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生产力发展的跨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产力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6）06—0039—09
生产力发展“跨越”现象的出现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但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跨越问题日益凸显；尤其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跨越问题又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和理论内涵。所以，如何从社会发展的规律上对跨越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解，进而对科学发展与跨越发展的相互关系作出正确的说明，这不仅对深化跨越问题研究，而且对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都是非常重要的。本文力图结合目前学术界有关讨论情况，对生产力发展的跨越问题作一些基础性的探索，以供进一步讨论。
一、跨越的内涵与形式
何谓生产力的跨越发展，简要来说，就是生产力的超常发展，即超越常规的发展。它是以经济的迅速增长和生产技术的重大跃迁为标志的。跨越发展不同于一般的快速发展，而是表现为特定时期、特定阶段生产力发展上的某种“突进”，其发展速度、发展质量超出常态。作为一种特殊的超常发展过程，跨越发展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表现，但就其一般情况而言，跨越发展主要表现为如下形式：
1.高速度的发展。经济增长异常快速，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率的大幅度提高、国民经济总量的急剧增加等。但是，跨越发展又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超常增长，而是具有发展“阶段性”标志的超常增长。它反映着生产力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可以近似地比照为罗斯托所说的“起飞”后的阶段，或比较成熟的经济增长阶段），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然而，仅仅是偶发的快速发展，还不足以称得上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2.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生产力跨越发展不仅具有增长速率的量变的特征，而且更具有质变的性质。从一定意义上说，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加速问题，更重要的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或新的生产力结构的出现。正是由于新质生产力或新的生产力结构的出现，形成了新的发展平台，引发了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所以，这样的跨越发展并不是在原有基准上的量的扩张，而是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是先进生产力替代落后生产力的发展形态。
3.以“缩时”的方式赶超先进的发展。即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或超过先发展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达到的先进水平，完成由较低的生产力形态向较高的生产力形态的转变，获得在先进生产力水平上的快速增长。如日本的工业革命比英国晚一个世纪，但其工业革命的时间大大缩短，并很快后来居上，超过英国。
4.以“跨步”的方式超越某个或某些阶段的发展。即打破生产力发展的常规顺序，以独特的方式直达较高的技术层次，从而带动经济快速发展。如韩国、新加坡等并没有亦步亦趋地遵循英、美等国工业化的老路子，而是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适时调整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较快地进入了高新技术产业领域，以此加速工业化进程，带来了经济繁荣。
总体来看，跨越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基本特征是发展起点的提高、发展速度的提升、发展阶段的超越。因此，跨越发展的核心是高速度、高结构、高效益的有机统一。只有从这种统一的观点来理解，才能更为全面地把握生产力的跨越发展①。
作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跨越式发展虽然在历史上早已出现，但其成为一种普遍性现象，还是在近代以来尤其是当代社会形成的。随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工业革命的出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不再仅仅是一种偶发的现象，而是逐渐变为一种常见的现象；相应地，这种跨越式发展也不能被视为生产力发展规律乃至整个社会发展规律之外的“特例”，而是合乎规律的社会现象，以至跨越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甚至是基本的形式。尤其在当代历史条件下，研究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就不能不考虑这种跨越形式。
第一，跨越的参照系问题。在谈到社会发展时，经常遇到这样一个悖论：一方面，社会发展常常被看作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仅生产关系而且生产力都属于这一过程，因而没什么“跨越”可言；另一方面，论及经济技术发展战略时，又认为生产力跨越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而且明确提出要实现这样的跨越发展，以加快现代化步伐。对此究竟应作何种理解呢？这里关键涉及到一个参照系问题。即在讲生产力的跨越和不可跨越时，究竟是以什么作为参照系，或者说，究竟指的是何种范围、何种意义的生产力。如果就整个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来说，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确是不可跨越的，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定的物质力量，每一代人都只能继承它、利用和改造它，而不能随意跳过它，人们只能在继承上一代生产力的基础上“拾级而升”。且不说从石器时代不可能跨到自动化时代，就是从蒸汽时代跨到自动化时代也绝无可能。但是，如果就某一国家、民族或地区的生产力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借助于国际、国内的各种积极因素和力量，实现其发展的某种跨越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在作理论说明时，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讲生产力发展是不能跨越的或者是可以跨越的。不确定一定参照系的分析结论只能是似是而非的。
