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技资金投入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金投入论文,我国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八十年代开始，国际间科学技术竞争已趋于白热化，各国首脑的亲自介入，使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的发展几乎成了一种政府行为。正如“罗马俱乐部”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科学技术事业来说，1989年是历史的转折点，因为在这一年，很多国家的元首、资深的政治家认识到，科学和科学家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特殊能手。
强化政府宏观干预的结果使科学技术进步由传统的需求拉动机制向高度组织化和控制化方向发展，而科技资金投入自然成了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最有效的调控手段。面对世界科技大国的强有力挑战，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尤其是科技资金投入体制也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本文通过数据分析，力图反映出我国科技资金投入的宏观结构和发展取向。
一、科技经费总量分析
根据“全国全社会科技投入调查与研究课题组”最近披露的调研结果（参见《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中国1990年投入科技活动的总经费为301亿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0%，其中投入R&D（研究与开发）活动、R&D成果应用以及科技服务的经费分别为121亿元、141亿元和39亿元。
一般说来，科技资金投入的总量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比例，这个比例表明一个国家对科技创新活动的投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在发达国家中，科技资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并且近年来有快速上升的趋势。这项指标增长最快的国家应首推日本，1965年为1.27%，1988年为2.85%，1995年以后预计将达到3%。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科技资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高得惊人，以韩国为例，1983年还仅仅为1.1%，1988年就达到2.4%，1991年已提高到3%，预计1995年达到4%，2000年达到5%。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科技资金投入有明显的增加，但从1985年起，政府统筹的科技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逐年下降：1984年为1.4%，1985年为1.3%，1986年为1.2%，1987年为1.0%，1988年为0.8%，1990年接近0.7%（参见科技日报社编：《中国科技了望》，法律出版社1991年9月，第50页）。这种情况表明，我国科技资金投入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某些发展中国家相比，仍具有明显差距。当然，我们也应对上述情况做客观分析，因为从1985年开始，随着科技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我国科技资金投入的来源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政府统筹部分虽呈下降趋势，但科技活动总的经费支出仍表现为上升势头。
科技资金投入不仅应占国民生产总值一定的百分比，而且其绝对值的增长幅度也应高于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这一点在国际社会中已达成共识，成为大多数国家制定本国科技发展战略的首要条件。
美国科技资金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虽然不是最高的，但其绝对值却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位，并且年均增长率也比较高，70年代平均年增长率为8%，80年代达到10%以上。到1987年，经费总额达到1230亿美元，比70年代中期增长了2.49倍。
直到70年代，日本的科技资金投入还主要用于购买外国先进而适用的技术成果。进入8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意识到，要保持本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在国际市场上维持日本产品的声望和地位，光靠技术上的“拿来主义”已不是长远之计，必须追加研究和开发经费，以适应世界范围内新产业革命发展的需要，从而在高科技产业中占据重要位置。为此，日本从70年代末开始，科技资金投入的力度甚至超过了美国和前苏联。在1966年到1986年的20年间，年增长率在20%以上的有6年，在10%以上的有10年，在8%以上的有3年。1985年的科研经费总额比1965年增长了18倍，这充分表明日本政府依靠科技进步振兴本国经济的坚定信念。
此外，英、法、德以及前苏联的科研经费从60年代到80年代增长速度也比较快。
我国不仅科技资金投入的增长滞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七五”期间科技资金投入的年增长率为5.9%，同期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为10%左右），而且以国家财政支出的方式注入的科技资金的绝对额度也只是略有增加；1986年为112.57亿元，1987年为113.79亿元，1988年为121.12亿元，1989年为127.89亿元，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在此期间的科技投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二、资金来源与投向分析
1、来源
在1990年全国科技投入的301亿元中，有113亿元来源于政府，其余的188亿元属于非政府来源，来源于政府和非政府的部分分别占科技活动总支出的37.5%和62.5%。在来自非政府的经费中，企业自筹资金104亿元，占总支出的34.5%，银行贷款43亿元，占总支出的14.35%，其他来源（包括科研院所和高等学校自筹资金以及接受国外捐助等）为41亿元，占总支出的13.7%。
始于1985年的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成就，初步形成了由政府拨款、企业和科研单位自筹资金以及金融机构贷款组成的科技投入体系，但在投资结构上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企业科技投入的力度不够。
