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中国的技术追赶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效应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经济追赶实质是在开放式的技术追赶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她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称之为“追赶”型经济，即不断地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表现为快速增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人类发展指标相对差距。根据OECD世界经济增长历史专家麦迪森研究，1950-1998年期间中国与美国人均GDP（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4.12%和2.21%，1950年两国人均GDP相对差距是21.9倍，到1998年缩小为8.8倍；1950年中国和美国的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为0.159和0.866，美国比中国高出0.707，到200年两国人类发展指数分别为0.726和0.939，美国比中国高出0.213。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分别为10.3%和10.0%，美国分别为3.5%和3.4%，中国经济增长率比美国出6个多百分点，这高于在1870-1913年期间美国追赶英国时的经济增长率2个百分点之差（美国和英国分别为3.94%和1.90%）。
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快速追赶呢？根据麦迪森研究，在1978-1995年期间，在不包括人力资本的情况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为2.23%（我们的计算结果是2.90%），同期日本为0.66%，美国为0.38%。实际上中国的TFP增长率还高于新加坡、韩国，与中国台湾省和香港大致相同。根据Young计算，1966-1990年期间新加坡的TFP增长率只有0.2%，韩国为1.7%，中国台湾省为2.1%，中国香港为2.3%。这也是中国实现经济追赶的关键所在。
从经济学看，TFP是一个未能解释的残差(unexplained residual)，它不仅包括技术进步，而且还包括制度变迁，资源重新配置等因素。对现代化的后来者和技术追随者来说，这一残差既包括了技术追赶作用，也包括技术进步作用。麦迪森认为在过去100多年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日本是成功的实现技术追赶，特别是在1950年以后，创造了巨大的劳动生产率和TFP增长率的历史记录：1950-1973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平均年增长率为7.7%，TFP年平均增长率为5.08%。这被解释为技术进步加速，事实上它主要是技术追赶过程。
从中国的角度看，还没有创造出日本这一时期的劳动生产率和TFP增长率的历史记录，但是她正在加速过程中，中国沿海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TFP增长率已经接近日本的历史记录。根据我们的研究，1978-1995年期间广东和福建的TFP年平均增长率为6.29%，浙江为6.24%，江苏为5.37%，都高于日本1950-1973年期间TFP增长率。中国经济发展还具有很大的潜力，已经形成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相当大的回旋余地。中国经济追赶实质就是在开放条件下实现技术追赶。而实现技术追赶依赖于充分利用技术后进国的“后发优势”，即主要是技术追赶效应。
目前在讨论中国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时，特别在讨论技术政策时，到底是鼓励引进技术，还是鼓励自主创新？一直有很大的争论。我的基本观点是：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并不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而是互补的、相得益彰的。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技术进步，国家不是排斥任何来源的技术，而是实行对技术友好的政策，更加积极地鼓励企业采用各种技术，不管它来自何方：由于任何技术不同程度都具有外部性和外溢性，国家既要鼓励引进国外技术，也要鼓励国内技术创新。
二、什么是技术追赶效应
所谓技术追赶效应：一是指技术后进国技术扩散率
明显高于技术领先国技术创新速度
，即
，显示出技术追赶特点。这是因为技术创新成本高于技术引进成本，技术创新应用于商业化的时间多于引进技术商业化的时间，虽然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但是引进技术可以降低创新成本，节约新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技术创新主要为新产品、新市场方面创新。二是指当后进国有技术创新(t)时，就可以加快技术追赶步伐，即
。正是在这两种条件下，后进国才能实现技术追赶，进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经济追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上看，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就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国家正在成为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范例。
