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是否出长篇的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型期论文,长篇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人说，中国社会步入转型期，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消费文化盛行，有谁能面壁书斋苦心孤诣地写作长篇？又有谁会逐字逐句地去品味这种呕心沥血的创作？然而，据圈内人介绍，仅1994年一年，全国出版的长篇新作竟达500多部。 近年也有几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引起反响。相当部分颇具实力的作家接受的出版社约稿已不再是中短篇或散文，而是“千金一诺”的长篇。街头书摊也卖劲地出售着雅的俗的长篇小说。那么，究竟是象一些人感叹的“严肃文学正在急遽滑坡”，还是如部分报章所述的“中国长篇小说正逐步走向再度繁荣”？目前，至少读书圈的人士关心：转型期是否是出长篇巨著的时代？
背景：气氛宽松
纵观中国文坛，1978年前是长篇创作为主。五六十年代，每年出版长篇小说10余部，如《青春之歌》、《红岩》，不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众，甚而影响了一代人。
近十多年，中国文学创作出现过两度高潮。在1978年第一个创作高潮中，长篇小说寥若晨星。当时人们刚刚走出政治生活的阴霾，需要的是直抒胸臆的文学作品来倾吐和渲泄。而长篇本身也需要有一个把葡萄酿成酒的过程。到了1985年至90年代初第二个高潮，作家已不再将着眼点集中于政治生活，而是更多地转入个人生活和内心感受。由此，这一时期众多的长篇小说出现了全新的变化。
问一些作家在当前这种时代环境中创作感受如何？普遍认为是一种相宜的背景。不少创作活跃的作家持这样一种观点：社会生活的转变未必决定这个时代是否出好作品。因为每个时代——动荡的或安宁的——都可能有优秀的作家作品诞生。而且，其优秀之作也未必是现实题材，有可能是历史或虚构的题材。但社会生活及其转变必然会渗透到作家的精神之中，从而由深层次影响其创作。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时代若气氛宽松，对作家创作是保障，更是一种推动。
曾做了十多年文学编辑的朱伟说：文学发展至今，作家单靠一个登高一呼或是意蕴深厚的短篇是很难走红的。对一个优秀的作家，还要求他的作品量。许多作家正是基于自己在中短篇创作上的一定准备，想反映更宽广的对世界的认识，因而转入长篇写作。
作家余华认为现在文学创作的大环境很好。与几年前不同的是新闻媒体的介入、书商的介入，使文学创作不再局限于文学圈内部和作家的书房，而是具有相当的开放性和拓展性，使作家创作走上更面向社会的健康道路。而且今日中国文坛已经没有权威。每个人可以用作品抒发自己，也可以用自己的观点评论别人的作品，而政治观点相异的矛盾在文学批评中已被尽可能地抑止。经济改革对文学的冲击也为一些作家潜心创作提供了物质上的可能性。比如余华本人，因家庭关系由嘉兴市文联调入北京，自1993年起就没有再找工作单位，而是把个人档案放到全国人才交流中心，全心全意地当起了职业作家。他每天以写作为工作，戏称“自己给自己打工”。他已发表《在细雨中呼喊》、《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3部长篇。其中《在细雨中呼喊》被推荐为第4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
既然创作环境气氛宽松，作品追求主题多样，作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便显得“拿得起、放得下”了。著名作家王蒙认为当前的小说越来越走向“逐步的边缘化”。因为不大可能每一篇小说都是大声疾呼的或震聋发聩的。文学界同行也日益同意这样一种观点，那种“抱着真理在手、正义在胸的态度，要使我们的文学继续保持社会中心的地位，成为精神火把和指引我们前进的鲜红旗帜”的信念或曰激愤，已难以影响文学的多元化、多样化的趋势。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副主任、文学评论家雷达认为：90年代以来作家采取的关注生活与创作的视角不是党派观点、阶级观点，也不是政治说教、道德说教，而是全新的、深刻的大文化的视角。同样，文学批评也由外趋内，更重视作品本身的价值和所遵循的艺术规律。这无形中给了创作者一种放松的心态。
长篇小说是否真繁荣？
