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接触研究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问题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语言接触是语言演变的一种动力，一种自然法则。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与别的语言发生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接触，受到别的语言的影响。所以，语言的演变既有内部的因素在起作用，也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二者交融一起推动语言的变化和发展。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既有轻度的或表层的影响，也有重度的或深层的影响。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共存的国家，由于各民族之间长期交往，语言接触频繁、复杂，不同的语言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呈现出一幅多类型、多层次的语言接触画面。
语言学家经过多年来的探讨，对语言接触研究的重要性已经有了共识。人们普遍认识到要描写好语言事实、理清语言的历史演变，必须研究语言接触问题。近年的研究证明，深入研究我国的各民族语言，如果没有语言接触的视角，就无法认清语言的真实面貌。过去，由于对语言接触的研究重视不够，语言描写和语言演变中的许多问题认识不到位，或解决不了。可以预见，语言接触的研究今后将更加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也将会有更大的发展。
然而，随着语言接触研究的步步深入，人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又有方法上的；在原因上既有主观因素，又有客观因素。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将是语言接触研究能否取得不断进展的关键。本文主要根据作者自己调查、研究语言关系的体会，并回顾了近期我国语言学界研究语言接触的历程，谈谈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必须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二 鉴别语言影响成分是研究语言接触的基础和前提
处于接触关系中的语言，语言成分包含固有成分（或原生成分）和影响成分（或外来成分）两类。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势必使被影响的语言增加外来成分（包括借用成分和受影响产生的变异成分）。外来成分与固有成分是不同质的，但二者往往交融在一起，不易区别开。因而，在进行语言接触的研究时，研究者的心目中必须重视固有成分和影响成分的区分。因为如果不先把影响成分从各种语言成分中剥离出来，就不能根据所要研究的对象进行科学的、有成效的研究，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语言接触的客观规律。
但是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要区分固有成分和影响成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语言影响历史久远的语言，或是受深度影响的语言，区别影响成分和固有成分的难度就更大些，甚至有的成为久久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长期争论不休的壮侗语族和汉语之间的系属关系，其焦点是两者相同、相似成分究竟是语言接触引起的，还是固有的同源关系，就是一个影响成分与固有成分难以区分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此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承继李方桂的观点，坚持认为汉语与壮侗语族有同源关系，一种是以美国白保罗(Paul.Benedict)为代表，认为二者没有同源关系。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长期相持不下，成为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坚持同源论的学者认为，这些相同相似的成分中虽有语言接触带来的成分，但也有同源成分；而坚持非同源论的学者则认为这些相同相似的成分是语言接触的产物，不能作为同源关系的依据。这种分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面对的、新的理论问题，即怎样区分同源和借贷的界限。