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起因论文,中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苏关系，经历过“蜜月”时期，也有过“严冬”的历史。然而，正是在“蜜月”时期，就已经隐藏着不和谐的因素。
一、民族传统、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经历了从友好合作到逐步疏远的过程。即使是在友好合作的时期，也潜伏并积累着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因素。
这首先是两国在文化和历史背景上存在的巨大差异造成的。苏联的前身俄罗斯，是一个领土扩张野心很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它是主要的获利国之一。中国则深受其害，中国人民心灵上的创伤是深刻的。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理好国家关系，这在当时是一个新课题。
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理论中，还没有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如何正确处理民族传统的差异和国家利益的问题作过具体的论述。长期以来，斯大林把苏联的国家利益置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之上，并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都要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谁要是过分强调本民族的特殊性，强调本国的国家利益，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大不敬”，就是民族主义。而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恰好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民族传统的道路基础之上的。这就对斯大林的意志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
早在中国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得到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很大帮助，同时也深受斯大林干涉之苦。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违背斯大林的意愿取得的。”斯大林则认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是“麦淇淋式的共产主义”，并且怀疑毛泽东是第二个“铁托”。
这种基于民族传统和革命道路的巨大差异，体现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不同理解。这种理解上的差异，在斯大林时期还没有表面化，到了赫鲁晓夫执政以后，就逐渐暴露出来。
促使中苏两国在1949年10月以后走到一起，结成同盟友好关系的，是共同的战略利益。
中苏结盟，是在共同面对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阵营实行冷战战略的形势下，两国领导人进行的一次战略选择。新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遏制和封锁，决定实行“一边倒”的方针，作为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斯大林也乐于看到苏联的东方安全又多了一个辽阔的屏障，美苏之间确定的战后雅尔塔体系，在苏联不需要为此负任何责任的情况下，被中国共产党人在东方打开了一个缺口。因此，尽管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精神准备不足，对毛泽东心有疑虑，但是仍然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既成事实，并以迎接胜利者的姿态接待了刘少奇、毛泽东的先后来访。斯大林在同中国结盟的同时，也默认了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相对独立的地位，并把中长铁路和旅顺军港等归还中国。这种做法，在苏联处理它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是很特殊的。
从此，中国作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东方大国出现，并成为苏联在亚洲的主要同盟者。这种关系，通过中国抗美援朝，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中苏关系也因此进入了最好的发展时期。那些历史上的恩恩怨怨，以及彼此之间的不满意，也暂时被掩盖起来。
应当说，中苏两国结盟，把共同的战略利益放在首位，而将巨大的民族差异和不信任搁置一旁，双方主要决策人的考虑，都是相当冷静而实际的。
中苏结盟，对当时的国际局势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大大地加重了苏联同西方阵营打交道的筹码，极大地增加了苏联在应付冷战对峙中的回旋余地。可以说，中苏结盟给苏联带来的战略利益，远远超过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任何一国。同时，中国也得到苏联的巨大物质援助和技术帮助，并得到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支持。这对中国打破西方封锁，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加速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执政后的一段时间。应当说，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之间消除了一些隔阂，一度变得比较平等，更加紧密了。这种关系迅速发展，在1957年达到了顶点。
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的迅速改善，得益于两国各自内政和外交政策的调整。在内政方面，以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为标志，两国都试图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开始探索新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对外政策方面，苏联开始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希望改善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关系，同时争取同美国等西方国家达成一定的缓和。在这两方面，赫鲁晓夫都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配合。同时，中国从朝鲜战争结束后，也开始了为国内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努力。这样，中苏两党两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协调一致，为中苏关系的迅速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可以说，这种关系的发展是全方位的。
衰由盛始。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苏之间在原先隔阂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隔阂和不和谐，为日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争论和两国关系的破裂，埋下了隐患。
二、和谐中的裂痕
这些新的隔阂和不和谐，主要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归纳起来有三大分歧，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
