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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时值尚新务实的变革时代，人们走出精神崇拜和禁欲主义的庙堂，一头扎进物质崇拜和纵欲主义的海洋，关注的大多是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现实问题和有关的知识，而非某种业已逝去的过去和涉及终极意义的遥远目标。一些需要长期智能和技能训练的传统学科主要由于不能给人带来确定的“名利”收入，苦心钻研的投入与物质收益的回报远不能达到有机的统一，尤其在与其它应用学科比较下情况更是如此，因而纷纷遇到严重的挑战，专门以研究过去为己任的历史学自然在劫难逃，呈现出明显的危机征象。
首先，社会表现出对历史学的普遍怀疑甚至轻视。第一志愿报考历史学专业的高中学生为数很少，多数以第二志愿或非纯粹志愿入学的学生带着困惑和无奈进入史学殿堂，入校两三年也未能解决专业思想问题。而大四年级一到，学生们便惶惶不可终日，四处求职，八方碰壁。一些用人单位在拒绝学生的要求的同时，往往要捎带一句近乎残忍的话：“学历史的在我们这儿没用。”等待毕业生的主要是至今仍未变成最受人羡慕的职业——中学教师。面对狭窄的就业渠道和重利的社会现实，他们面壁多年掌握的一大堆概念、史实和治史的技能不能为他们的职业竞争提供多少帮助，相反却受到社会的怀疑和冷落，他们有理由对自己的专业感到失望，向教师尖锐地提出：“历史有什么用？”
已确定了个人职业方向的硕、博士生的情况并不比本科生好多少。史学无用的悲观情绪在研究生中盛行，入学的目的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对二次工作分配的期待，因此毕业时的就业选择自然不以学术条件的优劣为指南。从本科阶段对历史价值持怀疑态度发展到对学科价值予以否定的研究生也大有人在。
也许对我国史学的未来命运更具负面影响的是大学历史专业学生的质量。中学的拔尖学生几乎完全被重点理工科和外经、外贸、金融等实用文科所吸纳。几年来中国对外经贸大学本科录取分数与北大相同甚至略高，而重点综合大学历史专业的录取分数则要低几个分数段，甚而有时低上百分左右。这是整个社会价值趋向的一个缩影，将对未来几十年中国史学能否出较高水平的成果与人才以直接的负面影响。
其次，专业历史工作者队伍的职业信念出现出较大面积的动摇。一些大学的历史系为了生存不得不改头换面，甚至被取消，教师抄起他们并不熟谙的专业，强颜做笑去讨好市场。坚守山头的大多数系、所，也抵挡不住商品的进攻，很不情愿地在自己的神圣阵地上辟出一块“经济开发区”，挖空心思做一些与历史学风马牛不相及的生意，挣上一点小钱以改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生活，稳定教学和科研队伍。更令人悲怆的是众多历史系（包括一些出色的历史系）为了生存不得不设立一些不伦不类的时髦专业，如对外经贸、旅游文化、涉外事务等专业，占去本来有限的历史专业招生配额和教师深化专业所必需的时间及精力，教学质量当然要打很大的折扣。
专业队伍的动摇不仅在于专业集团外表的变化，而且体现于众所周知的人员流失。仍在队伍中的人人心也很不稳定，特别是中青年成员。假如对这部分代表中国史学未来希望的人员做一个抽样调查，设计问题为：“你如果有第二次专业选择的机会，是否会选择历史专业？”“你是否愿意你的子女从事历史学研究？”大多数答案将是否定的。只要看一看目前新老专业历史工作者对子女专业选择的建议及其子女的实际就业取向便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当然不能用职业性厌倦导致“城里”的人希望向“城外”跑来解释。毕竟，就一般人而言，必须首先有吃、有穿、有住、有一块安放书桌的稳定之地，才能转而全身心地拥抱学术。作为史学危机的一种反映，近年来史学工作者为史学辩护的文章屡见报刊，但言者谆谆，听者渺渺，堂吉柯德的臂膀挡不住物欲乃至生存“风车”的旋转。一些悲观主义者竟在报刊上发出历史学为夕阳学科的哀鸣，似乎连生存权都成了问题。一向被统治者和社会重视的历史学在我国竟陷入如此的困境，并且目前还看不到否极泰来的转机，人们当然要求对历史在改革开放时代的价值论问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
二
历史无用论并非中国的土产，高度市场化的西方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提出过类似问题，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1〕。历史既不能吃， 也不能穿，更不能使人日进斗金，一夜成为爆发户，在近利者眼里它当然毫无用处。美国亿万富翁亨利·福特曾轻蔑地称历史不过是“一张睡铺”（a bunk）〔2〕， 这应是外国的知识圈外人对史学不敬的最尖酸刻薄的评定。相形之下，目前一些国人对历史学的批评要算是客气的了。
在学术界内部，历史学也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怀疑和指责，比如：中古后期的法国著名数学家笛卡尔便忧心忡忡地指出对过去的关心会导致对现在的漠视；启蒙运动的旗手、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伏尔泰以一个内行人的口吻说过历史只是“我们在死人身上玩弄的一堆把戏”〔3〕。