建立在印欧语系基础之上的历史比较法，区分印欧语系的借贷和同源的界限没有什么太大的困难，而对壮侗语族和汉语之间这种长期交融的语言，其相互间的语言关系就不那么易于被识别。一批有关系的词，一方说是借词，一方则说是同源词，谁也提不出说服对方的过硬理由。比如数词，汉语和壮侗语族之间究竟是同源关系，还是接触关系？梁敏、张均如认为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没有同源关系而是接触关系[1]。而丁邦新则认为“五”“六”两字“台语的读法不可能是从汉语借过去的”[2]。双方各持己见，各有自己的道理。诸如此类的分歧很多，久久困惑着汉藏语系语言学家，看来在短时间内也是不可能解决的。
汉藏语系同源关系难以区分，关键是提不出一个能受到普遍认可的、无懈可击的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标准。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同源词是要有语音对应规律作为根据的。但人们在运用这个标准时碰到两难：一是不仅同源词有语音对应关系，而且借词同样也有语音对应关系。二者之间虽有一些不同，但也有相同的。这样一来，单靠语音对应规律就无法区分同源词和借词。另一困难是，有一些语言之间（如汉语与藏缅语族）同源词数量太少，一条语音对应的例词太少，无法以此确立语音对应规则。藏缅语族和汉语的情况就属此例。
因而，近几十年来，一些语言学家在这个领域里做了艰苦的探索，试图根据中国的语言实际寻找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标准，于是出现了深层语义分析法、词阶判定法、词族证明法、文化参照法等一些方法。虽然这些研究还未能取得共识，还存在各种质疑，但却反映语言接触研究的新进展，表明语言学家已经意识到原封不动地照搬历史比较法是不能完全解决汉藏语系的历史系属问题，而应从汉藏语系的实际出发，在充分借鉴历史比较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寻找适合于汉藏语系特点的原则和方法。
至于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关系，由于一般都认为有同源关系，所以把二者关系词中的基本词，如“目、鼻、耳、手、脚、我、你、一、二、三”等，都看作是自古以来的同源词，尽管有的语音对应条例还不那么严谨。但由于在总体上人们对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同源关系确信无疑，以致对一些相同相似的基本词从不怀疑存在借用的可能。汉语对藏缅语族的影响，一般认为是后起的，也就是说藏缅语族中的汉语借词是后来进入的，而且大多是近代才有的。事实上，汉语和藏缅语族的同源关系，只是心照不宣而已，并没有像印欧语系那样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严格地说，藏缅语族和汉语之间以往被认为是同源关系的成分中，是否有接触成分，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里还涉及到谁影响谁的问题。在语言接触中，一般是强势语言影响弱势语言。有史以来的几千年里，汉语一直是我国境内的强势语言，即便是汉族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元、清两个朝代，汉语也还是强势语言。所以，当我们看到汉语和其他语言有相同、相似的现象时，很快就会认为是汉语影响另一语言的。这似乎成为一些人的定势思维。但近期一些研究成果表明，在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由于少数民族人口较多，汉族人口较少，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也会影响汉语。如：青海地区的汉语方言由于受到当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出现了声调数目少、OV型句式多等现象。湘西一带的汉语方言，有一些特点与周围的苗语接近，而不同于其他汉语方言（如重叠形式的四字格词的构造等），究竟是不是受到苗语的影响，也还不清楚。至于史前的语言关系，我们至今所知甚少，有学者推测，早期在南方古越人的势力比汉族的祖先大，古越语曾经影响过汉语。这种推测对汉语史的研究虽有启发，但目前还缺乏可信的证据。
语言影响成分从语源上分析，有直接借用成分和间接借用成分的区别。所谓“直接借用成分”，是指从直接接触的语言中吸收自己所需要的成分；“间接借用的成分”，是指另一语言的借用吸收而来的影响成分。如景颇语中的一些英语借词，
“第”等，都是通过缅语转借入景颇语的。
