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诗歌的悲剧特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悲剧论文,特色论文,潘汉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分析了得以保存的维系了潘汉年一生并真实反映其命运的诗歌作品，着重评述由于婚姻、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而灌注于他诗歌中的强烈的悲剧色彩及独特的文学风格，展示他作为诗人、革命家和一个普通人的情感、思想，挖掘蕴含其中的较为丰富的历史内容。
［关键词］ 诗歌；悲剧；性格特征；历史内涵；价值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有一位功勋卓著，富有传奇般经历和神秘色彩，又由于特殊的原因多年来鲜为人知的人物——潘汉年（1906～1977年）。潘汉年①，江苏宜兴人。1923年参加进步文艺运动，翌年参加创造社，主编过《洪水》等进步刊物。并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故事、小说、政论等作品，才华横溢，作品颇丰。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接受党的委托，承担了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重任，为实现进步文艺界不同文学团体和派别之间停止“内战”，一致对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30年代以后他转入党的保卫部门，不得不放弃他十分喜爱并可以大展宏图的文学事业，从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情报工作，加之解放前后繁重的领导任务，使他的文学创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于长年的战争环境和50年代被扣以“内奸”、“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他的文学作品也长期被湮没，不为世人所知。纵观潘汉年的全部文学作品，诗歌创作维系了他的一生，这些诗作真实地反映了他曾有过的辉煌历程以及后来不可逆转的悲剧命运，透射出丰富深邃的历史内涵，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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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是从创作诗歌开始闯入文坛的。他早年创作的诗歌不乏鞭挞社会黑暗的叛逆精神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1923年11月13日发表的《可怕的路》是此时的代表作，反映了步入人生旅途之初的诗人积极向上的探索精神和对未来的朦胧预感：
我知道这是可怕的路，曾立誓不再逗留；
蓦地见到那路中一枝冷黄色的无名花，
顿时引起我的好奇心，
两足不由我自主很快地走向前去，
采撷那黄色的无名花了。
潘汉年在淮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创作的诗中不乏蒙放雄浑的诗句，如赠给陈毅的诗：|韬略经纶晋谢风，雄师十万过江东。|庾岭三年惊贼胆，王桥一战定华中②。
这首诗由衷盛赞了陈毅的文韬武略，也展示了诗人的坦荡胸襟。与此相一致，在《次甿兄中秋一律》③中的“山河残破忽萍踪，故国依然明月中”，“冉冉清风添腊泪，覆杯高唱大江东”等诗句情融于景，景衬托情，情景交融，相映生辉，表现出激昂豪放的艺术风格。
最能反映潘汉年的人生历程和性格特征的是那些伴随着诗人的生命脚步，用心灵和生命写就的抒情诗。它们是诗人悲剧命运的历史见证，呈现出浓重的悲剧色彩。鲁迅在论及悲剧的社会性质时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见《鲁迅全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潘汉年的人生命运明显地具有这一特征。他一生经历了两个悲剧：前半生的爱情悲剧和后半生的命运悲剧。
潘汉年是母亲的长子，也是一个孝子。他目睹了作为小妾在家中没有地位的母亲，在家道中落以后为维持家计、抚育儿女，而含辛茹苦的艰难处境；耳闻了母亲对自己说过的：“要不是为了你们兄弟姐妹几个，我早就想投河自尽”的心里话；从母亲数次奔波为自己筹集学费的经历中感受到了她给予自己的无私的爱。这些都刺激、激励着潘汉年刻意进取，出人头地，将来能报答老母的养育之恩。正是出自这份感情，加上无力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潘汉年违心地接受了母亲为他操办的婚姻。1924年冬，他和家乡的一位既不认识，也不喜欢，并且以后一直没有爱过的女人结了婚。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幸的。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进步青年因为不满封建的包办婚姻，追求个性解放而步入社会相近似，潘汉年也有自己浪漫的初恋。对方是自己的姑表妹，两人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文化水平也相当。与心中的爱慕者相比，潘汉年越发对思想守旧、性格急躁、文化水平又低的妻子许玉文看不上眼。在他1928年写就的短篇小说《离婚》中，描写了一个不满缺乏爱情基础的包办婚姻的女主人公勇敢地走上法庭，与丈夫离婚的故事。小说的主题具有进步的时代意义，其中也融入了作者本人的理想和愿望。可一回到现实中来，潘汉年仍不能超越雷池一步，维持原状长达20年之久。