第二，跨越的对象问题。生产力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生产力发展史也就是人类劳动的发展史。劳动发展史从其生产工具来考察，实际上就是生产的“工艺史”，即“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1](P404)。它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而且，生产力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联系，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既然生产力发展是这样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那么，生产力又从何跨越呢？能否从改变这种发展过程中进行跨越式发展呢？实际上，“跨越发展”所跨越的，并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而是生产力发展的某种具体道路。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是无论如何不可跨越的，人们只能遵循它和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但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人们可以创造条件改变规律作用的方向，从而改变原有的发展方式和发展顺序，跨越某些发展阶段。可以说，规律与新的发展道路的契合点，或跨越的起跳点，就在于规律利用和实现的条件。独特的道路产生于独特的条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现实的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形成跨越的条件往往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国内条件和国际条件，还有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等等，正是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造成生产力的独特发展道路，形成跨越式发展。因此，强调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与强调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完全一致的：越是注意尊重和善于利用规律，越有可能实现跨越发展；反之，越是注意条件的利用和改造以追求跨越，越有可能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二者相辅相成。
第三，跨越的限度问题。跨越总是以生产力水平存在“落差”为前提的。不同国家和地区现实的生产力因其结构及水平不同，表现为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形成发展上的“落差”。正是这种“落差”，形成了先进生产力与落后生产力的区别，以及生产力本身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就是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客观前提和基础。正是这种“落差”，产生了跨越的需要，造成了跨越的可能性空间，即跨越的限度。这样的限度既不是在其下线——最低水平，也不是在其上线——最高水平，而就在其上下线之间。也就是说，在一定阶段、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力发展所能跨越的只能是世界上已经经历过的生产力阶段，而不可能是刚刚出现的新的生产力阶段；跨越的最终结果有可能逼近或达到那一历史阶段的最先进的生产力，但不会越过最先进的生产力。从历史上看，生产力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不同形态的变化。远的不讲，就从大生产机器以来的情况来说，就经历了三次大的生产力变革：第一次是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第二次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内燃机、电动机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第三次是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以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新型材料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促使生产力迅速发展并达到新的高度，同时形成生产力发展的不同等级或“落差”。这种等级或“落差”，就是生产力跨越发展的现实前提和基础。
二、跨越的方式与途径
综合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基本上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或途径来实现的：
1.引借式：吸收和利用国外先进科学技术。跨越发展说到底是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生产力跨越发展提供直接动力和物质手段。在一个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对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并加以消化、吸收，可以获得明显的跨越效果。当代科学技术之所以会有如此重大的作用，就在于它本身就具有突飞猛进的跳跃性质：一方面，科技知识的数量日益呈“爆炸”的趋势，知识老化和更替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生产的周期越来越短，许多科学发现用于生产的过程已经不需要上百年，甚至不需要几十年，而是只要几年或几个月。科学技术的这种快速发展为落后国家或地区创造了超越某些生产阶段的机会，这就是供选择的科学技术范围日益增大，由此可以使落后国家或地区根据国情选择那些最有利于自己“起飞”的世界先进技术，从而缩短乃至跨越某些生产和技术阶段。