有时，语言影响成分与固有成分交融在一起。遇到这种现象时，就必须分辨主次，区分二者的关系。如：纳西语的13调主要出现在汉语借词里，但也出现在少量本族固有词里。其产生虽然有固有语言机制的条件，但支撑其独立存在的支柱却是外来的语言影响成分——汉语借词。又如，藏缅语族族缅语支的塞音、塞擦音，浊的一套大都已消失，但缅语还保留下来，究其原因，与语言接触有关。只要检查一下缅语里浊的塞音、塞擦音的词，就不难发现这一部分词除了极少数是本语固有词外，大多数是英语、梵语等语言的借词。这种现象使我们认识到，缅语浊的塞音、塞擦音，也像其他缅语支语言一样存在浊音清化的趋势，不同的是，缅语浊的塞音、塞擦音在尚未完全消失之前，由于外来语浊的塞音、塞擦音的词的进入，抑制了其消失，使得这一套浊音获得新生。
语言影响成分除了不易与同源成分区分外，还与类型学引起的相同或相似成分难以区分。不同语言的某一成分或某一现象，如果是类型学的相同相似，就不能认为是语言影响的产物。下面谈几个例子来说明。以声调为例，孟高棉语族的佤语、布朗语、德昂语一向被认为是没有声调的语言，但这些语言中有些方言开始出现了声调的萌芽。怎么看待这一现象？有的认为是受有声调的语言（如汉语、壮侗语族等）的影响引起的，是语言接触的产物，有的则认为是不同语言中内在的相同机制造成的，也就是说，是不同语言自身演变的结果。我们同意后一种看法：认为孟高棉语族中的一些语言的声调，目前还正处于从无到有的初级阶段，制约声调的产生、演变主要是内部因素，其中有的是由韵母松紧对立转化而来的，有的是由声母清浊对立转化而来的[3]。
又如，普通话的“公鸡、母鸡”一类表示动物阴阳性的复合词，其构词结构是“公”“母”在动物名词之前，但在南方许多汉语方言里则与有亲缘关系的少数民族语言（如壮侗语族）一样，“公”“母”在动物名词之后，这种差异是语言内部机制的产物，还是受其他语言的影响？这当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南方汉语方言的这种语序是受少数民族影响而成的。我们则认为这不是受少数民族语言影响而产生的，而是汉语方言固有的一种语序[4]。
再如，把字句在汉语南北方言中反映出不同的特点，北方方言有把字句，而南方大多没有把字句。这是为什么？有的语言学家很敏锐地发现把字句地理分布的特点，并进而与周围的语言特点联系起来，做了一些推测。认为北方的把字句是受了阿尔泰语系OV型语言的影响，宾语提前了，而南方方言没有把字句是受了汉藏语系非汉语的VO型语言的影响，宾语不能在动词之前[5]。这种观点的提出，当时确实使人耳目一新，很有新意。但随着语言历史比较和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深入，人们又发现了一种可能，即北方方言的把字句不是受阿尔泰语系的直接影响，有可能是汉语自身语言机制的产物。因为持SOV语序的语言，不仅是北方的阿尔泰语系，分布在南方的藏缅语族也是SOV语序。孰是孰非，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科学地鉴别语言影响成分是语言接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它是语言接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语言接触研究中必须防止两种倾向：一是扩大语言接触成分，把语言同源关系或类型学的相同相似，都看成是语言接触成分。有的学者在进行语言比较中，当某个特殊现象在语言内部得不到解释，而又看到周围的语言也有这种现象时，就很容易做出二者的相同相似属于语言影响的判断。另一是看不到语言接触的存在，对语言接触现象缺乏必要敏感，把本来是语言接触引起的语言影响也看成是语言所固有的，不去考虑存在语言接触的可能性。两种倾向对语言接触研究都是不利的。
三 在研究步骤上要由近及远
语言接触有其历史延续性，其影响成分往往不是一次形成的，而是由不同层次堆积、叠加、交融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语言接触既有共时的平面，又有历时的纵面。
语言接触的历时特点有多种表现：一种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可能受到一种以上语言的影响，不同语言在不同时期，会留下不同的影响痕迹。比如：阿昌语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受汉语、傣语两种语言的影响，其中傣语的影响大于汉语，但在50年代之后，情况变了，汉语的影响居于主要地位，傣语的影响变得很微弱。即使是同一语言对另一语言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会出现不同的特点，出现不同的层次，壮侗语族受汉语的影响就是这样的。又如，毛南语的汉语借词，在老借词上声韵调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和本民族固有词的语音特点基本相同；而新借词则不同，其读音跟当地及附近的汉语方言相同或相近[6]。语言接触这种历史层次的客观事实，使得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的语言接触研究中必须考虑如何安排研究步骤的先后顺序（注：近期运用层次观点出现了一些有深度、有语料的论文[7,8]。）。
