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关于全球化、后殖民争论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义论文,少谈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旧世纪即将过去，新世纪即将到来，当此世纪的除夕，反思总结过去，瞻望设计未来就成了中国学界的中心议题。但反思的结果，却发现中国文论得了失语症，一时间似乎中国文化（不只是文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于是谈医论药的争了个不亦乐乎，从而给沉闷的论坛颇添了些热闹的景象。但概括地讲无非是说：当今世界已处于全球化时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实行了新的殖民，从而使中国文论失去了言说的权利和能力。因而要重建中国的文论话语，即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回归，其具体途径就是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
但狼真的来了吗？非也！不过是闭眼不看中国的传统、实际的痼疾与单纯玩弄西学的概念术语的旧病复发而已。一方面是无助于中国文学艺术基本问题的解决，更不用说体系的建立；另一方面则被自己的幻影吓得大呼“狼来了”。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学人戴着西学的有色眼镜来看中国的缘故，这其中不论是留过几年洋的，还是不识ABC 的“土八路”，往往都以中国文论的代言人自居，但实际上，用西学时髦的话讲则是处于边缘话语地位的言说。所谓“代言人”不过是代别人而言，这个被代者才真正处于中心话语的地位。这就是“官方文化”，它包括几千年文化传统的集体无意识，以及由其决定的意识形态。因此，尽管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论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庭议”与“上决”，即边缘话语与中心话语的关系并未改变。因而，一方面在繁荣的背后并未建立起中国文艺理论体系的乌托邦；另一方面争论的问题——尽管在西方文论中就根本不是问题，如反映社会与表现自我、人性论、文艺的功利性、超阶级的共同美感、永恒主题等等——并未得到解决。因此，不要说争取国际上的中心话语地位，就是国内，中国文论也不过是远离中心话语地位的自言自语，即“庭议”。把文艺为政治服务改为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注：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服务的内容虽然不同了， 但文艺总要为某个目的服务的存在形式，即这种工具论的中心话语地位并未改变。所以中国文论界的热闹不过是对“话语中心”的敬而远之，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表现出中国学界“欲忠不能”的无奈。于是一方面对一些政治敏感的话题避而不谈，反而表现出不屑于理论探究的自命清高；另一方面又不甘寂寞于学术。此时改革开放、西学东进给其提供了大好时机，于是众人齐上就西方的文艺思潮、流派、概念、范畴展开了热烈的争论，莫衷一是。学界的理论言说似乎热闹了，但是中国文论并未有多大的发展，言说的都是西方文论，名曰“阐释”，实则鹦鹉学舌。所谓理论繁荣不过是学界为了言说而言说的言说。不信的话请随便打开一张报纸来看，可曾对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中心地位有何影响？文艺的独立地位在西方是不言自明的，而在中国自古以来它就没有这样的地位，历史前进到21世纪，在中国它则仍然只是“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并且论述其独立的少，而论述其与意识形态关系之密切的多，而中心话语则依然故我，于是歌颂新的英雄人物、好人好事；反映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批判阻碍改革开放的负面影响等等就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的“主旋律”，亦即中心话语。当然这些并非不能写，事实上也不能不写，因为他们都是今日中国生活之必然构成。但问题是它们只能构成人物活动的“一般世界情况”，即背景，关键则在于通过它的具体化的“情景”，即典型环境，表现人物的内在“情致”，即性格。（黑格尔的这一理论在今日中国学人看来显得过于陈腐了，但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巴尔扎克、歌德及托尔斯泰等大师，以及高老头、浮士德和安娜等典型形象。而由此则有后来的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黑塞等等现代大师。中国文坛不断地反问，为什么我们没有……，但却没有人真正由此认真地反省一下）而中国则相反，世界情况，即社会生活成了文学及艺术的唯一目的，这是由作为中心话语的意识形态的“言说意向”所决定了的。作为中心话语，它的这种“言说意向”是必然的，因为它要为政治并由此为经济服务，但作为文学艺术这却不是它的本质所在。所以中国文论并未改变其边缘话语的地位，因为它完全避开了中心话题，不敢，却表现为不屑于对其进行理论的言说，由此也就无法争得话语中心的言说权利。