斯大林问题，起因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毛泽东对此“一则以喜，一则以忧”。他后来说：“批评斯大林这个事情怎么看法？我看也有两重性。揭露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使人解放，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因为揭的办法不对，没有好好分析，一棍子打死。这样的办法，在几个月里，引起世界的几次大风潮，后来又引起波匈事件，所以有它的错误。”因此，在他主持下，先后起草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分别在1956年4月5日和12月29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这是斯大林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不指名地公开表明同苏共中央的不同意见。
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苏联同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症结，中国也深受其害。这个问题，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改观。1956年下半年发生的波兰事件，就是这种矛盾的一次总爆发。
这年10月19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准备对波兰动用武力、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讨论波兰问题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议的信件。在同尤金的会见中，毛泽东表示：如果苏联不动用武力，也不召开国际会议谴责波兰，而同意用和平方式解决苏波分歧，中共同意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共商谈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天，毛泽东还约见波兰驻华大使基里洛克，把这个答复通报给了波兰领导人。（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61-62页。）10月23日至31日，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同苏共中央领导人商谈解决波兰问题。会谈中，刘少奇向苏共中央领导人转达了毛泽东关于苏联同东欧各国关系的建议：对东欧各国政治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搞；在军事上，征求他们的意见，问他们是否要华约，是否要驻军，或者是要华约但苏联撤军，敌人进攻时再去。赫鲁晓夫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7月版，第62页。）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过去的错误，表示了改善相互关系的愿望。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了支持苏联政府声明的声明。
波兰事件结束后，毛泽东在10月31日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提出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并认为赫鲁晓夫提出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没有提出本质的问题。要反对主张沙文主义的个人崇拜，要反对个人专制和个人独裁的个人崇拜。只说反对个人崇拜，不能解决问题”。（注：毛泽东会见波兰大使基里洛克的谈话，1956年10月31日。）
应当说，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问题上，通过波兰事件，中共赢得了兄弟党的尊重。这是长期处于“老大哥”中心地位的苏联领导人所不愿意看到的。中国领导人希望苏联领导人从此放弃大国沙文主义，同社会主义各国平等相处，尊重别国的主权和战略利益，日后证明，这种希望落了空。
苏联争取同美国缓和的战略，是在苏共二十大上确定下来的，表示出苏联急于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建设问题的迫切愿望。这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也在国内建设上，也在奉行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方针。两国没有在战略目标上表现出根本的分歧。但是，从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开始，两国在缓和战略上的不协调，日趋表面化。
从1957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反复论述他对国际局势得出的一个新的基本判断：“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局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注：毛泽东在莫斯科六十四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从这个基本判断出发，在战略态势上，毛泽东重申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在战争问题上，他提出要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与此相关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问题。苏联从缓和同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的需要出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突出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毛泽东则从加强对美斗争的考虑出发，强调要同时承认存在和平过渡和非和平过渡这两种可能性，强调要有议会斗争和群众革命斗争两手准备。1957年10月29日，他在第二次访苏前夕，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把这些意见转告赫鲁晓夫，提请苏共中央在起草莫斯科宣言时考虑。在中共代表团和苏共代表团共同起草莫斯科宣言的过程中，最大的意见分歧，就是关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考虑到苏共方面一再提出希望能和苏共二十大的提法相衔接，中共代表团作了适当的让步，同时又在11月10日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备忘录性质的《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表明了中共方面的原则立场。
这样，从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开始，中苏之间围绕苏美缓和这个核心问题，在国际战略的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意见分歧。只是由于这一时期，苏联在缓和战略上还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问题上还保持着大体一致的看法，中苏两党两国才能够互相有所忍让和克制，才达成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中国对苏联持内紧外松的态度，对苏共既有批评，又维护其中心地位；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外都需要中国的支持，虽然心怀不满，但却隐忍不发。毛泽东第二次访苏，中苏两党的相互态度，就是这一关系典型的代表。
在1957年间，毛泽东多次说过，中国在世界上要搞好三方面的团结，而苏联是第一位的。他说：“巩固同苏联的团结，巩固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基本利益所在。再就是亚非国家以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当巩固和发展同它们的团结。有了这两种力量的团结，我们就不孤立了。至于帝国主义国家，我们也要团结那里的人民，并且争取同那些国家和平共处，做些生意，制止可能发生的战争，但是决不可以对他们怀抱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84-285页。）他还把这些称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288页。）
三、战略利益；从一致到破裂
1958年以后，随着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分歧不断加深，中苏两国在战略利益上的巨大差距日益暴露。双方都改变了在两国关系上的忍让和克制态度，从内紧外松逐步升级，直到矛盾公开化。