但是，语言接触所形成的历史层次，存在远近的差别。远的语言接触由于离现在时间久远，加上后来经历了长时间的历史演变，其面貌变得不那么单纯，使得人们对它的认识出现了很多困难，也容易产生认识上的分歧。而近的语言接触则与此不同，相对来说，语言事实没那么复杂，语料的获得也相对容易一些。因此，在语言接触研究的步骤上，一般要采取由近及远的办法。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语言学家对远古的语言关系以及远古的语言状态很有兴趣，对当时的语言特点做了一些猜测。比如有的认为远古汉语可能是一种多种语言的混合体，史前汉语受到周边民族语言的强烈影响。这种宏观、远程的研究，对于语言历史的研究是必要的，能丰富研究者的思路，对人们认识远古语言的历史发展会有所启发。但这类研究毕竟离现在太遥远了，难于做出有把握的推测，也难于通过足够的事实来证明。因此，在研究的策略上，只能是适可而止，不能作为主流，也不能把它摆在主要地位。汉藏语系的历史比较，需要大多数人从事由近及远的研究，在处理近程和远程的关系上，必须以近程为主。
这些年来，语言学家在研究语言关系中，不约而同地重视语言接触的层次分析，出现了一些微观的、见功夫的层次分析的研究成果，值得称道。他们一致认为，只有理清语言接触的层次，才能认识历史延续下来的语言接触规律。如有的把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分为现代层、近代层、中古层和上古层等层次，并确定不同层次的不同语言（或方言）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是一种创新。如果不是这样，把不同层次的客体放在一起分析，胡子眉毛一把抓，把不同时代借入的词放在一起看待，就混淆了不同层次的规律，也就得不出可靠的结论。这一变化，反映了汉藏语系语言学家在运用历史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解决亚洲语言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和挫折之后，寻找一种更有效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关系。这一重要的反思，是汉藏语系研究的一种进步。当然，层次分析法的运用也会遇到一些问题。比如因为方言共时横断面往往保留着不同历史层次的成分，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汉语借词划分出来的语音层次与借入这些成分的时间层次不一定完全等同，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分析语言接触关系时不能只是单项标准，还要参照其他标准。
由近及远，还涉及到如何处理好描写与解释的关系。语言研究的基础是描写，而解释是目的，但是如果对语言描写不够，解释也不可能准确、合理。语言的共时特点是非常复杂的，要从多角度、使用多方法才能取得有深度的认识。对我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过去虽然已做了不懈的研究，但从总体上说还是很不够的，甚至对一些语言目前所知甚少。所以，应该把主要力气先放在描写上。通过共时的描写，我们可以先弄清一个语言中固有成分和外来成分的关系，然后在描写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解释。
对语言接触事实的解释，要兼顾语言的内部机制和外部条件两个方面。语言内部机制是语言接触得以形成的基础，但不同的语言由于内部机制不同，所以接纳语言外部影响的能力也存在差别。一般说来，有亲缘关系的语言由于内部机制的相近性，因而在语言接触中接受影响的能力就强一些。比如，量词丰富的汉藏语系语言（如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容易大量吸收汉语的量词；而量词不发达的语言（如阿尔泰语系），接受汉语量词的能力就弱一些。但也不完全如此，有的非亲属关系的语言，由于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也能在某一方面接受较多的语言影响，如朝鲜语中的汉字词已经超过其常用词汇总数的60%。在语言接触中，外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语言接触的结果。外部条件包括地理条件、民族关系、人口分布、婚姻状态、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书面语影响等。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语言接触，起主要作用的外部条件也各有不同。因此，我们要通过分析和比较，寻找它们的共性和个性。比如，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所有少数民族的语言都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而且受影响的方式、途径大致相同，这是这一阶段语言接触的一个共同点，是容易认识到的。但是在历史上，有些少数民族语言除了受到汉语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外，还受到周围其他语言（境内或境外）的较多影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区域的语言接触，虽有共性，但也存在着差异。所以在进行层次分析时，一定坚持从语言事实出发，不能轻易地以某一时期的语言接触模式去类推另一个时期的语言接触状态。
