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宜制度、经济增长与发展平衡——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及其世界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大国论文,适宜论文,发展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8)06-0018-09
三十年的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对于一个在人口、疆域和经济规模等几个方面都堪称“大国”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肯定已经创造了现代人类历史的奇迹。当代经济学对于发展的理解特别强调两点：第一，发展是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下产生的；第二，发展是一个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互动过程。根据这一认识，我认为，如果忽略中国特色的大国治理结构，将不利于深入理解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未来走向。所以，本文将提出一个“发展的三角”来理解中国发展的历史与未来。在这个“发展的三角”里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那就是适宜制度①、经济增长和发展平衡。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需要，作为适宜的制度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发展的失衡问题。为了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经过三十年的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什么是改革开放进一步得以推进的动力？中国的改革从市场化开始，在经过了三十年高速增长的阶段后进入到了深层次的制度建构阶段，这条大国发展道路揭示着怎样的一般规律？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怎样的一般意义？这将是本文将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历史、现实与未来
当代中国所采取的治理结构与中国的大国特征有关。自从秦代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国之后，在西汉以来的大多数时间里，中国在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儒家伦理＋政权开放②这几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下，基本成功地维持了国家的统一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这个治理结构不能很好地解决两大问题：第一，在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势力的成长和强大将威胁到中央政府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于是自明清以后，中国的政治制度走上了更加集权的道路；第二，在对上负责的政治集权体制下，缺乏有效的机制来防止皇室的衰落和官僚体系的腐败，于是，每一代王朝均在其初期实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到中后期便出现了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发展到最后，皇室不是被强大的地方势力取代，就是被揭竿而起的农民起义所推翻，或者在外族入侵下走向衰亡。历代王朝从兴盛到衰亡的循环更替，成了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规律。帝国体制瓦解以后，皇室衰落的问题不再存在，但怎样既维持大国的统一又保证集权体制能够推动发展，仍然是中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分权＋政治集权＋儒家伦理＋政权开放这几位一体的治理结构仍然被当代中国作为基本有效的大国治理结构。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的领导人有着非常宏伟的目标，从而解决了“发展的共识”的问题，使得政治集权体制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很强的政策执行力。但是，由于内外环境所迫，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而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解决好两个根本问题：首先，取消了价格机制和民营经济之后，仅仅依赖中央计划＋国有经济的方式来追求发展，无法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信息与激励问题。③其次，当政策出现失误时，缺乏有效的机制来使政策制定重回正确的轨道。
改革开放之后，面对贫穷落后的现实，中国人民在“发展的共识”基础上，借助于市场机制的重建和民营经济的发展，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发展的信息与激励问题。同时，在政治体制上，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被加强，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政策的正确与有效。在经济转型的问题上，“华盛顿共识”强调通过快速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稳定来完成转型④，在解体后的苏联和东欧转型国家，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确“在一夜之间”完成了，但由于出现了治理的“真空”，宏观的稳定目标反而难以实现；而在中国，正是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才实现了既定的市场化和民营化目标。在宏观方面，虽然整个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几轮“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经济周期，但恰是在市场机制还不够健全的条件下，中国借助于强政府的干预将宏观的稳定维持在了可接受的程度上。进入90年代之后，当市场体制更为健全，经济的民营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短缺经济彻底结束之后，中国的宏观稳定程度比80年代有了实质性的提高。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在逐步建立市场体制和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获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市场化的改革是在一个适宜于发展中大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推进的，无论是中国已经取得的成绩还是在今天所面临的问题，都产生于这样一个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历史里，特别是在80年代，分权体制下的地方主义始终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为了更好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避免来自地方利益的阻力，中国在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中央的财力，同时对地方官员实行了绩效考核制、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然而，由于绩效考核主要是基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这在激励地方官员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使其目标趋于短期化，一些有利于长期发展的目标被淡化甚至放弃；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虽然可以避免地方政府形成太强的本地主义倾向，但却进一步加强了地方官员目标的短期化。