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家园】
文莱语言政策及其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启示
邹长虹
（广西医科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1）
摘 要： 语言政策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组成部分，语言政策反映了国家或社会团体对于语言问题的根本态度。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随着我国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在中国与东盟关系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研究文莱语言政策对我国语言政策的改革与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文莱与中国同属亚洲国家，有着相似的多民族多语言国情，共同面对着东西方语言文化交融的格局。中国与文莱1991年建交以来，在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友好交流逐步发展。因此，对文莱语言政策的发展过程和思路开展研究，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 语言政策；文莱；中国；启示
语言政策作为人们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根据自身立场对语言采取的各种政策措施，表明了一国对其内部外部语言及其文化的态度和规划，对该国语言文化格局具有深远影响。语言政策是“社会中有关语言沟通方面的政策，即能反映社会与语言表达能力和语言交际潜能之间关系的态度立场、规则和决策”[1]随着我国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程度的提高，在与东盟关系持续繁荣的背景下，对邻国的语言政策进行研究尤显重要。文莱是位于东南亚的沿海国家。21世纪以来，中国与文莱在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关系显著发展。文莱与中国同属亚洲国家，有着相似的多民族多语言国情，共同面对着东西方语言文化交融的格局，因此，对文莱语言政策的研究，有助于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研究和完善。
一、文莱的基本语言概况
文莱达鲁萨兰国（Negara Brunei Darussalam），简称文莱，是位于东南亚的沿海国家，北临中国南海，东南西面毗邻马来西亚，地处热带，盛产石油，是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历史上，马来族在东南亚群岛建立了多个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文莱等。文莱古称渤泥，早在8世纪就有居民在此生活。中国自南北朝时期就与文莱有经常往来，文莱也因此受到中华文化的较多影响。而在14世纪前后，由于伊斯兰教传播到东南亚地区，东南亚国家陆续伊斯兰化，文莱也不例外。文莱建立了伊斯兰教君主国，势力一度强盛。16世纪起，文莱陆续受到葡萄牙、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入侵。至18世纪，文莱成为英国殖民地。二战时期，文莱一度遭受日本侵略。二战结束后，文莱再度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1984年，文莱成为完全独立国家，实行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专制制度。伊斯兰教是文莱的国教，同时在文莱还有基督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在文莱居住的除了文莱族、克达岩族等本土马来族，还有伊班族、本南族、华族等移民，以及来自周边东南亚国家、南太平洋国家、西方国家的外籍人员。国土面积仅有5765 平方公里、面积不及一个中国上海的文莱国，其历史文化背景之复杂并不亚于众多大国。数千年来的东方文化积淀，以及近代西方文化持续融合的背景下，文莱的语言状况，以及人种、民族、宗教之复杂程度为世界罕见。
二、文莱的语言政策
文莱的主体民族为马来族，又称文莱马来族，由7 个主体民族构成，分别为文莱族（Brunei）、克达岩族（Kedayan）、马来奕族（Belait）、杜松族（Dusun）、比莎亚族（Bisaya）、都东族（Tutong）、摩拉族（Murut）（又名伦巴旺族（Lun Bawang））。这7 个主体民族占文莱总人口的66%，由1959年颁布的《文莱宪法》统称为马来族，使用的语言称为马来语，即文莱马来语。被认定为移民的有伊班族（Iban）、本南族（Penan）、木胶族（Mukah）、华族（Martin），他们都讲自己独有的语言，其中华族的语言较为多样，多数华族能讲普通话，还讲各种华语方言如广东话、福建话、客家话、海南话等。除了文莱马来语和移民语言之外，在文莱还有其他国家的外籍人员，其中南太平洋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外籍人员一般讲英语，亚洲各国的外籍人员讲各自的母语[2]。