四 在研究范围上由小到大
由于语言接触涉及的现象方方面面，范围非常广泛，而且不同的接触成分交错复杂，不易理清，因而在研究范围上一般要采取由小到大的策略。过去的一些研究，由于选题太大，语料不足以证明其观点，使得研究成果难以被他人所接受，这是我们今后应该尽量避免的。
所谓由小到大，就是要从小问题、小题目、小个案入手，逐步扩大。“小”，应该是容易操作的、能够突破的，而且是能够从中见大的研究对象。
具体来说，在语种的数量上，先做两种语言的接触关系为佳。比如：研究汉语和苗瑶语族的接触关系，应该先取苗瑶语族的一种语言与汉语做对比，获得一些基本认识后，再扩大到其他的苗瑶语族，而不能一开始就把整个语族和汉语进行对比。如果某一语言的语言接触涉及多种语言，那就应该分语言进行，按接触的强弱不同排列顺序。先做影响比较强的语言接触，再扩大到其他语言的接触关系。比如：景颇语的词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曾受到汉语、傣语、缅语等多种语言的影响，其中，汉语的影响历史最长，涉及面也比较广，傣语和缅语次之，因而在研究中先做与汉语的语言接触为好。就景颇语的语言接触这个“大”问题而言，与汉语的语言接触虽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把汉语对景颇语的影响搞清楚了，就有助于研究其他语言对景颇语的影响。如果把几种接触关系放在一起做，范围太大，容易顾此失彼。当然，在做两种语言对比的时候，不可能不参照其他语言。
在语言结构内容上，也应该选择小的范围去做。一种语言对另外一种语言的影响，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会有所反映，而且各方面的影响还存在着不同的历史层次。因而，要全面认识它的特点和规律很不容易，要分小题目一个一个地做下去，可以根据研究者的兴趣和条件，先选择其中的一个方面，甚至是一个方面中的一个问题去做，然后再扩大到其他方面，这样才有可能做得深入，获得真知灼见。比如：为了说明哈尼语受汉语的影响这个“大”问题，可以先做汉语对哈尼语的语音影响，通过分析汉语借词的语音形式，找到语言接触的历史层次，然后再分析语法方面的接触关系。语言结构的几个组成部分，可以分别进行。语音上，声、韵、调的接触关系应该分开去做，先做受影响大的部分。语法上，也要选择小题目去突破。其中，词法方面的，如判断词、量词、连接词和介词的借用，词缀的影响等；句法方面的，如体貌范畴、被动句、形名语序、述补结构、述宾语序、并列短语词序、复合句的构成等的影响。
有些学者通过“马”一词的比较，求出藏缅语族族语言“马”的语音对应，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同源关系，而不是接触关系。如孙宏开根据藏缅语族族90多种语言或方言“马”的读音，构拟“马”的原始形式及其语音演变的历史层次[9]。黄布凡也做了类似的研究[10]。像这样的小题目研究，语料充分，论证有深度，值得提倡。
我们提倡做个案研究。因为一个个案往往是一个系统，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如果能把一个个案弄得深一点、透一点，容易从小题目中获得大道理。所以，应该注意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去研究。比如在濒危语言的语言接触研究中，我们选择了小陂流苗语作为个案。小陂流苗语是湖南省湘西州泸西县小陂流村苗族说的一种方言，使用人口约一千六百人，原是土家族，说土家语，经过大约一千九百年逐渐转用了苗语。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小陂流苗语受到汉语的强烈影响，使得它在许多特点上和汉语趋同，因而以小陂流苗语个案为研究对象，对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通过研究，我们看到我国民族语言接触中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的语言影响是深层的、大面积的，外来成分已经进入核心领域，不同于表层的影响类型。通过对小陂流苗语语言接触的研究，我们还看到这一类型的语言接触存在竞争、并用、弱化、泛化等几种特征[11]。正是由于这方面的理论意义，我们把小陂流苗语个案作为研究语言接触的突破口。
