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族地区的内在因子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子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民族地区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取社会学和人类学相互结合的社会研究方法，同时，也有一些研究采取了“区域—民族”相结合的专题研究方法。从获取基本资料的途径看来，无论采取哪一类研究方法，都试图在深入基层社区的前提下，把访谈所获得的资料和有关的统计资料加以配合，特别关注我们的研究所涉及的对象即人的生活及其环境，真诚地希望此研究能够对那里的人们有所帮助。因此，我们尤其关注那些直接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例如生态、就业、生活方式、土地的经营与收入、贫困问题等等。在论及我国多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时，不是为边区相对富有的资源所陶醉，而是对与资源有关的生态问题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在对边区资源的认识上，倾向于更多一些忧患意识。关于贫困问题，不仅注意到具体的牧业社区里贫富分化的过程，以及农耕地区因为农业危机导致的贫困化，还对与贫困相关的文化和教育问题给予了一定的重视。我国边远的多民族地区如何才能够迅速地走上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应该特别重视边区的乡镇企业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同时，在面临资源开发和工业化的选择时，应该特别强调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区域的协调发展，充分兼顾各个利益群体的利益，包括少数民族的利益。在搞活边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努力中，也是有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在关注多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时，我们还十分留意政府机关在职能转换过程中所可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教育通常被认为可以对受教育者在生存和发展上有所帮助，根据我们的调查和研究，发现在教育和发展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而且，在我国多民族地区，教育本身还伴随着一系列的文化问题。
一、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
民族社会结构系指一个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基本组成部分之间的比较稳定的关系或构成方式，其基本结构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结构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也决定了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表现形式，即社会各阶级、阶层、因素之间的关系。而我国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基本要求，是在各民族之间、地域之间、以至人民的一切相互关系，都要建立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协调发展的基础上，造成一种平等、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这种新型的社会结构，要在各个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内建立起来和发展下去很不容易。这是因为：
第一，各民族、各地域之间存在着差距，要同步进行是困难的。在共和国建立以前，所有旧的社会形态，在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都基本存在。当时，十几个少数民族的全部或部分停留在原始社会阶段，有人口约70万；另有人口约百万的彝族地区处在奴隶社会；有人口约400万的藏族、傣族、门巴族等地区保持着封建农奴的制度；其他业已进入阶级社会的一些民族和地区，至今也或多或少地保留着过去历史上的一些残迹。然而，各民族虽然在解放后经历了种种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了社会主义阶段，今天又开始向现代化迈进，但是，各民族、各地域内部情况错综复杂，特别是陈腐观念的阻碍、习惯势力的反抗，要改变其多年来被认为“千古不变”的社会结构，往往会出现异乎寻常的心理状态，增加了转变的难度。
第二，民族地区社会结构的同质性过程。人类社会发展实际上是社会不断分化和整合的过程，社会结构愈趋复杂，社会的异质性程度就越高。由于我国少数民族80%的人口生活在边远的山区，加之交通、通讯落后和地理分割，缺乏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规模社会流动，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多数社区，单一民族孤岛式聚居，种族同质性很强，强化了少数民族社区的同质性。另外，我国由户籍决定的二元身份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和封闭型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制约，也强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域隔离，成为社区逾越和发展的障碍。
第三，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调适过慢。社会经济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是否合理，会极大地影响生产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少数民族地区与自己的过去相比，经济结构调适明显加快，但与全国相比，调适速度仍然过慢。从产业结构来看，从事农业劳动与其他劳动的劳动者构成之比，1990年全国为3:1，少数民族地区为4:1；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工业与农业产值之比，全国为53.90:46.10，少数民族地区为23.66:76.34，传统农业依然占主导地位。从工业生产结构来看，存在着“三个倾斜”：即国有企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76.74%，高于全国16个百分点，倾斜于全民企业；轻重工业产值之比，全国为50.63:49.37，民族自治地方的为47.37:53.63，倾斜于重工业；民族自治地方的大中型企业虽然只占企业总数1.76%，而这些企业的工业产值却占全部工业产值的45.90%，倾斜于大中型企业。从城乡经济结构看，一是在空间布局上，表现为异常的集中，先进的生产力和工业大都集中于少数大中城市；二是城市经济与地区内部产业的进化脱节，工业的优先增长未能有效牵动乡村、县市的地域性经济发展。正由于城市经济的空间布局表现为互相脱节的小区分割，加之地域广袤，远距超长，各区域之间辐射半径难以衔接成网，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受到牵制。
