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志不渝的姚雪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矢志不渝论文,姚雪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10月10日是姚雪垠90诞辰。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我想到在姚老逝世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李自成》四、五两卷出版了，一至三卷也再版了。特别是在建国五十周年的日子里，《李自成》四、五两卷叫红了大江南北，虽然由于发行渠道不畅的原因，有的地方还是空白，至今还不为人知。但四、五两卷的出版，一至三卷的再版，毕竟是让人高兴的事，说明广大的读者没有忘记姚雪垠，没有忘记《李自成》！
更可喜的是《姚雪垠书系廿二卷》出版了。《书系》的前十卷是《李自成》一至五卷；后十二卷，包括他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长夜》以及中篇小说《戎马恋》、《牛金德与红萝卜》、《重逢》等，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等24篇。此外，还有他写的散文、诗歌、杂文、时评、通讯、纪实文学、回忆录、剧本、文学论文、史学论文、讲演录、访谈录、书信、译作等。其中特别让我感到珍贵的是有关《李自成》写作的论文、谈话、书信、诗词和他几十年积累的读书卡片的分目和部分卡片的选入。这么大的工程，在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由他的儿子姚海天和他的助手俞汝捷牵头，和一批热心的专家、学者、教授参加，精心筛选、精心编辑、精心设计，完成了这项上千万字的浩大工程，这实在是件非常令人感动的事，也是文学界、出版界一件非常喜人的事。
我记得，1990年在武汉召开的祝贺姚雪垠八十寿诞暨从事文学创作60年的时候，我曾在大会上庄重宣布：中国青年出版社将出版《姚雪垠文集》，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没想到回京后，姚老忙于四、五两卷的写作，我也杂事纷繁，都无暇集中精力从事这件大事，一晃十年，就这么快的过去了。而今想来，感到很对不起姚老，也感到非常的内疚。
现在廿二卷的《姚雪垠书系》终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在这里，我衷心地向《书系》编委会的同志们表示深深敬意！你们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这部含金量很高、沉甸甸的大书，也许现在还估量不出它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但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以后，它的文学价值，学术光采，历史成就，会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所承认。
一
也是在姚雪垠80诞辰的那一年，姚老把自己的创作手稿捐赠给他的家乡河南省南阳市档案馆。在北京举行的捐赠仪式上，不少与姚老相识相交了几十年的老同志、老作家参加了会议，他们在发言中，谈姚老的信仰与追求，理想与人格，学习与写作……林默涵同志围绕姚雪垠的信仰和与党的关系，讲了一段很动情的话。默涵同志说：这几年跟他接触当中，感觉到他非常的坚定。不管怎么风吹雨打，对他也造了多少谣言、漫骂、攻击，但是他不为所动，他坚定地相信党的路线，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他不放弃作为一个党员入党的时候发过的誓言。现在我觉得党员重新登记，很好。要重新看一看入党时候的宣誓。过去我们都宣誓过的嘛！都在红旗下面宣誓过的嘛！现在有的人却忘记了，翻过来了，自己宣誓过的东西都忘记了，而且反对它了。姚雪垠同志在这一点上是很好的，他是非常坚定的。刚才马烽同志讲，说他是骂不倒的。他是捧不倒的，也骂不倒的。捧也会捧倒，现在捧倒了多少作家。所谓作家，就是发表一篇作品，噢哟，到处捧啊，好得不得了啊！又是什么新创造啊，又是突破啊，哪有那么多突破！动不动就是突破！所以捧杀了很多人。鲁迅先生是了不起的，讲了骂杀与捧杀。骂可以把人骂倒，骂杀；捧也可以把人捧倒，捧杀。可是姚雪垠同志既骂不倒，也捧不倒，他还是姚雪垠。我是非常尊敬他的。
默涵同志这段话是1990年6月2日讲的，虽然至今已过去十年，但我们重读他的讲话，还是觉得很有启示，很有意义的。当时听过默涵同志的讲话，我就想到，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到“文化大革命”，姚雪垠走过的道路是崎岖的、艰难的，但无论多么坎坷不平，受过多么大的打击，遭受了多少难言的折磨，他始终没有迷惘，没有彷徨，没有悲观，没有消沉；始终没有动摇他的坚定信仰，坚定信念，人生信条，奋斗目标。