具体说来，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引借国外先进科学技术来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主要得益于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所产生的这样一些重要效应：一是诱导效应。先进的科学技术一经产生，便有强大的诱惑力，吸引众多企业和研制部门关注、学习和采用，从而大大加快了新老技术、新老产业更新换代的进程。多年来，国外经济学界考虑到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认为客观上形成了一种经济与技术力量的梯度，即一些国家与地区的技术力量薄弱，开发缓慢，另一些国家与地区属于中间技术水平，还有一些国家与地区则具备先进技术与雄厚的经济力量，先进技术将按梯度逐渐向中间和落后技术地带转移。但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通过先进技术的诱导和作用，尤其是通过“风险企业”② 的技术传递作用，落后国家的技术发展不一定是按原有技术水平的梯度进行的。这是因为，如果技术落后的国家与企业建立自己的风险企业，引进先进技术，从事新产品的开发，那么，它们就有可能实现跨越发展。二是扩散效应。新的科学技术一经产生，便会不断扩散，寻找新的发展领域，这就不可避免地对相对落后的传统生产力产生影响和冲击，客观上促进生产力性质的转变。从实际情况来看，科学技术的发明和研制，最初要花费大量成本，而其成果的反复使用则无须追加资本或追加少量资本就可获得较大产出，这就使得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主体在一定时期内会获得高额效益；但科学技术不可能被某一主体长期垄断，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它必然向外扩散，被人们广泛使用和完善，从而获得同样的甚至是更高的效益。由于科学技术具有这样的扩散效应，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一方面可以利用现有技术，以少量投入获得大量产出；另一方面，可以直接利用新的科技成果，通过革新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拓展和建立新兴产业部门，跳跃式地达到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层次。三是渗透效应。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是孤立发展的，而往往是和其他生产要素“胶着”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这种渗透性，一方面改变着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使劳动者具有现代科技知识和技能，并由传统的体力型转变为智力型；另一方面改变着生产力中“物的因素”，促进了生产工具的变革和创新，扩展了劳动对象的广度和深度，使生产力发生质的变化。另外，现代科学技术往往会冲击和渗透进所有生产领域，它既可以和传统产业结合，也可以和现代产业结合；既可以和较低的生产力相融，也可以和高水平的生产力贯通。正是这种渗透性，在现代科学技术同各种技术水平的生产力产生不同的结合中，会不断导致新的生产力出现，而新的生产力的出现则意味着有可能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某种跨越。
总之，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完全可以借助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引借、吸收，改变原来循序渐进、自我成熟的发展方式，实现其跨越式发展。
2.重组式：资源重新配置与要素重新组合。生产力跨越发展实质上是生产力各种要素的重组，即打破原有结构而形成一种新的生产力结构。并由此而产生了生产力结构新的前所未有的功能，实现了生产力潜能的巨大释放。就此而言，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不过是其结构变革的一种反映和表现。当然，这里讲的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并不是原有要素的简单排列组合，而是按照新的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先进的技术标准对原有生产要素进行新的配置和新的改造，其结果是生产力结构（包括技术结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等）获得新的提升。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在原有的技术经济基础上通过这样的资源重新配置与生产要素重新组合，实现生产力结构的重大变革和跃迁，收到生产力跨越发展的效果。
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资金、资本、资源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日益加快，其流动结果必然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和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即不仅仅是一国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和组合，而且是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和组合。这样的配置和组合，为发展中国家有效利用国外资源提供了有利条件。实践表明，任何国家和地区仅凭自己的市场及资源发展经济是非常有限的，只有充分利用内外两种资源、内外两个市场才能加快推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伴随各种资源、生产要素的广泛流动，各国的不同优势可以在全球经济交往中实现互补，从而促进各个国家经济上的快速发展，尤其是经济落后国家和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而且，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发达国家的产业向全球转移的机会，通过改组和调整，改善和提升自己的产业结构，加速经济发展进程。
资源重新配置与要素重组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资源、要素融入先进生产力系统的过程。这种融入不仅使原有的资源、要素与先进生产力结构相结合，得到优化的配置与重组，而且使这些资源、要素获得了新的属性，具有了新质，从而在总体水平上得到了提升。因为融入了新的生产力系统，就要接受新的生产力改造，就要通过调适来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就会形成新的结构转换，引发生产力的跨越发展。
3.拉动式：用新兴产业拉动传统产业。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进程来看，一般是在经历了工业化之后，再向信息化迈进。但是，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双重任务几乎是同时降临在发展道路面前。这样，继续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子，先完成工业化再实施信息化，显然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那么，正确的选择只能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走出一条新兴的工业化道路。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形势和所要实现的目标决定的。在正常的情况下，落后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化水准，需要雄厚的资本、资源积累。然而，自然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发达国家又在占有和使用这些资源方面抢先了一步，这就使后发国度和地区的发展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因此，发展中国家要想单纯依靠增加资本、消耗资源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只能是死路一条。唯一正确的选择只能是重点依靠科学、知识，赶上知识经济的潮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发展之路。
