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家书屋的文化创新与新闻出版业面临的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版业论文,农家论文,书屋论文,文化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由甘肃新闻出版局率先创设和试点、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全国推广的农家书屋建设工程，受到农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农家书屋按照当初的预期和构想，不仅在逐步解决着农民群众“买书难、借书难、看书难”的问题，不断满足并丰富了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而且在保障和实现农民公民文化权益方面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文化工程的实施，为农民科技致富提供了智力支持，成为农民致富的帮手、增强农村发展能力的孵化器；它“润物细无声”般地悄然改变着农民的生活方式，推进并引导着和谐文化风气的养成，改变着乡村的村风民俗，可以说是乡村文明的助推器；它润滑着干群关系、改善着村民关系，是乡村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笔者认为，农家书屋的实践和探索至少实现了三大文化创新：
第一，探索建设了一个政府、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新型载体，延伸和丰富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形式和内涵。第二，为新的乡村文明形态的构建探索了一个新型的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农村缺少像农家书屋一样的公共文化空间，所以，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一个小小书屋本身的内涵，它不仅仅是一个读书、借书、学习的空间，而且还是农民群众进行聊天、聚会、娱乐、培训等活动的交往空间。它就像传统村庄里的“大槐树下”、场坝、戏台等公共文化空间一样形成并引导着村庄舆论，成为一个不断碰撞出文明火花的“文化磁场”；它就像学校、医疗站一样，日渐成为村庄和农民群众心目中的乡村文化地标。第三，农家书屋工程的全面实施标志着中国出版业面向农村的发展战略业已启动，为新闻出版业的繁荣、发展以及开发潜力巨大的农村文化消费市场探索了一条通道，也会进一步提速新闻出版业的体制、机制与出版理念的创新。所以，才有学者用“‘蚂蚁兵团’强劲拉动出版业”来描述全国20万家农家书屋建设所形成的这股影响中国出版业发展走向的强大势力①。
但是，机遇与挑战是“孪生兄弟”，农家书屋这一国家公共文化工程的实施给新闻出版业带来巨大机遇的同时，也对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文化传播的物质承担者和服务者的新闻出版业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挑战之一：作为内容提供商和文化传播者的新闻出版业，怎样真正了解乡村和农民的需要？怎样生产和提供真正满足乡村发展和农民多样化需求的精神文化产品？
首先，怎样认识乡村文化和农民文化的问题，实际上关涉的是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和文化传播者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价值观的问题。那种认为乡村文化是低俗的、粗鄙的，或者认为农民群众没有文化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由这一观念出发的那种缺乏对农民文化尊重的“恩赐”和“教化”农民的立场和姿态，对农民来说是“殖民的”、不平等的，也是不符合文化传播的基本理念的，因而不会达到传播效果。因此，只有坚持科学的、人文的文化立场，新闻出版业提供的内容和文化传播才能真正做到“三贴近”。
历史地看，中华文化的根深深地扎在民间这块土壤上，广大乡村比较完整地蕴藏、沉淀着中国传统。这不但反映在大量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面，还体现在乡土生活中的民俗、仪式、礼仪、生活习惯等方面。良莠并存的乡村文化有自己的价值系统，通过历史的因袭而不断巩固、完善和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然而，工业时代对农村的边缘化影响却阻碍了它自身的文化张力和文化活力的发育，从而使其陷入一种封闭状态。当下，乡村面临着优秀文化遗产的流失、封建迷信等落后文化的复兴、文化交流和融合的缓慢、农村内部的文化组织的松散、农民文化自主创新力不强等现状，因此，新闻出版人要想在农村文化建设中有所作为，首先就要理性地认识乡村文化的价值与局限，树立正确的文化立场和文化价值观。