进入19世纪，对历史的批评力度加强。黑格尔是思想史上极为少见的具有极强历史感的大哲人，但他却对传统的历史价值观进行了十分有力的批判。他完全否定建筑在人性不变论和循环论基础上的反历史的历史价值观，认为历史经验教训对于现实并无指导和参照意义。其立论的基本依据是历史永恒的可变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特定情况，没有一般原则和相同条件下的记忆会帮助人们解决现实问题，因为苍白的记忆会无力面对现实的活力和自由。他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指出：“人们惯以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靠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每个时代都有它特殊的环境，都具有一种个别的情况，使它的举动行事不得不全由自己来考虑、自己来决定。当重大事变纷乘交迫的时候，一般的笼统的法则，毫无裨益。”〔4〕
德国反传统的哲学大家尼采也没放过历史学，得出与黑格尔相同的结论。他认为，伟大的行动无须模仿过去的范例，而只有在一种非历史的、反历史的气氛中才能展开；行动者在行动时不得不忘掉过去，否则他就会被犹豫束缚住手脚；为了能够行动，行动者必须不公正地对待过去，把创造新的未来视作他仅有的权力〔5〕。这样， 历史和现实就变成了两个泾渭分明、截然对立的范畴，现实只有和历史决裂、踏在历史的废墟上才能获得伟大的进步。
现代相对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人物、意大利学者克罗齐对此加以进一步论证，认为“现实并不从历史中寻求教他做什么的教训，而仅仅是寻求他已做了什么的评判”〔6〕。在这里， 历史不再与现实有直接关系，而是变成了事后诸葛亮。
众所周知，价值是从人们对满足自身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历史作为一门古老的知识学科能够存续并发展到现在，当然是因为它能满足人们的世代需要，它本身也因此积累起丰富的自我价值的评估成就，构成当代史学本体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归纳中外传统的历史价值观，基本是取鉴经世、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功能和疏通知远的思维修养功能。特别是前者，决定了现代以前的中外统治者对历史的重视，也决定了政治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史学主流的特征。历史书是中外君主的政治教科书，同时具有论证其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功能，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价值更实用呢？
然而，传统的价值观建立在变化迟缓和一家一姓统治的农耕社会基础之上，人性看上去不变，历史经验和教训因此对现实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近代以前的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波里比乌、马基雅维里等）在解释历史的重要价值时都是这样看待问题的。但当变动迅速和专业化极强的现代社会出现之后，人性已证明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价值解释相形之下便显得过于笼统和僵化，失去了可操作性，因而也似乎失去了可靠性。比如，现代社会远较过去复杂，而现代的执政者却任期有限，他优先考虑的不是个人江山的长期稳固并进而传诸子孙万代的大事，而是在自己任期内做出可见的政绩。对他们来说，需要的主要不是《资治通鉴》和《君主论》中的个人统治术，而是新兴的现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外经贸等专门化的管理知识。史学的功能或价值因此为其他学科一点一滴地蚕食，社会的领导层似乎不学历史也能胜任的现象和有关的社会舆论也随之而生；加之历史经验确已反复证明，许多统治者无论多么饱学历史，却并不能保证自己在历史实践中的失败，现实利益显然较历史更有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与前资本主义时代以及资本主义时代早期的情况相比，历史知识在现代政治中所起的作用确实大大降低了，史学在林立的社会科学门类中也不再占有过去那样显赫的地位。
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明黑格尔等人的历史价值否定论的合理。因为我们还看到，在现代经济发达和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中，社会具有比先前更普遍的历史意识，历史遗迹得到空前的保护，历史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受到空前的重视，无论专业还是业余的史学著作和刊物较任何时期的数量都多。历史学在这些国家伴随着不断的怀疑和批评，仍然在发展进步，在日益庞大的社会科学体系中牢固地保持着基础学科的地位。而且西方大、中学乃至小学迄今仍把历史作为必修课，因而为大中小学以及人文研究机构培训史学人才的历史系也没有因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改名换姓，继续在高等教育中扮演其它知识学科不能取代的角色。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呢？
