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_科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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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解脱了“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和“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蓬勃的态势,走上了健康发展之途。无论就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研究的高度和力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都获得了巨大的进步,所产生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是空前未有的丰硕。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底, 全国已出版研究毛泽东思想的专著300多本,发表的有关论文达6000多篇。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前后, 又有一大批成果问世。可以说,这是继延安时期之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又一最好时期。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研究已经足够了呢?恐怕不能得出这样的论断。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的理论宝库,我们的研究工作距离深透两字还相当遥远。继续努力学习、研究和继承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思想理论上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我参加了中央党校组织编写《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教材这项工作,从个人研究的角度,感到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认真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由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取得的辉煌胜利,而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国际上也有较大的影响。不幸的是由于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特别是由于“左”的错误理论被作为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伟大发展”长期广泛地宣传,而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形象蒙上了灰尘。虽然经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又在全党广泛讨论的基础上,党的中央全会正式通过权威性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全面分析和科学肯定,但是,在一部分人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仍颇多疑惑。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有人又产生一种片面的理解:认为只要学习邓小平理论就够了。他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过去的历史实践和经验的总结,今天指导新的建设实践用处已经不大了。诸如此类的情况说明,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定位问题尚没有取得完全的共识,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理论问题。

应该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呢?我认为起码应肯定以下四点: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全球化的重要一环,是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东方的重大发展,具有世界性的重大意义。第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结晶,是中国革命胜利和新中国建立的指导思想和光辉旗帜,在中国革命发展历史进程的一定阶段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升华,是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划阶段的重大标志。第四,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历史进程的开创者,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代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有邓小平理论。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是从全球的宏观视角出发,从历史和理论的高度,再一次给毛泽东思想以科学的定位。

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

毛泽东思想从其确立之日起,就有一个确定的科学的内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科学的基本内涵是始终一贯的,没有动摇过的。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人们对这一理论认识和评价有变化,对这一理论科学内涵概括的角度和表述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第一次概括,其集中表现是刘少奇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这是中国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概括”。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第一次比较完整的概括和系统论述,对于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于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起了重要作用。这本身也就是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理论贡献。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上述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概括和评价的定位,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比较实事求是的。

遗憾的是,随着中国革命凯歌高奏的胜利进军,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影响的扩大,毛泽东的威望达到高峰,加上党内个人崇拜思潮的盛行和林彪、康生、陈伯达等别有用心的鼓吹,50年代末以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逐渐添加了夸大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不科学成份,对毛泽东思想内涵和评价也有了巨大的改变。其代表就是1967年11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和党的九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这些文件里强调的内涵主要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评价的定位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崭新阶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这样的内涵和评价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不科学的、经不起实践检验的。给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同对指导思想内涵的这种误解联系在一起的。

沉痛的历史教训,可以帮助人们更清醒而客观地把握住理论的科学内涵。正是鉴于过去认识的不足和偏差,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涵和评价作出了新的概括。《决议》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们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这样,就使全党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又重新回到了符合实际的科学的轨道。

《历史决议》关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新概括,获得理论界和广大群众普遍的赞成。但是,也有的同志提出一些疑问:为什么别的领导人正确的东西属于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本人错误的东西却不是毛泽东思想?集体智慧的结晶,范围如何划定?别的领导人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思想,但却被毛泽东点名批判过的,算不算毛泽东思想等,这说明,如何科学而全面地表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仍需继续研究。

三、如何把毛泽东思想的独特理论贡献表述充分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与西欧这个马克思主义诞生地完全不同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基本原理方面说,毛泽东思想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忠实地继承和坚定地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典范。而从表现形式方面说,毛泽东思想又完全是中国式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几千年历史努力给予科学分析和总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独特的多方面的理论贡献是众所公认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思想本身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独创性理论贡献的六个方面和活的灵魂三项原则的概括,是比较全面科学的。自那以后18年来,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又取得了很多新进展。如: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研究,弥补了“文革”前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对毛泽东思想理论来源的研究,突破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一个来源的“一源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趋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撞击融合”的“两源论”;以丰富资料,多层面地研究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科学论断;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对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的研究长盛不衰;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依据大量档案资料,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建国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和外交原则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因此,如何根据已经取得的大量研究成果,对《历史决议》中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概括,作出充实和扩展,已成为当务之急。

四、对毛泽东思想过去宣传中“左”的影响仍需继续消除

回顾半个多世纪历史,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走过一段曲折的路。客观地说,七大前后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位和内涵的概括是比较科学的,宣传也是较符合实际的。