第四，利益结构差距过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在劳动差别、资源开发和社会开放程度上的收入、利益差别，在整体上是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的，但这种利益结构的差别过大，显然有悖于共同富裕和民族繁荣的目标，妨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述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在许多地方表现出特殊性和复杂性，既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同沿海内地的关系，也有碍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全局中至关重要的问题。
二、民族文化状况
民族文化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劳动生活中创造出来的物质、精神文化的总和。其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组织管理形式等构成了民族的制度文化；其独特的科学思想、价值、道德、审美观念、社会观、国家观、思维方式、风俗习惯、情感志趣、心理素质及品质、技术水平等构成了民族的精神文化。这两种文化都是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财富，它不仅为我国各族人民在现时代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基础，还构成了我国各族人民所致力于建设和追求的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素材，另一方面，它又直接影响各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具体途径与方式。
毋庸讳言，包括汉民族在内，我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基本上大都形成于前资本主义的历史时代。在各民族的传统生活形态中，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生产很有限，市场规模小且发育不完善。与此相适应的，不少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态，也多以非商品生产或前市场经济、乃至反市场经济的价值观为核心，或者以其为基本特征。
当某些民族的文化趋向或者其核心的文化价值观与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相抵触时，这些民族的传统文化形态，就必然会给他们的现代化之路造成很大的障碍，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畸形消费与扩大再生产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消费需要，消费水平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否则便成为畸形消费。在我国少数民族中这种畸形消费十分突出，“穿在银上、用在鬼上，吃在酒上”便是对这种生活消费方式生动、形象的概括。一些民族地区的妇女把制作一套镶满银器、宝石，价值几千元乃至上万元的服装，当作自己生活追求的最高目标。于是省吃俭用，把自己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积蓄用于此，使生产和其他方面的生活投资减少，消费效益很低。民族地区由于生产力低下，经济落后，人们对自身的能力缺乏信心，企图借助鬼神的力量来解救自己。在信仰原始宗教的少数民族中，普遍存在着杀牲祭鬼的传统习俗。如凉山姜姑县1986年383起大型道场中，参加群众达6000多人次，共杀牲畜5202头，耗粮17万多斤。该县拉马党乡1984年至1985年间，据统计总收入为83.54万元，用于搞迷信活动的为13.75万元，占总收入的16.3%。我国少数民族多喜饮酒，以致一些少数民族中，嗜酒几乎成为一种社会公害。有的民族地区一年用于喝酒的费用竟占其收入的一半左右。另外，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农牧民经济条件逐渐得到改善，不少民族地区在婚丧喜庆中互相攀比，大吃大喝之风愈演愈烈，不少人将一年辛勤劳动成果的相当一部分用于炫耀性的浪费上，用于人情应酬上，过多地耗费其并不丰富的社会财富，制约了扩大再生产的进行，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平均主义观念抹煞了人们的竞争意识和商品经济意识。历史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形成了“有田同耕、有食同吃、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朴素平等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平等观念逐渐演变为平均主义思想，少数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便是一种观念的载体。例如，西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中残存着共食习俗，一户杀猪，全寨共食；一户煮酒，全寨共饮；上山打猪，见者有份。贵州省榕江县的山区苗寨，不论婚丧嫁娶，起房盖屋，或者祝寿贺岁，只要一家办酒，就“全寨不烧火，户户不冒烟”，男女老少齐去吃，不请自到，吃了以后，还要带回一大包礼品。再如云南景颇族的“帮吃”习俗，一家若逢婚丧嫁娶，祭鬼敬神等活动，本寨男女老少和外寨亲友均可前往吃喝，少者几十人，多到几百人，其结果常使主人倾家荡产。该省的拉祜族也有浓厚的平均主义观念，提倡有饭搭伙吃，有酒搭伙喝。凉山彝族地区，也以“一人有、大家有”为天经地义，平时喜庆宴客，路人也应邀入席，共吃共喝，一视同仁，并把这种大吃大喝看作一种“传统美德”。以上这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观念和习俗，以及由此派生出的心理定势，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同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相矛盾，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发展生产、勤劳致富的积极性，成为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阻力，给民族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较大的消极作用。