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过程中，必须通过弱化地方政府干预和法制化、民主化进程来保证民众的长期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正当中国努力建设基于法制和民主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关系型社会却阻碍了这一进程。在关系型社会里，人们的交往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里重复地出现，成本收益的计算也往往是跨期且跨域的，这就使得在一时一事上的交易可能显得不公平。市场经济作为“现代性”的重要特征，它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交易必须是平等的。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却嵌入了大量的社会关系，使得交易往往是不平等的。特别是当带有等级的“关系圈”与政治科层组织里的公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滋生了腐败。
为了克服关系型社会对平等市场交易的束缚，法制化和民主化是关键。但是，制度是内生的，如果市场机制嵌入了大量的社会关系，市场的成长是否能够摆脱“熟人社会”的束缚呢？⑤更为重要的是，在关系型社会和政治科层组织里，权威的重要性特别大，而法治和民主的精神是人与人的平等。因此，当我们要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要建立法治社会与民主政治的时候，我们却发现，长期以来内嵌了大量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市场经济体制却缺少平等交易的基础。
中国的发展道路走到今天，是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还是走向权钱结合的市场经济，这是当代中国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的重大抉择。在这个十字路口，有两个内在的力量要求中国走向公正的市场经济。第一，如果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使得人们的交易范围越来越大，这会自发地产生一种内在的力量冲破本地化的社会关系和行政管制，实现市场的一体化和规模经济。当国内市场一体化程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会有经济的内在力量来保持国家统一和市场整合，这时，政治集权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将越来越不重要。同时，在全球化的大潮里，当中国与国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时候，中国必然要更多地适应国际社会的规则与惯例，推进国内的法治与民主进程。第二，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持续扩大的城乡间、区域间和人际间的收入和公共服务差距，以及与此相关的发展的内外“双重失衡”都要求中国作出内部治理结构的调整，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代中国今天所面临的挑战，也是中国未来走向持续发展的机遇。
在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过这段改革开放的历史并迎来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关心着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发展经验说明了什么？
二、发展的三角：适宜制度、经济增长与发展失衡／平衡
中国三十年的发展道路，反映了三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即适宜制度、经济增长、发展失衡／平衡。所谓“适宜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保证了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和经济上的市场整合；而经济的分权（特别是财政的分权）则适应了大国的治理，保证了地方政府能够通过财政收入分享经济发展的收益，从而获得了发展经济的激励⑥。同时，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适应了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有利于利用熟人社会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所谓“发展失衡／平衡”，是指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失衡”的挑战，而这一挑战又成为推动中国进一步调整适宜制度、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因此，适宜制度、经济增长与发展失衡／平衡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的关键（参见图1），构成了理解中国发展的三角。
图1 发展的三角
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加剧的时代，对增长和摆脱贫穷的渴望是推动发展的三角的最为重要的动力。改革开放之初，“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迅速在全国上下特别是各级政府形成了“发展的共识”。可以说，中国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是在“发展的共识”之下，借助于政府推动的全方位的市场化改革开放而获得的。在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政策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也出现了发展的“双重失衡”。这在图1中表现为从适宜制度到经济增长，再到发展失衡的逻辑。
从内部来看，由于分权体制使得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短期的经济增长，而不注重收入差距的缓解；同时，城乡间、地区间和不同人群间拥有不均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也加剧了收入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等。收入的不均等抑制了国内需求的增长，因此，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在1994年之后）更多是由投资和出口这两驾马车拉动的。在国内，由于消费需求增长缓慢，于是，政府为了经济增长，常常采取加大政府投资的手段，但这在宏观上造成了供给相对需求的过快增长，这又使得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基本上没有出现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却出现了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现象。中国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⑦。而企业层面则过于依赖低廉的劳动力价格，缺乏通过创新提升竞争力的动力。这是中国经济“内部失衡”的表现。