因此中国的文论建设要想有所突破就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在此，笔者仅仅是就其字面意义引而用之的，是对胡、李之辩的语境转换——也就是说要从中国文坛的实际出发，在具体实践，即文艺创作、理论研究及其批评中，建设中国文论而不是玄谈西方文论的什么意义，更不能以此简单地比附中国的社会实际。干起来再说，而不要急于挂招牌（鲁迅），更何况是只论招牌而忘了大厦。因为体系并非某个大师凭空抽象的产物，没有康德、谢林及其它哲学家并由此形成的传统，黑格尔是无法抽象出其体系的。因此，近来关于后殖民之类的批评，完全是学界处于话语边缘的鼓噪，与中国实际根本不得要领。
一、全球化化不了中国
全球化这个概念本身就不清楚，在西方也是莫衷一是的。实际上不过是经济学和金融上的一个说法，无非是说贸易已经形成了国际市场，作为商品拜物教的货币已经被资本的虚幻流通形式所替代，即形成了跨国资本，正是它形成了新的世界经济秩序，即“资本一直在使一切全球化”（注：《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第7页。），从而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后来这一概念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扩散，以至变成了谁都在用然而谁也说不清的概念。事实上是指，随着科技的进步，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将资本主义更加世界化了，只不过比起“前殖民”时代的武力掠夺、前帝国主义时代的商品输入等等，即还有个资本的主体存在来，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的主体已经消解，而成为无形的力量对世界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及日常生活，世界各民族都要受其影响。实际上对此，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作了清楚地阐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它迫使一切民族……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这是被德里克在其论文《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中直接引用的，并且认为这“也许在他们那个时代显得奇怪，但（却）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极其恰当的描述”（注：《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第6页。）。因此， 所谓的全球化不过是帝国主义在网络时代的修订版而已。于是在西方出于世界都在其脚下的优越感，提出了全球化语境的说法。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自傲与怜悯相融的“后殖民理论”。于是国内的学者马上学舌地惊呼中华民族将无以认同其民族性了，中国文化患了“失语症”，中国人不但忘了姓什么，连话也不会说了。由此高呼要重建民族的文化认同和中国的文论话语，于是有人就反驳，这是在运用后殖民的解构理论，在批判欧洲中心主义，即反本质主义的同时，又在建立新的本质主义，即中西方的二元对立。失语论者再反驳到，我们不是要坚持保守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中的多元文化共生”，是在坚持差异性上的一种对话（注：参见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第216页。以下均载《文艺报》：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1999.3.11.；曹顺庆、阎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立场》1999.6.8.；陈忠厚《后殖民批评与“失语症”焦虑》； 涂代洪《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1999.7.27.；顾祖钊《中国文论怎样走向建设与超越》1999.6.29.。）。论争双方的谁是谁非，在此存而不论。但双方根本的偏颇都在于，其一闭眼不看中国的传统实际，不是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来分析中国问题，而是将中国虚假的危机来“顺应”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全球化的中西解构也好，后殖民的多元共生也好，都只不过是将中国的民族文化当作了西学的例证，目的是为了阐释全球化、后殖民理论，即为了言说而言说。其二，都片面夸大了全球化的危机及其西化对中国的影响。
首先，世界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的发展远远没有达到平衡的地步，非洲至今还没有解决饥饿问题，世界上尚有大量非工业化的农业国存在，因此，所谓全球化并没有化了全球。退一步看，现代科技虽然是西方发明的，但也不能说东方接受了就是被其“所化了”，因为文明是属于全人类的，它是一个相互交流的过程，如中国的四大发明，特别是火药和指南针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即殖民海外、开辟世界市场起了重要作用。但能否就说西方被东方“所化了”，从而失去了民族“认同性”呢？