第三，重义轻财，轻商贱利的观念制约了民族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居住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也极为丰富，但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不少民族深受因循守旧观念的影响，长期从事单一的生产活动，商品经济基础薄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十分顽强。有的人至今仍守着“养牛耕田，养猪过年，养鸡养鸭为换油醋盐”的信念。重义轻财，轻商贱利，甚至视经商和长途贩运为耻，缺乏商品交换观念，结果形成了“捧着金饭碗讨饭吃”的现象。一些少数民族在经济交往活动中价值观念差，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交换；有些不法商贩用一块电子表、一些日常用品换取少数民族群众价值上千元或上万元的贵重物品。有些人怕被不法商人所骗，则作茧自缚，实行封锁政策，干脆不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由此可见，少数民族群众轻商贱利、重义轻财的习俗和观念严重阻碍了本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第四，少数民族旧的行为规范（习惯法）与现行法律的矛盾。解放前，由于旧政权推行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加上地理、社会诸原因，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有许多少数民族保留着落后的社会经济形态。与其落后的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是其复杂的政治制度。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革除了旧有制度，使这些民族飞跃跨入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传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约定俗成的风尚、习惯和行为模式，这种心理定势难以从人们的头脑中很快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一些旧的习俗、制度重新抬头，出现了一种“回潮”现象。
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其产生、传承及演变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稳定性，能够对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一方面，它总是极力维护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消失后，它仍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保留下来，继续作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多数有关现代化的理论，都承认发展过程同时也是深刻的文化变迁过程。就是说，实现民族文化从传统形态朝现代形态的转型，也是现代化进程必定包括的内容之一。当然，把民族文化一概视为有碍于现代化过程的观点是片面的，然而，在顺应市场经济与现代化大势的同时，各民族的具体发展道路，由于民族文化的影响，总会有一些各不相同的特色；民族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寻求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最佳方式和道路，以缩短各民族文化发展方面的差距，实现各民族文化的现代化。
三、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采取了多方面的有利措施，民族地区原有的落后面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横比，沿海地区在发展、民族地区也在发展；而纵比，民族地区经济在全国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却呈逐年降低的趋势，与沿海地区的发展距离在拉大。比较1985年至1992年，五个自治区加云、贵、青三省，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农民纯收入占全国人均数额的比重，分别下降2、2.8、2.4个百分点；同口径与辽、苏、浙、闽、鲁、粤六省比较，分别下降了9、6.6、17.3个百分点。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广东与贵州比，差距由1.6倍扩大至2.2倍；农民人均收入广东与贵州比，差距由1.6倍扩大至2.6倍；上海与甘肃比，由2.8倍扩大至4.5倍，其它指标的差距也呈扩大的趋势。从国际比较看，美国最穷和最富的州人均收入相差1倍，而中国最穷与最富的省人均收入相差6.5倍。
能否正确解决差距问题，关系到能否正确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关系到能否走出一条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不均衡发展的新路子，关系到中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能否保持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邓小平同志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小平同志还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大家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大家都穷，就谁也帮不了谁，通过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又摆脱了空想成份，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又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全局；既摆脱了‘大锅饭’旧体制中平均主义的困扰，以效率优先求发展，以充分发展来解决差距问题，又防止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两极分化的困扰，在效率优先中兼顾公平，在发展的起步阶段和发展过程中，要始终注意解决差距问题。