其次，我们要站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与现代文明的互相融合这一高度来认识当下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其性质；要站在乡村文化和乡村文明形态的重建这一高度来认识乡村和农民需求，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乡村和农民的文化需要，才能生产和提供满足农村和农民发展需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新农村建设视阈中的农村文化建设是“现代”与“传统”的对话与互融，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与互融，是乡土文化内涵的重构与创新。具体地讲，就是挖掘、改造、继承传统的乡土文化，培育、引导现代的乡土文化，推动新的乡土文化形态和乡土文明形态的重构，从而建设具有现代意识、科学精神、人文理念和创新能力的乡村文化，使其成为提高农村发展能力、培育新式农民的孵化器。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文化建设不仅仅是对农村和农民提出的命题，还是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碰撞、交融、对话的命题，是现代社会如何接纳传统价值的命题，是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命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乡村和农民既需要“看得懂、买得起、用得上”的各类实用新技术和法律类等指导生产的出版物；同时，农民也需要“看得懂、买得起”那些也许暂时还“用不上”的其他文化产品，比如消遣娱乐、开阔眼界以及增长知识的人文、社科类出版物，这既是建构新的乡村文化形态和培育新式农民的需要，更是人的文化消费的需要。
目前，我们对提供“看得懂、买得起、用得上”的文化产品给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在认识上还存在一定的狭隘性和片面性，认为农村和农民需要的只是实用技术类和法律类出版物，因此，不但没有生产足够多的适合农村和农民需要的人文、社科等其他出版物，而且，对侵入乡村的都市消费文化缺少理性分析和足够的警惕，未能及时调整文化传播的策略。近十多年来，大量渲染城市消费时尚、感官刺激、欲望表达和情感放纵的消费文化产品流向农村，造成农民的文化迷失和对现代都市文化的误读，严重地影响了乡村文化价值观的构建。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一语中的指出：目前“侵入农村领域的‘城市文化’主要不是精神文化，不是制度文化，而更多的是物质文化。这种物质文化甚至与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开放、民主的思维方式等等深层次的‘文化语码’没有关系，相反更多的是一种欲望的表达，一种感官的刺激，一种非理性的情感的放纵。它是文化工业粗制滥造的产物……这种文化殖民很难说是农村接受先进的城市文化的过程。”②
因此，作为文化产品的主要生产者的新闻出版业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进一步创新建构开放、多元的新闻出版和文化传播理念。要站在构建乡村大众文化（因为目前的大众文化是以都市文化立场为主的，并不适合乡村）和新的乡村文化的立场，为乡村和农民生产一大批优质的文化产品。一方面要在提供一大批实用农业科技出版物的基础上，选择适合农民阅读、内容健康、文化价值观符合和谐文化建设的人文、社科类图书，使其进入农家书屋图书目录；另一方面，吸纳各学科学者、精英，抓紧为“农家书屋文库”、“新农村建设文库”编选、撰写和出版一系列人文、社科类图书。“三农”出版物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只要是适合农村发展、适应农民阅读需求的、传播和谐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图书，都属于“三农”图书的范畴。正如柳斌杰署长讲的，“书屋工程的图书建设要从出版环节上抓起”，要“把专家意见和农民需求结合起来，把图书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娱乐性结合起来，把生产劳动需要和生活消遣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为农民选取看得懂、用得上的书，保证供需对路”③。可见，考量能否提供适合乡村和农民需要的、健康的、先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最基本标准，是看新闻出版业是否能真正做到面向农村、深入乡村，是否能真正地站在乡村和农民的立场和角度。新闻出版人的心离农民的心有多近，这种实现的可能性就有多大。
第三，新闻出版人承担的不仅仅是为“三农”生产精神产品和提供智力支持的责任，还承担着用文化来沟通和缓释城乡间巨大“鸿沟”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还承担着用文化来疗救时代遽变带给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心灵伤痕的重任。这是因为中国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经历了欧洲四百年才能经历的时代变革，乡村慷慨地用土地、资源、秀美的环境、精壮劳力等哺育了城市的繁荣，但城市浮华的挤压却使乡村最后的柔情和梦想支离破碎。为什么同样是儿童，但在描述“六·一”节梦想的礼物时会出现令人震撼的差距：北京的小男孩会狮子大张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尽管他们的梦想同样真实。对此，作家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里这样写道：“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④ 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半个世纪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放置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城乡二元结构造成了城乡文化的隔膜，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反差更加深了这一隔膜，使其变成了鸿沟。