其次，就以中国来看，西学对它的影响也没有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西方的科学技术，包括计算机、大众文化，虽然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市场，但是中国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并未发生丝毫的动摇。麦当劳、牛仔裤改变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欧美的电影、音乐并不能替代戏剧、小品、相声等中国传统的娱乐形式，更不用说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了。中西方都在看电视，但看的内容却大不一样。正如中国的四大发明在中西方具有不同的价值一样。城乡经济的差别依然很大，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的大有人在，已经富起来的人，吃喝嫖赌何曾有现代、后现代的烦恼？知识分子的低下地位并未得到改变，凭其工资仅仅是吃不饱饿不死而已，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后现代情绪。电脑虽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所谓的“发烧友”不过是电子游戏的热衷者而已，学人亦不过将其当作打字机。上网只不过闲聊、看报刊杂志，学术资料尚且在网上没有普及，社会行业的网络只不过是个说法而已，就连国内银行的各个卡，也不能在银行之间通用。况且不懂英语的人是绝大多数，包括我们的大学教授特别是文科的，不懂英语的大有人在。西方要化中国就不得不把它的软件改为中国版，即，先被中国化。政治体制的改革及法制建设更是中国的传统势力所在，不要说进入古代文明以来中西方就走的不同的路径（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就是资本主义也有几百年历史了，对中国可曾有多少影响？东南亚的经济危机其奈中国政府“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何？因此西方不让中国进世贸组织，可能是中国之大幸。说到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特色就更强了，官本位、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没有权利义务观念，商人卑下的社会地位等等。全球化了而中国何曾有私有财富的社会地位，土地仍然是国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私人购买的只是使用权，并且这个使用权仍然要受国家控制，如深圳就曾把私人购买了（一千五百万）的土地，因两年内没有开发而无偿收回了（对错，在此不与置评，只是就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而言）。出版有审查、至今没有私人出版机构的地位等等。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在西方多是私有的，艺术家及学人也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而在中国则都是国家政权的有机构成，艺术及学问从来都不是个人的事，而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真不知学人们所谓全球化，即帝国主义的霸权话语，何以就使中国人丧失了认同感，从而丧失了中华民族性？全球化到底在哪些方面，化了中国？
二、谁能殖民中国？
由此而来的“后殖民理论”，实际上亦不过是西方对自己的一种反思， 是对东方学研究的一种言说， 对此赛义德在其《东方学》（三联1999.5.）的后记中就曾作了清楚的辩明，所谓的东方学， 不过是西方对东方的一种虚幻的描述，是戴着西方的眼镜看东方的结果，而并非是真正的东方。因而在这种描述中表现出西方文化的霸权主义，东方学原来是西方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但由于其西学的中心话语地位，使得东方学成了西方人幻想东方（研究）而成的西学，从而失去了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东方学的意义，由此也就使西方失去了进行自我观照的参照物。因而所谓的后殖民不过是区别于前殖民，即以武力征服对其殖民地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而言的，它是经济和文化的渗透。武力征服与文化渗透（影响）正是两者的本质所在。而国内学人则简单地将中国也视作了后殖民，并以此作为出发点及参照系，来看中国文化，甚至认为中国文化自五四以来就得了失语症，处于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话语的奴役之下，言说所用的话语都是西方的，从而使中国文化处于边缘话语的地位，因此要重建中国的文论，即向中国传统文化回归。