笔者以为，其原因在于客观历史和认识的历史的不可分割性，在于历史与现实、未来三者之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客观历史的价值，恐怕没有人怀疑。人生活在客观历史当中并以自己的活动创造客观的历史，其活动的价值最终要受到自己创造物的检验。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也就是说历史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客观的历史是通过认识的历史才被后人获知的，没有认识的历史或者记忆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对后人来说实际上等于零。所以，认识的历史扮演着人类活动的记忆者和回忆者的角色，是人类认识自身发展轨迹的唯一中介。
否定历史对现实作用者的重要理论依据是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和人类社会永无休止的发展变化，造成历史经验与客观现实的错位，因此经验都是一次性的，不能归纳出一般，更不能抽象出定理或规律。这种把现实与历史割裂开来的方法突出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勇于创新精神，有着明显合理的一面，较我国目前的以实用为基点的历史无用论要深刻许多。
诚然，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划等号并因而认为现实中的每一个问题都会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是错误的。同一意味着没有差别，过去和现在怎么会毫无差别呢？所以，古典西方史家和古代中国史家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循环思想以及与此紧密相联的历史经验的绝对有效性的认识显然有违于客观实际，但这一错误并不是由于他们愚蠢，而是由于变化迟缓的农耕社会在他们心目中造成的错觉。历史本身已经反复证明历史和现实确有不同之处，否则就不会有不同时代的特殊性，不会有人类的创造活动和持续的进步，这一点在物质文明领域特别明显。
然而历史经验同时也无数次地证明，存在特殊并不等于只有特殊。历史和现实虽有相异的一面，但还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会因现实发展变化之速便成为截然不同的异物。这种相似性就是共性和一般。当我们在阅读历史书籍的时候，常常会感到书中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局乃至个人的品性与现实中的某些人物的行为和事件的演变如出一辙，其因便在这里。以历史上的改革为例，形形色色的改革虽发生在不同时间和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历史形势和社会力量对比，但总是因为旧制不再适应现实的需要而引起体制操作者根据社会各个集团的利益所在对之进行的渐进调整和置换；如果这种变革是由体制外的人进行的，并且采取推翻旧制的暴力行动，则上升为革命。再如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相隔2000年左右，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却都起源于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争霸斗争，在运动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方向也有一定的确定性。所以古代和近现代改革与战争的一般经验仍然是当代政治家、军事家对同类事物认识的源泉。
割裂历史与现实之间关系的做法实际上是中世纪将个别和一般对立起来的唯名论的翻版，本身即是一种一般性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性既变又不变，现实总是在不可避免地重复历史。这种重复突出表现在：尽管人类的物质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当然也是在先前基础上的改变），但人们在精神方面的追求，在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所要实现的基本目标却很难说发生了根本变化。无论不同历史时期的人对本时代的社会生活取何种方式，有多少个人的欲望和目标，都总有一些基本的价值追求，如对人的生存权利的维护，对人的尊严和民族共同体尊严的捍卫，对美好社会与生活的向往，对真理、正义、自由、平等和民主等问题的探讨和努力，或者对物质财产、权力、声望等名利的觊觎，并因而在人际关系中产生共同的对真诚、勇敢、忠实、互助、守信、忘我等人文精神的渴望和尊敬，对虚伪、怯懦、背叛、自私、失信等品质的指责和鄙夷。这是一些超越时代的历史主题，从古至今不知耗尽了人类多少时间、精力和生命，创造出多少相似的正反面经验和范例，至今仍然困扰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