与此同时，近几年来大众传媒过分渲染商务精英价值观而边缘化了生活中的无数平民精英，边缘化了乡村和农民；对城市时尚和感官刺激等消费文化的过分渲染形成了农民对城市的错觉，因而造成了一种文化导向和价值观导向的误区。长此以往，如果鸿沟是继续加深而不是弥合，如果部分地区的“这种贫困现状长期得不到改善”，那么，“就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消极的亚文化，并通过代际影响成为一个长期的文化现象，造成贫困行为的长期持续”⑤，并且会使贫困群体从贫困初期的能够认同主流文化、争取脱贫到最终放弃这一努力。还有一个例子，上海志愿者组织农民工子女合唱班下乡巡演，这些合唱班的孩子言语间蔑视农村，抱怨乡村卫生差，极力对农村的孩子掩饰自己的身份，心态势利而狭隘、脾气暴躁，等等。一位志愿者对此作了这样的理性解释：这些孩子的弱点来源于社会对他们的伤害，他们太渴望平等，而这些渴望正是来源于他们体会到的不平等；他们忍受太多的外界歧视和刻薄，虽然都选择了压抑，但这些积累起来的情绪迟早是需要发泄出来的。这里举的两个例子，主要是想说明目前的城乡差距和由此形成的人的心理裂变已经到了“焦灼期”。除了经济原因，这其中是否还隐含着农民和乡村下一代对乡土生活的失望呢？正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说的那样：贫困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是一种社会地位⑥。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这一国家战略，就是要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提高社会发展的质量，通过又好又快的发展，来弥合这种不平衡和社会差距。而在新农村建设的实践中，弥合人们心灵创伤和鸿沟的最好药方是文化和谐与和谐文化的培育、传播与构建，因此新闻出版业不仅承担着沟通城乡文化冲突的文化传播、对话、交融的责任，而且还承担着用先进、和谐的文化和人文关怀来疗救历史和现实的巨大反差带给人们的心灵创伤，抚慰人的灵魂。比如，《读者》这个文化品牌，它成功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26年来一直以隽永的品格和人文关怀抚慰着时代剧变中人的心灵，它也因此成为一些人的精神支柱和心灵伴侣。此外，文化传播的使命还在于肩负起乡村理想与乡村文化价值观的重构重任。因此，我们只有通过加大构建农家书屋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力度，凝聚和团结农民，消除由于农民生活的“原子化”和被现代生活的边缘化所带来的文化认同的缺失和人心散了的问题，才能有效解决乡村中“人和”的问题，唤起农民对乡村生活的认同感和幸福感，使农民重建人生的价值和生活的意义。
第四，当下新闻出版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不断加快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以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不断创新出版发行机制与传播方式。长期以来，新闻出版人的目光主要聚焦在城市，无心顾及寂寞的、边缘化的农村文化市场，对农村文化消费的前景没有信心，所以，对乡村的陌生造成了对乡村文化和农民文化需求的不了解。因此，面对未来农家书屋每年近20亿元的消费规模和4％的增长率所潜藏的商机和市场⑦，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应尽快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式，用心地“走下去”开拓农村市场，彻底融入乡村和农民生活，在实践中探索打造和培育农村文化市场的途径和方法。20万家农家书屋是一条很好的深入调查、获取“三农”选题的通道，这是由政府统一建设的20万个全国联网的“农民图书调查站”和“信息服务网点”。出版商和发行商要积极参与书屋工程的建设，利用农家书屋这个平台，组织编辑和专家与农民对话、谈心，在文化交流和心灵的互动中了解农民的阅读趣味和文化需求。其次，要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并使其多元化，选择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将通俗性、知识性、科学性与人文理念融为一体，尊重并不断提升和培育农民的阅读水平与文化创新能力。在培育农村文化市场的初期，应该坚持面向农村的图书以微利出版为主，不仅农业科技类图书要低价格，社科、人文类图书也要低价格。
挑战之二：作为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和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者，新闻出版人是否为农家书屋这一新型公共文化服务载体的可持续发展做好了未雨绸缪的准备？如何进一步拓展农家书屋的功能、创新服务与培育农村文化市场？
鉴于建国几十年来国家先后多次投资建设的乡村文化站（室）和图书阅览室由于没有构建有效的管理、资金投入等可持续发展机制而最终“空壳化”的教训，基层干部和群众在欣喜之余又担忧书屋建设会不会重蹈覆辙，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因此，农家书屋建设的长效机制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成为一个摆在新闻出版人面前的焦点话题。