看了这些论述，我真不敢相信，难道这些学者先生，即在今日中国文论界处于中心话语地位的言说者，就真的没有一点历史常识？否则何以睁着眼睛说瞎话。事实上后殖民理论根本就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批评方法（注：《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第119页。）。对此， 就是西方后殖民话语的原创者也认为它是无法定义的，实际上它是适应于任何一种文化语境下的自我定义（注：《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第164页。）。 既然明知它是西学东进后的一个变体，那么为什么还要用它呢？中国从来就不是完全的殖民地，在1840年之前正常的中外贸易中，中国一直是处于顺超的地位，就是八国联军也没能象对印度及非洲那样来统治中国，而仍然要通过中国的政府来达到其经济目的，列强之所以能打败中国，却不能统治中国，正是中国文化话语的“力量”所在。西方要传教就不得不学汉语，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西方的坚船利炮作为“中心话语”虽然占了上风，中国建立起了亚洲第一舰队，但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则是中国文化的中心话语地位所致。
不错，中国接受西学确实是迫于列强的船坚炮利，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但是，一方面也有中国学人以图自强的自在选择在内，如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另一方面在强调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主要是军事）的同时，也有人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象废除君主世袭、终身制的普选观、天赋人权、议会制、三权分立等等都已提出，但这些则被中国的统治者拒之于了国门之外（对此中国政府倒是既勇敢且顽强的），而最终定位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网页”上。就是在清王朝覆灭以后，西学在中国也并未取得多大的进展，即并未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而是封建军阀的连年混战。最终中国人民还是选择了与其传统相近的马克思主义，如中国人自古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土地国有制、“工商食官”的专制经济、工商业不发达、私有财富没有构成社会的客体力量、商人的地位卑贱、以及“重义轻利”、“杀富济贫”等等意识形态和普遍的社会心理，及其一切唯上、唯古、为官、为亲（血缘纽带）的群体思维定势，以及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体意识和权利义务观念等等（参见笔者《侯外庐的早熟理论对中国古史研究之意义》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三期）。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中心话语，而其顽强的生命力不但不会被任何话语所殖民或后殖民，相反则要被它所同化。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于中国革命，并非西方的中心话语对中国话语的殖入，而是中国人民基于传统话语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以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的自觉。过去我们仅仅只是从感情层面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实际上尚缺少理论层面上的言说。
同样的中国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亦并非西方的中心话语所致，而是中国人民的自觉选择，在此中国文化作为中心话语仍然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即只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及生产管理经验，至于意识形态则对不起，“拒签”。如果说前次引进西学是迫于其大炮的一种自在的话语，那么新时期则是自觉的选择，是给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请进来的，所谓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只是无关宗旨的边缘话语。因此，在与外来文化的交往中，中国的文化“话语”永远是居于“中心地位”的，外来文化则只能处于边缘话语的地位，而不管你原来有多大的“霸权”，中国只能被武力侵略，永远不会被“中心话语”所“殖民”。一句话，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文化“后殖民”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中国学人的一种自卑的洋奴心态，表现出对前途探索的迷茫，于是调转马头向回转，反正老祖宗那里有的是好东西，就象小孩在外打不过人就哭着往家跑一样，并且还要向父母哭诉对手的强大。看看中国的历史，尊孔的呼声无不产生于此时。所以，所谓中国的后殖民问题是一些学人以西方中心话语的“后殖民”心态来看中国的结果，即“幻觉”，而非客观事实。亨廷顿在论到中国新时期对西学的引进时称，这是“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陶东风认为它不无道理（注：《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11.第191 页。）笔者则以为这是很深刻的见解。由此，在笔者看来中国对西学的引进不是多到已威胁到了中国民族认同感的地步，相反倒是引进的还不够，中国目前的困境即根源于此。因为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相生相克，即矛盾及其解决方法的话语结构。如果单引进某一部分，它就必然发生变异，有可能向有利的方向发展，也有可能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个非常实际、具体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认同感的丧失、后殖民文化等等虚幻的抽象。