划痕后12 h，Exo组迁移距离明显大于Control组和PBS组（P＜0.05）；划痕后24 h，Exo组划痕已经基本愈合，Control组和PBS组仍处于愈合期，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Control组与PBS组细胞迁移距离（12，24 h）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图5）。
文莱语言具有多语多言的特点。文莱的国语是马来语，通用语是马来语和英语，阿拉伯语是宗教语言，华语使用比较广泛。其中，文莱国语马来语的情况较为复杂。马来语属于南岛语系印度尼西亚语支，细化开来，又区分为标准马来语和文莱马来语。前者是马来西亚、文莱、新加坡三国共同的官方语言，后者仅是文莱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内部通用语言。文莱马来语是标准马来语的变体，是文莱的文莱族、克达岩族等7 个主体民族语言的统称，是具有文莱特色的马来语。近年来，文莱马来语逐渐为文莱人所提倡，作为其文莱身份的体现。
朝阳区是首都北京的城市功能拓展区，辖区内食品药品单位众多，并集聚了全市60%以上的星级酒店和大量外国使馆、国际组织，许多全国性会议、活动和国际赛事经常在此举行。面对繁重、复杂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任务，朝阳区食品药品监管局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敢于担当的精神，坚持“四个最严”，执法不怕碰硬，3年来多次圆满完成食品药品安全重大活动保障任务，日常监管工作和监管队伍建设抓得有声有色，连续两年被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管局评为先进集体，并受到朝阳区政府的表彰。
第四阶段：现阶段的语言政策；目前，文莱政府面向全国范围推广双语教育，普及国语马来语和英语这一国际通用语。文莱基于国家未来发展的需求，在双语教育人才培养目标方面，一贯很重视培养学生的母语能力和英语能力[5]。英语作为昔日的殖民遗产，在如今的全球化时代下，在文莱的日常生活中仍然被广泛使用，并且已日渐形成文莱特色的英语变体。而马来语的古老书写体系——加威文作为宗教语言，目前主要用于个人签名、公共场所文字和宗教场合，学生在学习鲁米文的同时也要学习加威文。在文莱居住的移民，则除了学习马来语和英语之外，还需要学习自己的祖籍语言。在日常生活中，多语多言混用的情况在文莱十分普遍[6]。
第二阶段：70年代至84年的语言政策；1971年文莱与英国签约，文莱恢复行使部分内部自治权。次年，文莱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共同签署了马来语与印尼语标准化协议。1979年，文莱与英国再次签约，确定文莱于1984年独立。1983年起，文莱政府开始推行新的标准马来语拼写体系。1984年英国宣布文莱完全独立后，次年，文莱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共同组建“文印马来语委员会”，共同推进马来语的区域标准化发展。
第一阶段：40-60年代的语言政策；1941-1945年文莱被日本侵占。1945年二战结束后，文莱再度被置于英国的军事管制之下。随后文莱民族运动逐渐兴起，英国于1959年颁布《文莱宪法》，将标准马来语设为官方语言，同时撤销驻扎官，实行部分内部自治和行政改革。1961年，文莱语言文学管理局建立，开始承担标准马来语书写和发音体系的标准化系列工作，以及词典编纂和词汇推广工作。同年《文莱国籍法》出台，规定凡是马来族原住民以外的移民，必须通过标准马来语考试才能成为文莱公民，事实上，这一考试门槛较高，造成部分移民无法成为文莱公民，而选择移居到周边的南太平洋国家。
其次，传统产业转型归根结底依靠的是企业，那么企业能否预测消费者行为，有没有能力管理好忠实客户，有没有完成大数据资产的转化，能否获得“互联网+”大数据带来的便利，对行业转型而言更为重要。为保持可持续发展能力，仅凭借“互联网+”大数据思维是不够的，企业和行业还需要有迭代思维和快速创新的能力，要在创新过程中反复完善和更新，不断创造新资本，保持企业和行业的与时俱进性，才能持续享受“互联网+”大数据思维带来的便利。毕竟“互联网+”大数据是不断革新的，并非一成不变。
历史上，文莱的国语马来语公元7世纪起源于如今印尼的南苏门答腊地区，是当时流行的商业语言。随后文莱先后受到阿拉伯国家和西欧国家东扩的影响，马来语先后采用了两种书写体系。先是伊斯兰化时期（约14世纪起）采用了加威文（Jawi），也就是阿拉伯语式的马来语书写；而后在英国统治时期（19世纪起）采用了鲁米文（Rumi），也就是拉丁文式的马来语书写。英国殖民官员于1911年开始关注语言教育问题。时任英国驻扎官Graham Black 在1939年的文莱年度报告中认为，考虑到文莱有四分之一的原住民母语不是马来语，需要普及马来语教育。与此同时，英语和华语学校也在随着马来语学校的增加而增多，英国殖民者有意培养一批经过西方教育的本地人来帮助管理文莱，而作为文莱人口众多的华族也希望延续本族文化。1984年文莱完全独立前，文莱的学校按教学语言，可大致分为马来语学校、英语学校和华语学校。马来语学校主要为政府办学，使用标准马来语。英语学校最早由教会创办，后由政府兴建。华语学校为华人自发建立的教育机构，受文莱国情影响，其发展一度受到政府的限制[4]。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用“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长风破浪会有时”三句话概括了中华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并向世界宣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2］