由于这类体现历史联系和共性的重复性主题和重复性活动的存在，现实与历史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起来，现在的人并不会因为过去没有电视、冰箱、飞机、火箭便和自己的祖先完全失去共同关心的话题，将来的人也不会因现在的人只有飞船、汽车、电脑、录相而指责他们的前人愚蠢落后。不同时代的人从成文的历史中，从前人留下的其它典籍和文物中不断和过去的人进行对话和交谈，而且这绝不是不平等的对话。今人在这些主题上的认识未必超过古人，这正是今人不断引用前人言论、研究前人认识的原因所在。所以，过去的人拨动的琴弦，特别是关于社会意识和人生信念的旋律，始终能在现在的人心中引起共鸣，过去的生命也因此能够持续活在现实生活当中。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这种紧密的关系，把过去的人与现在的人牢固地连接在一起。
然而，现实与过去并不只是继承关系，还是发展关系。现实对过去的继承表现为对现实从何处来、目前所处位置的识别需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确认自己将来的何去何从，以解决人对自己生存、归宿、命运的焦虑。我们看到，历史上的每一种对人类社会变迁和社会前景的预测除了以神秘力量为依据外，都把历史作为其立论的出发点。从维柯、孟德斯鸠、卢梭、赫尔德、康德、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施本格勒、汤因比等等，无一不如此。所以，历史与现实、现实和将来永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继续，未来是现实的延伸。割断历史，只有现实，等于失去现实的起点及其发展的希望，现实和未来也就无从谈起了。
历史和现实、未来三位一体的关系还可以通过人们在采取行动前后的心理活动表现出来。
人在进行有意识的活动时（下意识行动除外）大体上都要经过如下一些思维过程：确定目标，对目标进行可行性评估，选择达到目标的方法，产生展开行动的冲动。每一过程均需要判断，而判断完成之前的思考只能在比较中进行。同什么比较？除了过去，即现成的直接和间接经验，既定的常规和定式，也就是历史的参照物，没有任何其它替代物。因为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即使是那些历史上不时见到的妄图随意创造历史的自大狂，也同样从降临于世就被紧紧包裹在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各种历史条件之中，因此他的判断过程只能是一种思前想后的过程，即诉求历史并再反过来作用现实并进而作用将来的过程。人在现实中的每一次涉及未来的活动，无论是重复还是创新活动，无论他本人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都不可避免地要同历史打交道。我们举目四顾，满眼皆是历史。就是读一张报纸、听一则新闻，只要稍稍越出单纯的概念，如“阿以和谈”、“波黑内战”、“奥林匹克运动会”，“改革开放”等等，立即就会与历史相撞。离开对有关历史的事先认知，这些概念均会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更不会有任何新知。很难想象，没有法国大革命史知识的人会听懂贝多芬，不了解16世纪英国社会、政治史的人能理解沙士比亚。即便是一次特殊的经验，也对人们认知现实世界有启迪和借鉴意义，“一次遭蛇咬，十年怕井绳”就具有一次性经验的意义。就大多数人的日常判断而言，主要是以这类个人的感性或半理性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
三
历史属于精神价值。精神价值并不是含糊不清的东西，完全可以用语言加以具体描述，提请社会对其给予应有的注意。
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同许多人文学科知识一样实现从精神到物质的直接转变，比如我国5000年的文明史就被当作申办奥运的主要依据；历史遗址、古文物、甚至仿古建筑（如金字塔、兵马俑、五花八门的微缩景观）成为一些部门重要的收入来源。至于城市史、建筑史以及洪灾、虫灾、地震、天文史等史学分支学科的研究更是对国计民生有着直接影响。此外，学了历史专业可以去教书、当编辑、到文史部门以及政府机关任职，谋得一个赚不了大钱却有稳定收入的饭碗；普及性的历史著作不仅有很好的社会效益，也对个人有一定的经济实惠。但这不是历史价值的主要方面。历史知识和学问基本是不能转化为商品的，对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无用之用〔7〕，不能用含金量的多少来加以衡量。
由于健全的人离不开判断，判断需要借用历史的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为之提供具有思考价值的参照，因此认识的历史更多地是间接作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比如，现代政治家需要政治学知识，企业家需要经济管理学知识，但这些学科的各种定理、规律、公设等一般性认识都是由政治史和经济史中的具体史实加以说明的，如经济学中关于通货膨胀和就业的理论必然要提及本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历史在这里表现为这些学科的材料乃至部分观点之源。