40年代，潘汉年是香港我党情报工作的负责人，与自己的同事、部下董慧相识相爱了。董慧出身于香港实业家家庭，“七七事变”后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和马列学院受训，同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潘汉年喜欢这个天赋聪明、善良厚道、充满革命热情的女孩子。通过长期的工作接触，董慧对潘汉年也由敬重到崇拜，从了解到同情，萌发了对他的爱，也接受了他的爱。但是他们只能相爱而不能结合，因为潘汉年当时是有妇之夫。由于许玉文不同意离婚，潘汉年只能与董慧长期保持“婚外恋”的恋爱关系。在香港或在上海尚能天天见面，撤退至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无法携董慧同行，即使她临时来到根据地，也不便久居旋即匆匆离去。由来已久的歉疚之情和难以遏制的离愁别绪与日俱增。文化人出身、情感丰富的潘汉年每当内心有汹涌澎湃的情感大潮无法遏制，又难以渲泄之时，总是以文学创作的形式疏通情感。他常常通过来往于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地下交通员给董慧捎去自己的诗句。
处处烽烟离恨天，孤灯独坐觉春寒。
山光馆内当年梦，何日重逢续旧缘。
这首《五月寄慧》着重描述了与亲人分别后内心孤独的心境和对重逢之日的企盼。一首《寒风曲（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淮南阵前送别慧归）》则细腻地描绘了一幅动人心弦的送别图：
寒风吹晓月，大道锁青霜。
马蹄声声得，方寸益惶惶。
此别伤心处，无言泪几行。
凛冽的寒风吹动着浮云，几乎湮没了月光，漫长的大道在黎明前的黑夜里若隐若现，伸向远方。即将出征的战马已急不可耐，一对有情人却难舍难分，遥想分别有日而重聚无期，泪眼人送泪眼人，酸楚与悲戚之情溢于言表，浸透纸背，感人至深。
写于1943年董慧短期来淮南根据地后返回敌占区第二天的《别后》更注重抒情，诗人选择了七言古诗的格律，直抒胸臆，融入了更多的情感内容，通过塑造月落星稀、狂生醉饮的艺术形象，把诗人即主人公内心的苦衷和悲怆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人以强烈的震荡：
别后贪杯且抑情，醉乡岂可能浮生。
星残月落天将晓，烛烬樽空泪有痕。
脉脉相思难入梦，凄凄久别最伤神。
恩怨满腹懒分说，不必千言苦字真。
潘汉年是一位坚定的职业革命家。在艰苦险恶的环境中工作从不低头。但在个人婚姻问题上却不能冲出包办婚姻这一传统的樊篱，不敢大胆追求属于自己的爱，把自己、董慧以至许玉文都推入了悲剧的境地。潘汉年的这些离别诗是此时诗人欲罢不能、欲爱不能窘迫境遇的真实写照，反映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性格侧面。它们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也迸发出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潘董二人的婚姻悲剧不仅如此。在50年代中期潘汉年被捕入狱后，“蓦地罡风拆比翼”（《无题》），夫妻再度别离，长达8年之久。“妻随夫命贯古今”（《念妻一首》），因为是潘汉年的妻子，董慧也被囚禁。一对“昨日同生死”的革命伴侣和恩爱夫妻，相距咫尺却今无半点音讯。这不仅使他们的婚姻结局更富有悲剧色彩，而且同他们的命运悲剧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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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的命运悲剧是从1943年开始的。上海沦陷后，原在那里的我党情报工作班子撤退至淮南根据地。在日伪军频繁对我进行“扫荡”、“围剿”的情况下，为了摸清敌人新的军事行动的底牌，从日伪情报系统中愿意向中共提供情报、“脚踏三只船”、以求多条后路的人物那里获取有价值的材料，1943年潘汉年向华中局领导请命：只身一人亲赴敌占区。他先后到上海、苏州、南京等地汪伪政权特工总部的特务头子李士群的官邸进行接洽，不料却落入圈套。
李士群在大革命时代曾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被捕叛变，作了国民党中统特务。1938年投靠日本侵略者，当了“七十六号”（汪伪政权设在上海的特工机关）的核心人物。面对汪伪政权的困境和国民党因消极抗战而逐渐失去民心，共产党日益强大的趋势，他曾向中共主动靠拢，表示愿意建立联系。1939年延安中央社会部研究了李士群的情况和性格特点，决定让潘汉年设法争取李士群，使其为我所用。正是依照这一精神，此次潘汉年才下了这个决心。而身为汪精卫心腹的李士群，此时秉承主子的旨意，先是避而不见，让另一特务头目在南京接待潘汉年，将潘的南京之行公开化；后又突然提出要潘与自己一起去见汪精卫。情况变化突然，但已无法回避，潘汉年必须决断。身为中共情报战线负有重要责任的老同志，潘汉年深知请示报告的重要性。可此事中央事先没有指示，眼下又无法请示。思来想去，他估计汪精卫和李士群等人的意图不外乎是想借此举在日本人那里增加筹码，改善每况愈下的处境，不一定敢于公开宣传以致给我党带来不利影响。他顾不上考虑自己的个人得失，更无法估计此事对自己的影响，毅然同意。在同汪精卫的会见中，潘汉年坚持我党的一贯政策和抗日的方针，有理有节，并给汪精卫指出一条出路：日后如果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新四军会给汪一个“转身的余地”。
