况，削弱依附的趋势，同时又能遏制蒋介石试图以内战消灭共产党的愿望。”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美国不愿意看到共产党一边倒向苏联，更不愿意因为国共内战而引发苏美直接对抗。美国希望在蒋介石领导下，建立一个由美国控制和操纵的中国亲美政权。罗斯福指望通过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迫使国民党进行自身改革，把共产党拉进国民政府内，以稳定国民党的统治。
1944年2月，罗斯福通过史迪威转告蒋介石，要求允许美国立刻派代表团去西北，搜集日军的情报，蒋介石拒绝了这一要求。3月，罗斯福再次要求派美军代表团去延安，蒋介石再次拒绝了这个要求。四五月间，国民党军队出现了豫湘桂大溃败。中国局势危急。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来华，代表美国总统又一次向蒋介石提出这一要求。蒋介石被迫让步，但要求把美军代表团改为“美军视察组”。中共中央认为，美军不是我军的上级组织，“视察”一词不妥。经过协商，最后定名为“美军观察组”，美方自称为“迪克西使团”。“迪克西”原指19世纪中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部反叛的各州。美国用这一名称，用意是十分明显的：调停国共矛盾，使中国共产党服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领导，巩固国民党政权的地位。
不管怎么说，美国派出观察组到延安，意味着美国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与政权事实上的存在与作用，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好事。
二
中国共产党对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十分重视。6月29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日；战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不能办到的就说办不到。中共中央还发出指示：“我们不应把他们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7月4日，毛泽东特意指定《解放日报》发表庆祝美国建国168周年的社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和在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社论还把中国革命比作美国的独立战争，把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努力比作美国开国元勋在美国建立民主的努力，表示相信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努力已经得到并将进一步得到民主美国的支持。
1944年7月22日，第一批美军观察组成员共9人到达延安。8月7日，第二批观察组成员9人也飞抵延安。观察组组长是包瑞德上校，成员有谢伟思等。美军观察组派驻延安，意味着美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种官方联系，这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
在美军观察组首批人员抵达后的当天晚上，朱德举行欢迎会、晚宴和舞会，招待观察组，毛泽东亲自出席作陪。8月15日，毛泽东亲自修改了《解放日报》当天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战友们”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9月9日，毛泽东提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作为军事观察组，其主要任务自然是军事方面的，但它还负有全面了解中共情况以便为美国制订战后对华政策的使命。中共南方局已经预料到观察组要“详细了解我与苏联的关系，现在是否受苏联支持”，“详细了解我们的建设方向，战后是否与美国合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级领导人与观察组进行了多次会谈，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装备一直很差，我们的确希望得到美国的部分援助。中共中央认为，如果没有美国政府正式的承认，取得美援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反之，如果美国政府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取得美国援助的问题将迎刃而解了。因此，争取美国政府的正式承认，就成为这次外交活动的中心问题。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反复向美军观察组表示，中共目前的政纲是民主主义的，即在政治上实行民主，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政策。中国共产党不仅不反对美国在华利益，而且欢迎美国资本家来华投资，并准备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最终通过一种渐进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说，这样的纲领并不激进，“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纳领中发现可以异议的东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我们需要得到美国援助”。针对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关系的疑虑，毛泽东坦率地告诉观察组：“对我们来说，寻求俄国援助只会使中国局势更糟。”“美国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将会使一切有关方面都有利和满意。”“中国能够而且必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这两个阵营之间的桥梁之一”。毛泽东建议美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发展与美国的关系，是着眼于战后整个国际格局的一种战略考虑。