1979年2月25 日《湖北日报》在头版以显著的位置刊登一条消息：“省直宣传战线抓紧做好错划右派改正工作……作家姚雪垠等86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已予改正，恢复名誉。”在这条消息中正式公布了湖北省委对姚雪垠的复查结论：“1958年划作家姚雪垠为‘极右分子’的主要依据，是1957年前后发表的五篇文章，两次讲话和一封信。参加复查的同志这次全部查阅了以上材料，发现当时的结论与原文有很大的出入，有的斩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歪曲原意，强加于人。根据复查，属于错划。从他一贯表现来看，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省委最近已经批准改正，恢复名誉。”
蒙冤21年的姚雪垠，当年被错划“右派”时，还是满怀壮志的47岁的中年人，而今已69岁，迈入老年人的行列。但此刻的姚雪垠，想的不是怨恨和委屈，不是坎坷和挫折，而是勇气和决心，奉献和奋斗。他虽忘不了过去，但想得更多的还是现在和未来。正是在这样的心情下，他写了一首题为《风雨》的七言八句：
风雨崎岖二十年，
未将赢马卸征鞍。
刖工梦献连城璧，
逐客私栽九畹兰。
牛鬼蛇神迷黑榜，
香花毒草乱朱栏。
卷施纵死心犹活，
乌柏经霜叶更丹。
对于1957年他被错划右派这件事，姚老说过一段非常深刻，令人深思，又让人感叹的话，他说：“1957年这场深重的灾难，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浩劫，我不会把灾难的责任归因于单位的某一具体的领导人，但对于这次政治运动的前因后果，以及对新中国文化和文艺发展道路危害之深，我将在日后写回忆录时再作分析。”
就在他恢复名誉的同时，姚雪垠正式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有同志不解的问：像姚雪垠这样年纪的老人，既有很高的成就，又有很高的荣誉，为什么还要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呢？
这问题提得好，要研究《李自成》，要了解姚雪垠，如果只了解他的艺术观、审美观、历史观，不了解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要精深而准确、深入而有创见的研究姚雪垠和《李自成》也是困难的。
有人问姚雪垠：您被错划了21年，就没有一点怨恨之心吗？姚老针对这个问题，在1981年的《长江文艺》第七期上以“党，我的精神母亲”为题，写了一篇声情并茂，激情满怀的散文，道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他对党的深厚情感。姚老写道：
早在几十年前，我们就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我们痛恨帝国主义，痛恨军阀，痛恨国民党反动派，是什么力量支持、鼓舞着我们，什么思想指引着我们奋斗前进呢？不是别的，正是中国共产党，正是党所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支持、鼓舞着我们，指引着我们奋斗前进。
回想六十年前，我还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少年。后来到了开封，接触了地下党，才使一个浑沌的青年，思想逐渐开了窍，初步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明白了一些是非，懂得了人应该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很难想象我这一生会怎样度过，我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从那以后，我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在党的政治影响下，在党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启迪下，一步步向前走过来。
可是人生的路途是曲折的。我曾经象游子一样从党的身边离开。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非常痛苦，曾经暗暗地哭过多次，有许多夜，我一经醒来，禁不住在枕上流出热泪。我好象一个孩子，希望能继续牵着母亲的衣襟向前走，继续得到母亲那温暖的手的抚模和提携。正因为这种感情，这种力量，推动着我继续为党为人民做我应该做的工作。后来，在历次劳动中，尽管我受到挫伤，甚至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我对于党，从来没有一点怨恨的心情。我总觉得，作为一个儿子，我只能为自己工作得太少而惭愧，没有权利去抱怨哺育自己的母亲，即使她在某些时候犯了错误。我常常拿河南家乡的一句土话来形容自己：“家鸡打得堂前转，野鸡不打一翅飞。”自己不论怎样受委屈，决不背离党的利益。