时过境迁，潘汉年回到根据地后回顾这段意外的经历，心情渐渐沉重起来。他担心自己的举动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利影响，尤其担心上级会对自己产生误解。由于他与饶漱石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相背，因而担心自己一旦向饶漱石为书记的华中局党组织说明没有请示中央即会见过汪精卫这个事实，饶漱石会借题发挥，状告中央，从而产生连锁反应和严重后果。潘汉年事前无法请示，也没有做到事后汇报，自此就步入了党的纪律和情报工作纪律均不允许的误区，为他人生历程从辉煌转入低谷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会见汪精卫的事情隐瞒下来了。一贯心底无私的潘汉年第一次对党有所隐瞒。尽管他是被欺骗了，还有明显的被挟持意味，他确实有一定的管观理由和难言的苦衷，但做为一块心病使他总不能随遇而安。
面壁高歌字字真，江郎岂肯作狂僧。
无端屈辱无端恨，巨眼何人识书生？
这首《慰炎于狱中》和“细雨寒风忆楚囚，相煎何必数恩仇”（《怀狱中某生》）等诗句是1943年至1944年间写就并赠给当时尚在根据地坐牢的杨帆的。杨帆是新四军政法处长，受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的牵连，被疑为“特务头子”而在狱中接受审查。在这两首诗中，既表达了对无端受辱的战友的同情、支持和宽慰，也反映了作者此时对革命队伍内部不应有的失谐的不满和怨恨。他既在叹别人，也在咏自己。被关进革命队伍的大牢，遭受误解和难以忍受的屈辱，这就是他一旦道出真相后的结局。他不应是这种结局，但又无法把握是否能摆脱这种结局。在潘汉年此后的诗中，悲壮取代了豪放，哀婉和忧愁的情绪则越来越浓。
《农历除夕》作于1943年的大年夜。在诗中全无辞旧迎新的欣喜：“云黯风狂岁暮天”，给人以乌云压顶的切身感受；“征尘落落知音少，送旧迎新亦惘然”则更加渲染了诗人此时的消极心境，与同期写给董慧的“烛烬樽空泪有痕”、“恩怨满腹懒分说”等诗句中呈现的忧郁感伤的情调同出一辙。
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对一些受过高饶影响或有过某种牵连但作了检讨和交代的同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同时希望凡有这类问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讲清楚的，及时向中央讲清楚。在此感召下，潘汉年终于吐露真言，向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陈述了1943年他被日伪情报人员诱骗、挟持，秘密会见日伪头面人物汪精卫这段特殊的经历以及此事的来龙去脉，说明了自己多年来未向组织汇报的原因。4月3日，也就是在他说出12年前的事实真相的第三天，即被捕入狱。196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宣判了潘汉年的三大罪状：在国共谈判中秘密投降国民党，并暗藏在共产党内从事内奸活动；在抗日战争期间秘密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并与大汉奸汪精卫相勾结；上海解放后掩护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等等。判决“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潘汉年从没有坐过牢，即使在风雨无期的战争年代，在令人发指的白色恐怖中周旋，经历了无数次险情，他都没有落入敌手。现在，从参加过长征，在各个历史时期均被党委以重任的上海市常务副市长突然沦为阶下囚，关押在自己为之奋斗了30年的人民政权的监狱里，潘汉年百感交集，咸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他承认自己有错，自始至终都是如此，所以自1943年事情发生后，他就把与汪精卫的会见作为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深藏在心底；入获之后也能认真反省。他不认为自己有罪，在抗日战争时期犬牙交错的复杂环境里，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过失给党的事业尤其情报工作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损害。由此他对自己现在的遭遇也感到非常委屈。在1930年2月发表于《拓荒者》第1卷第2期的《普罗文学运动与自我批评》一文中，潘汉年说过这样的话：“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最能够接受正确的客观批判，同时他又是自己阵营内检讨工作、坚决执行自我批评的人。”当时是针对左翼革命文学运动而言的，此时拿来对照自己，引发无限感慨。他悔恨当年自己没能正视现实、解剖自己，做到心底无私，以致一错再错、一误再误。特别是1944年底回到延安面见毛泽东时，没有争取主动而失去了检讨自己的机会，直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同时，他也希望在终于揭开了隐痛之际能够得到“客观的批判”。然而，尽管有1945年由毛泽东亲自批发，刘少奇、康生署名的给华中局的电报，证实1939年潘汉年从延安出去时中社部曾要他设法争取和利用李士群在敌伪特务机关内部为我方作情报工作等情况，又有原中央保卫机关领导骨干李克农于1955年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反证材料，但都没有改变潘汉年的命运。他首次入狱，一关就是8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潘汉年被单独羁押看管，除了审讯、写交代材料之外，终日只能在十几平方米的牢房内与床椅板凳等没有思想、不能出声的东西为伴，孤灯寡影、无所寄托。郁闷与孤独、委屈与悔恨、失望与企盼，与对亲人的思念和对往事的回顾融合成阵阵涌来的感情大潮，较之在淮南之时来得更加汹涌难平。他几乎是在自言自语，打破了监牢内死一般的宁静，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纵然废弃在人间，塑料原材岂等闲。