1958年，毛泽东在国内政策上进一步“左”倾，发动了以“超英赶美”为目标的“大跃进”运动。他的目标，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要证明社会主义阵营优越于西方阵营，“东风压倒西风”；另一方面，也要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优越于苏联的建设道路，“学生超过先生”，“后来者居上”。后者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在赫鲁晓夫看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援助。他不能容忍中国对苏联“老大哥”地位的挑战，更不相信中国能够在没有苏联的援助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苏联希望中国纳入它的经济轨道，遵从它的经济分工，中国则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这是导致中苏两国从结盟走向破裂的经济原因。
1958年对于中苏关系来说，是发生逆转的关键性一年。首先发生的争执，是由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问题引起的。
苏联提出的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首先伤害了中国的民族感情。在中国已经取得独立以后，中国领导人决不允许外国军队在中国驻扎。这在中国领导人看来，是一个政治问题。除此之外，在问题背后，还隐藏着中苏两国战略利益的矛盾。
苏联的主要目的，是不希望中国搞自己的核武器，而是像华约成员国那样靠它提供“核保护伞”。从客观的角度讲，苏联此意，会使中国更深地卷入苏美之间的战略抗衡，甚至成为亚洲的“华约”国家，而削弱中国独立自主的战略地位。这正是中国领导人所尽力避免的。尽管中苏之间存在着同盟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决不能以损害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为代价。事实上，从缔结《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之日起，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就一直在谋求同苏联建立一种平等的盟友关系，而不是一种战略上的附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领导人从自己的战略需要出发，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引起中国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就是不难理解的了。它证实了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判断：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中国并没有取得平等的地位，它的主权和战略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它的发展自己的核武器的努力并没有得到苏联的真心支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8年8月至9月，围绕中国炮击金门，中苏两国更增加了战略上的不信任。
金门炮战，起因于美国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为了动摇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向全世界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也打击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发起金门炮战。这实际上是一场政治战，外交战。在炮战发起之前，毛泽东提出了“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的策略。（注：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1958年8月18日。）炮战中，美国政府迫于压力，于9月15日恢复了中美两国大使级华沙会谈。随后，毛泽东又利用美蒋在美国准备从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脱身问题上的矛盾，提出“绞索政策”，在美台矛盾中打入了一个“楔子”。通过这次较量，毛泽东进一步印证了关于国际局势的新判断，并得出几个结论：第一，美国用紧张局势威胁各国人民，实际上，紧张局势对世界人民更有利；第二，谁怕谁多一点？是美国怕我们多一点，而不是相反；第三，对美斗争中采取针锋相对的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注：《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353页。）”
鉴于刚刚发生过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争执，也由于得到了中国方面不拉苏联“下水”的承诺（注：杨胜群、田松年主编：《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49-196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303页。），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金门炮战中，一直采取克制和谨慎配合的态度。9月6日，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在北京同周恩来进行了会谈，对中方的立场和措施表示赞同。（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167页。）9月7日，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智态度，把美国舰队从台湾海峡撤离，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和利益。（注：《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这对美国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但是，这种表面的一致，并不能掩盖隐藏在深层次里的严重分歧。在急于缓和苏美关系的苏联领导人看来，金门炮战实际上是在破坏苏联的缓和战略，“实际上正好迎合了美国好战集团破坏苏联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方针的意图。北京打算借助这种行动来激化苏美关系，并利用苏中条约这部机器把冲突扩大为远东的军事对抗”。（注：[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著：《苏中关系(1945-1980)》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4月版，第143页。）同时，中国领导人没有依照惯例，把炮击金门的计划事先向苏联领导人通报，也引起苏联方面的不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苏两国在战略问题上的互相不信任，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进入1959年，这种不信任进一步发展，两国逐步由相互怀疑走向关系破裂。
1959年初，苏共召开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明确了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为核心的对美缓和战略，并主动改变了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的提法。不过，这种改变，并不意味着苏联主动放弃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全面控制，实际上是配合缓和战略而运用的一种策略。赫鲁晓夫还敦促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苏美首脑会晤，争取在核裁军和柏林等问题上达成妥协。这和中国领导人的战略方针和战略目标，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更为严重的是，中国领导人没有也不可能说服苏联领导人放弃既定的国际战略路线，而赫鲁晓夫又下决心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强烈反对和实际利益，强硬地推行自己的国际战略，并对中国施压，由此导致了一系列损害中国战略利益的严重事件。中苏的盟友关系和战略合作关系终于破裂。