发展中国家获得和使用技术有两种机制：一是依靠技术引进；二是依靠自身的创新技术。从经济学理论和各国的发展实践来看，这两种策略都是经济成功的关键，但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技术路线选择。引进技术的主要途径是：进口高科技产品和资本货物（包含了技术），购买专利和版权，吸收外国直接投资(FDI)，加入全球生产链等等。开放成为引进技术的前提条件。开放是市场开放，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人们往往把引进技术与创新技术相互对立和排斥，实际上他们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为了便于分析起见，我们假定发达国家的技术能力等同于它的创新能力（这一假定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发达国家也是技术引进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等于消化能力与引进能力的乘积，消化能力是一个大于零、小于1的系数，在引进能力一定的情况下，消化能力越大，实际的技术能力越强；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能力＝消化能力＋引进能力＋创新能力。引进能力与创新能力具有互补性，提高两个能力，加快两种技术积累速度，是实现“经济追赶”和“技术追赶”主要途径。
世界经济论坛(WEF)在分析56个国家的创新能力时提出两类指标：一是上游创新因子(Upstream Innovation Factor)，它包括政府在非军事领域内的研究与开发的投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素质，科研机构的质量，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四个方面。这一因子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科学技术水平。二是下游创新因子(Downstream Innovation Factor)，它用申请专利的数量来衡量，反映了一个国家和地区将技术商业化的能力和水平。这两类因子说明，决定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产率水平，不仅取决于它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且取决于它的技术扩散能力和应用能力。
需要说明的是，仅仅引进技术，包括开放国际贸易，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积极引进知识，并不能自动地保证本国能够有效的学习和消化外来的技术。因此一国需要进行有目的、有指导的努力，去创造新的竞争能力和通过集体学习形成的外部环境。一国必须提供新信息和新知识的充足机会，还必须对国内的学习和创新进行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的追加投资和持续投资，提高本国企业和R&D机构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三、如何正确理解学习和创新
什么是创新？为什么要创新？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将创新归于具有远见的、寻求利润的经济个体有意识地对产业研究不断进行投资。从这个意义上看，创新是一种投入或投资，不能带来投资回报和利润的创新是不能称为产业创新，或者是不可持续的创新。如同我们在中国所见到的“样品”或“展品”的科技成果。从经济的角度看，它们属于无效投资或低效投资，这与真正的创新含义相差甚远。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看，它们是其他国家技术创新的重复劳动，这样R&D的投资也是无效的。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对创新和学习的定义是指一套活动和能力建立的过程：该企业在多大程度和多高效率上提高自己的适应能力，以部署和逐渐提升新的生产和管理技术，并最终创造出更新的技术。
许多人片面地脱离实际地理解技术创新，总以为只有达到世界最新、最先进技术水平就是技术创新。实际上技术创新的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在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有也不同的含义。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与发达国家技术创新的内涵是有所不同的。这包括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后的适应化以及改造活动，从老技术到新技术以及以自主研发活动为基础的跨越等大创新。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是以发达国家已经开发的大创新为基础的小创新。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研发部门，它的主要职责并不是创造出具有“开创性”的创新成果。即便是发达国家的企业研发活动的首要目标仍是跟踪、复制、集成和适应其他企业的创新。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研发的主要功能在于利用、学会、适应和改进进口技术。随着时间的推移企业必须进一步深化技术，并创造新的技术。
其次，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技术机制。WEF《2002和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分析，作为早期经济发展阶段或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外部技术转移，成功地选择，采用和扩散外部技术。在较为发达阶段或者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经济持续增长主要依赖于自身的技术创新以及创新链和集聚效应。报告还把各国分类为两组：一是核心技术创新国家(core innovation)，大约有24个国家。在这些国家，增长竞争力指标中技术的比重占50%，而公共制度和宏观经济各占25%；二是非核心技术创新国家(non-core innovation)，所有其他国家都属于这一组，在这些国家的增长竞争力指标中技术的比重占1/3，而公共制度和宏观经济各占1/3。
还有，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轨迹是与发达国家的轨迹也是不同的。韩国的李轸周(1996)认为，从产业及企业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轨迹是：引进阶段(introduction stage)——内化阶段(internalization stage)——创造阶段(generation stage)。从企业内部技术的角度看，技术路线是：技术引进获取期(acquisition phase)——消化吸收期(assimilation phase)——改良期(improvement phase)——自我技术开发期(generation of emerging technology phase)。从国家角度看，大部分产业在引进阶段的就是不发达国家；相当数量的产业处在内化阶段就是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相当多的产业处在创造阶段就是发达国家。