千里相思知何处，几年隔绝梦巫山。
黄昏人影伶仃瘦，夜半铁窗风雪寒。
又是一年终岁暮，难忘往事走延安。
——《岁暮念妻》（1958年）
千里驰书一片心，巫山遥隔白云深。
朝思暮念夜成梦，月暗花愁空断魂。
纵死不辞称所爱，此生何时复相亲。
天摇地动倒流水，但愿冬寒化早春。
——《给董慧》
潘汉年知道，他的狱中之作此时此刻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董慧根本不可能看到。它们是他此时生活处境的再现，也是他目前心境的写照和感情的寄托。新中国终于诞生了，作为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的当家人，正当他不必再使用和频繁地更换假名，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祖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大有作为的时候，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与世隔绝。这残酷的现实对于一个政治活动家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诗中“纵然废弃”而“纵死不辞”的直言流露，“朝思暮念”、“人影伶仃”的形象刻画，“月暗花愁”建构的诗的意境，化冬寒为早春的心的呼唤，迸发出撼人心弦的悲剧力量，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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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汉年的悲剧是特定时代的历史悲剧。仅以他后半生的命运悲剧来讲，主观上由于他的性格弱点，客观上抗日战争期间敌我之间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关系，淮南根据地一时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特别是50年代我国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社会环境，都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直接原因。1982年，这件共和国第一冤案终于得到平反。在中共中央《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中有这样一段中肯的话：“潘汉年同志被错定为‘内奸’，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他被逮捕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违反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的原则，严重地忽视了对敌隐瞒斗争的特殊性，混淆了是非界限和敌我界限，以致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此时潘汉年夫妇早已在劳改农场去世数年。他们的命运悲剧结局已无法逆转。
潘汉年的诗歌是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远远地超越了个人的局限，含有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历史内涵。它不仅给人们以强烈的心灵震撼和美的享受，而且能促使人们在感叹“不该毁灭的又一次毁灭”的同时，引发深刻的历史思考，从而产生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这正是潘汉年诗歌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收稿日期：1993-12-23
Tragic Characteristics of Pan Hannian's Poems
Xu Yali
(The Chinese People's public Security University,Beijing,100038)
[Abstract] The article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emaining poemsby Pan Hannian which present a true picture of his entire life,laying special emphsis on the comment of the strong tragic touch and unique literary style demonstrated in his poems owing to his marriage,social and times impact.The comments unfold his personal feelings andthoughts as a poet,as a revolutionary and as an ordinary man,unearthing quite a rich historical content therein.
[Key words] poetry; tragedy; personalities; historical connotation; value
注释：
① 宜兴方言王、黄不分。“王桥”实为“黄桥”，为误记。
② 甿兄即潘汉年的战支李一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