一说到后殖民文化的具体实践，学人无不将矛头指向张艺谋，认为《红高梁》《大红灯笼高高挂》是为了满足西方人的猎奇心理而揭中国人的短，是对西方中心话语霸权的认同，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张‘走向世界’的入场券，而不是去赢得文化的平等对话权利……由此使人想起歌德的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但这一断言所包容在今天看来的后殖民主义意味恐怕是歌德本人所无法预料的”（注：丰林《后殖民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响》载《外国文学》1998.1.第67—76页。 ）张艺谋的创作动机和意图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丰林与他有私交，听张艺谋说过也未可知。否则他对张艺谋的指责，反过来对他倒是非常贴切的，即“后殖民心态”。这就象穷人怕别人说他穷，丑女怕人说她不美一样，表明其先就对富人和美女心存一种敬畏、向往和自卑。所谓“家丑不可外扬”正是缺乏自信的表现。美国可曾有过这样的担心？我们看美国电影常常有自揭其短的，从总统的丑闻、政治腐败、军方的阴谋、司法界的贪赃枉法等等，到日常生活的阴暗面都有所表现，这也是后殖民心态？要讨东方人的欢心？因此张艺谋的电影并非是对中心话语的认同，而是出于自信的对中国文化的自觉反思，如《大红灯笼》就表现了对只许男人妻妾成群，却不许女人自由恋爱的反动礼教的批判，同时更深刻的还在于他对中华民族劣根性的揭示上，如只求满足于争得一个好的奴隶地位，却不思于改变其奴隶身份，并且以做稳了奴隶而沾沾自喜，即窝里斗。为了与主人共枕一夜，几个小老婆使出了浑身解数，损人利己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是为了求得一点点人的基本需求，特别是新受宠的五姨太对疯了的四姨太的鄙视尤为精彩。然而是谁造成了这一切的呢？正是一夫多妻制，即主人，它表明改造国民的奴性得从“主人”及其“家规”上着手。可惜后殖民批评者只看到“女人”并想到“性”。家丑不可外扬，是还准备着下次再犯的，而唯有具备自省的愿望和批评的自信才敢将其外扬。因此，正如有的论者所称，当你说后殖民时你已经被后殖民了（注：李夫生《我国后殖民批评中的几个理论迷误》载《文艺报》1999.7.31.；杨乃乔《后殖民主义话语的悖论》见《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第 183页。）不过这种“后殖民化”，不仅仅是用了西学的话语，更重要的则在于后殖民的理论视界和心态，即主体对西学话语中心地位的认同，而非客观的事实。
三、中国文论失语在何处？
正是由于这种视角和心态，有的论者才提出“失语”的观点，认为中国文论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都是受西学中心话语的控制，都是用的西方话语在言说，在国际上根本听不到中国文论的声音，因此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注：参见曹顺庆《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第216页。以下均载《文艺报》：陶东风《文化本真性的幻觉与迷误》1999.3.11.；曹顺庆、阎嘉《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立场》1999.6.8.； 陈忠厚《后殖民批评与“失语症”焦虑》；涂代洪《中国文论的失语与重建》1999.7.27.；顾祖钊《中国文论怎样走向建设与超越》1999.6.29.。）就此《文艺报》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此笔者无意对其具体论点进行讨论，只想就各位论者的言说基础作一番辨析。那么中国文论到底有没有失语？就中国的文论传统及实际来看，失语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所谓失语，按其论者的看法，无非是说中国文论在由古代而现代化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文论的很大影响，采用了其许多理论概念、范畴及言说方式。然而，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来看，话语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具体的说话过程所使用的语言，即言语；其二是整个民族的语言系统，包括词汇和语法结构，即语言。要说失语，也仅仅是这个层面上的，况且在这个层面上也不能完全是失语，因为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有程度不同的外来语存在，所谓西方话语，不过是在汉语中用了些外来语而已。