发挥信息经济作为主导产业的作用，就是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刺激和促进增长方式由低质高耗增长型转向高质低耗高增长型。从劳动力、资金、资源密集型转向知识、技术、智力密集型，这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必然趋势。这种信息化过程必然驱使企业重视使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人才，企业的发展也由此从依托物质、资金和劳动力转向依托知识与信息，这正是产业结构的优化过程。一是通过运用新技术刺激新产品消费、新技术消费以及推广普及新技术，创造富有活力的新兴技术市场进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如企业在信息化过程中需要信息技术设施研发和信息服务业的支持，这必将促进信息产业大力发展，而信息产业的崛起又必将从整体上优化产业结构。二是通过利用新技术全面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全面推广信息技术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传统工艺、传统设施以至传统产业改造的过程，因而，一些传统技术和传统产业将会打破原有的发展进程，跨越某些阶段或环节而跃迁到新的水平，促进经济超常增长。
从现实的发展来看，一些工业并不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等）正是抓住了时机推进信息化，并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更新改造和经济的跨越发展。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既要完成工业化，又要赶上信息化。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应当自觉适应世界产业发展潮流，进一步全面实施信息化发展战略，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拉动经济走上一条新兴的跨越之路。
三、跨越的前提与条件
在全球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但是，应当看到，后发优势并不能自然而然形成跨越式发展。后发优势只是包含着跨越发展的可能性，而不能表现为其直接现实性。世界上落后国家和地区很多，然而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则并不多。因此，要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必须具备一系列必要前提和条件。
1.形成合理的制度安排。在西方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型和理论中，制度的因素是忽略不计的，他们假定经济人是理性的，信息是完全的，未来是确定的，不存在外部性（即交易成本等于零），资源在“看不见的手”的调节下可以达到最优状态，实现均衡增长。实际上，把制度因素排斥在外根本不可能真实描述经济增长的绩效。因为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信息是不完全的，未来是不确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不一致的外部性现象也是大量存在的。因此，当交易成本大于零时，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合理的制度安排，并非靠移植和模仿就能实现。一种合理、高效的制度安排有赖于与之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因而制度安排在本质上是一个内生的创新过程。为此，应当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制度安排的基础上，结合本国国情来创造出符合本国实际的制度安排。原有的制度之所以需要调整与改革，其原因就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生产力无法与之对接，因而无法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这方面，注意研究恩格斯当年对“嫁接论”的批判是非常有益的。
19世纪70年代之后，在俄国思想界曾经出现了一场有关俄国公社发展问题的讨论。一些民粹派思想家将俄国社会的发展寄希望于俄国公社，认为依靠公社的现有基础，同时吸收西方国家的先进成果，就可以不经历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民粹派思想家丹尼尔逊就是这样，他一方面承认俄国公社的落后性，但另一方面又认为，只要把西方的大工业“嫁接”到俄国公社的基础上，就有可能实现由农村公社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恩格斯对于这种“嫁接论”给予深刻的批判。他认为，俄国农村公社就其构成来看，实际上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与世隔绝的狭隘组织，而不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自觉的社会组织，在俄国公社所依存的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方式同现代大工业之间，相隔着不少历史阶段。由于俄国公社本身既没有容纳现代大工业的机制，又没有组织和管理现代大工业生产的功能，所以只要一同现代大工业相接触，就会土崩瓦解。因此，企图以农村公社作为嫁接现代大工业的基础，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设想。恩格斯在1893年2月24日致丹尼尔逊的信中， 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在1854年或1854年前后，对俄国来说它的起点是：一方面存在着公社，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大工业。如果您考察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整个情况，难道您看到有任何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嫁接在农民的公社上面：一方面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水平？而且是当整个西方都继续生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时候？我认为，这样一种超过历史上一切先例的演变，它所要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同当时俄国所具有的条件完全是两样的”[2](P38)。在1894年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对嫁接论又作了更为深刻的批判。他指出：“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是不“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的，而且当时的俄国公社已经把公有的土地作为份地分配给农户分散耕种，更进一步说明公社已经不可能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3](P501)。