首先，对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机制的探索和完善，考验着新闻出版业的文化服务水平与文化创新能力。目前，由新闻出版界推动、社会各界参与的这一国家公共文化工程的统一的组织协调机构已经成立，《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农家书屋实施意见也已经出台，这是书屋健康、有序发展的组织和政策保障。在实践中，各地按照“建得起、见实效、受欢迎、可持续”的建设原则，探索因地制宜与多元化的发展之路，吸纳与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共建书屋，不断完善农家书屋，使“管好、用好、活起来”这一使书屋生命力恒久的机制制度化。除以上四个方面的长效机制外，农家书屋的建设者还在实践中探索包括社会公益和市场相结合、“以文养文”的文化产业推动、出版物发行网点延伸与图书轮转、乡村集体经济后续支持、“公办民助”与“民办公助”相结合等多种形式的后续资金可持续投入的机制，这是书屋不竭的生命源泉。通过对农民文化意识与主体性的培育，使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空间成为乡村文化精神、乡村公共舆论发育的摇篮，使农村文化建设从需要“输血”、“补血”到实现自身“造血”，使农民之间、农村社区内部通过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空间形成一种互助合作的氛围，从而促进乡村社区人际关系的重建。这一休戚与共的关系将从根本上捍卫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空间在乡村民众生活中的地位。但是，目前关于农家书屋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还没有建立。不过，柳斌杰署长指出：“‘农家书屋’的产权一律归农民所有，不管是政府提供的还是社会捐助的，都是无偿送给村民的，属于全体村民所有”⑧。因此，如何确保农民对书屋的所有权，包括从书屋的资产管理、图书采购招投标的公正和透明、社会捐助资金与财物的监管到基金会的管理等，都急需在实践中探索和构建一系列符合法律的机制，而不仅仅是靠行政的手段、规章的约束和道德的考量来保证。
其次，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新闻出版业在延伸服务、构建农村文化市场方面，将不断经受考验并发挥积极的作用。出版发行网络向乡村的延伸与农家书屋功能的拓展，有力地刺激并促进了新闻出版业的体制创新和服务职能的发挥，为农村出版物发行市场的日益多元化和农村文化市场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一方面，农民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和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所以要高度“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民自娱自乐的文化组织，支持农民自办文化”，不断“研究探索扶持农民自办文化的机制”⑨。充分利用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空间，通过“书香农家”等一系列讲读图书、交流读书心得、科技文化讲座等活动，培养和促进农民的文化兴趣和文化自觉意识的养成，使之在农村文化市场的建构中发挥主体作用；另一方面，大力推进农村图书发行体系和网络的构建，使之与农家书屋等公共文化空间结合，实现出版物等文化产品的农村终端市场的多元化建设，最大程度方便和满足农民群众的多样化文化需求。不久的将来，随着乡村文化生态的逐步改善，乡村发展需要的多元化和农民文化消费习惯自觉的日益养成，以及文化生产力的解放，将会促进农村文化消费市场的开发。而农村文化市场的成熟和乡村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会成为推动农家书屋恒久发展的又一动力。
总之，农家书屋的文化创新为新闻出版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成功应对两大挑战，不但会使新闻出版业保持蓬勃生机，而且也会有力地推进乡村文化和谐与乡村文明形态的构建。
注释：
① 徐升国：《“蚂蚁兵团”强劲拉动出版业》，《中国新闻出版报》，2007年8月22日。
② 刘继中等：《农业新闻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9页。
③ 柳斌杰：《大力实施农家书屋工程不断提升全民阅读水平》，《中华读书报》，2007年4月28日。
④ 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http://blog.sina.com.cn/yuhua,2007年9月13日，这是作者2007年5月21日在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上的演讲。
⑤ 姚君喜：《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甘肃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⑥ 马歇尔·萨林斯：转引自姚君喜的《甘肃大众传播与社会发展报告》，第9页。
⑦ 徐升国：《“蚂蚁兵团”强劲拉动出版业》。
⑧ 《柳斌杰做客中国政府网谈农家书屋工程》，这是2007年4月5日柳斌杰做客中国政府网在线访谈时与支持人的对话访谈，见中国政府网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网（领导综述）。
⑨ 励小捷：《农村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工作通讯》第33期，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