我们强调做小题目的微观研究，并不是要忽视宏观研究。为了深入认识语言，做微观研究的，也要思考宏观问题。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的作用不同，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微观研究是宏观认识的基础，而宏观认识又有助于推动微观研究的深入。与语言接触宏观研究有关的，诸如语言接触类型的划分（如浅度接触和深度接触、小面积接触和大面积接触、口语接触和书面语接触、亲属语言接触和非亲属语言接触、单语接触和多语接触、单向影响和多向影响等）、语言接触内容的确定（如语音或语法的变化、词汇的丰富、语体的改变）等。在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关系问题上，既有汉语影响少数民族语言，也有少数民族语言影响汉语。北方汉语的语言接触不同于南方汉语的语言接触，存在着地域的差异。汉语南北方言的语言接触，究竟有何不同，虽然已经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回答。因而，我们在做具体个案时，必须面向八方，在宏观的指导下进行微观的解释。
由小到大，并不忽视理论研究。一盏小油灯可以照亮一大片。我们的经验是，多做几个个案研究，就会自然地产生理论概括的愿望，而这种建立个案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概括比较符合实际，含金量也就大一些。
五 对语言的敏锐性和耐心求证相结合
发现问题，是认识问题的第一步，语言接触研究也是这样。因此，在语言接触的研究中，对语言的接触现象要有敏锐性，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
敏锐性，是指通过语言的相互比较、相互参照，从语言关系的“蛛丝马迹”中发现有意义、有价值研究课题。人人都会说自己的语言，但对语言的奥妙并不清楚，即便是语言学家，也不是个个对语言现象都有很强的敏锐性。一般说来，敏锐性强的语言学家，成就会更大些，在选题、论证上会比一般的高出一筹。我们要学习语言学大师吕叔湘先生对语言的敏锐性。他从“中国女篮大败南朝鲜队”和“中国女篮大胜南朝鲜队”两个标题同一意思中，发现了“作格语言”和“受格语言”的理论问题，写出了一篇著名论文《说“胜”和“败”》。如果没有发现“胜”与“败”这一对反义词在一定条件下的同义关系，就不会引出理论问题的新思考[12]。
敏锐性的获得，要求语言研究者既要熟悉一两种自己所专门研究的语言，又要有广阔的相关语言学知识。这就是语言学大师李方桂先生所说的“博而能精”四个字。他在《藏汉系语言研究法》中说道：“依我的意见，将来的研究途径不外是‘博而能精’，博于各种藏汉语的知识，而精于自己所专门的系统研究。”如果缺乏必要的语言知识，包括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就会对语言现象反应迟钝，许多有价值的问题就会从我们的眼前滑过去。
耐心求证，是指抓到问题后，要不懈地寻找语料进行论证。这里所强调的耐心，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孜孜不倦地去寻找答案。如曹翠云的通过苗语和汉语的比较，发现苗语黔东方言的系词
不是本语所固有的，而是借自古汉语的“是”[13]。作者先觉察到苗语系词可能与汉语的“是”有关系，然后从声韵调几个方面找出和古汉语“是”的语音对应关系，并借助汉语文献的其他语料，进一步证明二者的借用关系，从而说明“苗语的是汉语‘是’字的借音，开始借用的时间，不可能早于汉语官话方言全浊变去以前”。
李如龙发现在东南汉语方言中存在一些与今壮侗语族读音相近、语义相通的词，试图说明这些词的先喉塞音，精清读为t、th，和透定读为h等，是受壮侗语族影响的，而且认为这些底层现象应该是上古到中古之间先后形成的（注：李如龙《关于东南方言的“底层”研究》，第38届国际汉藏语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中国厦门，2005。）。这一发现，是有学术价值的，反映了作者对语言的敏锐性，它提示人们去思考早期汉语东南方言与壮侗语族的接触关系。进一步要做的是，所揭示的“底层”现象究竟是不是少数民族语言，还需要做耐心的求证。必须看到，早期的语言接触关系距今久远，加上遗留下来的成分有限，在底层词的认定上，很难确立有说服力的对应。这似乎成了一个不好解决的难题。但不管怎样，随着视野的扩大，研究的深入，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总会不断逼近真理。
语言接触研究大有可为，预计它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不断显示出其重要地位，并逐渐发展成为语言学的一门新学科——语言接触学。以上是我们对语言接触研究的初步体会，很不成熟，仅供同仁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