再有，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们对技术创新有了更新理解和认识：凡是那些不能进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是谈不上什么“创新和学习”的。因此，只有进入和加入全球价值链的企业才有“创新和学习”的机会，才有“创新和学习”的可能，才有“创新和学习”的途径。企业的创新不只是体现在创造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而且还体现在从设计、采购到生产、研发和营销的价值链的任何环节上。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创新和学习还包括四个方面的创新：(1)过程创新：即改进投入产出转换过程的效率。在全球价值链的各个连接上更快的存货周转，更少的废品；在连接之间更频繁、更少量、及时交货。(2)产品创新：产品质量更好，产品定价更低，产品更为差别化，新产品进入市场更快。(3)职能创新：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新的活动。企业活动从合同制造拓展到设计和营销。(4)价值链之间创新：即企业移向新的、更有利可图的价值链。
企业创新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演进的过程，它在全球价值链上也有四个阶段：进口产品组装阶段，如来料加工，主要是引进技术，出现过程创新，新产品、新市场的创新，产生新的社会需求；原始设备制造阶段，为跨国公司生产，缺乏对产品销售的控制，主要是产品创新，新工艺、新设备创新；自行设计制造阶段，但是以外国公司品牌进行销售，出现职能创新，设计创新，核心技术创新；自有品牌制造阶段，销售自己的品牌产品，出现价值链创新，不仅有核心技术创新，还有核心品牌创新。
不同的企业有不同的创新策略；同一企业针对不同的市场和产品有不同的创新策略。没有学习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是最终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反之，具有学习和创新能力的企业是市场竞争选择的结果。创新和学习是企业与环境相互作用下的一项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决定企业从事创新活动和投资的努力的激励基本来自于市场竞争。
那么发展中国家企业如何学习和创新呢？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总结了9个最重要特征：有意识、有目的的创新和学习；创新和学习是有风险的，成本是昂贵的，还会面临一些风险，遇到许多额外的成本；创新学习不明显；有路径依赖的问题；有特定的技术需要特定的学习和创新过程；有许多复杂的相互联系，充满了外部性，需要外部的知识来源；需要多层次的努力，要求企业所有层次学习和创新；发展深度的多层次，技术能力层次越深，需要付出的更高成本，冒更大的风险，花费更长的时间；国外技术与国内技术之间的差异性和互补性。进口技术只是提供了企业最重要的初始投入，但是技术进口并不能替代企业的学习和创新，如何使用进口技术更有赖于企业的内在能力。
四、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
无论是引进技术为主还是自主创新为主，都不能不考虑中国科技国情和现状。中国本国居民发明专利申请数2000年在世界居第6位，占世界总量比重2.8%，与日本相差15倍，与美国相差7倍，还没有构成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
中国的技术来源是什么？如何定量计算不同来源的比例。我们可以采用两类方法计算：一是价值法，计算各种引进技术和创新技术费用及其占GDP比例；二是实物法，计算各类技术创新指标的不同主体。
按价值法计算有三种来源：
一是通过国际贸易，直接引进新技术，或者通过进口含有新技术的资本品，如1991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额只有94亿美元，到1999年为376亿美元；到2001年我们估计在621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比例为22.7%，占GDP的比例为5.28%。这一比例低估了引进技术的实际情形，因为未包含中高技术转让和版权、专利费用支出。
二是通过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直接获得新技术，如1991年中国FDI额138亿美元，到2002年上升为527亿美元，占GDP的比例为4.5%。当然FDI并没有全部用于R&D。
三是通过本国R&D支出直接资助本国企业和机构创新技术，1995年全国R&D支出占GDP比例为0.60%，到2002年这一比例为1.10%。
此外，通过建立电信网络、互联网等技术获取传播各种知识、技术和信息；通过与发达国家的科技合作、科技交流和人员往来获得新知识、新技术。但是这些技术引进的价值还无法定量计算。
如果前两者代表“引进技术”价值量，2001年占GDP比例在9.27%；后者代表“创新技术”价值量，2001年占GDP比例只有1.09%。这表明中国得技术来源是以引进为主，自主创新为辅。从技术来源的实物量计算，有两个方面：一是发明专利来源：目前中国发明专利的创新来源是国外申请者，2001年占发明专利授予量比重的66.8%，其中日本和美国占总数的34.8%。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只占8.4%，工矿企业占6.6%。这表明，如果不是开放，中国的发明专利授予量比目前要减少2/3；也说明国内科技界和企业界技术创新能力还比较低，还不是国内发明专利的主要来源。
二是高技术产品出口来源：外资企业是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体，1999年外商独资企业占全国高技术出口额比重的44.5%，中外合资企业占29.0%，合计占73.5%，国有企业占22.5%。据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2001年外商与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在全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已达到81.5%，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说明国有企业和国有单位（科研机构和大学等）还不是高技术生产、出口主体，也不是高技术创新主体。
