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经济学人的金融复员思想
梁宏志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 贵阳 550025)
摘 要： 抗战胜利前后，一批经济学人从币制复员、取消金融统制、银行复员、汇兑复员、金融投资复员、农村金融复员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金融复员思想主张，为战后国民政府金融复员政策的制订提供了舆论准备。虽然因各种因素，经济学人的金融复员思想没有能够在战后立即付诸实施，但其经济思想史价值不容否定。
关键词： 抗战胜利前后；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主张
一、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形成的理论来源及国际国内背景
金融复员是经济复员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在战争结束之后由战时金融转变为合理、正常之平时金融，并非恢复到战前金融状态。金融复员的目的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2.2.1 工作环境适应能力 102名调查对象对单位规章制度、岗位工作流程、专业信息获取比较熟悉，“不太熟悉”及“不熟悉”的比例较低，分别为7.84%、2.94%、10.78%。对居民健康情况、卫生法规熟悉程度、电脑操作“不太熟悉”和“不熟悉”的比例较高，分别达到32.35%、29.41%、18.63%，见表1。
抗战胜利前后，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的形成，既有一定的理论来源，又离不开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
其一，域外国民经济复员思想。早在1917年，英国经济学家霍伯生对战后经济复员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推动战时国家金融的经济政策，不能适应战后工商业的发展。他指出：“国家之金融力量既于一九一四年秋在维护被摧残之私营金融上曾获致极大之成功；故吾人如假定仍运用是项力量以协助战后工商业之恢复，岂不合理。”①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和凯恩斯也曾对国民经济复员进行系统理论概括。这些域外国民经济复员思想，为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的提出，提供了思想理论来源。
在考评层面，自治区财政将内控考评制度与财政工作年度考核结合，取得初步成效。自2016年起，对2015年度全区各盟市财政监督局开展内控情况及效果进行考核；自2017年起，对各盟市2016年法制财政建设考核中纳入财政内控的内容进行考核。此举对推动内控工作深入开展发挥了“指挥棒”与“风向标”的作用，也得到了财政部与有关省市的认可。
在高职院校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可以更好的培养学生的工匠精神，院校还应该对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对课程内容、课程设计等进行合理革新。
其二，两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国的经济复员举措。“一战”后，美英等国家积极推行经济复员举措。“一战”后，美国社会通货膨胀、币值惨跌、物价飞涨严重。为此，美国迅速撤销战时的种种经济机构，恢复平时经济政策，各种经济活动全部由私营企业自理。战后美国放弃战时经济统制，向自由放任经济政策上回归，废除战时税收、降低税率，政府不干涉私营企业的经济活动。在英国，其基本原则为运用政府政策，有计划地最大限度恢复战前的平时经济机构，实行经济复员。在“一战”争即将结束之际，英国政府建议国会着手设置复兴部，以谋在“一战”延续期间及“一战”结束后二年内从事经济复员工作。战争结束时，英国正式成立复兴委员会，以期协调经济复员安置工作。
从单片机外围设备与单片机通信的各种方法来看，串行通信已经取代了过去连线复杂、抗干扰能力差的并行传输通信方式；而目前的串行通信方式有串行TWI(I2C)总线、SPI总线，MSP430单片机专用SBW接口等。美国Dallas公司推出一项特有的单总线技术(1-wire)，它采用单根信号线，既可以传输时序，又能够传输数据，而且数据传输是双向的。DS18B20数字温度计就是一种1-wire单总线器件。它具有如下特点：