1994年一年，新出的长篇小说数目就等于50年代初到1980年的总和。长篇小说出得多，出版社约长篇书稿也显得兴致勃勃，那么长篇小说是否卖得很好？
走访北京市新华书店，总经理鲁杰民对记者说，新华书店对长篇小说进得比较小心。除《废都》、《白鹿原》进了三四万册还供不应求外，一般也就敢进个一千来册。应当说读者是很有眼光的。有的书一版之后就销声匿迹，而好书却是第二第三版地使劲印。比如一些古典名著，每套书全国累计销售上百万册。当今的长篇小说却没有这样的销售势头。销得比较好的如《我的父亲邓小平》、《我与乔冠华》等，都是纪实作品，并不是长篇小说。目前盗版图书很多，但长篇小说除《废都》之外没听说有出盗版书的。贾平凹的一本《废都》据说被盗版上百万册，不少书商靠它发了财，贾平凹和出版社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从商业的眼光看，长篇说不上繁荣。平庸的作品比较多，应当呼唤有分量的传世之作。
第4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会副主任委员、 作家邓友梅认为：从长篇小说的自身质量来看，绝对地说，中国的长篇小说并没有到达成熟期。但就其普遍水准，尤其是题材的广泛性、叙述手法的多样性、不同层面的探索性都是具有可取之处的。即使百里挑一，一年也能有4部佳作， 如果真能载入史册，也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些长篇小说中，有从严肃的到轻松的，而且有时一位作家表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可以说近年长篇小说是在走向繁荣。
邓友梅认为当前产生好的长篇至少有两个有利的因素：一是当中短篇达到一个高峰期，许多作家自然会致力在新领域发展，加上时代、观念的飞速转化，作家在有所比较中对逝去的时代有了较深的认识，同时也对当前时代的新鲜感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二是读者阅读趣味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他们不再需求政治渲泄的作品，而是要好好坐下来欣赏一下充满艺术气质的纯文学作品。长篇有幸成为理想的选择。而且转型期观念和社会生活的难把持性也促使不少读者到文学作品中寻求精神家园和理想共鸣。
从新近中国作家协会、文联、各省作家协会及各出版社、期刊杂志社推荐的100多部“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来看， 近年的长篇的确不乏佳作。如唐浩明所著《曾国藩》，不仅文学界反应甚好，北京市新华书店也表示“供不上货来”。此外，反映历史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如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6部，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 同样受到文学界内外的重视。其中推荐作品最多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共推荐包括王蒙《活动变人形》、陈忠实《白鹿原》、张炜《古船》、王安忆《纪实与虚构》等11部长篇。虽然很难说评奖是否就能够对产生佳作有所推动，但至少评奖本身在呼唤一种精品意识。
与此同时，文学圈中相当部分作家及评论家对“长篇创作是否真繁荣”这个问题并不乐观。比如，资深文学编辑朱伟就认为中国近年长篇创作最大的问题是不丰富。以王蒙为代表的一茬作家，创作小说走不出意识形态观念，写出的多半是社会政治小说；另一茬作家是1985年后成熟起来的，写个人性的感受比较多，显得积累不够，中国作家目前写的长篇很少在容量上达到优秀长篇的水准。往往是几个中短篇拼凑，或是一个抻长的中篇。实际上长篇与中短篇是不尽相同的，不是中短篇写好了就可以写作长篇。写长篇重要的是要有一股“气”，二三十万字要游刃有余。文学评论家雷达对长篇的内涵与容量也有相似的看法。他认为，近年长篇创作数量很大，但却无法令人认为达到理想的繁荣时期。我们不缺一般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却缺乏博大、精深、厚重的长篇小说。过去一贯要求的那种全景式反映生活的长篇已很少出现，史诗般的好长篇更是不易见到。目前的长篇普遍线索比较单一，生活切入面较小，当然也比较精致和艺术化，同时日趋走向“内观化”，写个人生活史、情感史、心灵史等。何日能从中再走出来，却看不到这样的苗头。