而就语言，即言语所表达的思想及其得以形成产生的文化传统来看，则根本无所谓“失语”。五四新文化运动，固然引进了不少西学，但不过是用西方的话语在言说着中国的文论思想，并且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因为中国的文论从来就不具独立的地位，不过是官方礼乐教化的有效工具而已。从孔子的“兴、观、群、怨”、刘勰的“原道宗经”、韩愈的“文统”、白居易的“为时为事”论、宋明理学的“文以载道”等等，这种功用论的主线是非常清楚的。现代文学在其发生的初期尚能保持独立的地位，知识分子亦能坚持自己自由的人格。这是西学东进的成果，后来随着革命的发展，现实的需求激活了沉睡的集体无意识，“为人生派”终于战胜了“为艺术派”，一些专心于艺术的学人被冷落，中国文论在嚷嚷了一阵西学的新名词以后，重又将文学纳入了经邦治国的轨道，不过将“文以载道”发展成了为……服务，内容固然变了，但文学为其之外的某个目的服务的存在形式，并未改变。西学关于艺术的独立地位及非功利性的话语，以及独立自由的人格追求，则丝毫没有“殖民”化了中国的艺术家和理论家，反而积极地认同于政治，“知识者的心态完全回到了古老的‘土’的阶层中”（注：李扬《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载《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三期。）中国文论何曾失语？它“始终在说着历史要求它说的话，时代要求它说的话”（注：高楠《中国文学的世纪转换》载《文艺研究》1999年第二期。）总是要为……服务的中国学人的这种高级“供奉”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中国文论的中心话语地位的内在动力，外来话语根本动摇不了它。
因此，不是中国文论失语而是中国文人失神，即缺乏独立自由的人格。对此，与西方比较一下就非常清楚了，西方文论虽然也有偏于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不足，“但是不同于我国的是，西方文论自身的学理研究，虽然历经各种社会动荡，颇受战祸的影响，但并未因强力压制而发生中断，而且派别一个接着一个，各自标榜，赓续不断。”正是这种文学研究的自律性，使得西方学人能够克服各家的局限，从而“使文学理论获得了较为完整的自主性。”（注：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而这种理论上的自主性的基础、 或前提则是西方学人独立自由的人格，即追求真理的热情。李扬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耗机制》的论文中追问道，中苏的文艺思潮和文艺政策一直都极为相似，“但是为什么苏联曾有过《静静的顿河》、《焦尔金游地府》、《日瓦格医生》、《古拉格群岛》这一系列的直面人生与现实的巨作……但是在同等的生存环境下中国的作家们在干什么？”因此“在世纪末来临的时刻，作家没有必要痛心疾首地抱怨环境、批判国民的劣根性，或者频繁地从海外引进各种新得不能再新的思潮、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而更应该反思存在于作家自身的悖论：一方面想担负起历史的重任；另一方面似乎又拒绝付出代价，”不但如此，对政治还极尽迎合之能事，甚至不惜牺牲朋友以换取自己的言说权，历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是中国学人充当着理论的急先锋。”“几代知识分子都曾批判过国民的劣根性，而事实上知识分子自身却蕴涵着最邪恶的古老传统……因此，对知识者自身缺陷的反思是重振人文精神的必要前提。”（注：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新时期以来，随着西方的增加，中国学人有了避开政治功用论这一中心话语的广泛空间，于是退到边缘自言自语去了。高楠先生非常正确地看到了这一点，“传统文艺学的一些基本话题被舍弃了，当代文艺学的基本话题有不少偏离了正题，导致文艺学自主性的失落，而大家反复谈及并乐此不疲的又主要是些西方文艺学的话题”。（注：钱中文《文学理论现代性问题》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正如徐贲所称是对“一些无风险或低风险论题的谈论”（注：《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所以中国文论不是失语了， 而是“失题”了。硬要说“失语”也可以，不过它不是西方文化霸权的全球化所致，而是中国学人的“失神”所致。因此，不是中国文论失语，而是中国文论家个体的失语，即不参与中心话语的讨论，所谓“顾左右而言他”，“却道，天凉好个秋”。而中国文论的中心话语地位则是根深蒂固的，它完全纳入了中国的政治、经济轨道，即一种国家行为，过去是为政治服务，现在则还要为经济服务，因而有军事文学、石油文学、农村文学、校园文学、工人文学、知识分子文学等等的行业划分，如《文艺报》第85期（1998年7月23 日）头版刊登了一条题为：“铁人石油文学大奖正式启动”的消息，据该消息来看，设立该项基金的目的就在于“繁荣石油文学”、“在全国树立石油企业的良好的公众形象”、“提高石油企业的知名度”、“增强石油企业的竞争力”，文学沦落到了广告模特的地步。又如，反腐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下海文学、下岗文学等等，文学成了政治风向的“单纯的传声筒”。又如五十年国庆快到了，于是又有了“献礼”文学，它构成了文学艺术各个生产部门的中心任务。常常可以看到某某创作出了向五十年献礼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作的报导，既是“献礼”就必然是一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文学成了“恭喜发财”的“喜歌”。所谓“风、雅、颂”之颂，这是有年头的传统了。否则文艺作品不是工业产品，说献礼就能生产出来，西方文论话语可能做得到？
