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现代文论发生期的成就与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特征论文,成就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2003)04-0094-06
一、发生期文论的进化思想与时代精神
20世纪初，东北社会的现代转型已初步开始，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其中的应有之义，而且是表现得较为激烈鲜明的部分，首先，表现为对文学的特质和作用的重新认识。
从文学史实着眼，1921年以后，东北以报刊为主要媒介介绍关内新文学作品和新文化思潮，同时，陆续出现了具有新文体特征的文学作品和以现代文论为基本架构和思维特征的文艺理论论文和文艺批评文章。以时序计，1919年底，傲霜庵在《盛京时报》发表《中国之文化的革命》、《中国新旧文体论》；1921年元月1日，辰鸿、无竟、周守一、道盛三、俪影、敬赵甫等人在《盛京时报》发表《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希望》的同题文章；1923年2月至年底，王莲友在《盛京时报》发表新诗20余首并数篇有关新诗的论文；1923年8月至10月，《盛京时报》又发起了关于新诗押韵问题的讨论；1923年，《大北新报》刊载了安怀音的《文学家与革命家》；1925年6月始，《盛京时报》与《东三省民报》间关于新文学诸问题的论战持续两月有余；1926年1月，《盛京时报》再次集中发表文论文章，讨论“艺术与社会”、“艺术的民族精神”、“新诗创作”等问题……
这一时期的讨论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文学的进化思想、社会作用、文体选择、革命取向等几个方面。进化论思想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理论前奏，对文化思想界影响尤大，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推演到社会思想的演进发展题域，其中的生涩或稚拙有目共睹，但其合理内核对社会思想转型的促进作用极为关键，它提供给世纪初的国人一个全新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崭新视角。可以说，正是由此开始，人们重新审视内在的主体精神和客体外在事物的关系。金小天以此为思想武器观察文学中的民族精神，认识到“有何等环境而有何等人生，有何等人生而又有何等艺术”，[1]川从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的角度探索文学的特质，这就建立起与传统文论的以言志载道为基本价值取向的体系不同的全新的理论体系，洞开了文学话语的新的言说领域。所谓“一民族因环境而有一民族之特性，则此特性，虽有天力不可以转移。盖特性之养成也，非一朝一夕，而其来为传流的，血系相关，历史所系，外力之化，又不过表面耳。根性岂易化乎？夫一民族有一民族之根性，则一民族有一民族之精神也，一民族之精神，于何可证？曰：观一民族之文化而已。艺术者，文化之大表现也。故欲保存一民族之精神，须保存一民族之文化。欲保存一民族之文化，又必须保存一民族之艺术焉。”[1]民族因所生存依附的地域特点而形成人文方面的诸般特征，又由时代的历时推移，而不断地丰富这一特征，并在丰富中凝固下来作为决定性因素的内核质素。这一经一纬的交织便构成了一方地域的人文的核心内容，也即“根性”，文学艺术以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承载了这一“根性”，所以，在金小天等人看来，文化艺术的一大功用就在于负载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此一识见，从东北文论的历史源流来看，阐发得不无简陋，但成就了由古典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变，从民族存在、社会发展的视角认识艺术（自然包括文学）的功能，重新建立文学与社会、历史、民族的关系，便是极难能可贵的。虽然，金氏等人发此言论已值1926年之春，与整体的中国现代新文学进程相比较晚了数年，而且是中国社会转瞬即生大变间的数年，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可叹其滞后，但在东北文论自身的发展演进系统内，仍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这是发生在黑土地上的现代文论建设的初声。关键之关键，就在于此论已相当坚定清晰地认识了文学的特性，即文学不仅仅是言志、载道、抒情的，不只是一己之作、休闲陶冶之物，或由休闲陶冶的旨趣而兼及蔓延至表达、记载民族、时代的精神，而是首先看重它的意识形态功能，开发出其中传递的超逾了“小我”的对于人文社会的功用。