“二战”即将结束之际，美国开始经济复员，采取转移有效需求、改易生产方向、改变就业状况、撤销经济统制、调整工资和物价等措施。美国政府在短时期内取消军需定货合同，同时废止了战时施行的种种控制和限制。1946年底，美国的经济复员基本结束，各种经济活动逐渐步入正轨。美国的经济复员政策对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人经济复员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正如时人所指出：“美国政府对于经济复员之措施，短时期内，已收到相当效果”。②“二战”后，西德迅速采取经济复员举措，尤其是公布实施了《货币改革后关于经济和价格政策的指导方针的法案》，基本取消了对金融的统制。“二战”后，英国也从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转型。所有这些，为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的形成既提供了一定的思想来源，又提供了国际背景。
其三，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经济急需由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转型。平时经济与战时经济之目的不同，前者在于维持民族生存及文化发展等方面，后者在于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除民族危亡。抗战以来，长期实行战时经济体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战争胜利前后，人民希望经济复员，使整个国民经济返回平时经济轨道，促进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和民生改善。正如时人所指出：“经济的复员，关系于人民的生活，至重且大。盖经济一日不能完全复员，则人民的生活一日不能安定。所以经济复员，是目前人民最迫切的要求。八年的抗战，沦陷区的人民，受尽了敌伪的压迫、剥削、敲诈、无尽的痛苦，农民受着抢粮、重赋的惨痛，几于家无隔宿之粮，丰年而有饥馑的现象，工人受着虐待、残暴的痛苦，商人受着物质限制、重捐叠税的压迫，几乎人人都有饿死之虞。”③
抗战胜利前后，一方面因长期抗战经济负荷繁重，国家收支失衡趋势愈加严重，另一方面因抗战胜利后收复区域遍地疮痍，后方事业重感挫折，国际贸易尚未恢复，各种经济活动难以纳入正轨，急需向平时经济转型。正如时人所称：“国内经济情况现在真已弄到水尽山穷的地步，实在需要大事更张了。”④抗战胜利后，各种经济活动理应恢复正常状态，但经济混乱局面依然存在，尤其在金融方面表现得极为严重。国人纷纷主张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防范，尽量避免金融混乱局面的出现。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经济急需由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转型，是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二、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之主要内容
抗战胜利前后，经济学人从币制复员、取消金融统制、银行复员、汇兑复员、金融投资复员、农村金融复员等诸多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金融复员思想主张。
(一)关于币制复员问题。抗战胜利前后，黄荫莱、余捷琼、陶大镛、姚铁心、许廷星、杨叔进、林涤非等经济学人，从处理伪币、平衡财政、稳定币值、确立金本位制等方面，提出了诸多币制复员方案。
其一，处理伪币问题。抗战胜利前后，沦陷区伪币充斥，物价飞涨，人民生活极为困难。黄荫莱是德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抗战胜利前后任安徽学院教务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黄荫莱对当时伪币充斥乱象进行了揭露与批判，希望战后中央政府尽快实行币制复员，减轻人民的痛苦。他说：“现今沦陷区内，伪币充斥，人民之汗血，人民之购买力，人民之滋长力，均在敌伪伪币所影响，但敌伪溃退之日，即为伪币失效之时。胜利莅临，伪币即当自生自灭的被民间抛弃，不能适用。”⑤姚铁心早年赴美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抗战胜利前后任东吴大学经济学教授等职。姚铁心主张在抗战结束后，为体恤沦陷区内的人民损失起见，在伪币暴跌之后规定合理比价，限期收回伪币并全部销毁。⑥总之，黄荫莱等人认为，大量伪币流通给我国民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给人民生活带来了极大痛苦，呼吁政府及社会做好战后废除伪币的准备。
其二，平衡财政收支问题。抗战胜利前后，国家财政收支严重失衡，财政赤字十分严重。余捷琼指出，在长期战争结束之后，金融复员的的首要任务即为货币之整理，然币制整理牵涉到诸多方面，财政收支平衡是整理币制的前提和基础。他认为，财政收支平衡为金融复员的先决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的金融复员，无不以财政收支平衡为第一步，战后我国的金融复员情形也不能例外，金融复员的第一步为谋求财政收支平衡。余捷琼认为，从理论上说，增税是最为切实的平衡财政之法，但就我国战后的情形来看，以重税来平衡支出恐为事实所不能，必须辅以其他解决办法。⑦