四、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法论解构
因此说到建构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
首先要有实践性的观念，要立足于中国的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的实际，努力探讨创作及理论的具体问题。西学已经接受了不少，要利用它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而不能为研究而研究。一切先做下去，不要先论优劣。哪种理论好、适用，要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去验证，当然这是以深入地研究为基础的，而不是赶时髦地简单比附。只有当基本的和具体的问题的研究都有了相当的积累以后，才谈得上体系的抽象。庄子讲得好：“与其誉尧而非桀也，不如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先不必争全球化的一元化，还是后殖民的二元化，在具体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实践中看看，全球化到底能化中国多少，能否影响到中国的民族认同，后殖民能否解决中国文论的具体问题。至于全球化中中国文论所占“份额”的比例，或者怎样保持中国文论的独特性，都不是凭空抽象得来的。先求得阴阳的交合以诞生新的生命再说，而不必先争个哪种方式好的结果来。只要是中国人研究出来的文论，既就是以人类一般文艺规律为旨归的，哪怕你是个全盘西化论者，它仍然是中国文论，中国话语的成分是挥之不去的。所谓“西化”，到了中国就成了“化西”，语境使之然，这是不由人的。
其次是整体性的观念，中国文艺学的理论建构，当然是以人类的一般文艺本体论的建构为旨归的，与此无涉的单纯的中国文艺学，事实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任何一个民族的文论都有其人类的普遍性，而不可能单只是它那个民族的，特殊性不过是普遍性的不同显现而已。亚里斯多德既然能被中国文论所认同，中国的古代文论也同样能被西方所认同。这里不存在主仆之分，在思想确定的情况下言语者选择什么样的话语，就由语境来决定了。言必称亚氏或孔子，就视其谁更适于言说的语境。因此，不必争到底是以西方文论、马列文论还是中国文论（古今）为主，一切视研究的具体需要及其各家理论自身的长短而论，不必事先就存个抽象的优劣在心里。这三家哪个更好？论者心中必有个要研究的问题在内才能作出判断，如论艺术形式，自然是西方的好，论社会生活对艺术的影响，当然是马列的好，而论教化功用及不可言的美感，无疑是中国古典的好。而所谓文艺学的体系建构，必然包含方方面面，你不能断然说不要那个，而单要这个，缺少任何一方都将是不完全的。在此倒是用上解构理论了，即先将古今中外的这种二元对立的先验论解构了。但是解构的是两个矛盾，而不应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整个体系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其中有主导方面和非主导方面，这要视体系的结构需要而定。
第三是逻辑思辨与感性分析相结合的理论方法，西方、马列、中国都不能作为其体系的中心话语。由此，就必须有一个中心概念能将各个范畴连接成一个整体。思辨的方法就是必不可少的，它的职责在于搭起体系的骨架。感性分析则负责填充血肉，即对艺术作品的分析，特别是对美感的描述。这两者少了哪一个都是不利于体系的建构的，因为一个比较全面的体系，必须是可思的和可感的。它既要能由中心概念推演开去，还要给以审美感受的经验证明。在此，前者正是我国文论所欠缺的，这是受反映论影响所致。由此也就使中国当代（古代就不提了）的文艺批评往往是读后感式的，缺乏逻辑的推演。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中心话语自有其顽强的生命力，因此根本不必担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丧失于全球化的过程中，更不存在什么后殖民的问题。相反倒是应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话语地位，而代之以中国学人的个体话语，这才是真正的“失语”，即，不是认同于政治，就是认同于西方文论，而唯独缺乏个体对艺术问题的理论探讨。
一句话，“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切干起来再说，在理论研究及批评实践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的文艺学体系。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全球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东方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文学评论论文; 文艺报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