长篇创作走向商品化还是艺术化？
近年逛书店尤其是街头小书摊，给人印象是不少作家和出版单位在书名和“包装”上颇下功夫。一时间诸如“女儿心”、“女儿血”、“女儿泪”一类及鸳盟燕誓、情仇追杀书名充斥书肆、书摊，封面多是艳女美酒、纸醉金迷，以及以此“打扮”便可求得读者垂青。其实，有些内容比较严肃的小说正因为庸俗封面及插图而难登大雅之堂，也可能与真正有鉴赏力的读者失之交臂。一般读者在书中找不到封面昭示显赫的内容后也不由大呼上当。
文学圈里覆盖市场做得最热闹的当推王朔。王朔不仅从意识到语言对文学进行了轻轻松松的反动，而且亦文亦商地成了“明星”。有一点值得一提，王朔的书很热了一阵，但他从来不在书名和封面上迎合低俗猎艳的读者。相反，王朔的书装帧严谨、格调大方。对王朔说好说坏的都有，但都承认他有特点。而张承志、张炜代表的似乎是截然不同的趋向。他们以隐逸的方式潜心创作，或隐于闹市，或隐于郊野，追求的是纯粹的艺术，守护的是文化的精英，承载的是历史的使命。
文学圈中不少人都认为当今中国作家并没有找好作品艺术化与走向市场的结合点。进入经济转型期，众多作家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往“商品化”上靠了，另一部分仍在寂寞地攀援着艺术之峰。似乎在“流俗”与“纯洁”之间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从世界文学史看，小说初兴之时一个突出之点是供人消遣。在西方，没有政府供养作家的制度，纯写作的作家收入主要来自稿费和版税。因而，不少作家写出的优秀长篇小说本身就是畅销书。即是优秀小说，又是畅销书，简单地说，必须具备雅俗共赏的特点。而“雅”和“俗”的结合点同样是需要伴随着艺术的进步而逐渐被发现和认同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文学圈里有一部分人把1989年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一条不大不小的分界线。他们发现，就象1989年以前看法国电影，觉得那才是真正的电影，而到今天再看那些电影，却发现“艺术”到难以进入一样，1989年以前读起来很有味道的文学作品，现在再返回头去读一读，发现那些作品竟离生活很远。是欣赏力和审美观出了问题？应当说是艺术和艺术观已随时代又向前走出了一大步。
的确，1989年之后文化界面临了一次重新“打开”。这是一次心灵由动荡趋于逐步安宁后的“打开”，带来的是对文学的重新发现和重新定位。于是新的观念和表现手法更多地被运用于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最明显的是结构发生了变化。传统的纵向叙述被横断而切入所替代。一大批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出现，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回归生活的趋势。除了坚持传统写实的之外，有一部分作家以写意的手法来描摹历史、塑造历史人物。他们不追求历史的可靠性、可考性，而是更重视历史的可识性、可知性。他们偏重历史的偶然，写那个时代的食、色，还原那个时代的声色，却并不着意去复原那个时代的真实。这种“回归”，令读者颇感兴趣。
有读者才能有市场，但即使作品“贴近生活”，也未必就能占领市场。对中国绝大部分作家而言，他们在创作走向商品化还是艺术化的问题上往往介乎王朔与张承志之间。因为他们既不似王朔折腾得那般沸沸扬扬，也不象张承志执着信念大隐于市。他们更多的是平静地耕耘和收获。问及多位作家，他们如何看待创作走向商品化还是艺术化的问题，回答普遍是创作应顺着内心的感受走，而且作家的生命在于不断创新。获得读者是重要的，但却不可迎合读者。因此对那些把写作视为自己生存状态的作家，作品的艺术性不言而喻是第一位的。
问及收入，作家刘震云认为目前国内比较好的作家是不困难的。一些文学刊物提高了稿费标准，如《大家》等每千字200元， 而且不少刊物是“优质优价”。加上出书可提8—15%不等的版税， 改编可得版权费，一个作家认真写作的同时，维持一种体面的生活应当是不成问题。
潜心写作与勇于否定自我
商潮滚滚之下，作家们又在做些什么？
王蒙几乎是一贯富有代表性的作家。王蒙这几年创作了《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等，目前手头正创作着另一部长篇，预计明年可以付梓。询及为何近年转入长篇创作，这位曾担任中国文化部长的作家说：我写长篇，是因为年龄越来越大。从1991年开始动笔已经57岁。过去我写过的短篇、评论、杂感很多，写作的最后十几年，想放在长篇上，更整体性地反映自己的生活和经历。另一方面，自从离开行政工作，时间比较完整。过去想写，也难做到。王蒙认为，长篇小说是比较大的工程。他写的是三四十年以前的事，因此既要能回到那个时代，直切地写出氛围，又要有一种自省和超越。目前，他除了必须的社会活动，可说全身心地投入长篇创作，每天上午半天写作。