遗憾的是,从50年代末开始,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和宣传,不科学的盲目夸大的成份日益增多,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达到顶点。一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被涂上了种种不科学的违反马列的油彩。其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夸大化、绝对化和神圣化。如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第三个里程碑”,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顶峰”,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和分水岭”,是真理的“最高最后标准”等等。在理论上达到荒谬的程度,在实践上造成了巨大损害和灾难。正如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指出的:使一种新的政治(不仅是政治的)思想声誉扫地,受到损害,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把它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作了巨大的努力来消除这种“左”的历史遗痕,取得很大成绩。但是错误思想烙印的消除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可能比恢复经济破坏更难。因而至今仍然很难说“左”的遗痕已经铲除干净了。我们应该认真而审慎地思考,不要让这些错误的东西继续混入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的学习和宣传之中。

五、在《历史决议》指导下,以实践为检验标准,对过去的某些结论进行再审视

马克思主义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和绝对性,承认人的思维有可能认识客观真理或绝对真理。但是,这个认识绝对真理的过程是漫长的,“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所以,列宁说:人类思维按其本性是能够给我们提供并正在提供由相对真理的总和所构成的绝对真理。科学发展的每一阶段,都在给这个绝对真理的总和增添新的一粟,可是每一科学原理的界限都是相对的,它随着知识的增加时而扩张,时而缩小。列宁关于人类认识的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论述,不仅对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提供了认识论的指导原则,也提供了根本的方法论。

毛泽东思想虽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和经验总结”,虽然其中包含着若干绝对真理的因素,但并没有穷尽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真理。毛泽东在著名的《实践论》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个论断当然也应该适用于毛泽东思想本身。

历史告诉我们,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我们党(包括领袖)的认识也是有过程和反复的,正确的认识也不可能是一次就能够完整形成的。例如:关于有没有第三条道路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肯定没有第三条道路。他说:“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阵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阵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1949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又重申这一点: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个论断从40年代的全球形势看,确是一种客观的结论。不过后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在1958年9 月接见两位巴西客人,谈到学习《新民主主义论》时,毛泽东就主动指出:“一般说来书中的观点是对的”,但“个别地方需要作一点补充”。于是谈到对第三条道路问题的新看法。他说:“我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尔其那样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跟帝国主义走,要就跟社会主义走,没有第三种情况。事实上,这种观点只适合一部分国家,例如中国、土尔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都不适用。它们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也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民族主义国家。拉丁美洲有许多这样的国家,将来还会多。”“这些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一边,而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他们现时的情况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集,第370—371页)

这是毛泽东本人通过对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而对自己原来所持观点的一个修正。这是彻底唯物主义的态度,尊重实践的表现。

六、关于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的关系问题

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1992年出版的一本专著《邓小平思想论》就提出“两次历史性飞跃、两个指导思想、两个思想武器、两面思想旗帜”的说法。作者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说:“所有区别中的根本区别,在于两种思想的哲学核心不同,毛泽东思想以矛盾论为主体,邓小平思想则以系统论为其核心。由此形成的经济、政治、外交等理论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这就表明,把邓小平思想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由此,就引发一场关于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思想”关系问题的争论,不少同志写文章或在各种理论研讨会上发言,多数人不赞成这种观点。这场争论到江泽民总书记在199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00 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时告一段落,大家都同意以总书记的报告为结论。报告说:“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继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推进到新的高度。”

如何理解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的一脉相承呢?我认为:

首先,有共同的科学宇宙观,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离开这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说毛泽东思想同邓小平理论哲学基础不同,毛是矛盾论,而邓是现代系统论,这样恐怕就不好讲一脉相承了。

其次,有共同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和一系列重要原理原则组成。虽然其中的某些重要结论可以随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补充和修改,甚至个别原理会过时而不再适用,但整个理论体系是经得起时间检验而经久益辉的。

第三,坚持着共同的理论发展道路,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普遍原理与世界各国千差万别的不同实际相结合。历史实践已经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发展和前进,都是普遍理论原则同各国不同实际相结合的巨大成果。

第四,有一个毫不动摇的宗旨,就是公开声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理论,要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毛泽东同志把它概括为十分简练的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第五,有一个共同的科学的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使命,正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的,是“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曾经犯过急性病,但不能因此对科学的奋斗目标发生怀疑和动摇。

这样说是否会影响对邓小平理论的评价和重视程度呢?不会的,因为,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赋予理论的历史使命不同,理论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不同。这就决定了理论体系本身的特殊性,显示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的两句话,一语中的,鲜明地显示了邓小平理论的特色:“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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