其三，稳定币值问题。余捷琼认为，在战时金融体制之下，币值不定，纸面财富与真实财富不成正比，战后金融复员的工作就在于使这两方面之关系恢复正常，防止通货膨胀。他说：“纸面财富因战时而增加，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通例。所有公债的发行，纸币的增发，人民收入在战时不论以任何方式使之暂时停止实现为市场上之有效购买力，都要表现为纸币财富之增加。人民之自动节储亦然，政府之强制封存一部分收益亦然，都是表示人民有一部分的收益要待实现为有效购买力。反之，真实财富或因破坏，或因消耗，其与战前之相对量，可能减少，最低限度，不能如纸面财富增加之速。在此情形之下，谋前者与后者之调整，遂成为必要。”⑧姚铁心指出，战后货币复员之中心在谋币值之相对稳定，应以提高币值来降低物价。同时，他主张在战后将我国之货币与美英金本位国家之货币联系起来，以求对外货币之持久稳定。⑨
陶大镛毕业于中央大学经济系，抗战胜利前后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四川大学经济学教授等职。陶大镛认为稳定币值是金融复员的必要条件，主张在抗战结束后，既要稳定汇价又要稳定物价，设法沟通大后方和收复区的物价，使后方的物价不要跌了再涨，并使收复区的物价也不要暴涨，然后再力求汇率稳定。⑩许廷星抗战胜利前后在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任高级研究员，兼职副教授等职。许廷星指出，战时政府支出浩大，收支不能达到预算上的平衡，只有增发通货，通货发行继续增加的结果自然是步入恶性膨胀阶段。他指出，通货膨胀、货币流通速度增加、币值剧跌、物价猛烈上涨这几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使物价与通货竞赛式地不断膨胀，通货膨胀进入恶性膨胀后，于是导致生产资金短绌，很难进行再生产。他主张在抗战结束后，金融复员的首要任务要放在确立币制问题上，确保币值稳定，使日常经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轨道。
其四，稳定金价与确立金本位制问题。姚铁心指出，任何国家进入战争时期，纸币与硬货之间的比值必然产生剧烈变动，战争结束以后，国际现金流动恢复常态，大量金银必然流入国内，金银价格自然回跌。他主张在战后稳定金价，使金银回跌币值回涨。他认为，稳定金价则买卖金银之投机份子无利可图而势必最终绝迹，黑市金银交易也归于消灭，民间所拥有之金银将纷纷出笼，换做价值日涨的货币并投资于生产领域，促进工商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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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后是否确立金本位制问题，杨叔进、林涤非、许廷星等人提出了不同的主张。杨叔进抗战胜利前获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货币理论专业硕士学位。杨叔进认为，对战后恢复到银本位制抑或采取金本位制抑或外汇本位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他反对在战后实行银本位制，认为如果实行银本位制度，则在很大程度将造成我国币值受制于世界银价市场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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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涤非抗战胜利前后任和丰银行协理、安康银行总经理、民主建国会理事等职。林涤非反对实行银本位制，主张实行金本位制，发行采用金本位制的新币制来稳定金融，防止通货膨胀。他说：“以至法币通行迄今，已临最后关头，再以现实眼光去看当前的通货问题，吾人是否能让法币长此贬值下去，而无法收缩通货，稳定金融，加以国际金融之外汇问题，更迫使中国币制势非改革不可，盖吾国银本位制，已不足以应付世界黄金本位币制之浪潮，所以中国币制之改革，仅时间与技术问题而已。……我认为改革币制的过渡办法，是采用金本位的新币制，而以法币为辅币。”
许廷星认为，实行银本位制的币制既不符合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又将使我国币制受制于西方国家，建议抗战胜利后我国的币制应与黄金发生联系，确立金本位制度。他说：“今后的新币制与黄金发生联系是应该的，因为我国已经参加了世界货币机构的组织，我国的币制自然应与世界货币机构发生联系，这在对外贸易上、外汇上、以及国际收支上都有很多的优点同利便的。如果我们今后的币制仍循旧途，与白银发生联系，钉着于某一国家的关系上，则我们必然重蹈覆辙，受制于人，在贸易与外汇上都可能发生某种波动与遭受国际收支关系上的某种损失，在对外的经济关系上不免带上一种殖民性的附庸。”