从1990年的数据分析，虽然我国企业科技资金投入的额度已经能够与政府拨款分庭抗礼，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所占比例仍显得过低。日本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产业部门，而来自政府的部分只占总投入很小的比例，并且近年来有进一步减少的趋势。1965年，日本来源于政府和企业的科研经费分别占科技总投入的69.1%和30.8%（有0.1%来自国外），到1986年，这二者的比例又发生了较大变化，企业投资上升到80.3%，政府拨款 下降到19.6%。由于政策导向、企业制度和发展观念等因素的制约，我国企业用于技术创新的费用显得相对过低，从1990年的情况看，实行承包的盈利企业平均提取的技术开发费只占企业销售收入的0.5%。有关专家呼吁，今后我国产业部门的科技投入应占其销售收入的1%左右，高技术企业要从销售收入中提取5%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
第二，科技与金融的结合有待进一步加强
科技工作与金融的联合在我国是从1984年起步的。当时，中国工商银行率先开办了科技贷款业务，随后，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也相继开办了这项业务。到1990年，我国又在国家综合信贷计划中设立了“科技开发贷款”专项，使科技贷款的额度逐年增加，从而改善了我国科技资金投入的结构。但是从科技贷款相对强度上来看，只达到科技活动总经费的15%左右，这与发达国家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发达国家科技贷款一般要达到或超过政府拨款水平）。
有关资料表明，国外用于研究、成果转化、生产这三个阶段的资金的大致比例为1:10:100，而科技贷款则主要用于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通过“中试”或“二次开发”，使科技优势变为产业优势。科技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开始重视在科技成果转化上的资金投入，从1990年的情况看，上述三个阶段资金投入的比例大致为1∶5∶100，表明我国科技资金投入配置上仍存在严重失衡问题。为了在科技资金投入上与国际上的通常做法达成一致，使科技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我国到2000年科技贷款应达到394亿元，那么从现在开始，科技贷款规模的年增长率应在20.7%到24.07%之间。
第三，政府财政拨款额度逐年下降
为确保科学技术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提高财政拨款中科技经费的比例。但是，从1985年到1991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科技投入所占的份额由5.56%下降为4.10%，这种趋势如不及时扭转，势必影响我国综合科技能力的提高。
科技体制改革带来了科技资金投入的结构性变化，由于企业和金融机构对科技投入的逐年增加，致使科技活动总经费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实践中，来源于政府、企业和银行这三条渠道资金的职能却不尽相同。由于我国企业在目前情况下很少支持风险较大的项目，银行贷款过程中又过分追求投资的近期回报，致使风险性较大又不能马上产生经济效益的R&D活动只能依靠政府财政拨款的支持。为确保R&D活动经费，国家必须逐年提高科技拨款在财政支出中的份额，尤其是地方财政支出中科技拨款的份额。近年来，我国地方财政支出中科技拨款所占比例远远低于中央的水平（1991年中央为7.38%，而地方平均只有1.97%），有关专家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在“八五”期间地方财政支出中科研经费所占比例应提高到全国平均水平（1991年全国平均水平为4.10%），从1990年到2000年，全国财政支付的科技经费必须以13.3%的速度增长，这样，到2000年，我国财政支付的科技经费可望达到394亿元，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额度。
2、投向
在“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这一科技发展总方针指引下，我国的科技经费大部分投入到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具体说来，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科技经费的投向加以分析。
(1)从科研类别上看，科研经费基本上能够比较合理地分布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这三个层次。“八五”期间，我国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将达到科技活动总经费的80%，国家设立了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相关课题，以推进基础研究事业的发展；在应用研究领域投入的经费占科技活动总经费的20%左右，以跟踪世界高科技发展的“863计划”和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火炬计划”为龙头，带动应用研究的发展；在开发研究方面，国家投入了60%左右的经费，并制定了以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目的的“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燎原计划”、“技术引进计划”和“技术改造计划”，使开发研究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
发达国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中投入的经费大致为14:22:64，如美国在1986年为12.2:21.3:66.5，日本在1985年为12.8:25.0:62.2。我国近年来基础研究投入较少，只占总经费的6%，“八五”期间虽能达到8%，但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我们在强调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