这就是我们无比尊敬的那些成长在三、四十年代，成熟于四、五十年代，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真正成名的老一辈作家，对党的最真实的感情历程和心灵独白。
在支部大会讨论姚雪垠的入党申请时，他说了这样一段感人至深的话。他说：“我今年72岁，已经是垂暮之年。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同志们如同意我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将是我生命的新开始。对我来说，这后一方面的意义更关重要。虽然我明白我自己看不见共产主义的实现……然而我坚信人类的崇高理想必将实现。这是我的追求，我的信仰。我愿为这一信仰而进行战斗。”正是对真理与正义，光明与幸福的追求，几十年来，无论是处在顺境的姚雪垠，还是处在逆境的姚雪垠，他对共产党的信仰，对人类崇高理想的追求，始终如一，坚定不移。有人对于姚雪垠被错划右派后，一直不消沉，并且还做出突出成绩，很不理解。尤其是国外的同行。1978年来华访问的两位美国作家问他：“你从李自成失败写起，写他全军覆没后毫不灰心，用百折不挠的精神写出《李自成》，是不是也写了你在1957年的命运？”姚雪垠笑了，他说：“你们没有猜对，如果我自己的思想感情，仅仅限在个人命运上，就不大可能写出《李自成》。对历史的揣摩和艺术的虚构，合情合理，才能获得读者的共鸣。这种感情远远超过我个人的思想感情范围。”这段话说出了一个真正的革命作家的政治信仰和艺术追求，同时也反映了一个作家的学识水平的高人之处。
姚雪垠不仅对党怀有很深的感情， 同时也是一个很重道义的人。 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姚老坚持要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参加吊唁，那悲伤沉重的感情，让我们没有理由不同意他去。当时正是寒冬季节，来自全国各地和首都的人民，排着长队缓缓地去向总理的遗体告别。姚雪垠当时已是66岁的老人，穿着棉衣棉裤，整整在露天里站了两个多小时。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对周恩来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40多年前，周恩来就很看重他。1943年初，他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一篇《需要批评》的文章。春节期间，在南方局举行的一次小型聚会上，周恩来也来参加。吃饭时，周恩来对姚雪垠说：“你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写得很好，我已请报社同志作为整风学习材料，好好读一读。希望你以后多写些文章。”周恩来的这番话，使姚雪垠很激动。当时他33岁，对他来说，这几句话不仅仅是关怀，是鼓励，更重要的是信任，是希望，使他增强了追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的信心、力量和勇气，对他以后的创作和发展，起了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姚老常说：“是党给我艺术的新生命。”这里边也包括周恩来早年对他的指引。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国民党统治区，姚雪垠能够坚定地同党站在一起，一直坚持进步的文学道路。在白色恐怖下，他不低头，不弯腰；在各种势力的打压之下，他坚持原则，坚守操节；这与党的影响，与周恩来同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姚老入党一年后，在北京转正时，他的转正报告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从青年时代起，就受到我党所领导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影响，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和熏陶，也由此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但由于我身上的毛病很多，一直到前年才解决了入党问题，既感激，又惭愧。”这段话，固然是他的历史和他的感情最真实的表露和自白，但我在读的时候，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之感。在几十年的历史长河中，姚老经受了一场又一场磨难和考验，恐怕也只有在今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对这位跟随党几十年的老人，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和公正的待遇。但姚雪垠却能正确地对待过去的一切，仅此一点，也说明了他的境界和觉悟水平。