由此可知，中国技术的主要来源是国外技术，中国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也包括外资企业。这一情形是中国科技国情的基本事实，也是我们提出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引进、消化、应用发达国家的知识、技术是中国在过去20多年经历迅速空前高增长的重要原因。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之一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Paul Romer)解释这原因时认为，中国及东亚采用了一些存在于先进国家中的有价值的技巧、方法和知识，并将之运用到本国，这也是19世纪末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出现过的同样过程。这些国家与地区认识到，世界上其他国家人民知道许多创造价值的知识并通过与这些人民的贸易来实现这一点，他们可以分享好处。
五、中国需要大幅度地获得、引进、利用全球知识资源
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是各国产业间的技术竞争全球化、科技全球化。由于技术产出的溢出效应，技术信息在国家之间的交流有助于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知识资本的国际传播越是频繁，每一个国家的研究成本就越低。
中国必须更加积极开放，用“贸易赢余”购买全球知识技术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大国的同时，也成为世界贸易赢余大国。“八五”时期我国贸易赢余为223亿美元；“九五”时期上升为1495亿美元；2001年和2002年为529亿美元；累积贸易赢余2211亿美元。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必要持有巨额贸易赢余，应当加快进口贸易自由化，既要购买国外硬技术，又要购买国外软技术。
从版权、专利角度看，中国既不是世界知识生产大国（指版权、专利收入）和知识生产出口大国，也不是世界知识购买大国和知识进口大国。作者根据世界银行发展《世界发展指标》(2003)计算，2001年，中国版权、专利收入占世界总量的0.02%，而美国高达53.4%，日本为14.45%；2001年，中国版权、专利支出占世界总重的2.65%，而美国这一比重为22.37%，日本15.17%。中国正在加速贸易自由化，出口额大幅度增长，相应进口额也大幅度增长，但是在购买版权、专利方面相对不足，占进口总量比重太小。例如2001年，中国版权、专利支出为19.38亿美元，仅相当于全国进口总额（2435.5亿美元）比重的0.8%。这就需要鼓励本国用户和企业大量购买国外版权和专利，实行零关税和自由化，进行全球采购，以最低成本、最小代价获得知识产权资源和各类国际知识资源。国家应制定更加开放的引进国际知识产权政策。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日本、英国等大国既是版权（指版权、专利）、专利知识产权输出大国，也是知识产权购买大国。2001年，美国知识产权资源购买达到163.6亿美元，相当于中国的8.4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5.7倍。只要对本国利益有利，有助于促进发展，就应当利用“贸易赢余”购买全球知识技术资源。与历史任何时期相比，我们更有条件获取全球知识与技术。
六、中国需要更加积极参与科技全球化
强化本国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实行更加开放的政策，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这是实现科技跨越发展的基本条件。
实行不同形式的战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s)和技术共同体己经成为发达国家R&D的主要发展趋势。这是由于创新成本愈来愈高，创新风险愈来愈多所致，需要分摊R&D成本，加快技术创新速度和商品化进程。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估计，1990～1998年期间，全球大约成了5100个战略联盟，主要是由美国企业建立，欧洲的企业42%参加了联盟，日本企业有15%参加了战略联盟。
鼓励国内企业之间，国内与国际企业之间以不同形式的战略联盟，组成技术开发共同体，与发达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和共同研发，提高其自身国际竞争力。由于ICT下使信息传播成本大幅度下降，建立全球创新网络成为可能，对于降低各方创新成本，获取关键性技术等方面，显示了愈来愈大的作用。
R&D战略联盟和技术共同体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企业创新者之间的联盟；企业、企业创新者与外部创新者如大学和研发实验室；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研发合作、分工、分包；研发机构与标准和计量机构；企业与政府委托、采购、合同合作；大学之间的研发合作等等。
鼓励研发机构的地理聚集，以发挥更大的效应。目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创新活动具有很高的集中程度。研发机构的地理聚集表明，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化，技能的不断增进，知识基础设施和网络的不断完善，聚集经济效益可以获得累积性的发展。目前在北京、上海、深圳、西安等城市已经形成了研发机构聚集地区，不仅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心，也成为了高技术产业中心和高技术出口基地。
七、强化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能力和产出效率