从外部来看，中国的宏观经济已经走入了左右为难的困境。2005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迅速扩大，给人民币带来了巨大的升值压力，也加重了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流动性过剩和社会预期的共同推动，造成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宏观风险日渐积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宏观困局源于经济中的结构性失衡，旨在推动出口的汇率政策只是使得这种失衡所产生的效应提前释放或者放大了而已。1994年，汇率制度并轨之后，中国成功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制造业大国。然而，近年来外汇储备猛增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迫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估价人民币的币值。
事实上，由外汇储备高企引发的一系列宏观失衡问题除了与人民币币值低估有关外，也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环境成本和资源产品价格过低有关。从劳动力成本来看，中国在2004年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民工工资几乎没有上调过，这与民工市场竞争激烈、社会保障缺乏有关。而1996年之后，城市部门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又对劳动成本产生了向下的压力。在开放条件下，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中国比较优势的来源，通过加工贸易的发展，中国迅速成为新的全球性的制造业大国，出口和外汇储备猛增。于是，中国经济的“内部失衡”又进一步地引发了“外部失衡”。
面对逐渐出现的经济发展的内外“双重失衡”，中国将进入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为了克服“双重失衡”，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国需要对长期以来未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作出调整。这在图1中体现为从“发展失衡”到经济增长、再到新的适宜制度的另一个逻辑，即改革开放进入第二阶段的逻辑。正是这样的一个转折点上，中国站在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之上。
在“双重失衡”的调整过程中，中国发展的主旋律将是实现五个“从……到……”。第一，在政治结构方面，中国需要调整经济分权的治理结构，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将政府财政转变为公共财政，实现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第二，在社会结构方面，减少权势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实现从“关系型社会”到“规则型社会”的转变。在上述两个方面的政治和社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中国还需要实现三个更为具体的目标，即在城乡治理方面，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在区域发展方面，从“区域失衡”到“区域平衡”；在公共服务方面，从“追求效率”到“强调公平”。
只有作出以上的结构性调整，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才是可能实现的，其关键性的表现将是城乡间、地区间和人群间收入差距会逐步进入一个下降的趋势。收入差距的缩小将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同时它还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两个关键性的转变。第一，收入差距的缩小有利于扩大内需，中国便可借机将经济增长方式从“出口依赖型”逐渐调整为“内需推动型”。在劳动成本逐步提高和贸易依存度下降的情况下，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就可以逐步得到缓解，外部失衡的局面将随之改善。第二，在收入差距缩小、劳动成本逐步提高的过程中，将促使企业通过创新来提升竞争力，也使得普通百姓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以来的“低成本依赖型”调整为“创新推动型”。
在这个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与发展的过程当中，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日渐趋于完善。我们的起点是市场，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力量的推动；终点也是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这就是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
三、中国的发展经验说明什么？
如果中国能够再持续地高速增长三十年，中国将成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一的强国，并最终进入现代化的发展阶段。如果这样的话，中国所走过的发展道路就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一种不同于欧美经验的新的现代化模式。即使我们冷静地提醒自己，不要对未来作过多乐观的推论，而仅仅是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也至少已经在经济起飞、经济转型和大国发展这些方面形成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⑧
（一）适宜制度和发展模式可能是多元的
在本文中，我反复使用的一个词是“适宜制度”。换句话说，制度必须适宜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在空间维度上，由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差异性，它们的适宜制度和发展模式可能是多元的。
经济学的现代化过程实际上伴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更确切地说，现代经济学直接地为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寻找着理论上的合理性。与现代化相对应的“现代性”具有四个特征，即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市民社会和个人尊严。这四个特征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普世的价值”被广为接受，但也被很多人简单地对应于欧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现代性特征。
中国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可以基于自己的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选择一条适宜于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此，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仍然保持了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经济分权的体制为中国的地方政府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激励，而政治集权的体制则有利于大国的统一，有利于保证整个国家贯彻一致的政策。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没有健全的法制，市场交易大量基于关系而不是规则。社会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成了协调交易的有效机制。所以，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有着强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同时，这个市场经济还是一个嵌入了大量社会关系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找到的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每个国家可能都因为制度、历史和文化的差异，具有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从而具有不同特色的市场经济模式。中国经验再一次说明，适宜制度取决于一个国家在特定阶段所处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如果无视自己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条件，盲目地移植来自于其他国家的制度，那么，就可能出现制度并不适宜于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的情况，反而可能造成制度的低效。