姚雪垠是很有度量的人。他从不玩弄花样，也从不回避矛盾，面对是非，爱憎鲜明，态度明朗。他能严于律己，也能坚持原则，坚定地站在真理正义一边，毫不动摇。这是他的一大长处。他从青年时代起，就从事写作，走的是自学成才的道路，在他的生活道路上，受了不少委屈和磨难，充满了坎坷和不幸。如果没有藐视各种阻力和困难的勇气，没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没有专一好强、十分自信的性格，他是成不了大作家的！姚老这种自信的性格，有时甚至表现为很自负。在七十年代末以后，特别是在他担任湖北省文联主席以后，有很大变化，当他意识到自己有时容易自视清高，过于自信时，他开始警觉起来。这时他很注意团结同志，对那些一度误解自己，或对自己有意见的同志；或在过去伤害过自己，至今还对他内疚不安，或对他还有戒备和成见的同志，他常常主动地把他们请到家中，交心长谈，听取意见。他的诚恳和坦率、正直和热情，使这些同志深受感动，不仅消除了彼此间的成见、顾虑、隔阂、误解，而且加深了了解，加强了团结。有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1982年《李自成》第二卷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我去接他参加颁奖大会时，他在车上对我说：他决定把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少年儿童福利基金会。我想到姚老经济上并不宽裕，同时，也想到他这么做，别的获奖作者会怎么想呢？于是我对姚老说：“您再考虑考虑吧！这奖金是对您几十年创作劳动和创作成果的肯定和奖励，您取之无愧！再者，您如果在会上提出捐献，别的获奖作家怎么办呢？！”姚老默然，没有讲话。但在颁奖大会召开过之后，他悄悄地给会议的领导之一张禧同志写了封信，信中除了表明他的心愿外，请在会议期间，为他保密，不要张扬出去。当姚老把这一切告诉我时，我深深感到姚老此刻在考虑问题和处理问题上，较过去全面多了，也谨慎多了。同时也说明，他对待个人的荣誉和利益的态度是客观、冷静的。
在姚老的转正报告里，还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党员的个人工作，只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既要有较高的追求，争取多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同时，要永远保持谦虚谨慎，兢兢业业。”我感到姚老在这以后的20多年里，无论是在他参加的有限的社会活动中，还是在待人接物，与人相处中，他确实比较注意谦虚和谨慎了，比较注意观察和研究别人的优点、长处。这在他与一些中青年作家、学者、教授的交往中尤为突出。
“争取多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对姚雪垠来说，可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包含了许多内容。从1957年10月开始对姚雪垠公开批判，到1958年被划为“极右派”，苦难的生涯就开始了。当时他的生活处境，比监狱的囚犯好不了多少，降职降薪，剥夺自由，实行专政，繁重的体力劳动，无休止的检查交待……但姚雪垠毕竟是姚雪垠，他毕竟受了党多年的熏陶、影响和教育。他是坚强的，只经历了很短的时间，他便从绝望中惊醒过来，他不再气馁，不再灰心，姚雪垠又恢复了他那特有的自尊、自立、自强、自助的生命精神，这时他的心情平静了，情绪稳定了，决心开始写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正如他后来说的：“我是一旦下了决心，就作背水之战，有进无退，不管多么艰难困苦，决不半途而废。”他的这种顽强精神，在《李自成》一书中也有所流露，那就是：“打不垮、压不扁、吓不倒、拉不转。”正是这种矢志不渝、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他智慧，给他勇气，给他信心，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为在险境中写《李自成》，他特意买了一本仿牛皮纸的活页夹子，用蝇头小字在窄行的活页纸上进行创作。一有空，他就沉思默写，进入李自成的世界，这时给人的印象，他好像是在专心地写反省材料。听到脚步声，他便很快地将活页夹子合上，危坐不动。进来的人问他写什么？他便回答：写检查材料。等来人走尽，脚步声远了，他又打开活页夹子，继续写作。姚老说：“从1957年10月到1958年8月，我用这10 个月时间不仅写完了《李自成》的第一卷，也将第二卷写出了一部分。虽然那是仓促写成的草稿，但这是后来整理加工的基础，有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倘若没有它，后来的《李自成》就永远是一句空话。”