基于同样的理由，历史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各学科入门的向导、一切新知的起点。了解一门学科，最好的办法是阅读该学科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如科技史、数学史、物理学史、医学史、哲学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学史、音乐史、美术史等等。如果一门学科的研究者没有本学科的历史知识，他将不成其为研究者，因为他对自己的研究缺乏起码的了解，连研究方向都将无法确定。有鉴于此，在中外高等院校各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不同名目的学科史始终是必修的基础科目。对一位工程师等应用人员而言，拥有学科史的一般知识或许就够用了，但对讲授和研究这类课题的专家来说，没有历史学的专业训练便不可能胜任自己的工作。
历史分析力和历史目光过去是、现在仍然应该是优秀政治家的基本素养，对于指导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领导人来说尤其如此。古代西方的历史学家绝大多数是政治家，历史写作是政治家的副业。现代的政治家则绝大多数没有历史专业训练的背景，也不必像许多古代政治家一样撰写自己经历过的历史。但从现代所有著名政治家的传记中还没有发现一位未曾研读过历史著作、未曾总结过历史经验并把它们潜移默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的人。历史见识在这里表现为一个人政治总素养的一部分。
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必然要通过历史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任何一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制订，不管是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政策制订，都离不开对专项历史经验的考察、总结和利用。改变当今中国面貌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深刻反思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产物，反映出这一理论的总设计者邓小平同志的历史远见和历史责任感。即便是制订一项具体的政策，也不能脱离历史的思考，不仅把过去作为参照与模仿的对象，而且要经常考虑政策的某种连续性。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权操在一个或一些缺乏历史感或虽有历史感却无视历史经验教训的人手里，比如一个核大国的领导人缺乏一、二战以来的世界史知识，那这个国家在历史实践中即便能避开灾难，躲开历史的惩罚，也将是一个无所作为的国家。
当然也需看到，历史为政治家的判断现实提供参考比较的对象，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但判断和选择毕竟要由判断者自己来决定，这里既包含人们创造历史的主动也包含判断和选择失误的风险。所以历史经验可以保证政治家避开或少犯错误，却不能保证他们不犯错误。如果政治家要滥用历史，不公正地对待历史，那就要准备付出灾难的代价了。人类的政治经验已经证明，凡政治上的成功者都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并使之同现实正确结合者；凡滥用和践踏历史者都是滥用和践踏现实者，必定要受到客观历史的惩罚，受到未来认识的历史的严正审判。
历史在国民的精神教育、特别是在塑造民族精神方面有独一无二的重要作用。一个完整的社会是物质和精神和谐的社会，因此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不应是矛盾的。
历史有助于培养人的历史感，认识个人在历史上的暂时性、历史性，对于具有积极人生观的人来说，可加强其个人的历史史命感，“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历史同时还有助于陶炼人的达观、谦虚谨慎的品格，助其懂得个人在无尽的历史舞台上只是匆匆的过客，今人视前，犹如后人视今。
历史教育是培养国民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要手段。祖国不是一个空洞的字眼，而是一个居住在一定地域上的人们共同体的总和，决定的要素是人。爱国之心是一种强烈的感情，出自今人与前人之间天生的血缘联系，出自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形成的民族共同性。这是一种难以解脱的情结，是维系祖国成员的纽带。祖国和爱国的观念在历史中形成，因而也需要历史认识来加以巩固。因为只有了解了自己的前辈，获悉自己的由来，认识自己继承的土地及其上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来之不易，才能更深地热爱生于斯、长于斯的祖国，才会珍惜现有的一切并为自己和后代创造更美好的未来。龚自珍的名言“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内含的深刻寓义便在于此。