恩格斯对嫁接式的“跨越论”的批判实际上昭示了一个道理：在不改变原有落后制度的情况下，“嫁接”是不会成功的，试图通过这种“嫁接”的方式来实现跨越发展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有效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是吸收借鉴科学技术、加快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合理的制度安排作为一个国家生产力跨越发展的必要条件，主要是通过对人的行为选择和资源效率的发挥等方面的决定性作用而体现出来的。首先，人的经济行为总是受制于一定的行为规则。制度事实上是为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设置了一整套正式和非正式的行为约束规则，并为每一个行为者规定了相应的约束条件。而合理的制度安排正是通过改变不合理的活动规则来影响人的行为选择，以此为经济增长创造新的条件。其次，合理的制度安排可形成新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激发行为者参与交易活动、进行技术创新的动机。一个社会的经济缺乏活力或发展缓慢，往往同原有的制度因素窒息人的创新动机和创新活动得不到合理回报有关。因此，要使经济快速增长，必须创造出新的激励机制和动力机制。另外，合理的制度安排还会提高信息与资源的可获得性和使用的有效性。在原有的不合理制度下，信息的分布、传递以及信息的可信度均受到严重影响，而且信息的费用也是需要相应增加的，这就必然制约经济增长；相反，合理的制度则会改变信息与资源的原有分布和传递方式，进而导致信息费用下降，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2.扩大交往的程度。生产和交往是内在联系在一起的。交往不仅仅是生产的前提，更重要的是生产发展以至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完整的交往是内部交往与外部交往的统一。扩大外部交往，可以吸收和利用国外最新的科技成果，有利于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但是，没有有效的内部交往，即没有统一的国内市场，没有灵活的行政和人事制度，生产要素就无法流动，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就无法有效配置，生产力的跨越发展自然也就无法实现。所以，交往是一个整体概念，内外贯通、相互促进。在全球化条件下，外部交往问题尤为突出，因而更应值得重视和研究。
交往对于生产力跨越发展的主要影响是：首先，只有通过广泛的交往，才能扩大生产力发展的空间。当交往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生产所能利用的资源、所能运作的资本、所能合作的对象、所能进入的市场等都是非常有限的。相应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必然是有限的。交往的扩大必然导致资源空间、信息空间、资本空间的扩大，从而给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平台。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包括资源、信息、人才、资本、商品、知识、产权等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都被纳入世界市场进行配置，这就使市场空间大为扩展。发展空间的扩大，就意味着发展时间的缩短。因为无论是生产还是流通，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可以缩短到最低限度；而且，在消除种种壁垒和限制后，各种资源与生产要素的快速流动也可以使经济发展的时间大为缩短，从而实现“缩时性”的跨越式发展。
其次，只有扩大交往，才能实现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现代化生产一般表现为规模化、集约化，具有“集束”效应和整体优势，唯此才会有“突发性”发展的可能。而在封闭的环境里和条块分割的体制下，这样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无法形成，因为国际分工的网络被破坏，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所以，唯有扩大交往，才有可能打破各种民族的、地方的限制，冲决一切资源流动的障碍，从而实现国内的和国际的合理分工以及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方向发展。当然，强调这种重要性，并非说生产的规模越大越好、集约的程度越高越好，这里只是就现代化发展的一般情况而言，并非指所有场合、所有条件下都要求实现最大限度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然而，伴随新兴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小型化、分散化、弹性化也逐渐成为生产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尽管如此，这些方式仍然是交往高度发展的产物，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下从事这样的生产。
再次，只有积极参与交往，才能发现机遇、抓住机遇。在全球化条件下，机遇的出现越来越多，从而为加快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能否及时地发现机遇、有效地利用机遇，这与参与交往的程度直接相关。假如游离于经济全球化之外，不参与国际分工与合作，那么，即使发展机遇再多，也无机遇价值可言。机遇总是在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并且是相对某一特定对象如某一国家、某一地区而言的。离开了经济交往、互动，也就无所谓机遇问题。因此，只有主动积极参与交往，才能了解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新信息，发现和捕捉到发展的新机遇；只有积极参与交往，才能审时度势，牢牢把握住机遇的主动权。所以，要想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也就不能不重视发展机遇问题。