在东北现代文论的发生期，便有了对时代精神的关注，这体现出东北现代文论顺应时代进步的要求而进行自身建设的努力。从社会发展的视角着眼，他们渴盼东北社会摆脱封建思想统治，结束军阀割据混战局面，避免外族殖民觊觎，而向更为文明的、合人性的、现代化社会迈进。与此相契合，便要求文学抛弃以往的封建的、贵族的倾向，呈现出对“大自由”、“大平民”社会的体验和表达，提倡自由的、平民的文学，视此为文学当具的时代精神。其一，是对东北社会文化之时代性内涵的体认。20世纪初，中国社会逐渐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更是首当其冲，发动了对中国旧文化旧文学的攻击。此间可谓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最鲜明的时代性，导示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方向。对此，处于发生期的东北现代文论研讨者们倾心欢呼，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世界的文化求进步之一种征象也”，是全世界人类的新文化活动。“故此新文化运动，盖含有普遍性者也，非指一部分文化之旧者而新之，亦非指一部分地域之文化而视为应有新的运动也。”[2]这一立论的基点是较为宏阔的，不囿于一时一地，而是从世界潮流着眼，认为新文化与新文学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向，东北社会亦莫能外。因此，倡导新文化，创作新文学，亦是时代对东北社会和东北文学的要求。周守一在《对于新文化运动之希望》一文中开宗明义地表达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称之为“不满意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旧生活的人，企图把旧的打破，创造新的来代替”，“所以才实行贯彻目的方法来运动”，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旧东西、旧思想、旧道德、旧制度、旧生活等的时代错误所酿成的，不是激烈的新思想家无故鼓动的新文化运动！是社会进化当然的趋势，不是新青年反对国故派的暴动。”[2]即是说，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这自然不是否定其存在的斗争形式，而是着重于指出它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发展至20世纪初的具有时代性的需求或召唤所致。循此思路，便认为新文学应对新文化、新思想，统言之即新的社会的时代精神有所表现和记载，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重任，认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是新文学的神韵所系，提倡“合科学的、非贵族的、非宗教的”艺术追求，以此为时代精神的注脚。针对一些全盘西化的观点，有论者认为，指责东方艺术只属于过去时代而非现时代的艺术是不妥的，他们认为“东方民族之艺术，在过去时代言之，在彼时固有彼时代之大精神大价值在也。当今时代一大自由、大平民时代，宜乎今日东方艺术为大自由的、大平民的”。[1]冷静地认为其中“合科学的、非贵族的、非宗教的”因素固宜保存并发扬光大，即使对于“不合科学的、为贵族的、为宗教”因素，亦可做历史主义的记取，尤其指出不可以因西方科学文明的相对进步而以其民族、时代精神取代东方的民族时代精神，认为东方民族艺术，应“由东方民族精神进而有时代精神，不可取西方时代精神之艺术，误认为东方民族精神进步为时代精神真艺术也”[1]。东北现代文论对新文学体现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要求是鲜明的，或可说持论较为谨慎，与壮怀激烈的关内文学革命的言说相比，可见出其中的改良色彩，但应该看到，东北新文学的鼓吹者们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宗旨是极为赞同的，并在实践中身体力行之，在后世看来，理论探讨中的温和之论虽不乏合理性因素，但因其改良与温和，革命的激烈自然被冲淡了许多，对痼疾深重的东北旧文学的冲击与影响也就弱了一些，缺乏振聋发聩、排山倒海的功效，而后者恰是东北新文学建设亟需的。
二、发生期文论的文体探索与革命追求
