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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家是把企业当作自己毕生的事业来做，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来养。金融资本和投资家是追逐市场利益的，看市场脸色做事，他不管你这个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惟一的，这样的儿子他多的是。所以两者从一开始就同床异梦。
要看你人生定位是什么，美国有的创业者三四十岁就退了休，把企业卖了，买一所大房子，有的人要不断创业，把企业一直做下去。如果你想做中国传统文化里功成身退、隐居故里的人，那么股份多少对你无所谓，如果你是一个很强的企业家，很看重控制权，你就要设计，你就不能让企业命运的主宰权掌握在别人手上。
股权安排是不是现代性要看它是不是最大利用了各种资源的价值，是不是最大体现公司社会经济价值。所以安排股权制度时你不能光看是否符合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理论，还要看这个地方、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家是什么样类型的———这一点，是大多数人没意识到的。
比如，美国企业里，企业家离开自己“儿子”的概率很高，一百个里有七八十个，所以整个社会是有序流动的，所有创业家、所有舆论习惯了这种流动。我们国家是倒过来，是七八十个企业家一定要在原来企业留下来，你不可能想像赵勇到海尔去，不可想象李东生到联想去。ＧＥ可能培养出５００强中１０多个企业的ＣＥＯ，中国哪个企业能做得出来？这代表了两种市场经济不同的发展程度，所以不能照搬美国的东西，在安排股权的时候，必须了解市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了解企业家个性，了解他本心想干什么。
股权安排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企业家个人在里面的位置。中国很多企业家到年龄不想退，就是因为这个没有给他解决。倪润峰势必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方面，他就是那种个性，另一方面，当产权不能落实到个人时，这种企业家个性成为中国的普遍现象。很多企业家就像人活着要吃饭一样，把企业做下去成了他第一需要。
所以企业家该出手时要出手，否则将出现企业也亏、个人也亏的“双输”结果。企业家在一定阶段必须审时度势，所以柳传志是太高的高手。那些市长省长们要明白，企业家该出手时要让道。
对于那些有创业贡献但没有原始资本积累的创业者来说，可以在制度安排上想一些办法，保证你能在经营上起关键作用，比如，你可以做优先股，哪怕你只是百分之零点一的股东，没有决定权，但是有否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