（二）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因时代所需而调整
如果把制度理解为有关政府、社会与市场的关系的一系列安排的话，那么在发展的历史中，就需要因时代的需要而对制度不断地作出调整。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市场体制虽然得以逐步建立，但是，政府往往凌驾于市场之上，直接对资源进行配置。在宏观上，政府制定着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政策；在微观上，政府进行着基础设施的建设，干预着金融机构的贷款方向，甚至直接地组织着企业的生产活动。在经济发展的早期，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有其优势，特别是在推动基础设施和大规模制造业的发展方面，政府弥补了私人部门弱小的不足。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私人部门逐渐壮大，而基础设施也基本完善；同时，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公共品的需求也日益提高，这时，就要求政府转变职能，从生产领域中逐步退出，而将更多的财政支出用于提供公共品。
比强政府的发展模式需要调整更为深刻的是，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也应该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在改革开放的早期，财政分权体制曾经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强政府的发展模式如果离开正确而有效的激励机制，那么，就可能形成阻碍发展的坏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促进发展的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在财政分权体制和增长至上的考核体系下，中国的各级地方政府很容易地形成了“发展的共识”，并积极地介入到了各个层面的经济活动中去。当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提高，人们越来越强调适度均等的公共服务提供的时候，如果不改革目前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增长至上”的激励机制，可持续的发展将可能成为一场空谈。
在未来的中国，还需要加强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来克服市场和政府的“双失灵”。在经济学语境里，市场和政府是作为一对概念而存在的，市场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机制，泛指非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机制。在经济学里，市场在配置资源时可能会出现垄断和供求失衡等“市场失灵”，这时，政府作为一种机制可以有效地弥补市场的不足。反过来说，政府在配置资源时，也会出现低效率和腐败等“政府失灵”，这时市场机制又可以作为政府的补充。而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里，“社会”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配置和组织机制。在西方国家，“市民社会”、“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都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在有些经济活动中，政府和市场可能出现“双失灵”。有时，市场需求缺乏规模，或者需求者支付能力不足，这时由市场来做，可能出现追求利润的私人部门供给不足的问题，而由政府来做，则可能出现低效率和腐败等问题。这时，如果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能够发挥自组织的功能，则可能克服政府和市场的“双失灵”。
中国的发展道路说明，经济的发展本身会要求政治和社会结构不断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正是在这样一个“适宜的制度”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体现出了发展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的过程。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虽然在既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下，市场化的改革推进了中国比较优势的发挥以及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如果不能适时地对财政分权体制下的强政府推动模式进行调整，改变地方政府增长至上的目标、如果不能适时地加强法治和民主建设，打破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网络对市场机制的嵌入，那么，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从经济发展方式来看，如果普通劳动者不改变相对弱势的地位，中国将难以摆脱过去三十年持续依赖劳动力低成本的发展方式，经济的高速增长也难以切实充分地带来普通人民福利水平的同步提高。⑨
（三）制度的试验对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是重要的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经验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制度试验。中国之所以能够采取制度试验的改革方式，与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关。只有在人口、疆域、经济规模这些方面达到一定规模的大国才需要试验，才可能试验。只有大国需要考虑到不同地区在改革方式和进程上的差异性，也只有大国才不会因为局部的制度试验失败而产生全局性的后果。
经济分权和政治集权的体制安排为制度试验创造了条件。制度的试验往往给进行试验的地方带来一些特殊的政策，特别是在经济增长至上的目标之下，制度的创新又能够为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驱动力。因此，在分权体制下，各地方政府均有积极性在本地展开制度试验。在各地都有制度创新的动力的情况下，政治上的集权保证了重大的制度试验能够在全面推开之前，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以实现改革的风险成本和创新收益之间的某种权衡。