那么，如何逐步顺利地解决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呢？过去研究民族地区以至整个中西部的发展问题时，我们往往注意加强扶贫、强化投入的一面，而对大量投入应产生的各种负效应及其原因，则缺乏必要的反思，很少从机制方面找原因。我们的西部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对封闭、贫困落后的一元社会经济运行系统。随着以现代化工业为代表的各种先进的社会经济因素的投入，低效益均衡的一元结构为不均衡的二元结构所取代。我们在这里所规定的二元结构的含义，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即把同一不发达地区作为一个系统，特指这一系统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先进要素与落后要素之间的结构性、机制性的矛盾。正是从先进与落后并存的二元结构中，衍生出先进与落后相对封闭、相互排斥的结构性封闭机制——“二元结构的封闭”。落后对先进“消化不良”，先进对落后“水土不服”，先进与落后格格不入，表现为一连串的负效应。如“贫血效应”，发达地区的支援往往很难激发贫困地区的内在活力，甚至“越扶越懒”，“越输血越贫血”。西部一些贫困县，年年吃补助，要贷款，生产依然如故，生活方式却不甘落后，甚至滋生出一种靠补助、借贷款来请客吃喝、建屋比阔的奇异的“借贷消费方式”。还如“孤岛效应”，西部的工业主体，是靠国家从外部迁入，或为开发资源投资兴建的，国家投入于三线建设的资金累计达1000亿元。这些迁入式的“飞地”经济，大都成为相对独立、自我生长和发育的孤鸟，与地区的产业关联极差，除了采掘业相对多地吸收一些地方劳动力外，三线企业和冶炼、加工业等很难吸收当地素质低的剩余劳动力，以致“墙内机器轰鸣，墙外刀耕火种”。西部现代企业的迁入和建立，是与大量的人口迁入同时进行的。还有“蜕化效应”，在西部地区，现代企业的辐射往往很难带动当地社区功能的变化，却反过来被特定的社区环境所制约、所封闭，不得不“锅碗瓢盆一起引进”，以各个企业为核心建立的一个个离散的福利型生活社区，致使企业经营目标变异，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降低。“二元结构的封闭”已成为西部发展中不容易突破的瓶颈。如何突破二元结构的封闭机制，探索民族地区开发、发展的新体制、新模式、新路子，是民族社会学研究的又一课题之一。
四、民族社会问题
所谓社会问题，即社会中发生的被多数人认为是不合需要或不能容忍的事件或情况，影响到多数人的生活，而必须以社会群体的力量，才能进行改进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问题，民族地区的社会问题有其特殊性，通过对民族社会问题的研究能为政府部门的决策和工作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促进民族地区的全面、健康发展。
(1)民族地区的人口问题
人口数量与质量同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在我国，由于过去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比较少。因此，国家曾实行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生育政策。经过40多年的发展，少数民族的人口数量有了迅速增长，而且增长速度大大超过汉族地区，并在一些地方超过了资源承载能力，加之人口素质下降，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压力。
据调查统计，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少数民族人口为3532万，占全国总人口的6.1%，到1990年，少数民族人口增加到912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8.06%。特别是在60年代以后，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出生率超常增长，1964年至1982年达到68.1‰。1982年到1990年汉族人口年平均增长10.8‰，少数民族人口增长35.22‰。但与此相反的是，全国文盲人口60%集中在少数民族地区，有的地区人口文盲率达70%以上，其中女性高达80%以上。而且在一些地区旧文盲没有减少，新文盲却在增多；一些地方不建学校建寺院，适龄儿童“不进学堂进教堂”。这种在人口生产上的越穷越生，人口素质越低的状况，造成人口、生态和经济社会的恶性循环，削弱了少数民族社区和社会群体对新环境、新机遇、新观念的适应和接纳能力。
(2)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
目前，困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是贫困。贫困对民族地区而言，它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范畴的观念，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贫困，是一个循环不已的怪圈，它应该是一个民族社会学的概念，从民族社会学的角度看待民族地区的贫困现象，是土地贫困和精神贫困的双重贫困。所谓土地贫困，就是自然经济的贫困，少数民族大多生活在自然条件极差的地区，土地匮乏，温饱尚未解决。所谓精神贫困，就是自然经济贫困带给人的精神沉积，最严重的后果便是随着生产兴趣萎缩而逐渐萎缩与调零的人的精神素质。长久的贫困已使贫困本身沉淀进入人的精神深处，人的创造性和活力被逐渐消蚀，这意味着个体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都将丧失殆尽。这种在贫困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精神贫困已成为一种脱离土地和束缚而存在的更加可悲的独立力量，反过来把人推进更加恶劣的物质贫困中。显然，不解决贫困，就谈不上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而解决贫困本身也就是一种社会发展。
这一问题的解决，需要打破过去那种单一学科或几个学科简单叠加的研究方式。需要被一种有机结合的新的理论、方法和系统的研究所代替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做出自己的贡献，有着学科的优势。
(3)宗教问题