作家们在对长篇创作的身体力行上普遍认为：创作是纯粹的个体劳动，具有非常大的封闭性。外界冲击重要，但作家的想象力、才情和智慧的发挥则更为重要。长篇是适合有一定创作经验的作家操作的文体。作家的实力和韧性也可在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
90年代开始发表长篇小说的刘震云是1985年之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他认为要把写作这个行当干好，就要不断地否定自己。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好得不得了本身就是个危险的信号。有些作家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以同一种情感渠道表现同一种体会，作品的总体力度无法很强。好的作家应当有几个青春期，这就需要不断地自我否定。否则作家的生命期就不能长久。一个作家“潜心创作”的更深一层含义是这个作家应当去领悟生活中一唱三叹的弦外之音，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原汁原味地表现出来。尤其当一个作家作出了某些成绩，其作品被读者接受甚而深爱，读者自然地盼望从他的作品中“再见那可爱的孩子”，那种“公众效应”很容易诱使作家顺着惯性往前走，此时作家否定自我需要更多勇气，也更为必要。
中国的长篇时代何日到来？
《十月》杂志副主编、作家郑万隆提到一个现象：前一阵在文化圈引起轰动的不是我们“国产”的长篇，却是一本美国的文字量只达中篇的小书——《廊桥遗梦》。这本书写的也不是动荡剧烈的社会生活，而是一段对过去被珍藏情感生活的回忆。不在情感生活的传奇性，却在其胸襟的坦荡和率真的人生态度。而我们今天的长篇却没有象这样的作品。有不少作家还在醉心于对陈旧生活的编织，这种状况甚至影响到电影，向外国人展示一些中国也看不到的“中国奇观”。还有为电影而写作，一气出了5部长篇《武则天》。但热度有了，小说的深度、 厚度又在哪里？这种争名逐利的蜂拥而起，某种意义上比写纯为挣钱的“通俗文学”还低劣，因为它更大程度地浊化了文化的空气。
山东作协副主席、作家张炜深有感触地说：90年代从事文学创作，对一部分人来说很容易，对另一部分人来说比任何时候都困难。放松的人容易，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开放的喧闹的时期尽情地吸收、借鉴。一般的操作，职业化的写作也容易，模仿的机会多，跟从的机会多，剪辑组合的可能也多。起码发表的园地比七八十年代多了几倍。而那些认真紧张的探索者就难了。因为来自外部的干扰太大。各种声音热闹而嘈杂。但作家自己不能在这热闹中糊涂起来，不要迷失。他们应该再放松、再自主、再封闭一些。因为任何热闹、花花哨哨的东西在扎实的劳动面前都要退后一步。张炜自几年前就远离大都市，蜇居山东龙口潜心创作。他的长篇小说《古船》、《柏慧》同为第4届茅盾文学奖提名作品。
作家余华说，中国的文学期刊特别多，这点与别的国家很不一样。许多作家为应付刊物的中短篇约稿一直匆匆忙忙，一个作家如果不时常在期刊上“露面”，也担心会被读者遗忘。但作家如能甘于寂寞、淡泊声名，写长篇确实可以完整地整理出一段感受与想法。
有个并没引起广泛注目的文化现象：《渴望》、《皇城根儿》等电视剧走红后，编剧很快推出了同名的长篇小说。一般来说，国际惯例是小说为影视剧本提供一个故事构架和深广的文化背景；而影视开道、小说跟上的情形是不多见的。这是否一种好的尝试还不好讲。陈建功、赵大年都是创作认真的作家。他们这么做至少是懂得在商业社会中抓住机遇。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这些电视剧播映后出版的小说都卖得不错。
文学界普遍的看法是长篇创作不应该象中短篇那么热闹。长篇小说应当是作家对生活压缩至喷涌的实现状态。有作家说，国外有一些不打市场、不注重票房的纯艺术的“作家电影”，中国能否出一些“作家长篇小说”，而不是写手、书商、看热闹人的长篇小说？由此，社会对作家也同样要有一种平和的心态，别催促他们，让他们静静地沉到生活、内心之中，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好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