第一个严重事件，是这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拒绝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1957年，苏联领导人曾经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两国政府在同年10月15日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以后，苏联一直借故拖延不履行协定。在1959年6月20日的信中，又以苏联正在和美国等西方国家谈判达成禁止核试验的协议、赫鲁晓夫正在准备同艾森豪威尔会晤为由，提出暂缓提供，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同时，苏联专家也借口回国休假，一去不复返。（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21、23页。）这些做法表明，为了实现同美国缓和的战略，赫鲁晓夫决心在同盟关系上和中国拉开距离，以消除西方对他的疑虑。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6月20日来信作了研究，决定“不理赫鲁晓夫那一套，我们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7月，周恩来向负责这项工作的宋任穷传达了这个决定。（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第36、565页。）中国领导人由此得出一个刻骨铭心的教训：在关系战略全局的尖端技术和核心技术上，中国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
另一个严重事件，是这年9月9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
从1959年3月起，中印边境纠纷逐步升级。印度政府坚持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印中国界，并在8月25日发生了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就在中印两国政府为此进行交涉的时候，苏联不顾中国领导人的反对，提前一天将塔斯社声明公诸于众。在中苏两国存在同盟关系的情况下，这个声明表明苏联政府不支持中国的立场，也就在实际上助长了印度政府的领土要求。中印边境纠纷变得更加复杂化了。
这两个严重的事件，都发生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一方面，使得苏联在西方国家的眼里，的确同“好战”的中国拉开了距离，为赫鲁晓夫访美铺平了道路；另一方面，又极大地损害了中苏同盟，成为中苏关系破裂的关键一步。中国政府认为：“苏共领导撕毁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和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这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创造所谓‘戴维营精神’，送给艾森豪威尔的见面礼”。（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第71页。）
1959年9月25日至27日，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总统山地别墅戴维营举行非正式会谈。这是赫鲁晓夫执政后，苏美两国首脑的第一次会晤。戴维营会谈涉及了广泛的国际问题，但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赫鲁晓夫认为：“这次会晤使得有可能保证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以及整个国际局势中出现会使各国人民免于新战争的恐惧的历史转折点。”并对“戴维营精神”大加宣传。随后，又积极为召开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巴黎会议作准备。
中国，是赫鲁晓夫戴维营会晤以后的第一站。9月20日至10月4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同毛泽东等举行多次会谈。双方谈得很不愉快。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是要劝说中国领导人放弃“冒险主义”路线，而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这个目的当然不可能实现。他在中国政府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还告诫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回国途中，还发表了一些攻击中国领导人的言论。这些举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又恰好是苏共领导人不惜破裂中苏关系，取悦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投降主义”行为。由此引出了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
此外，赫鲁晓夫还对中国的国内政策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不过是俄国原始公社的翻版，是一种幼稚的空想。同时，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还面临着彭德怀对他的批评。这更加深了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戒备和反感。
这样，到了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开始走向破裂，两国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战略利益上的严重分歧日益表面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革命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对问题的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于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虽然苏联在谋求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缓和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从长远看，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在战略利益上受到伤害的决不仅仅是中国。1960年5月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事件，以及巴黎最高级会议流产，就是证明。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谋求缓和是必要的。各国维护和谋求各自的战略利益，也是正常的。但是，一个国家在最大限度地维护和谋求自己的战略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别国的战略利益，更不能利用自己的战略优势，在别国需要物质的和道义的援助时，把这种要求作为要挟别国作出牺牲、同自己保持战略上的一致的筹码。
四、中苏论战的序幕：从战略利益冲突到意识形态论争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是由两国战略利益的冲突引起的。这种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很快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
从1960年两党两国关系破裂到1963年中苏论战爆发之前，双方有过四个回合的交锋。第一个回合就是1960年4月中国接连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以及6月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带头对中共代表团围攻。其结果是两党关系恶化导致国家关系破裂。