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信仰宗教。宗教问题、宗教意识是民族问题中的重要内容，宗教活动是民族地区社会生活的重要构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方面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贯彻执行；另一方面是对“十年内乱”中极左路线践踏少数民族人民宗教感情的反弹。在民族地区出现信教人员扩大和低龄化现象，有些活动超越了法律规定的范围。同时，还有国外宗教组织企图通过种种渠道和方法施加影响和干预，使宗教问题变得十分复杂。成为影响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稳定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需要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并找出恰当的答案。这就是：在一些民族地区，传统的宗教意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成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桎梏。听其自然不但影响民族地区的发展，也影响民族自身的发展。可是超越宗教蕃篱又行不通。显而易见，要发展和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进行宗教改革，产生新道路、模式和规范体系。可是，怎么改革？由谁来倡导和完成？等等，这些都是汉族地区没有的问题，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稍有疏忽就可能功败垂成，甚至会起到相反的作用。这是民族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4)民族意识与民族关系问题
纵观历代以来各民族发展的历史，一个民族随着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自我意识和民族独立运动随之而日益强烈，发展与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成正比。我国民族地区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在少数民族中，青年人比中老年人民族意识强，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民民族意识强。近几年来，凡是民族地区发生的“学潮”、“动乱”等，都带有明显的民族倾向，民族意识很强，甚至明确提出一些分裂祖国的口号。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对一个民族的发展繁荣、自强自立是至关重要的，但是随之而产生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反向作用也是这一问题的孪生子。如何认识和引导是值得注意的大问题，失之偏颇将是民族地区的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状态。就民族地区的人口结构而言，除了汉族和个别小范围的城区以外，大多数地区是汉族人口占多数或绝大多数，构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此外，在民族自治地方，除了实行自治的民族以外，还居住着其他少数民族，这又构成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关系，有时两者又相互交叉。
民族关系的实质是利益分配的问题，而利益分配的完成不是一劳永逸。比如解放初期，由于少数民族人民刚刚获得解放，随着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开始，民族政权的建设，需要一支宠大的民族干部队伍，而当时民族干部队伍还未建立起来，于是，一大批汉族干部进入民族地区的各级政权领导机关，开展民族地区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但是随着党和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以及党和国家为尽快培养民族干部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一支宏大的干部队伍逐渐成长起来了。同时，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达，使少数民族人民的政治参与能力日益提高，政治参与程度成为民族平等权的一个衡量迟度。这样就在利益分配上出现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为民族关系增添了新的内容。处理不好，使之失去平衡，将影响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社会发展。
五、地域文化与经济贫困
地域经济贫困往往与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在现在的整体改革中，文化的变革明显滞后，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贫困地域中的特有的文化传统、文化体制、文化形态以及文化环境，仍然犹如一副“沉重的翅膀”，抑制着这一地域的经济腾飞。就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的现状来看，经济贫困地区在我国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摆脱贫困，仍然是我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的重要任务。从地域文化的角度深入探讨研究地域经济贫困的原因，对于改变地域经济的贫困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贫困地域的经济文化特征
最终认识贫困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我们的目的，而揭示贫困地域的经济特征则是我们把握贫困地域文化特征的必然途径。
从一些统计资料和笔者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一般贫困地区都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畸形、分散、单一的经济结构是贫困地域的基本特点。二是经济关系的超封闭性。几乎所有的贫困地区的经济关系都长时间处于一种封闭状态中。人们除了到乡镇所在地交粮、看病和进行必要的农副产品销售以外，很少再与外界往来。有的山区牧民一辈子没有进过县城，有些人连火车也没有见过。近几年，虽说开放了，但就整体而言，仍然处于封闭状态。有的贫困地区有着丰富的水果资源，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运出而烂掉。三是经济发展的缓慢性。这一点是与经济结构的超稳定性紧密相联的，再加上生产手段的落后，几十年不变的生产方式，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主体能动性表现不出来，被动地依赖自然界的施舍，致使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长时间处于徘徊状态。