归根结底，新文学的实绩要由新文学创作的实绩来说明，关于文体方面的探索，是东北现代文论建设的着力之处，也是它的具体而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919年，《盛京时报》开始连载穆儒丐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梅兰芳》。其后，陆续有《香粉夜叉》、《笑里啼痕录》、《毒蛇樽》等小说面世，东北新文学创作硕果渐呈。1921年1月1日，《盛京时报》首刊新诗，题为《偶像》，不久即开设“新诗”专栏，将关内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的许多知名诗人的作品介绍到东北，随即，伴随着么生的《牧童歌》、金光耀的《问牵牛花底话》等诗作现诸报端，新诗登上了东北现代文坛。
现代新诗是世纪初文学文体变革中最为显著的文体，从形式到内容都承载了新文学脱胎换骨的新气象，同时也以其文体的全新面貌成为诸方探讨争论的对象。在东北现代文论的发生期，对新诗的研索占据了较为醒目的位置。1923年8月，吴裔伯以羽丰为名在《盛京时报》上发表《论新诗》一文[3]，主张新诗不可无韵，否则与散文无异，并认为即便中国的新诗以西方诗歌为借鉴，后者也并非一味排斥用韵，只不过不甚严格罢了。总之，诗必须借音韵之助才能显出其美。此论一发，直至同年10月，陆续有王莲友、王大冷等人著文发表不同见解，遂成争论。《论新诗兼致孙百吉君》和《对于论新诗诸公的几句闲话》中，吴裔伯再次集中申明自己的观点，其一，“新诗必有韵，方有诗的真精神，真风味”，但此处所讲的用韵“说的并不是做新诗必须效法排律、试帖”，也即不同于古典诗词的叶韵；[4]其二，“诗是表现自己的，并且达到美的。即是我们的情绪，借音韵的帮助而表现于外面的一种文学”[5]；其三，作为中国新诗借鉴的西洋诗，“创造新韵律，表现新情绪”，只是不用古式的格律，“用韵不似从前那样拘了，并没有绝对排斥不用的”[5]；其四，区分格律与韵，认为前者为做诗的格式，有如形式上的公式，后者为“自然之音响节奏”；新诗各句长短不同，是格律上的解放，而随情用韵，则是韵的解放；[5]其五，认为自己论新诗之作是“主张公道出之以新体文”，亦是赞同新文学之举。[4]王大冷认为，诗的艺术价值和美感所系，在于“诗的情感与声调，而不在有韵与否”；“如情感不浓，声调不好，就是叶韵，也不能好听”。坚持突破格律与平仄，甚至“那无韵的韵，比有韵的韵，更动人了”[6]。王莲友从探讨新诗的本质着眼，认为新诗的创作大多“用自然的音节，表自然的情绪”，“不多用韵了”，皆因为就本质而言，用韵与否与诗的本质无涉，所谓做新诗，“固不能禁止用韵，但决不可限制一定用韵的”，否则将有损于情感的表达。[7]这是一场富于建设性旨趣的争论，透过双方情绪色彩颇浓甚至互存误解的言辞，可以见出在新诗用韵这一问题上，论争决非出于对新诗这一新文体的否定，双方的总的出发点与努力方向是基本一致的。论述所及，探讨了中国的新诗与古典诗词、外国诗歌的关系，并引入关内先期新诗的创作经验与理论研讨成果，客观上对东北新诗的成长是大有裨益的。
围绕着新诗创作这一题域，其后是1930年东北文坛关于胡适《尝试集》的评价问题的讨论。《尝试集》初版于1920年，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早期产物，东北文坛对其以10年之迟作评，足以表现出其发展相对整体进程的滞后，其实，即便是前述的“新诗用韵”问题之争，当事人亦有“在内地诸省，早已讨论好了”[7]之叹。1930年4月15日，郭濂薰在《盛京时报》学术栏发表《批评胡适之博士〈尝试集〉的谬点》，对《尝试集》中的数首诗提出批评，后有李季等人附议。郭氏针对《蝴蝶》、《赠朱经农的诗第六首》、《病中得冬秀书》等数首新诗逐一点评，认为这些新诗不合逻辑，用词不妥，有的词意隐晦，一般民众难以理解，等等。与前番新诗用韵问题的探讨不同的是，郭氏等人对诗歌艺术中虚与实的关系、夸张手法的运用、俗词俗语入诗以及诗歌乃至文学与大众的关系等方面的讨论持一种可疑的曲隐复古的立场，秉持了一种否定新诗这一新文体的批评取向。对此，赤颜阿生、花禅等人予以坚决反击，逐点驳斥其有悖诗歌艺术规律的言论，坚持了东北新诗健康的发展方向。他们指出，诗歌创作中可以存在不合理性逻辑的夸张、想像与比喻，且自古有之，而一些特殊情境中的俗言俚语入诗也并非现代新诗的首创，至于“文言不文言，白话不白话，浑穆深沉，民众看不懂”之说更是苛责，这种对新文体的批评几近无稽之谈。认为东北新诗的发展已显示出这一新文体在内容、形式、功能诸方面的先进性，它的存在和发展是时代的要求，是伴随社会进步而生的，因而是不可抹杀，不可逆转的。如果说“新诗用韵”问题的争论是在努力方向一致的大前提下的建设性论争，那么关于《尝试集》评价的论争则使东北新诗体乃至东北新文学在新与旧、前进与复古的文学观念的斗争和磨砺中坚定了前行的路向，明确了新文学的时代要求。