综上所述，结合文莱语言政策与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文莱语言政策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具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按使用层次划分，文莱的语言显出三种层次。高阶语言是标准马来语和英语，用于官方场合；中阶语言是文莱马来语和华语普通话，用于日常生活，以及阿拉伯语，用于宗教场合；低阶语言是文莱的各少数民族语言、华语各方言以及在文莱的各外籍人员的母语。日常生活中，人们混用马来语、英语以及其他语言的情况相当普遍。文莱的主流报纸同时使用着英语、马来语和华语[3]。十分复杂的多语环境，造就了文莱特色的语言融合现象。
近年来，马来语在文莱的变体——文莱马来语作为文莱人身份的象征，日渐受到文莱全国上下的重视。文莱政府在开展文莱马来语的语言研究方面较为积极主动。然而，文莱马来语虽然在词汇上与标准马来语重合度较高，在语音句法方面仍有显著区别，因而难以互通。且由于标准马来语更接近马来西亚的标准马来语，在东南亚更具普及性和实用性，加之文莱马来语仅限于口语尚无文字，文莱马来语的发展和传播相对有限，标准马来语仍为皇室和政府在公开场合使用[7]。
三、文莱语言政策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启示
早在秦朝，中国就有“书同文”政策统一全国文字。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统治者较早意识到统一语言的重要性，然而缺乏现代语言政策概念，没有系统制定和推广国家语言政策，并且受到华夏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统治者多以天子自居，满足于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对外国和外语缺乏兴趣，使得数千年来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教育者仅是凤毛麟角。这种不重视对外交流的观念，在明清两朝以闭关锁国的形式达到极致。直至清朝末期，清政府在西方列强入侵、国人民族意识觉醒的时局下，才开展了大规模的国语运动和语文改革，并为了增进与西方国家交流，培养了一批精通外语的人才。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连年战乱，民不聊生，虽有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统治阶层无暇顾及语言政策。真正具有规模的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推广，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
中国与文莱同为亚洲国家，历史上都经历了西方语言文化的冲击，都经受过西方殖民的深刻影响，如今共同面对着全球化时代本国语言与外国语言的博弈。中国外语教育政策也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随着20世纪以来东西方交流进入鼎盛时期而达到高峰。
表2从精确度和时延两方面进一步评估了算法的性能。作为比较,我们测试了其他深度学习模型的性能,比较模型包括一个两层的卷积神经网络(CNN),一个两层的循环神经网络(RNN)以及一个CNN-LSTM混合网络。其中RNN和CNN-LSTM中的LSTM部分的参数设置与表1所列相同;CNN和CNN-LSTM中的CNN部分采用了维度为[1,50]的一维卷积核,其余参数与表1一致。
建国初期，时值我国受苏联影响的政治背景下，国家大力推进俄语教育。《中学暂行教学计划（草案）》（1950年）、《关于全国俄文专科学校的决定》（1952年）、《教育部关于从1954年秋季起中学外国语科设置的通知》（1954年）等政策在大幅提升俄语教育规模的同时，却有着外语教育“一边倒”的倾向，导致俄语人才过剩、其他外语人才紧缺。为此，1956-1957年，教育部公布《关于中学外国语科的通知》、《关于俄语、波语、捷语、东语各专业学生转学、转专业的具体办法》，开始重视英语教育。1964年，《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这一中国外语教育里程碑式政策的发布，将英语确认为学校第一外语并强化中学外语教学。然而，这一政策施行不久就遭到“文革”的破坏[8]。
“文革”结束后，中国外语教育返回正轨。1978年，教育部发布《加强外语教育的几点意见》。随后，教育部先后发布《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1998年）、《关于申报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2000年）、《教育部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2001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03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改革方案（试行）》（2004年）等系列政策，大规模培养外语专业紧缺人才，更加注重非通用语种人才的培养[9]。