3.夯实必要的物质基础。跨越必须具备一定的可能性条件。要知道，发达国家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是在工业经济高度发达、高科技大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因特网大普及的基础上一步步勃兴起来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一定程度的跨越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必要基础。这里所讲的主要是指基础设施，其中，不仅包括电力、交通、通信、水利等硬件设施，同时还包括教育、卫生以及文化等方面的软件设施。硬件基础设施落后，会导致投资硬环境和生产硬环境不良，难以吸引投资，无法支撑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软件基础设施落后，则会导致技术承载接纳能力低下，因而科技教育水平、劳动者的素质很难与现代知识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相适应。因此，发展中国家如果具备一定的基础，即工业经济有一定发展，电力、交通、通信等设施相对较完善，加上科技力量和人力资源有一定程度的开发，要实现经济上的超常发展是完全有可能的。它们的确不必再按部就班地走发达国家用一百多年时间走过的工业化老路，转而可以发展工农业和服务业与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同时并举。这时的工农业和服务业，显然已经是知识经济的产业结构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传统的产业部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即使缺乏必要的基础，也会出现跨越式发展的“奇迹”。不过，这样的“奇迹”绝不是牢靠的，也不是值得一味追求的。没有一定的基础，即便实现了超常的发展、跨越式的发展，也只能是暂时现象。在20世纪70年代，某些非洲国家曾出现过跨越式发展，但这种发展主要是建立在大量举债、寅吃卯粮基础之上的，由于缺乏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条件，结果到了80年代还本付息时，便引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最后导致经济大衰退，形成负“跨越”。因此，不切实际地进行跨越发展，必然导致资源过度紧张，经济效益低下，经济损失重大。这也从反面提示我们，具备一定必要的跨越基础是十分重要的。
4.增强消化吸收和创造的能力。从积极的意义看，经济落后的国家或地区通过技术引进和学习，可以在原有生产要素供给量不变的情况下，改变生产的可能性边界，提高潜在的经济增长水平，同时还可以改变生产要素使用的收益递减倾向，增大潜在产出量。另外，技术引进及其变化不仅会引起经济增长，促使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而且会导致经济结构的高级化，从而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但是，在实际发展过程中，远非那么简单，现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利用往往面临着种种制约因素：其一，由发达国家发明并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做出重大贡献的技术创新成果，在其引进中并不是无偿的或价格低廉的，而通常是有偿的、价格昂贵的，发展中国家受财力的限制，常常是得不到这种先进成果。其二，发达国家同意出口的技术成果可能并不是最先进的技术，甚至可能是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尽管这些技术对于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有价值的，但它很难使发展中国家真正实现跨越发展。其三，由于发展水平的差异，生产条件、技术基础的不同，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先进技术可能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很难大力推广使用。其四，受管理水平、劳动者素质等因素的制约，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先进技术有可能得不到很好的利用，从而无法发挥其预期的效果。所有这一切表明，单纯引进仍有其较大的局限性，这就从客观上突出了消化吸收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重要作用。只有提高这方面能力，才能克服技术引进的局限性，化被动为主动。
同时，在技术引进、加快追赶的过程中，还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问题，即“追赶陷阱”问题。按照技术经济学的解释，后发国家通过技术引进、技术学习可以进入国际产业和技术前沿，然而，在现实追赶过程中，常常会出现与此相反的结局，即后发国家因追赶失当而落入技术追赶的陷阱之中。所谓追赶陷阱，就是指技术追赶者由于缺乏一定技术吸收和自我创新能力，随着世界产业技术前沿的拓展和技术跳跃，而不断从技术产业前沿持续后退的现象。其具体表现为：①无力改进和改造现有技术，在同一技术的发展上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②对引进的技术还未消化、吸收，尚未形成技术能力时，发达国家又出现新的技术跳跃，追赶者始终处于不利的劣势境地。③既然引进的技术、装备过时，只好再引进，结果形成了“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4](P257—258)。所以，要避免掉入技术追赶陷阱，必须增强自主技术吸收和创造能力。引进什么样的技术，如何利用这些技术，都需要作出正确的判断、选择和自觉的努力。因而，仅仅依靠技术引进，并不能保证实现生产力跨越发展。
总之，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并不是一个纯粹经济上的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其本质上是一个人的能动创造过程。跨越式发展道路能否走得成功，就看跨越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发挥得如何，各种条件利用得如何。当然，这一切，都离不开主体自身能力的全面提高。
四、跨越发展的悖论与出路
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无疑是当代中国在21世纪努力的目标，但在具体推进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特殊的矛盾。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矛盾在一般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曾遇到或很少出现的，而且又大都具有“悖论”的性质，或称“两难困境”。虽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中有不同的矛盾，而且矛盾的表现形式和激烈程度也各不一样，但就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这样一些“悖论”性矛盾，其发展成功与否则依赖于对这些矛盾的有效化解：