四是自然经济基础根深蒂固。这一点是贫困地区的普遍特点，不必多论。贫困地域的文化特征与其经济特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第一，文化层次的低品位，许多落后的文化要素依然存在，而且仍然在起作用。比如说地域范围内具有顽固势力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观念等等基本的文化要素，因为封闭的原因，其保守性、封建性表现得十分突出，总之构成这一地域文化的要素是属于低品位的。其次从文化行为来看，表现为物质文化消费的低层次。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造成了他们容易满足于基本的生活需要的心理，知饱暖足矣，再无奢求。表现为精神文化消费的低层次，除了一年里能看几场地方戏以外，再无别的文化生活可言。因为闭塞、眼界狭獈，对于传统的本位文化有着执着的偏爱，使得他们对于外来文化、新文化产生一种由来已久的隔膜和排斥。第二，文化心理的愚昧愚腐。由于生产力的落后，足够数量的强壮的劳动力就成为支撑其经济生产的主要因素。于是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等传统文化心理深入人心。他们往往从实用的角度出发看问题，所以，错误地认为文化无用。由于大多数经济贫困地区，文盲半文盲率都比较高，因此对科学技术的接受程度造成很大的影响。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因循守旧的固定的习性心理。第三，传统地域文化的潜移默化，使之形成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低层次性。由于经济文化的制约，贫困地域人们的思维呈现出顽固的封闭性思维的特点，而且，这种思维往往表现出一种不可改变，即使是在强大的外力作用下也十分困难。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经验性思维。他们的行为活动的依据是经验，凡是不被经验所证实过的，一概
不予改变。对于科学种田，非得亲眼看到别人已经取得了最直接的经济效益，才敢相信，才去实践。至于对智力投资那样的长远性行为，他们当然不会热心。即使是已经得到过别人的成功实践的，有时也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才能普遍推广。二是简单思维。思维方式的浅层次性束缚着一大批农民的手脚，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最大思想障碍。比如说眼光短浅，急功近利等，其实就是一种浅层次简单思维的产物。在贫困地域，要进行一些战略性的经济开发，就相当困难。对于兴修水利、开发荒山、集约经营，都缺乏积极性。扶贫奖金的投入，往往着眼于目前，而很少考虑长远。三是封闭性思维。只在自己的思维领域中进行思维，只在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进行思维，这是视域狭窄、信息源单一的必然产物。缺乏创造性和创新意识，守常，守旧，对外界的新事物、新现象持怀疑观望的态度，这都是受思维界域限制的结果。绝少风险意识，更不愿在商品大潮中去弄险，只守在土地上任凭老天的摆布。这种凝固性的封闭思维严重地阻碍着经济发展的开放程度。思维方式的落后，以及传统习惯势力的影响，贫困地区越来越贫困。由于传统地域文化的制约，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受到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在这里，人们宁愿把多年的积蓄拿来操办红白喜事，盖房买妻，甚至倾家荡产在所不惜，但却不愿投资去发展生产，更别说是经商了。显然，这种价值观念同商品经济环境下的价值观念相去甚远。在贫富、得失、义利等观念上，他们更看重伦理意义上的价值，看不起见利忘义之徒，鄙视嫌贫爱富。当然这些观念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没有致富的追求，没有谋利的愿望，又何言经济的发展。
上述问题是从贫困地域经济文化现状的总体去探讨的。在强大的改革开放大潮的冲击下，贫困地区的低层次文化也在倾斜。新的文化因子正在生成，经济发展的步子虽然慢了些，但是发展的大趋势已经所向披靡。
(2)贫困地域文化形成的原因
恩格斯在致奥·倍倍尔的信中谈到：“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就是我们所要认识的贫困地域文化生成的根源。从大的方面说，有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再作梳理，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自然原因。主要指由于地理环境、语气或方言、不同民族等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亦即由于“不平等”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的差异。各地域地理状况即自然环境的差异，是文化按地域地理状况即自然环境的差异，是文化按地域空间组合的基础。贫困地域的地理环境往往比较复杂，条件比较恶劣，交通不便，信息闭塞，造成人们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文化生活的生产、发展、传授、结果、形式都具有地域上的不同，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的人们，他们的气质、感情、观念、习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等，一般说，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自然环境的陶冶和锻炼。生活在贫困地区的人们，他们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往往是被动的，同时又是依赖的。因此，所形成的文化也必然是守旧的、封闭的。再加上语言或方言的比较大的差异所形成的封闭与隔离，以及不同民族各自的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差异所形成的封闭与隔离，都从不同的方向上促成了贫困地域文化的守旧的特点。