祝世康早年赴美主修经济学，抗战胜利前后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央信托局储蓄处经理等职。祝世康主张在战后继续实行金融统制政策。其理由有二：一是从中国文化系统上来看，战后中国不能实行自由放任的金融政策。他认为，中国文化是由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从宇宙发展现象探求社会进化的真理，故能知体识用，从螺旋形发展过程中确立一种致中和的文化基础，这种文化基础缺乏自由放任经济的思想土壤。二是从社会理想上来看，中国在战后应采取统制经济政策。
(二)关于取消金融统制问题。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先后颁布了《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巩固金融办法纲要》、《战时健全中央金融机构办法纲要》等文件，实行金融统制，在战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战后到底是应该继续实行金融统制抑或取消金融统制，祝世康、许廷星、杨叔进等人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并提出了不同的主张。
许廷星则主张取消战时金融统制政策。他指出，在抗战时期，为了防范资金逃避、防止游资刺激物价上涨、避免资金的不当利用与囤积投机，政府先后颁布了若干金融统制禁令，譬如限制设立银钱行号、规定存款准备率、审查放款业务、限制信托业务以及设置监理机构与监理人员等，在战后这些都应该废除，以便促进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他说：“这些消极的管制，却是为了适应战时需要而设的，在战后经济情况逐渐转变的具体情形下，这些管制禁令，都或多或少，甚或全部都是不必要的。为了适应平时经济的发展，为了使金融恢复正常业务的经营，这些法令是必须加以修正或是予以完全废止的。在金融复员的进行上应该积极的诱导来代替战时消极的管制。”
经济学人对战后汇兑统制问题进行了探讨，有人主张在战后实行“管理通货”制，尤其是应该实行汇兑统制。杨叔进提出了不同意见，并系统提出了反对外汇统制之主张。他指出，从国际方面来看，世界各国对于战后问题的处理几乎无不赞成国际合作，实行外汇统制显然违背世界经济发展潮流。主张外汇统制的人认为，实施外汇统制可以防止资金大量外流。杨叔进认为如果战后我国外汇定价适当，没有过高情形，同时国内政治安定、国际局势澄清，绝对不会出现资金大量外流的现象。主张外汇统制的人认为，战后实施外汇统制，则政府可以集中外汇加强国防经济建设。杨叔进指出，战后我国国防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外汇是无疑的，然而单纯依靠外汇统制，所得到的外汇一定是十分有限的，反而会阻碍国防经济建设的发展。他说：“战后实施外汇统制，对于中国并不见得有利；如果战后中国的国际收支能以平衡，则外汇虽不统制，汇价也可以维持，资金也不致逃避；因而外汇可以顺利流入，外汇头寸也可以不断增加；如果实施外汇统制，则不但难得国际间的同意，就是资金的逃避与大量外汇的集中，也不能保证，所以战后实行这种管理式的货币制度，是不甚妥当的。”
经济学人的金融复员思想主张，为战后国民政府的金融复员政策的出台提供了理论基础。抗战结束之际，四联总处拟订了《战后金融复员计划纲要草案》，主张迅速恢复原有金融机构及业务，在由战时金融向平时金融转型过程中尽量防止过大的金融波动，避免金融混乱。国民政府采取了某些金融复员举措，力争实现金融复员。在币制复员方面，鉴于抗战期间敌伪滥发伪钞扰乱金融，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收复区敌伪钞票及金融机构处理办法》、《收复区敌钞登记办法》，限期定价收换伪钞，限期禁止伪币之使用。在银行复员方面，国民政府拟订的《中国银行复员计划大纲》指出：“银行之职责，为沟通金融，调剂市场，收复区行处复业时，对于存汇业务，自应立予恢复，以期适应当地货币之需求，而减少金融市场之波动。”
国民政府主张加强对于商业银行的管理，防止信用膨胀，稳定金融市场，引导银行资金流入生产领域。在国际金融复员方面，国民政府主张实现国际金融合作，解决国际间金融问题，调整外汇比率、免除出口关税。
姚铁心指出，抗战时期，沦陷区、战区与大后方之间经济联系松懈，使各银行之间在存款提取、票据清算、款项汇划、储蓄推行、证券买卖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公私信用契约亟待清理，各地避难民众纷纷回籍，党军政及教育机关次第恢复，银行存提、汇划工作频繁，金融任务十分重要，沦陷区及战区内的金融机构势必适应环境要求次第收回复业。姚铁心主张战后改进银行制度。他指出，抗战时期我国的银行、钱庄宛如一盘散沙，金融联系松懈，银行组织不健全，资本有限，各银行所营业务以保持自身生存为前提，不能顾全整个金融大局，以致银行信用不易调节，市场金融极为脆弱，直接妨碍工商业的发展，间接影响到政府税收。他主张战后改进银行制度来稳定金融，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他说：“为未雨绸缪起见，亟宜健全银行组织，俾全国金融机关，发生组织上与业务上之联系，除将省县银行，改组为中央银行之分行办事处外，全国金融机关，理应加入中央银行制度，为会员银行，与中央银行产生组织上之联系，再由组织上之联系，产生业务上之联系，俾便调节信用，安定金融，推行金融政策，适应金融潮流，以补银行管制之不足，而防止金融风潮之发生。”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2012年底我国财政部印发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此规范对我国医院内部控制的界定有着积极地指导意义，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医院内部控制的实施。