第三阶段：1984年至2009年的语言政策；1984年起，文莱政府开始整合教育语言系统，面向全国中小学推行双语教育体系，要求学校在学前教育和小学前三年阶段，使用标准马来语教学，也开设英语课；至高年级阶段，则根据课程来分别安排英语或马来语教学。至2009年，文莱教育部颁布《21世纪国家新教育体系》，规定小学一年级起就使用英语教授数学等课程，将马来语加威文的教学进一步提前；将华语设为中学选修课，并重视其他外语语种的教育。此举符合联合国的多语教育政策理念，即每人应掌握至少三门语言——母语、国内强势语和国际强势语。
（一）外语教育政策应摆脱偏见，高瞻远瞩，注重实用
文莱作为一个1984年才摆脱英国殖民的新兴国家，其语言政策能够不计前嫌，摆脱政治偏见，将英语设为通用语在国内大力推广，并利用英语的全球化优势迅速与国际接轨，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既有政治上的高瞻远瞩，也有经济上的远见卓识。
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曾一度偏离社会实际需要，侧重俄语和英语教育，造成这两个语种的外语人才过剩，而其他语种人才紧缺的不合理状况。其中，英语教育过热的情况持续至今，数十年独树英语的教育体系，对国内外语教育的格局造成了深刻影响。近年国内英语教育虽有所降温，短时间内英语教育规模在国内仍然一家独大，其他通用语种、非通用语种教育的发展处于不均衡状态。在广大基层，非通用语种人才，尤其是熟悉商业或特定行业的非通用语种人才仍然紧缺，影响了国家对外交流和经济发展。同样受到国际政治时局的影响，文莱语言政策的去政治性值得我国借鉴。外语教育政策的影响十分深远，政策制定者应当更加理性，以社会实际需求为基准，大力发展各种社会需要的外语人才教育，在确保通用语教育稳步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非通用语教育发展，实现外语教育多元化发展[10]。
（二）外语教育政策与国内语言政策的相辅相成
文莱在推广英语这门殖民语言的同时，能够认识到发展国内语言的重要性，注重维系本国本族的语言文化根基。《文莱宪法》明确了文莱本族语的国语地位，并且将马来语和英语共同面向全国推广。值得一提的是，文莱人的国语马来语使用的鲁米文，是用拉丁字母拼写的马来文，这一点有助于文莱人融会贯通学习英语，并将英语和马来语联系起来，使得外语和国语密切相关，共同推广阻力较小。文莱巧妙利用了马来语受过英语殖民者拉丁化改造的特点，以鲁米文为桥梁，实现了外语教育与国语教育的相辅相成、共生共荣。
中国的汉语拼音，原本就是新中国成立后，为与国际接轨，参照拉丁字母、结合汉字读音编写的。依此看来，汉语拼音字母与拉丁字母原本能够互通。中国人因为熟悉汉语拼音，英语又是拼音文字，看着字母就能大致拼出读音，国人应该能够触类旁通，带着汉语拼音的感觉学会拉丁字母，并顺着拉丁字母的感觉迅速学好英语。遗憾的是，在我国，英语教育没有走这条简单路线，而是向数理化等理科学习，被人为制造成了一门十几年学不好的深奥学科，语法、写作等书面能力被过分强调，口语、听力等实用交际能力被明显忽略。学习家乡话不会用到语法、多听多讲就行，这种普通人都懂的道理，在教育的大舞台上被教育者们集体遗忘，造就了大量只会“哑巴英语”的无用人才，造成我国英语教育的投入和产出十分不成比例。此外，英语还被当作职场人士评职称的硬性条件，许多职场人士的工作内容与英语并无明显关联，仍要通过英语考试。这一制度制约了许多职场人士的职业生涯发展，引发部分国人对英语的反感。英语已是时候回归其本来面目，即作为一门基层交流工具，而非一门深奥学科。近年来，国内英语教育开始出现去深奥化、热度降温的趋势。高考英语所占比重降低，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出现口试，部分职称评审开始与英语脱钩，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语教育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存在问题，正在积极做出改变[11]。
（三）多语教育政策理念应深入发展
联合国的多语教育政策理念是，每人应掌握至少三门语言——母语、国内强势语和国际强势语。文莱在面对国内的马来语（标准马来语和文莱马来语）、移民语言、外籍人员语言，以及国际语言英语的关系问题上，能够基本妥善地处理各种语言的关系，并且能够做到各语言和谐共存，国家虽小，语言多而不乱，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文莱的语言政策仍有可提高之处。文莱国内小众群体语言的发展和保护有待提高，而且国内部分语言的归类是否合理，亦有待推敲。按语言相似度划分，文莱马来族内部只有文莱族、克达岩族是讲马来语的穆斯林，而同被归为文莱马来族的马来奕族、杜松族、比莎亚族、都东族、摩拉族，他们的语言实际上与马来语并无密切关系，而更多和杜松族、摩拉族的语言有所关联。
人物纹和风景纹中描绘出的欧洲贵族的游乐、宴饮、典礼等场景迎合洛可可风格追求享乐的精神诉求，体现出轻松休闲的世俗生活感。