社会原因，主要是指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和人口分布等差异造成的“不平等”，亦即由于“不平等”而形成的地域文化的差异。作为生产力布局的自然基础资源和自然条件，在贫困地域都比较差，因此，经济的发展受到一定的制约。工业比重低、生产方式落后，有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存在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这无疑也就决定、制约着地域文化的性质、内容以及发展的落后性。由于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和经济发展水平所有能提供的条件的限制，人们只能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这就必然导致贫困地区经济结构的单一，或农或牧，构成其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内容的单一。这也给贫困地区的文化带来明显不同的影响。人口同自然环境一样，对社会经济、文化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一个地区的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影响这个地区的文化发展。而贫困地区的人口密度一般都比较小，同时人口的文化、心理素质不高，而且这种情况短时间内不会改变。所以势必造成经济、文化在这些地域也就相对比较落后。
历史——心理原因。主要指民俗、家庭、社会体制以及心态等方面的原因从而形成特殊的地域文化。在中国这个地域广阔的国家，不同的梯级地域中，都有自己世代相传的丰富多彩的乡俗。“入乡问俗”、“一方一俗”的说法，就生动地反映出风尚习俗的地域性特点。在我国贫困地域，民俗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整合和导向的功能，是一种规范、模式，一种群体的凝聚力，增强着群体内成员的归宿感、义务感、亲和感，是一种价值很高的文化现象，具有顽强的承袭性和相对稳定性。贫困地域的民俗同样具有这样特性，这些特性，既有它进步的一面，也有它落后的一面。落后的一面是它的顽固的排他性，使得其文化、经济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隔离，抑制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地域文化的内容是通过内心积淀的方式世代传承下来，形成相对独立的心理内容和心理活动。贫困地域人们的思维习惯就是这种独特的心理活动的反映。慢节奏、求稳救全、安于现状，都是这种心态的表现。
人的素质原因。主要指人的文化素质。长期以来，贫困地域缓慢的经济发展一直未能给文化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的资金，文化基础建设比较落后，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要求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差距。从部分农村的典型调查资料看，富裕农民基本上具有一定的文化，贫穷户则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而贫困地区的文盲半文盲更多，作为领导人们脱贫致富的带头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只有初中或小学文化程度。人的文化素质的短缺又导致并伴生着人的心理素质的落后，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贫困导致文化的落后，文化的落后，导致了人的愚昧；愚昧又延续了地域性的贫困。如此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因此，贫困地域文化的改革，最终是人的改革。
(3)贫困地域的文化改革
法国著名的发展理论家佩雷认为“思想结构和社会习俗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但能够促使实际总产值增长，而且能够使个别领域的进步变成为整个社会的进步”。在1982年出版的《新发展哲学》一书中，这位法国教授又提出了一个在当代西方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发展定义，“发展是通过产品或劳务交换以及信息和符号交换进行的人改造人的活动。”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实践和现代国际环境中的发展趋势，都向我们揭示了现代社会发展中的一项实质性内容：“人改造人”，即“给人温饱、给人教育、给人关怀、充分发挥人的才能和调动人的资源”。因此说，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仅是文化变革的起点，而且也是社会整体改革发展的终极目标。对于贫困地域来说，文化改革尤其要进行“人改造人”的工作。只有全面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实现现代化的自我改造、自我完善、自我超越，才能实现贫困地区的文化改革。具体来讲，应该做到以下几方面。
首先，更新文化环境，加快文化事业建设。贫困地区面临着人们素质短缺、文化环境落后等问题，我们必须把文化事业特别是教育事业作为一项实质性的战略任务来抓紧抓好。扶贫要更注意智力扶贫、科技扶贫、文化扶贫，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根本上加快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
其次，改造传统文化模式，促进人的现代化。一种人格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与他们接受的文化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要改造更新文化环境，同时也要改造传统的文化模式。比如说，对儿童的教育，就应该改变家庭抚养重于教育的传统模式对儿童的社会化的影响。否则，培养出的下一代往往缺乏自主、保守自私的传统人格。在贫困地区，对成人的教育既要重视文化教育，也要抓紧人格社会化的教育，注重向他们传播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观念和新行为方式。
其三，重构社会价值体系，建立新的文化机制。贫困地域人的价值观是该地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改革贫困地域文化，也就是改造人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革新旧的社会价值观——价值评价、价值取向，建立新的文化体制，以调整人们的心态，创造出适应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的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促使贫困地区的人从“伦理人”向“经济人”转型，改造旧观念，建立新价值取向。从贫困地区的实际出发，就是把培养人的主体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作为建立新的价值取向的重要任务，促进新文化形态的实现。
当然，要最终实现贫困地域文化的现代化，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持续发展，贫困地区的经济繁荣必定会随着地域文化的现代化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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