第一，跨越与协调。跨越发展从其实施上来看，主要是通过实施不平衡发展战略，先在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和重点地区率先突破，并带动与促进其他行业、领域和地区的快速跟进，最终实现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和国家发展水平整体跃升的一种新的发展方式。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跨越发展，其现实选择也只能是不平衡发展。因为这些国家共同面临的最大实际，就是资源和资金短缺。依靠有限的资源和资金来全面推进各部门的增长是不可能的，依靠分散使用资源、资金也是收效甚微的，加上投资能力的欠缺，要实现大推进式的发展计划显然是不现实的。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能搞“齐头并进”，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首先将有限的资源、资金用于最关键的部门，将重点放到主导性产业，以此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然而，将大量生产要素投向主导产业部门，必然促使其迅速扩张，其结果是造成各产业部门相对比重和发展速率的相应改变。如主导产业部门的建立和崛起，通过其“联系效应”可以诱导其他产业的发展，进而引起其他产业的升级换代。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无论从历史条件还是从现实条件，或从资源还是从现实来看，都不适于采取“大推进”式的平衡增长战略。且不说中国的经济实力如何，单就国家内部如此巨大的差异，就无法实行齐头并进的均衡发展。从现实情况出发，允许不同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以及技术之间有一定程度的非均衡发展，这对于整个现代化进程都是有利的。
但是，过分的失衡又会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更是如此。这就涉及一个发展的协调问题。跨越发展无疑要通过非均衡增长战略来实现，但非均衡增长并不是与协调发展相对立。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什么长期推行这种发展战略而未取得预期效果呢？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关系处理上的片面性直接相关。事实上，实现跨越发展固然以不平衡增长为特征，但不平衡增长又要以协调发展为前提。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不平衡增长要以一定的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为基础，原有的产业布局、结构所形成的国民经济各部门的相互联结关系，为某些部门、某些行业的优先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正是原有的一定协调关系，才使不平衡增长成为可能。其次，不平衡增长只是相对而言的，并不意味着只有某些产业、部门发展，而其他产业、部门停止发展，其基本含义是各种产业、部门的发展在一定时期内有快有慢、有重有轻，不可能“一刀切”。再次，不平衡增长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模式，而是在波动中实现的，它是由不平衡到暂时平衡再到不平衡的不断运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优先发展的部门即主导部门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诱导、刺激其他部门的发展；而优先发展的部门获得的重大投资效益可将其一部分投向其他部门，从而导致其他部门的快速跟进。在这样的基础上，又开始新一轮的投资选择。正是在这种不平衡与平衡的不断调整中，经济发展被推向新的高度。
既然跨越发展需要通过不平衡发展战略来推进，又不能过度失衡，这就要求合理把握非均衡的界限。对于非均衡界限很难作出一个严格的界定，但就一般情况而言，应以经济发展不产生危机，经济和社会能够保持正常运行为限。超过了这一警戒线，非均衡就会给发展带来巨大破坏。
第二，跨越与持续。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跨越与持续，这是发展追求的两大目标，二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假如这两大目标均能实现，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状态和美好的愿望。但在实际发展过程中，情形非常复杂，由于各种因素相互作用，二者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又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实施起来确有一定的困难，需要审慎地对待和解决。
一般说来，跨越与持续是互为前提、条件的。只有持续的增长，才有可能形成跨越的发展。没有一定程度的经济增长，没有一定规模的资本积累、技术积累，经济发展是很难实现跨越的。即使可以通过非经济手段动员各种经济力量来强制实现跨越，而这样的跨越最后也会因失去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而变为昙花一现。因此，跨越发展是以持续发展为前提的，用哲学术语来讲，就是量变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会产生质变。反过来，跨越发展又会拉动持续发展。因为跨越时期经济有着相当程度的增长，而这种增长的结果在跨越之后也不会马上消失，它还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下去并发挥作用。如给经济发展提供较好的经济环境，有效地调动和利用经济资源，促进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加快产业、技术结构调整等，这就为经济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跨越发展与持续发展同时也会相互制约。在一定时期、一定历史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其经济实力、生产力水平、资源状况等因素的限制，跨越与持续往往难以同时兼得，相互掣肘不可避免。一方面，在短缺经济条件下，要跨越就难以持续。因为跨越过后，经济缺口会拉得很大，下一步的发展将缺乏强有力的支撑，因而经济很难持续地高速发展下去；另一方面，要持续就不可能一味跨越。因为跨越总是持续的结果，没有长期的经济稳定发展，片面追求超常的跨越发展，最后是“欲速则不达”。这种矛盾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这些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并不强，实现持续与跨越两全其美的能力有限，因而面临的困难和解决的难度也更大。