这话一点不假，后来他被下放到汉口郊区东西湖农场监督劳动，在这里劳动改造的“右派”，只准干体力劳动，不准有别的任何选择。但姚雪垠依然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惦念着《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常常一边劳动，一边默默地在心中推敲《李自成》，丰富《李自成》，修改润色《李自成》，然后利用中间休息时间，偷偷地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晚上和夜里是他的黄金时间，他躲在蚊帐里，守着电石灯，把白天想到的改到第一卷的草稿上。那时姚雪垠已经是半百的人了，让他修公路，挑塘泥，运砖石，干的都是重体力劳动，不要说体质不强的姚雪垠，就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都吃不消。姚雪垠终于犯了急性关节炎，不仅不能走动，就是坐也坐不住了。他柱着双拐，行动非常艰难，这才批准他回武汉看病。对“极右派”姚雪垠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机会更宝贵的了。他回到武汉作协，住进一间空房，房内只有一张单人床，一把椅子，一张三屉桌。在当时谁去关心一个“极右派”的健康，看不看病由他去！这正符合姚雪垠的心愿。他悄悄地住了下来，根本没去医院诊治双腿，而是利用这看病的机会日以继夜的整理《李自成》第一卷的草稿。到了1960年，中央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开始有了一些松动和变化。这年10月他被宣布“摘帽”，在李冰、程云、宋一平、余英、辛甫等同志的支持下， 他才从地下转到地上， 到1961年夏天将《李自成》第一卷整理完毕。第一卷历时四年，在“一片丹心作罪人”的痛苦心情之下，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第一卷于1963年 8月正式出版。正当姚雪垠满怀信心，准备继续完成《李自成》第二卷的写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先是大字报、小字报，接着就召开群众大会声讨《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声言要打倒姚雪垠这个“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要拔掉《李自成》这面黑旗。姚雪垠和《李自成》面临灭顶之灾。就在这关键时刻毛泽东主席向姚雪垠伸出了救助之手，发出了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的“最高指示”……就因此姚雪垠未被“革命”群众揪斗游街，殴打关押，也未被抄家，破“四旧”，免遭一场灭顶之灾。也正因此，《李自成》的原稿，以及姚雪垠的大量藏书和他长期积累的二万多张读书卡片，未被查抄，免遭损坏。在那个动乱年代，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起了关键作用，既保护了《李自成》，也保护了姚雪垠。如果不是这样，姚雪垠想写《李自成》第二卷及以后各卷的宿愿，早已化为泡影，付之东流了。就是姚雪垠个人的命运如何，是死，是活，也很难说。
此后不再有人敢公开出来攻击姚雪垠是“牛鬼蛇神”、“摘帽右派”，攻击《李自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了。但是，此时的姚雪垠只是朦朦胧胧知道毛主席下了“最高指示”，并不知道具体内容。暂时的平静中，他又开始如痴如迷地进入《李自成》的世界。当时他在“五·七干校”，利用每天放猪放牛的劳动间隙充实修改《李自成》的第二卷稿。白天他把猪和牛赶到野地里放牧，自己坐在一旁写《李自成》，遇上刮风下雨便提着一盏马灯躲在牛棚里写。晚上回到集体宿舍，也是争分夺秒，在别人入睡以后，他爬起来，点上油灯，伏在床上写《李自成》，写累了，就到院子里打两套太极拳，回来再写。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即使每天只写上三、五百字，也决不放弃。但日子一长，在实际生活中，总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任务摊在他的头上，让他面对重重干扰和各种难题，无法坐下来专心写《李自成》，就是当时已经写出的第二卷稿子，也不能安心修改、润色。特别是从1975年春开始，一个接着一个要姚雪垠看剧本，姚老一再申诉：“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正在写的《李自成》是一部规模大、人物多、情节复杂的小说，一旦停顿下来，再拿起来特别吃力。倘若不写下去，或写不完，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全国读者。”但没有用，剧本依然是一本又一本的送来。姚老说：“倘若是好剧本，决定排演，我乐意看看，一则学习，一则贡献力量。