中国的制度试验广泛地存在于改革开放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时期。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的农村改革就是从安徽等地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试点开始的。而中国的对外开放则是从1984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开始的。中国的企业改革开始于在四川进行的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到1994年以后，中国的市场化制改革进程加快，企业改革的推进也在全国范围内选择了一些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单位。在金融领域，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国有企业发行股票的试点。在劳动就业领域，无论是80年代的劳动合同制，还是1996年从上海开始的通过再就业服务中心分流国有企业富余职工的改革都是重要的制度试验。一直到近些年，中央分别在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重庆、成都和武汉等地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再一次将制度试验的方法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
与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国家相比，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的本质特点是采取了制度的试验。事实上，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激进式改革具有一种内在的逻辑矛盾。现在，经济学家已经达成共识，计划经济体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府不能拥有有效配置资源所需要的充分信息，但是，在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国家所采取的改革方式，恰恰是在少数人理性设计之下推进的，希望借助于一夜之间的改革来完成体制转型。换句话来说，独联体各国和东欧国家是用计划的方式完成了否定计划的体制转型过程。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转型方式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制度试验被政府作为克服信息和知识不足的手段，同时，在制度试验的渐进改革过程中，中国也将改革对于既得利益的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从而避免了改革推进的阻力。
（四）主动融入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须
如果说以试验方式来推动改革是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那么，以开放的政策主动融入全球化则是经济发展的必须。在经济理论里，经济开放和加入国际分工体系，意味着一个国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并借助于国际市场来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对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通过国际贸易来获取更高收入，并逐步进行资本积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将自己的比较优势逐渐调整，在国际分工体系中逐步上升到技术水平更高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开放既体现为商品市场上的国际贸易的增加，又体现为资本市场上对于国际资本的吸纳，而这些又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和制度的全方位学习机会。
中国的发展历程说明，只有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才可能实现发展。回顾历史，中国的落后是与中国历史上长期的闭关锁国有关。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西方的封锁及由此导致的与西方世界的对立，中国的封闭比以前更为严重。因此，当西方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正在向市场拓展、建立规则和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前进的时候，中国所走过的道路却恰恰相反。这种局面直到1978年中国的全面改革开放之后才真正结束。
当开放的中国逐渐融入到国际经济体制中去的时候，中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对全球经济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作为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的每一步重大变革都不由自主地与全球经济发展的浪潮联系在了一起。当中国国内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劳动力成本持续走低、出口猛增、外贸失衡的时候，不仅中国自己意识到了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重要性，国际社会也认为，中国需要在内部通过加强劳动保护等措施来对全球贸易失衡的状况负起一个大国的责任，这就为中国的内部改革提供了来自外部的积极推动力。
四、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
经济的发展必须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同步，这种经济、政治和社会互动的发展过程在本质上与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所论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一致的。中国的大国特征，以及在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多个维度上与西方国家形成的反差，使得其走过的发展道路为人类的未来（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具有世界意义的。
（一）形成新的发展道路
即使仅仅总结过去三十年的经验，中国已经走出了一条不同的发展道路。如果要给这条道路贴一个不同标签的话，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市场经济”是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中国特色”则体现在与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需要相适应的那些制度特征结构。如果要进一步总结“中国特色”的话，那么，它应该可以被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大国治理结构。中国把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使得地方的经济政策能够较好地适应现实的需要。在财政制度上，地方政府拥有分享财政收入的权力，从而为地方政府制定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激励。与此同时，中国坚持了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有利于维持国家的统一，有利于贯彻中央政府的政策方向。在政治集权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考评由上级政府实施，而考核的标准则主要是经济增长绩效，这进一步激励了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目标。同时，为了防止地方形成过强的地方利益，中国还对地方政府官员实行了任期制和异地交流制度。但这一发展模式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得地方政府转而追求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第二，强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政府全面管制经济的计划体制，这决定了那时中国不拥有发达的市场体系，也不拥有强大的社会组织体系。