《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表面上是指责南斯拉夫，实际上是对苏共二十大以来的国际路线及其理论提出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批评，已经不仅仅是两党交换意见的性质，而带有公开指责的意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苏美首脑戴维营会谈以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的失望心情，也是对赫鲁晓夫指责中国内外政策的回答。
6月，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苏共中央提出，利用这个机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
6月24日至26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召开。21日，苏共代表团将给中共中央的通知广为传布，对中共进行指责。会上，赫鲁晓夫还对中共代表团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在会谈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又在6月26日发表书面声明，阐明自己的观点。指出：“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系列的基本原则上是同赫鲁晓夫同志有分歧的。”“赫鲁晓夫同志的这种态度和这种做法将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第100页。）
中共发表3篇文章和苏共借布加勒斯特会议组织对中共的围攻，使中苏之间在国际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矛盾表面化，并展开了初次交锋。
在中共看来，苏共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这是苏共领导事先预谋的反华大演出，这是粗暴破坏一九五七年宣言关于兄弟党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这是以苏共领导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者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进攻”。（注：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1963年9月6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第74-75页。）在苏共看来，中共发表的3篇文章，“对1957年莫斯科会议宣言中极其重要的理论观点进行了批评”，“采取了兄弟党关系中完全不能容忍的、只能被看成是公开分裂的新行动”。（注：[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著：《苏中关系(1945-1980)》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4月版，第173、174页。）苏联决心对中国采取更加严厉的步骤。
7月，苏联召回援华专家，中断援建项目，借助经济手段在政治上施压。这给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中国的确形成不小的压力。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这件事表明，苏共领导把中苏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了。
当时，中共的反映是低调的。苏联撤走专家的通知传来，中共中央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在北戴河多次召开会议，估计由此造成的损失，研究对策和补救措施。在此前后，还通过多种方式向党内外通报情况，作好思想准备。
6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一些部门的负责人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周恩来介绍了中苏两党存在的若干原则分歧：一、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和战争的根源；二、关于裁军问题；三、关于和平共处；四、关于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25页。）
7月中旬，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托，在北戴河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的长篇报告。虽然是讲历史，但是联系到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这篇报告是意味深长的。（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31-333页。）
8月24日，周恩来还在民主同盟等6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苏共二十大以来的中苏关系的报告。随后，还要求各省市向民主人士介绍中苏关系问题。（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42、344页。）
这时，中共中央的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当时认为，赫鲁晓夫的错误是部分性质的。他们还是反帝国主义，搞社会主义，讲国际主义的。两党的争论是属于马列主义原则性的，但从整体来说，仍属于部分性质，两党两国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轨道。头脑要冷静，不能忘记帝国主义这个主要敌人。中苏的争执问题，要从最坏的方面想，争取最好的，估计有五种可能：宣传上的封锁、分裂、颠覆、威胁、帝国主义利用挑起战争。我们的旗帜是马列主义，口号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340、342页。）
本着这样的精神，9月10日，中共中央致信苏共中央，对6月21日苏共中央来信作了答复，并提出了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五点建议。（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3月版，第104-105页。）
第二个回合，是第二次莫斯科会议和为此而举行的中苏两党会谈。双方为恢复两党关系和国家关系作了最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同年11月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是继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前，中苏两党在10月举行会谈，共同商讨起草第二个莫斯科宣言。两党会谈以及召开莫斯科会议的过程中，尽管争吵很厉害，但是双方都作了必要的让步，取得了比较接近的看法。两党两国的关系，开始有所缓和。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之前。
促成这种局面的一个客观原因，是1960年5月，接连发生了美国U-2飞机入侵苏联领空和苏、美、英、法四国巴黎首脑会晤流产两个重要事件，苏联同西方的关系重新紧张，赫鲁晓夫的缓和战略受挫。同西方关系紧张，又使苏联领导人重新考虑同中国完全闹翻的严重后果，对中国不能不有所让步。
而在中国领导人的眼里，赫鲁晓夫对美态度重新强硬起来，证明先前的判断和估计是正确的，两党两国在反帝问题上还有战略利益一致的方面。中国领导人希望，赫鲁晓夫能够从中吸取教训，重新回到与中国保持同盟关系的轨道上来。同时，通过这一阶段的争论，中国领导人也总结出一条经验：“在解决兄弟党分歧的时候，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坚持团结，是完全必要的。”这条经验，对日后中苏论战中中国方面采取的策略原则，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1961年初，肯尼迪就任美国总统，开始调整对苏战略，赫鲁晓夫作出积极反应。同年6月2日至3日，赫鲁晓夫在维也纳同肯尼迪举行了会议。这是戴维营会晤以后，苏美两国首脑的第二次会晤。这以后，苏美间的对抗竞争继续发展，高层对话协商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种背景下，中苏发生了第三个回合的争论，使两党在前一阶段的努力归于失败。
1961年10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承和发展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之外，又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的党”。