未来中国发展的关键是在创新。中国与核心技术创新国家有很大技术差距，但是可以通过引进、吸收和采用世界的各种技术特别是先进国家的技术和资本，加速经济增长，实现“追赶”。随着中国与先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技术差距在不断缩小，这种“追赶”效应就会趋于递减。为了进一步缩小发展差距，中国必须从“模仿型经济增长”模式逐渐转向“创新型经济增长”模式，必须从“非核心技术创新国家”逐渐转向和成为“核心技术创新国家”，就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换言之，中国要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综合国力强国，也必须使竞争战略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战略，在世界激烈市场竞争、技术竞争、人才竞争中不断创造和形成竞争优势。
创新的关键不只是强化国家对科技的投入，还在于强化国家创新体系的创新能力，提高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产出效率。Michael E.Porter提出了“国家创新能力指标”(Nat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他认为，创新产出主要取决于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政策、投资的相互作用。他发现，国家为创新提供的环境在提高创新产出效率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他认为，并不是一个国家对研究与开发投资就能够提高该国的生产率，许多国家的创新能力滞后于整个国家生产率的发展水平，因而很难提高现实的国际竞争力水平。中国就属于这种类型，技术能力指标在世界的位次落后于其他指标的位次。
世界经济论坛(WEF)《2002和200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指出，竞争的程度具有多方面的作用，提高现有生产率水平，促进创新和技术进步，进而又促进生产率增长。国家的经济繁荣有赖于市场充分竞争的程度，国家经济实力有赖于提高国际竞争力。提高和强化中国国际竞争力就是要提高和强化中国科技国际竞争力。
必须十分清楚地指出，除了基础科学外，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其次才是国有机构（指大院、大所和大学）。这些国有机构长期得到政府财政科技经费拨款资助，但是其技术创新效率极其低下。作者计算了国有机构每个发明专利授权量，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大体在3200-5700万元之间；从不同国有机构政府科技拨款效率看，效率最低是国有科研单位，平均每件发明专利财政科技支出在4200-7300万元之间；其次是大专院校，平均每件发明专利财政科技支出在1100-1900万元之间；效率较高的是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每件发明专利财政支出为300-1100万元之间。而外资企业和外国人和非职务申请者并没有得到任何政府资助，但却提供全国2/3的发明专利。这表明国有机构技术创新成本过高，政府科技拨款效率低下。
八、实行旨在提高全社会技术创新能力的“效率型”科技投入政策，国家资助技术创新方式要作重大调整
第一，重新确定科技投入的技术创新目标，是以大幅度提高我国发明专利数为中心的目标，提高我国各类企业、机构和个人的技术创新能力。为此国家财政科技投入要面向全社会，而不是只面向国有机构。
第二，确定以发明专利作为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效益标准，科技投入与发明专利数挂钩，直接和公开向全社会购买发明专利和其他技术成果。无论是国内申请者还是国外申请者，不管是国有机构还是非国有机构，不管是职务发明还是非职务发明，应当“一视同仁”，“同质同价”。凡是获得发明专利授权的国内、国外申请者已经具有发明能力者，当他们得到资助后等于购买了下一轮发明专利的所有权，这样的做法可以增加成功的概率。另外由国家采购或直接购买，可将这些技术发明有效的向社会无偿或低费推广，有利技术发明创新，也有利于技术转移、扩散、应用。
由于技术是一种非竞争产品，而且至少在某些用途方面，技术还可能是一种非排他性产品，通常政府的技术政策旨在提高创新的积极性，产业政策旨在通过鼓励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间接地鼓励创新地积极性。产业技术有两种不同产出，一是专有技术，创新者能够占有与具体产品有关的信息带来的收益；二是共有技术，创新者无法完全获得一般信息（或应用科学）带来的收益。共有技术是具有外部性，政府对发明专利的采购或对发明专利者资助，是对其创新活动（也是一种投入）外部性效应的补偿。
第三，根据发明专利的投入效益，重新确定国家科技投入对象的优先次序。首先是直接资助那些在未来5-10年有可能进入世界500强的大企业；其次是直接资助那些过去3年期间超过100-200项发明专利申请授权的各类企业和机构；直接资助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营科技企业。
第四，大幅度减少对国有机构特别是科研机构的直接资助，增加对技术创新者的直接资助，如直接资助那些过去3年期间5-10项发明专利群体创新集体，直接资助那些过去3年期间1-2项职务和非职务发明专利申请者。可以建立公开网站，集体和个人直接申请并接受核查。
第五，国家重大、重点技术创新项目，除了涉及国家安全项目之外，在全社会公开招标，允许各类机构和企业公开参与竞争。
第六，公开评估和审议各类“科技创新工程”。大搞科技工程已经成为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寻租”获利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俘获”的重要表现，具有“示范效应”，并从科技界向社会蔓延。不能在花大钱乱搞那些低效率的所谓“科技创新工程”，应对各项科技工程作第三方评估，并建议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予以审议，公开公布评估结果，对那些效率低下的科技工程调整、终止或取消。今后凡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必须经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审议批准。
总之，科技政策的目标和作用是在加速中国知识积累和技术积累过程，不管是哪一种办法，是引进技术，还是自主创新，国家都应当予以鼓励和支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知识积累和技术积累过程势必内生性地提高TFP，而提高TFP则是中国长期持续经济高增长的根本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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