像现在这样水平很差的剧本，有的是用铅笔潦草写成，何必一定要给我看，使我没时间写《李自成》？”姚老说：“一切物质上的困难，我可以设法克服；精神上的压力，我可以顶住，时间上的一般干扰，我可以用加倍的努力补过来，但现在是从根本上让我没法继续写下去。”到了这年的10月，姚老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这年7 月毛主席发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二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的指示，加上毛主席对电影《创业》、《海霞》的批示，“四人帮”一伙的文艺专制政策受挫，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的欢呼和反响，自然也深深地激动着姚雪垠。自身的艰难处境和大环境一时的松动和变化，这是促使姚雪垠决定给毛主席写信的主客观原因。姚雪垠不失时机地给毛主席写了封信，请求毛主席再一次伸出援助之手，支持他把《李自成》写完。这封信他寄给宋一平同志，宋转给国务院刚刚成立不久的政治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胡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写了个报告，连同姚的信送给第一副总理邓小平，小平同志转呈毛主席。毛主席立即表示支持，用粗铅笔在报告上批道：“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我同意他写李自成小说二卷、三卷至五卷。毛泽东十一月二日”。这样姚雪垠才得以脱身，从武汉来到北京，专心致志地写《李自成》。
后来我们曾经议论过，姚老给毛主席的这封信是10月19日发出的，当时邓小平和他领导下的政研室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但胡乔木看过姚的信后，依然写了情况报告，连同姚的信一并送给邓小平，而邓小平还是转呈毛泽东，毛泽东终于作了批示。如果姚的这封信，不是10月，而是11月发出，那时“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帷幕就拉开了，不要说邓小平，就是胡乔木和他的政研室想转呈毛泽东，也不大可能了。姚这封信，刚好搭上邓小平复出后大起大落之时的最后一班车，这也是姚雪垠走运，但胡乔木果断支持的态度，邓小平无所畏惧的性格，起了关键作用，这中间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不是后来的结果。所以我们说要感谢宋一平同志，是他将姚雪垠的信，交给了胡乔木；要感谢乔木同志，是他出面，亲自拟写报告，送给了邓小平；要感谢小平同志，是他将姚雪垠的信转到毛泽东主席的手中。
1975年11月下旬，姚雪垠到京，从第二天开始，便全身心地投入到《李自成》第二卷的创作中去。他每天凌晨三时左右起床，一直写作到中午，从没有节日、假日。1976年地震那天，别人是在梦中被震醒的，而姚老早已伏案写作了。就这样他先用两个月时间，把第二卷通改了一遍；以后又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把第二卷作了一次精心的润色；排出清样后，又用两个月时间作了一次修订和校对。前前后后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反复地进行修改、加工、润色。1977年第二卷出版后，一炮打响，轰动各界，这就不奇怪了。
但此刻姚雪垠的心情，并不轻松，想到后面尚有三卷未就，任务繁重，老马长途，随即写了一首七律：
曾经霜冻百花摧，
春色含烟次第回。
楼外五更多爆竹，
胸中念载足风雷。
雄心勃勃山河壮，
笔力迟迟岁月催。
新作印成初到手，
怅然无意觅茅台。
这就是1977年春节之际，《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之时姚老心境的真实写照。老作家秦牧读过《李自成》第二卷，了解到以上这些情况后，说过一段十分打动人心的话：“姚雪垠同志以六十八岁的高龄，致力写三百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单是这种意志和毅力，就很令人敬佩。听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说，作者每天凌晨三时起身写作，一直写到八、九时。其它时间，也多用来学习、思索和准备材料，天天如是，坚持不懈。这种精神，着实了不起！我总觉得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勤奋些才对。《李自成》作者的这种工作精神，希望能和他的小说一样，为更多的人所知道，从而也起一种擂鼓助阵的作用。”是什么力量支持着姚雪垠同志能有这样的魄力、毅力、勇气和决心呢？是对理想的追求，对信念的坚定，而这理想，这信念，又表现在对祖国的热爱，对中华民族的热爱，对从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华民族拯救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热爱！正是这样的爱，他把自己的热情、精力、才华、学识，全都倾注在《李自成》这部鸿篇巨制之中。他在一首诗中有这样一句：“十年寂寞蓬窗女”，正是他孜孜不倦，艰苦经营，数十年如一日，“争取多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写照。