进入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政策已渐趋全面。英语教育仍然作为最大规模的外语教育稳步发展，其他通用和非通用语种的教育也在逐渐发展，渐进式弥补过去的外语教育格局失衡状态。过去存在的英语教育过热、国语教育偏冷的情况已有所改观，国语教育和国学文化正在回温，释放出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国、开始注重自身语言文化建设和弘扬的积极信号。同时，在协调发展国语和外语教育的过程中，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方言需要特别关注。随着国语普通话的推广，少数民族语言和各地方言尽管有着政策上的支持，仍然在年青一代身上迅速蜕化。在一些基层地方，年轻一代已完全不会讲祖辈的方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或已处在消亡的边缘，亟待引起学界的尽快重视，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方言刻不容缓[12]。
结语
中国与文莱1991年建交以来，在旅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友好交流逐步发展。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关系大幅升温，作为东盟成员国的文莱自2000年起，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大幅上升。2013年，两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同为亚洲国家，具有相似的语言国情，面临相似的国内外语言教育共同发展的现状，文莱语言政策的发展过程和思路，为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中国早在古代就已发展出影响深远的中华文化圈并辐射到周边广大国家，如今承担着新时代复兴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面对着如何与国际语言及其文化共存和博弈的重要议题。21世纪大国博弈重在语言文化、经济等软实力的提升，中国外语教育政策正朝着积极方向不断完善，同时面临着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深入推广国家外语教育政策仍然任重而道远，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群策群力、同向同行。
参考文献
[1]SCHIFFMAN，HAROLD F.Linguistic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 Taylor ＆ Francis Group，1996.3.
[2]贾文娟.文莱语言生态探析[J].宁夏社会科学，2017（3）：230-232.
[3]张治国，郭彩霞.文莱语言政策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6（9）：28-29.
[4]文安东.文莱华文教育现状调查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5.
[5]刘上扶.东盟各国语言纵横谈[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9.13.
[6]王晋军，刘娟娟.文莱的语言生态与双语教育政策研究[J].中国外语，2017（9）：65-70.
[7]袁洁.文莱语言政策影响下的语言转化[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10）：166-171.
[8]沈海英.中国语言政策研究综述[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4（6）：94-95.
[9]王向豫.当代中国语言政策分析[D].吉林大学，2014.
[10]邹长虹，尹少君.菲律宾语言政策及其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启示[J].社会科学家，2016（4）：157-160.
[11]LIN PAN.English Language Ideologies in the Chinese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a World-System Perspective[J].Language Policy，2011（10）：245-263.
[12]TOLLEFSON，J.Directions in Language Policy Research and Practice[J].Asia-Pacific Edu.Res，2016（25）：801-805.
中图分类号： H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9）03-0152-04
收稿日期： 2019-01-20
基金项目： 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东盟国家语言政策研究及启示》（项目批号：201103YB072）
作者简介： 邹长虹（1962-），女，江苏苏州人，广西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教授，硕导，主要研究方向：英语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校：粟红蕾］
标签：语言政策论文; 文莱论文; 中国论文; 启示论文; 广西医科大学外国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