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在政府推动下引入了市场体制来配置经济资源，但同时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了强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资本匮乏和私人部门弱小的历史时期，强政府的推动有利于进行基础设施和重大工程项目方面的大规模投资，有利于提高决策的效率，贯彻对经济发展有益的重大政策。由于有了“发展的共识”，再加上经济分权体制下形成的对于地方政府发展当地经济的激励，保证了强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起到了推动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腐败和行政性垄断等问题。有趣的是，强政府的发展模式也曾经被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等其他亚洲新兴经济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采用过；后来，当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便有所调整。为什么强政府的经济发展模式在亚洲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民主体制的功能是在政府执政之前通过政治竞争和选举来保证政策体现民意，在政府执政之后保证权力的制衡。在西方国家，前者是通过政党之间的选举政治来实现的，后者是通过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来实现的。中国始终坚持着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但政治的竞争却在不同地方之间、不同的政府官员之间存在着。同时，中国也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来提高政策制定的有效性。相对来说，中国既有的体制未能很好解决的问题是权力的制衡。有时，在一个特定的组织和科层体系内，职能相互交叉的部门和管理者相互之间构成了一定的制衡，但这种制衡却未被法制化，这使得政府官员往往拥有失控的权力，从而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第四，基于关系的社会结构。中国传统文化中比较注重家庭和亲缘关系，同时，也因为中国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的交易范围还比较小，中国的社会总体上仍然是一个关系型的社会。人们对关系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的不足，起到了“市场润滑剂”的作用，但也使资源的配置过程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当私人关系与公共权力相结合时，就可能滋生腐败和不公平。当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到了一定阶段以后，必须通过法制的建设来防止社会关系网络嵌入到新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去，对资源的配置形成扭曲。
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其他国家（特别是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条件地进行借鉴的。除了市场机制、民营经济和对外开放这些发展所必须的条件以外，中国的成功还得益于这样一个连加的式子：
发展的共识＋必要的政府执行力＋政治的竞争＋有效的激励＋制度的试验
其中，“发展的共识”是中国高速发展的前提，“政府执行力”是追求发展的手段，“政治的竞争”和“有效的激励”成功地减少了强政府发展模式可能存在的低效率问题。在个人层面，“有效的激励”机制还使社会保持着较高的开放性和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性。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制度的试验”使中国避免陷于错误的政策实践。尽管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尽完善，但对于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其他替代性的制度安排未必更好。中国目前所要做的是不断调整其制度，以适应于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转型和发展中国家里独领风骚，那么，如果简单地用上面的连加式子来对照其他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将会发现，这些条件在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具备是非常难的。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非常幸运地同时具备了这些条件。相比之下，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转型和发展中国家，或者缺乏“发展的共识”（如一些南美的发展中国家），或者缺乏必要的“政府执行力”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一些南亚国家），或者缺乏“政治的竞争”来防止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如一些采取独裁体制的国家），或者缺乏“制度试验”，不适宜的制度一旦大范围推开，势必给国家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如东欧转型国家）。
（二）形成新的世界格局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经济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之一，向全世界供给着价格低廉、档次丰富的商品。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是世界各国商品的需求者和跨国公司的投资地。中国经济增长之快，体量之大，也使其在美国、欧洲和日本之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的引擎。日益强大的中国还努力地参与和谐世界的建设，努力地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伙伴。正当中国站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起点”上的时候，回顾人类走过的现代化的道路，我们将发现，当代中国发展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当今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世界将不太可能收敛到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上去。
在人类历史上最先实现现代化的欧洲和美国，都曾经在发展的早期经历过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阶段，但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欧美国家纷纷作出了一些重大的制度调整，包括扩大公民权、建设社会保障、保护劳工权益、打击垄断资本等，使得收入差距下降，从而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在经济学里，有一条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兹提出的“库兹涅兹曲线”。它基于发达国家的历史，告诉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收入差距会扩大；之后经济进一步发展，收入差距会缩小。事实上，在西方国家的历史上，之所以呈现出一条“库兹涅兹曲线”，也是因为这些国家曾经进行过一些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的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如果当代中国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的调整来缩小收入差距，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话，那么，其所走过的道路将可能再一次呈现出一条“库兹涅兹曲线”。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走过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非常相似。