(2)从科技资金所分布的产业领域来看，1990年我国投入到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科技经费分别为28.15亿元、191.83亿元和81.29亿元，我国是农业大国，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接近30%的份额，但科技投入仅占总经费的9.32%，因此，农业、林业、水利业等第一产业领域的科研经费有待提高。在第二产业中，科研经费主要投入到工业领域，达188.69亿元，并且集中在电子、机械、医药及化工、冶金这四个行业中的经费达到133亿元，占工业领域科技经费的70%以上。在第三产业中，用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事业的经费最多，总金额为50.49亿元，占全国科技投入总经费的16.7%，占第三产业领域科研经费的62%，以下依次是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7.95亿元），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6.93亿元），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事业（6.11亿元）。相对说来，在商业（0.8亿元）、公共事业（0.94亿元）、教育和文化艺术事业（0.56亿元）以及金融和保险业（0.44亿元）中投入的科研经费较少。
(3)从地域分布来看，投入到全国各地的科研经费很不平衡。北京、上海、江苏、广东、辽宁、山东、四川、陕西等八省（市）的经济和科技比较发达，它们的科技投入均在15亿元以上，总和超过了全国科技资金投入的40%。新疆、西藏、内蒙古、海南、云南、江西、安徽、福建、广西、贵州、山西等省或处于边远地区或经济实力较弱，科技投入均在5亿元以下。由此可见，经济实力强的地区，科技投入也高，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经济实力弱的地区，科技投入也低，经济落后成了制约科技发展的因素，而科技落后又会影响本地区经济的起飞，二者步入了相互掣肘的境地。因此，经济与科技的关系已成为不发达地区急待解决的问题。
三、R&D经费分析
全社会的科学技术活动可以分为R&D活动、R&D成果的应用活动和科技服务活动，相对于其它两类活动而言，R&D活动处于基础的和关键的地位。
从科学技术活动自身来看，R&D是科学技术创新的源头，一切科学技术成果（包括经验事实的发现、理论体系的确立、技术规范的形成、技术发明的诞生等）都将通过这一活动而产生；从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的关系来看，R&D成果对特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系统提供了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在的可能性，一旦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就会形成以特定的“主导技术群”为核心的庞大的产业领域，从而确立全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都把R&D放在发展本国科技事业的首位，并在资金投入上充分体现出来。
从1990年的情况看，世界各经济强国无一例外地把R&D经费保持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2%以上，其中日本、瑞士、瑞典、前西德、美国的R&D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最高，均在2.8%-3.0%之间，英国、法国、荷兰紧随其后，维持在2.2%-2.3%之间，像印度和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已达到1%（参见《国际科技交流》1992年第1期，第44-48页）。我国1990年R&D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68%，绝对值为121亿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汇率可折合成26亿美元。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中等发展中国家对R&D的投入，既无法与欧美各经济强国相比，也低于韩国、巴西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各发达国家和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不仅一直把R&D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而且从80年代初期开始，R&D经费的平均年增长率都远远高于本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平均年增长率。例如，西方七国在1983年到1989年间的国内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国内投资的年均增长率等三项指标皆处于3%-5%的水平，而同期各国R&D经费的年均增长率都高达9%-10%。
我国的R&D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从1985年到1991年，国家财政支出中科技经费拨款所占份额由5.56%下降到4.10%，致使R&D投入的强度迟迟不能产生实质性突破，一直徘徊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左右。
R*D经费不足，会直接影响我国全社会科学技术能力的提高，进而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同时，也会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1990年我国在R&D活动中投入科学家和工程师已超过40万人，这个数目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986年美国为78.7万人，日本大约在60万人左右），但是，我国的R&D人员人均占有的经费却只有6500美元，是美国的1/23，日本的1/17，韩国的1/8，印度的1/3。这种经费短缺的现实使很多从事R&D工作的科工人员，尤其是中青年科工人员处于“在职失业”状态。
业内人士指出，为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必须在本世纪末使R&D经费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1.5%，从现在起，R&D经费每年应以17.2%的速度增长。要达到这个水平并非易事，还要做很多工作，除了继续增加财政科技投入之外，还必须深化科技投资体制的改革，引导企业直接投资于R&D活动。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法国、意大利的R&D经费只有40%左右来自政府，英国、加拿大、德国只有30%来自政府，而日本来自政府的R&D经费还不足20%。在对R&D的非官方投入中，企业成了主角。从国外的经验来看，企业之所以对R&D感兴趣并投入巨额资金，关键在于其R&D活动本身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企业为追求R&D成果的商业价值而出资，同时也推动了全社会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因此，要使我国R&D活动经费跃上新台阶，投资结构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必要的政策调整是不可缺少的，但相对说来，从R&D活动的商业化方面去寻找突破也许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