姚老80岁时，写的《八十愧言》一文，我看过后，格外动心。特别是最后一段话，他多么想要为祖国、为人民、为文学多做贡献啊！情意真切，表达了一个赤子之心的抱负。他说：“我今年仅仅八十整寿，离百岁还很远呢。我对追求事业的热情依然未减，艺术思维能力也未衰退，我不能停止长征。具有五、六千年文明，三千多年光辉文学的伟大祖国，需要我继续服务。假若我写到九十多岁，或将近百岁，忽然医生告诉我说：活不多久，不能再写作了。我不是想着我这一生曾经为祖国人民写过了多少作品，而对医生点点头，表示感谢，然后轻轻叹息一声，在心中惋惜地说：‘可惜呀，我还有一些写作计划不能完成了！’”这不是对九年后，姚老病逝时的情景的真实写照吗！姚老静静地安详地走了，不同的是，他是以永不衰退的热情和顽强的毅力，在完成了《李自成》四、五两卷这一百万字之后，使《李自成》全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之后走的！这对一个89岁的老人来说，是件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啊！
1982年中青社在讨论姚雪垠同志转正的支部大会上，一位我十分敬重的老同志说了这样一段话：“人，作为自然的人，从新陈代谢这个角度来说，有个出生、成长、成熟、衰老、死亡的过程。但是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在精神和气质上，却不应有衰老和死亡之说。这是因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和理想，不断为我们注入新的血液，新的思想，新的力量，使我们能永远保持蓬勃朝气，充满青春活力，永远具有坚强的意志，革命精神永不衰退，能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青春！”这番话，是对姚雪垠同志一生最美好的祝愿。
二
对于毛主席1966、1975年两次救助姚雪垠的前前后后经过，他原是不清楚的。姚老常说：“文革”开始时，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出来说话，不仅《李自成》不存在了，也许姚雪垠也不存在了。所以他对毛主席对他的这一极其特殊的讲话，有说不出的感激之情。但毛主席怎么说的，在什么场合说的，他并不清楚。还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姚老写信给王任重同志，王任重把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写信告诉了姚老，他才知道发生在1966年的“最高指示”的前因后果。那是1966年7 月中旬毛主席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看到王任重同志列席，毛主席把他叫到身边，对他说：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一卷的上册我已经看了，写得不错。你赶快通知武汉市，对他加以保护，让他把书写完。第二天早晨，王任重即打电话向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传达“最高指示”。武汉市委根据“最高指示”的精神，对进驻文化系统的工作队作了特别布置——保护姚雪垠和《李自成》不受冲击。
对于毛主席1975年第二次在他写给毛主席信上的批示，他更为感动。但是毛主席这个批示，他是在近20年之后，通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帮助，才看到原件的。当姚老看到毛主席用很粗的铅笔，歪歪扭扭，非常吃力地写下那行非常明确而有力的批示时，他热泪盈眶，感激的心情难以抑制。他想到当时毛主席已病了很久，又患很重的眼疾，写字都很困难，但没有忘记《李自成》留给他的深刻印象，没有忘记九年前他下达的保护姚雪垠，让他把《李自成》写完的指示。正因为他有这样的印象，才又一次表示支持、赞同姚雪垠把《李自成》五卷本写完，而且还要政治局各同志支持《李自成》的创作。