革命是20世纪初的社会主题，温和的变革可称为转型，激烈、彻底的转型便呈革命之态。世纪初的中国，推翻了封建帝制，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形态，在文化意识上也相应如此，发生着由封建专制向科学民主、追求个性解放的转变，这一转变自身的坚决、彻底的要求已充满了革命的意味，文学革命以及文学对革命的追求成为这一时代文论的重要内容，这亦构成东北现代文论中有关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意识形态、文学与阶级等关系的醒人眼目的探索。在东北现代文坛就文学与革命而大声疾呼者，首推安怀音。
在《文学与时势》[8]一文中，安怀音从分析文学思潮与社会心理、民族精神的关系入笔，强调文学建设与改造社会的作用和对社会民生的影响力，寄希望于中国的知识阶级能够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积极的播撒点革命的种子”。他的《文学家与革命家》[9]更是一篇立论周严、气势磅礴的檄文，论者由文学的魅力而论至文学家的魅力，进而指出文学家应正视自己的责任，认为真正的文学家，“必得要有大众化的思想，社会化的观念”，也就是阶级与时代的观念，若误用其技，则必致毒害社会。因此，社会必须选择适合自己时代的文学家，而对于眼下的中国社会，安怀音直言不讳地指出其正处于一个“黑暗的时代”，“实在非痛加改革不可”，“实实在非革命不可”，由此，“中国人既应革命，那末，中国人所需要的文学家，当然是需要革命派的文学家”，他要求文学家“应有牺牲精神”，应有为社会的热心肠，“应与社会同化”，“与群众一体”，要创作“革命化的作品”，“有风云的作品”，对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他要求要“用血写”，“用泪写”，而且是“用社会上的血写”，如此方足以代表社会、民生，唤起人民的革命思潮，“贯彻我们的革命主义”，最终使“我们一般人都能得到幸福”。安怀音所言，颇令人回想起李大钊1916年为新世纪文学创作所做的充满革命性的规定：“掊击时政，攻排旧政，否认偶像的道德，诅咒形式的信仰，冲决一切陈腐之历史，破坏一切固有之文明，扬布人生复活国家再造之声。”[10]于成泽则敏锐地意识到新文学作品尚缺少对各阶级的描写，认为文学应描写出那些“官僚的腐败，军阀的专横，无知农民之困苦，劳力工人之非人生活……”[19]表现出阶级意识的初醒，及其对文学的迫切要求。
东北现代文学、文论与关内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关系呈示的一大特点就是前者深受后者的影响推动，多方借鉴参证，却并非亦步亦趋地随侍其后，间或在创作或文论研讨方面有超越关内新文学进程或独辟蹊径的研索。从中可以见出地域文化的深层制导作用，东北是封闭性和开放性兼具的地域，所言封闭性，至少可推至清朝对这块龙兴之地的着意的封锁性看护，使之与关内文化有所隔绝，内容上有意固守原层级文化，形式上沟通亦少，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域以及区域中相对地自成体系的文化、文学内容。所言开放性，即东北地区文化又以移民文化为其重要色彩，移民相对原住民数量上即占优势，自开禁以来，关内中原文化迅速介入，以进步文明迅速改造、取代落后文明，而大量移民的涌入更赋予了东北文化的开放、活跃和兼收并蓄的气派，中原、日、俄三个方面的文化涌入带给东北文化新意盎然、生机蓬勃的局面，在此文化基础上，东北新文学对关内新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吸收与借鉴也呈龙虎吞吐的气势，这大异于一些地域文化底蕴深厚所致的变化迟滞，取弃艰难。
东北文论的进步，不只是文学进步的一部分，更应视为整个社会、思想、文化进步转型的一部分，其中有革命性、开创性所在，亦有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处，我们不否认关内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其产生的推动作用，甚至亦认为这一推动对东北文学的进步至关重要，必不可少，但仍应正视东北新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中所蕴涵的必然性，亦如整个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一样，在此，内因的趋动和外力的推助都是不可忽视的。
［收稿日期］2003-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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