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欧美的发展道路却形成了一些差异和对照。欧洲大陆国家在建设福利制度方面越走越远，而在美国和英国，自由主义的思潮重新占得上风，私有化和自由竞争再次深深地影响了美国和英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于是，在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国家，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增长率相对更高，但收入差距相对较大，社会矛盾相对更为突出；而在被称为“莱茵模式”的欧洲大陆国家，社会福利较好，收入差距相对较小，但经济增长率则相对更低。欧洲和美国两种模式的差异为什么形成，有什么影响，谁更能持续？在国际学术界，这些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
再来看一下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大国。俄罗斯曾经以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的身份全盘照搬了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从而加速了工业化进程。后来，苏联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来发展经济，却最终以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和苏联的解体而告终。日本在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脱亚入欧”的方式来发展自己，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除了曾经被认为极具日本特色的一些劳工制度以及日本人的开放和学习精神之外，日本给世界留下的还有通过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奉行“脱亚入欧”的政策，日本在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的同时，却迷失了自己。印度在最近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速度非常之快，被称为“增长最快的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方面有很多可供借鉴的经验。印度的基本制度源于英国，而属于印度自己的传统是否可能与现代化进程相融合还不太清楚，长期的社会分割使得印度还有一个庞大的农村人口没有充分分享到现代化的成果。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在持续的政治和社会结构的调整中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将是在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历史经验的发展道路之上完成的。这条道路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以有条件地加以借鉴的经验。这条道路也将预示着，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模式并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本文系教育部2008年度应急课题“改革、发展、稳定、和谐互动机制研究”(2008JYJ017)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JL051)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适宜制度(appropriate institution)是一个在最近几年的经济学研究中非常新的概念，这个概念承认了每个国家可以根据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而采取不同的制度。因此，制度依时间和空间而存在差异是合理的。
②包括钱穆和唐君毅在内的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中政权是向民众开放的，皇帝和贵族没有完全垄断政治权力，而普通百姓则拥有一些渠道进入到统治阶层（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唐君毅：《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答问》，见《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第619-6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③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计划经济之所以失败，其关键问题就在于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信息与激励问题（参见Stiglitz Josepl E.Whither Socialism,MIT Press,1994）。
④“华盛顿共识”是一系列有关经济转型的政策主张，因持有此类主张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而得名。
⑤如果市场的转型过程是被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所嵌入的，那么，最后形成的便可能是不公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我和陈钊以及我们的合作者们在近年来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中证实了，行政权力和社会关系的确可能正在嵌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且正在扩大收入差距。
⑥大多数实证研究的结果认为，中国的分权体制有利于经济增长。本文的论述涉及了很多实证文献，但限于篇幅，未作一一交代。有兴趣的读者，请参见我们新近出版的《制度、增长与平衡》（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一书所进行的全面总结。
⑦国际上有大量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明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不利影响。在我们自己的实证研究中，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会恶化投资环境，从而不利于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参见陆铭、陈钊、万广华：《因患寡，而患不均：中国的收入差距、投资、教育和增长的相互影响》，载《经济研究》2005(12)〕。
⑧将中国的经验总结为经济起飞、经济转型和大国发展三个方面，得益于罗长远的讨论。
⑨林毅夫教授始终强调比较优势战略的重要性（参见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但是，如果不改变中国国内导致劳动弱势的那些政治和社会结构，那么，中国比较优势的升级将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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