对毛泽东主席两次在关键时刻救助于他，他想得很多，也想得很深。他讲过这么一段话：“毛泽东在他几十年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涯中作出了震古烁今的贡献，表现出多方面的伟大天才，理应受到全国人民的歌颂和崇拜，但是在他后期的政治生涯中也充满了各种失误，甚至不可原谅的错误，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沉重挫折……然而他在历史上是一位复杂人物，在有些问题上很敏感，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我是通过自己的切身经验，认识了毛泽东。他适时地指示保护我，特别是要我将《李自成》一书写完，这在他一生中是一件很小的事，但在我一生中却是一件大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姚老讲这段话，是有他的道理的。“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按照当时“运动”的发展，姚雪垠和《李自成》无疑都是打击的对象和重点，姚雪垠被打成“牛鬼蛇神”，《李自成》被列入“大毒草”的行列，这本来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但又是毛主席亲自出面，给予关心和支持，保护了他和《李自成》。这在“文革”中虽然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但对姚雪垠来说，却是他一生中感念不忘的一件大事。姚老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毛主席对《李自成》的支持和关怀。 ”这是他的肺腑之言。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 姚老和我们一起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容遗体，和毛主席告别。姚老走到灵前，悲痛难忍，放声大哭，让周边的守灵人都吃了一惊，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回来后，姚老连夜写了一篇《我的悲痛和决心》的短文，这是一篇刻骨铭心的泣血之作，其中有一段：
毛主席啊！从《李自成》第一卷出版之后，我的工作不止一次得到您的亲切关怀和巨大支持。去年我写信向您汇报《李自成》的写作情况，您在百忙中亲自写了批示，又一次给我无限鼓舞。十年来我为您的关怀和支持，不知激动得痛哭过多少次。毛主席啊！我怎么能想到您逝世这么早？如今第二卷快出版了。假若我的工作做得快一点，赶在您逝世前将第二卷呈送到您的面前，该有多好！写到这里，我又不禁失声痛哭！
当姚雪垠把1966、1975年毛主席两次指示弄清楚后，他在1993年写了一份一万多字的资料，详细地记载了毛主席两次救助他和《李自成》的前后经过，以及他对毛主席的感激之情。这份资料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我在解放前的文学成就”，二是“毛主席对《李自成》第一卷的肯定评价和对我的及时保护”，三是“邓小平同志对《李自成》第一、二卷的高度评价”，四是“一些专家学者对《李自成》所作的高度评价。”他送给我的那份，专门用毛笔在首页写下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对我写《李自成》的关怀与支持以及一部分专家学者对《李自成》的评价”。在首页的左上角还写了一行小字：“请你们参考。”
1994年2月春节期间，我给姚老拜年时， 他又把刚刚出版的《新文化史料》五、六两期各送给我一本，上面有他根据那篇资料重新写过的《我创作〈李自成〉的艰难历程与毛泽东的及时保护和帮助》，分上、下篇。下篇有三个部分专门讲毛主席对他的支持和保护：一是“毛主席第一次及时地指示救我”，二是“《李自成》写作道路上又逢厄运”，三是“我给毛主席写信请求他支持我写完《李自成》”。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姚老对毛泽东主席两次保护他和《李自成》是一直铭记在心，非常感激的，这种感情，不仅表现在他公开和内部的各种场合的谈话中，而且还有大量文字记载。但姚老对“57年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却一直持批评否定的态度，这在他写的回忆录、讲演录和一些文章中也有详细的记载。对极“左”路线，包括毛泽东本人的错误，他是从不含糊，从不回避，态度是十分鲜明的。
写到这里，我想到在姚雪垠遗体告别仪式上散发的“姚雪垠同志生平”材料中，有几段话写出了姚雪垠的倾向、特点和性格。“姚雪垠一生满腔热忱地歌颂真、善、美，入木三分地鞭挞假、恶、丑。”“他的一生，是追求光明和真理的一生；是同黑暗邪恶势力顽强战斗的一生；是饱经风雨坎坷、曲折磨难而对党、对人民、对文学、对生活始终充满乐观和信心的一生；是严肃治学、勤奋笔耕、呕心沥血、不断攀登文学艺术高峰的一生。”这是对姚雪垠一生鲜明而准确的概括。
（本文中有关姚雪垠的谈话、引文均根据作者的日记、笔记以及姚老生前提供给作者的资料，包括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章和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