这时，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暴露得比较充分。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中国是实行这些纲领和路线的最大障碍。中国领导人则认为，“这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破坏了两次莫斯科会议达成的原则。这些对立的观点，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表现出来。
在苏共二十二大上，苏共领导人采取“打阿射华”的手法，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实际批评中国。中国认为这是“开创了利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公开攻击兄弟党的恶劣先例”。
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是周恩来。中共代表团赴会的方针是，“除致贺外，还准备强调团结，强调反帝”。（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440页。）10月19日，周恩来在大会上讲话，表示：“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不公平的片面的指责，是无助于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在会下同胡志明、金日成交换意见时，周恩来还提出兄弟党关系应该遵循的三条原则：一，对敌斗争一致，互相支持；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干涉；三，保持内部团结，兄弟党间的内部事务在内部解决，不能向敌人暴露。
10月22日，周恩来还同赫鲁晓夫、科兹洛夫、米高扬、安德罗波夫等进行了长达9小时的会谈，就苏阿关系、苏共二十大等问题，详细阐明中国的看法。苏联方面不接受中方的意见，双方谈得很不愉快。经中共中央同意，23日晚，周恩来提前回国，指定彭真代理中共代表团团长，继续参加会议。24日，周恩来抵达首都机场，受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中央最高领导层的全体迎接。中国以这种方式迎接周恩来，表示出对苏共二十二大的强烈不满。
对此前后，中共中央确定了对苏的总方针：“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注：转引自对外文委给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1961年10月。）
1962年，对于中国来说是多事之年。而苏联在这一年对中国施加的压力，犹如雪上加霜。
这一年，在中苏关系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使两国关系骤然紧张起来。一是4月至5月间的中国新疆伊犁事件，数万中国公民跑到苏联境内。苏联驻伊犁领事馆深深地卷入了这个事件，最终导致了两国领事关系的中断。二是8月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将同美国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这时，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离试爆时间只有两年。这件事，显露出苏联通过牺牲中国换取同美国结成核伙伴关系的用心。
另外，10月，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表现，也使中国领导人大失所望。中方认为，苏联领导人在这场危机中，先是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随后又犯了投降主义错误。苏联对美国强硬的立场，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这场危机是苏美两国之间的一次核赌博，也是对各自的核战争理论的一次检验。在危机中，双方剑拔弩张，都深刻体验了面临核战争边缘的震撼。这个事件，成为苏美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双方都在核讹诈问题上持谨慎态度，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谋求缓和。同时，又设法限制别国拥有核武器，以保持两国的核垄断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更加下决心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甚至到了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来讨好美国的地步。
这一年，两党来往信件开始采取公开信的方式，从交换意见演变为公开论争。11月起，苏联加大了攻击中国的力度，接连发表讲话和文章，中国方面也发表七篇文章进行反驳。（注：这7篇文章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这是中苏论战前的第四次交锋，也是最后一个回合。
至此，中苏关系朝着无可挽回的方向，迅速恶化下去。中苏大论战的发生，只是时间问题。
纵观中苏关系从结盟到破裂的历史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中苏两国在结盟之前，已经有一些恩恩怨怨。这里面，既有沙俄侵略掠夺中国造成的民族创伤，也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错误干涉产生的两党裂痕。同时，两党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上，也存在一些差异。
二、推动中苏两国结盟的，首先是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冷战压力而形成的共同的战略利益。同时，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因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三、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比较平等的基础上，一度有所发展，并在1957年达到顶点。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又产生了新的不和谐的因素。
四、1958年“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事件，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从此，两党两国在战略利益和内外政策上的分歧日益发展，展开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是导致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迅速恶化的根本原因。
五、从1960年中国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组织围攻中共代表团开始，双方在战略利益上和内外政策上的分歧，很快演变成意识形态方面的论争，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双方（特别是中国方面）都为挽回关系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两党两国关系仍然朝着恶化的方向发展，到了1963年上半年达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六、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总的趋势是不断恶化，但在一定时期也曾经有所改善。这种改善，除了双方为挽回关系作过最大的努力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还受到苏美关系的影响和制约。当苏美关系紧张，对抗居于主导地位时，中苏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也随之成为主导的方面，两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就暂时得到控制，当苏美关系缓和，妥协居于主导地位时，中苏之间战略利益的冲突就变为主导方面，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随之突现出来。这是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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