历史是教育国民如何做人和锤练国民智慧的有效工具。历史好象人生戏剧，虽然活跃在其舞台上的演员是所有社会成员，但客观历史一经历史学家之手变为成文的历史，主要的角色便只能是各阶级、等级或其他社会集团的正反面的典型代表，或英雄或奸雄人物。他们是历史家的选民，集中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大善大恶，大智大愚，大美大丑，反映出人的极端复杂性。由于他们是真实的人物，因此对后人有直接的可比较和可效仿性，如同一面面映照人性的镜子，有形无形地影响人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如正面人物可以呈现真理、正义、道德、明智、创造力、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等一般概念的具体含义，反面人物则揭示人性贪婪、残忍、腐败、叛逆、无耻、卑贱、愚昧等黑暗的一面。榜样的力量不是无穷的，但却是很大的，特别是对社会中那一部分最活跃、最积极主动创造人生的人的作用更为明显。只要翻览一下众多历史伟人的传记便可以发出，在影响他们社会实践的各种因素当中，总是包括某些杰出的先驱。同样，只有让后人永远知道希特勒、墨索里尼、“四人帮”以及无数贝里亚、康生之流历史的罪人，才能使人们永远警惕这类人在今后的出现。
历史具有明显的愉悦和审美价值。历史记忆和反思除了有巨大的社会意义、是人类不断进步的必要条件之外，还满足人们对过去的永不衰竭的心理需要。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常人之学，同绝大多数抽象化的理论学科是不一样的，具有易于人们普泛理解和接受的特征。历史女神克丽奥在西方古代是被归入艺术类别之中的，在九位艺术女神缪斯当中排行老大。好的历史著作都有鲜明的个性，明晰的形象思维，优雅精致的文体，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历史进入象牙之塔，趋向理论化、抽象化，变成很少部分学者赏析的对象是19世纪以后的事。但史学的科学化并没有排除叙述体的传统，仍有相当数量的历史作品，尤其是涉及和展开具体人物和事件的传记、回忆录、大事记实（记实文学实际也包含在内）保持着传统史作的本色，继续赢得广大读者的钟爱，我国城市街头的书摊生动说明了这一点。那里严肃作品不多，历史作品却往往占了其中的一多半。就一般读者而言，甚至就专业历史工作者而言，常常不是抱着从历史中获得某种启示、教喻的主观目的才去读书的。在多数场合他们看待历史像欣赏戏剧、音乐一样，只是想满足对特定的历史事件和大人物的好奇心，窥见一些历史表象之下的内幕，以获得欢娱、兴慰、激越、幽愤、哀伤等感受（当然也不自觉地得到一定价值观的薰陶）。这种兴趣是天然的，因此历史作品的市场也是永久的。目前的问题是承载历史知识传播任务的专业史家对这一用途的注意还远远不够。
历史的具体作用细数起来当然不只这么几项，但这几大项也足够为历史争取一块生存空间了。所以，尽管国内外不断有人谓之无用，但更多的大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却高度评价历史的功用，把它称作人生的教科书、政治家的手册、惩恶扬善的鞭子、道德的法庭、智慧的来源、鉴往推来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尤其重视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句名言：“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8〕
注释：
〔1〕参见《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1988年11月号中的长篇论文“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2〕奥斯特洛夫斯基：《时代的回声》（R.Ostrowski,Echoesof Time），纽约1977年版，第4页。
〔3〕参见马克·基尔德哈斯：《历史和历史学家》（Mark T,Gilderhus,History and Historians），新泽西1987年版，第2页。
〔4〕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中译本，第44页；上引《历史和历史学家》，第2页。
〔5〕〔6〕斯坦恩：《历史哲学和价值问题》（A.Stern,Phlosophy of History and the Problem of Values），1962年，第10、11页。
〔7〕刘家和先生对历史的这一功能有精辟的论证， 参见郭小凌：《论对历史的敬意——刘家和先生访谈录》，载《史学史研究》1993年第2期。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第1卷，第6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