中国共产党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希望抗日战争结束后，能避免内战，和平建国。这其中的关键环节是正确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教训。对中国来说，内战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国民党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要求美国促使国民党进行自身改革。毛泽东批评美国政府，只向国民党提供援助，这有可能促使蒋介石发动内战。美国政府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1943年9月，罗斯福说：“战后最麻烦的地方是中国，中国极可能爆发内战，从而把苏联和西方国家都卷进去。苏联支持共产党，而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将支持反共一方，从而形成西班牙内战那样的局面，只是范围要大得多，危险性要严重得多。”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在内战爆发前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他多次把这一建议转告了蒋介石。中共得知这一情况后，确定以“联合政府”的口号迫使蒋介石在政治上让步。1944年9月，中共中央公开提出“必须彻底改组政府与统帅部”。中共的“联合政府”与美国的“联合政府”本质是不同的，前者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后者是国民党领导下的亲美政权。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点是支持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是为了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政府内部，迫使国民党进行一些政治改革，成为统一中国的核心。这就决定了中共与美国的关系不可能有突破性的进展，这也就决定了美军观察组的命运。
三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实地考察了各抗日根据地。各抗日根据地是积极配合的，但有些根据地也存有一些顾虑，如新四军的负责同志担心，观察组经常来往华中，可能对我们害多利少。毛泽东致电新四军说：我们应对美军人员的到来表示欢迎，“一则美我配合侦察敌情，有利现时轰炸与将来合作；二则了解我情可争取军火援助，此点可能性很大；三则现时可打破国民党反宣传，将来国民党举行内战，新四军首当其冲，可争取美军赞助”。观察组成员耳闻目睹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根据地欣欣向荣的景象。他们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比较客观地介绍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卢登在报告中说：“经数月华北、察绥实地证实，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谢伟思在报告中说，中共对于和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中共认为，美国的友谊和支持比俄国的更重要。中共在政治上并不是完全倒向苏联，他们正在实行民主政策，并期望得到美国的赞成与支持；经济上，中共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发展工业，这必须要得到外援，美国而不是苏联，将是唯一能够提供这种援助的国家。因此，“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现在真心诚意地寻求在美国支持基础上的中国统一”。他也认为，“不排除他们重新转向苏联，如果他们在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进攻下为求得生存而不得不这样做的话。”
谢伟思清楚地认识到，中共要想得到美国政府的正式承认是非常困难的。他告诉毛泽东，只要中国共产党还叫共产党，不管观察组对国民党多么厌恶，对共产党多么欣赏，美国政府不可能放弃一个非共产党政权而去支持一个共产党政权。罗斯福曾说：“尽管蒋介石的军事眼光有局限，他的军队仗也打得不好，但他是中国唯一能使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与日本人作战并在战后把中国人民聚拢在一起的领袖。”这明白无误地表露了罗斯福的心迹：美国只能支持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
蒋介石一直反对派遣观察组去延安，反对美国政府与中共直接接触。他认为，自从观察组去了延安，共产党对国民党态度日趋强硬。观察组最初是由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直接派出的，加上其他原因，蒋介石向美国政府表示对史迪威的强烈不满。1944年9月，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后又任驻华大使。赫尔利认为，美国支持史迪威，就会失去蒋介石，甚至可能失去中国。他建议罗斯福撤换史迪威。10月19日，罗斯福同意了蒋介石的要求，召回史迪威，随后，包瑞德、谢伟思、戴维斯、卢登相继离职。赫尔利全力支持国民党。共产党意识到，与美国发展关系遇到了麻烦。毛泽东认为，罗斯福总统和美国人民不了解中国的情况，没有认识到蒋介石已经失去了中国人民的支持。他希望能绕过顽固反共的赫尔利，直接与美国领导人会谈。1945年1月，毛泽东通过观察组代理组长克罗姆利少校转告罗斯福：“只要罗斯福总统表示愿意在白宫接待作为中国一个主要政党的领袖毛和周，那么他们二人或其中之一立即可以前往华盛顿参加探索性的会谈。”在赫尔利的干预下，这一计划未能实现。这年4月，赫尔利公开声明，美国只与国民党合作，不与共产党合作。6月，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了对中共友好的谢伟思等6人。中国共产党开始公开批判美国的反动政策。1947年3月11日，也就是国民党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的前一天，美军观察组的最后一批成员乘机离开了延安。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始的外交活动宣告结束。
这次活动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首次的正式外交，也是中国共产党一次重要的国际统战，我们从中加深了对美国的认识，并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毛泽东认识到“美国将是一个长期的麻烦”，要求“我们党的高级干部，应该特别注意美国的情况”。我们党总结出处理美国问题的“三个区别”方针：“美英政府与美英广大人民的区别”、“美英政府中决定他们政策的人们与其他广大工作人员的区别”，“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之间的区别”。这些经验对现在发展中美关系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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