对二者关系处理得好坏，会直接影响到经济能否顺利发展。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引起经济生活的全面紧张和严重紊乱，而且这种紧张和紊乱还往往会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这在发展中国家屡见不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要解决跨越与持续的悖论，除了需要采取相应的具体对策（如要以产业调整和科技进步为支撑，以强化国家宏观调控为保证等）外，关键是要把握好经济增长的“度”。合理的“度”之所以成为关键，主要原因在于，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和生产力发展水平上，过快的增长会加剧社会供需矛盾的激化，从而诱发经济形势恶化。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是资源“瓶颈”，包括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文化资源，尤其是资金。这种客观现实要求在发展上必须量力而行，切莫操之过急。因为过快过急的发展不仅损害持续，而且无以养成跨越，最后连正常的发展都难以为继。
第三，跨越与循序。在发展的顺序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着重大差异。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从近代以来大都经历了从萌芽到成长发育而后臻于成熟的阶段，即现代化是循序渐进、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则失去了这种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历史给予它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在短短的时间中，不仅要走完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走过的发展路程，而且要迎头赶上当代现代化的潮流。由于发展过程的浓缩，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从容，按部就班。这样，便产生了发展中跨越与循序的矛盾。
就实际情况来看，要实现跨越发展，就不能四平八稳，跟着西方国家亦步亦趋；但是，没有一定的渐次发展和稳步推进，又会影响下一步的跨越发展。这确实是一个难题。如何解决这一难题，显然不能作非此即彼的选择，只能是合理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力求做到发展的间断性与连续性的统一，既要有快速的跳跃，又要有稳定的推进，从而形成一个快速而不失有序的跨越发展过程。在这方面，重点是要处理好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如上所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这是被众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实践所证明了的成功之路。在这样的发展方式中，实际上既实现了跨越，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循序，因为无论是信息工业化还是传统产业信息化，都没有完全离开和取消工业化与传统产业阶段，只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经历了这一阶段。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正确理解跨越与循序的关系，还有必要对“序”有一个恰当的理解和划分。通俗地讲，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大序”和“小序”。所谓“大序”，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大的阶段，或曰大的经济形态的更替顺序，如渔猎经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等；所谓“小序”，主要是指经济发展大的阶段所包含着的各个小阶段的递进顺序，如工业社会依次经历了蒸汽阶段、电力阶段以及目前的新材料、新能源阶段等；当然，“小序”也同时包括这些阶段中更小的发展阶段。说到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实际上跨越的主要是生产力发展中的某些小的阶段，而大的阶段是很难跨越过去的。就大的阶段而论，谁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从一个农业和手工业社会直接跨入知识经济社会，同样也没有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越过商品经济而从自然经济直接进入未来的产品经济。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任何国家或地区都无法随意背离、跨越。相反，具体到这些大阶段中的小阶段，只要具备了一定条件，经过自身努力，实现其跨越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今天全球化的条件下，工业化不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是否还有必要再来一个蒸汽、电力发明和完全的传统工业发展阶段？显然没有必要。我们现在常常提出，要跨越“石油工业”而向“生物农业”发展，大致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在跨越与循序问题上，应当具体看待，准确地说明哪些“序”是可以跨越的，哪些“序”是无法跨越的，不要以为一讲跨越，就意味着打破了顺序。其实，没有一定的有序发展，生产力发展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实现跨越的。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国情复杂，发展过程也非常复杂，哪些阶段可以跨越，哪些阶段不能跨越；什么时候可以跨越，什么时候不能跨越，都需要作具体分析和论证，不能一味抽象议论。这就是对待跨越与发展关系的辩证法。
［收稿日期］2006—06—10
注释：
① 目前，学术界对“跨越”的理解还有较大分歧，同时引发了不少争论。其实，对“跨越”也很难作出某种唯一性的理解。它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我们今天讲发展战略时经常提到的“跨越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内涵丰富、层次复杂的整体性概念。
②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都建立了风险企业，即这些企业均冒着较大的市场风险，集中力量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尽管这些企业的规模较小，但却是当代世界新技术的“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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