银行复员是金融复员的主要任务，而银行复员包括国家银行复员与商业银行复员两种性质与目的不同的银行复员类型。林涤非主张，战后我国银行复员应以国家银行复员为主、商业银行复员为辅。他说：“金融复员，光靠国家银行的机构不够，必须商业银行的机构，配合推进，则整个国家社会的金融网，方能完善的建立起来。”
对于商业银行复员来说，他认为，商业银行始终不能离开商业资本的利润主义，战后国家财政部门对商业银行加以管制是不容非议的，但要想使商业银行业务纳入正轨，则战时对商业银行的管制政策不适用战后。对于国家银行复员来说，他主张在机构上可以在全国各地设置分支机构，但在业务上要有“专业化”限制，不能“商业化”而失去国家金融机构的意义与效能。
1)英语口语和专业英语有很大的缺陷，上课进行课堂交流有很大的语言障碍，据我们统计，70.55%的同学只是认识其中的英语单词和句子，但是专业翻译不会,40.34%的学生进行日常口语对话中发现，根本不会交流。这样大部分教师在进行上课时都在练习口语和专业翻译，这样我们的教学会把专业教授和英语练习产生错位。
刘泽霖在《银行国有论》一书中不但阐述了银行复员的意义，而且提出了银行复员制度化与国有化、远见性与持久性、符合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要求之原则。刘泽霖指出，战后中国要把银行的人力、物力纳入正常轨道，要依靠制度化行为发挥银行复员力量，使银行从战时轨道重新走上正常轨道，而我国的银行需要一条划一、整齐的轨道。他认为，在平时有些国家对银行采取袖手旁观之不过问政策，其实这是不明智的做法，设使国家平时对于银行发挥控制作用，在平时能够驾驭银行，在战时更因驾轻就熟而可有效动员银行。他说：“银行在平时受了私人的控制，到战时倍增政府动员它们的困难，倘若在复员的进程中，国家能够控制银行，或再进一步，银行为国家化，那不独可以减少许多复员的困难，抑亦可以准备易于应付未来的非常时期的困难。”
刘泽霖指出，从近的方面来说，银行复员的目的是要恢复战前常态，从远的方面来说，银行复员是要谋一劳永逸之策，使国家对于银行管理有一套有效的制度。刘泽霖指出，经过抗战国家金融元气大伤，在银行复员进程中的时间性与效率性极为重要，银行的复员不能不遵循经济发展原则。他认为，国家在平时固然需要适当调整银行政策，以便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在战后国家元气正待恢复之际，尤其需要加强国家对于银行的管理，银行复员必须符合国家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目标。
(四)关于汇兑复员问题。抗战胜利前后，姚铁心、谷春帆等人对内汇、外汇复员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姚铁心指出， 抗战时期，鉴于外汇日涨、币值日跌，为保持币值民众纷纷向金融机关请购口岸汇票，以便随时套购外汇；同时，许多商人将大量资金转汇港沪作为进货之用，于是内地与口岸间的债权债务失去平衡，在抗战胜利后必须畅通内汇，实现国内债权债务之间的平衡。他说：“战事结束以后，沦陷区与战区内之金融机关，次第复业，全国各地，既然保持金融联系，通汇自然容易，万一内地与口岸间之债权债务，一时不能平衡，金融机关因往来频繁，亦愿入账待轧。”
谷春帆抗战胜利前后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等职。他从币值应依汇率稳定抑或国内物价稳定、法币汇率之高低、国际汇率应否统制等方面对外汇复员问题进行了分析。
同时，杨叔进认为我国也没有具备实行金本位制的条件。他指出，从黄金分配情形、金本位的利弊及世界潮流等方面来看，战后可以考虑实行金本位制，但是战后中国而不能实行金本位制。他提出的理由有二：一是中国的黄金不够，战后中国确立金本位制几乎是不可能；二是战后中国需要稳定物价和进行经济建设，而稳定物价势必与金本位制发生冲突，战后中国没有必要建立金本位制。他建议战后中国要在灵活运用平准基金的基础上，实行外汇本位制。他说：“在外汇本位制度下，汇价固可相当稳定；但如无平准基金的运用，则国内的信用与物价必也像金本位制下随着国际收支的顺逆而发生扩张紧缩及上升下落的结果。因此如果恢复外汇本位制，必须同时灵活运用平准基金，加强国内通货与信用的管理，以期同时获得汇价与物价皆能适当稳定的双重利益。”
总之，杨寿标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复员范围广泛、意义重大，抗战胜利后应采取有效手段救济农村金融，建立和巩固农业金融基础所必需的各项改革措施。他主张从农村债务整理、农村金融立法、农村金融机构的设置、农村金融资金的合理运用等方面入手，最大限度地发挥农业金融复员的功效，满足战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二，战后法币汇率之高低问题。谷春帆认为，战后不适宜实行过高之汇率，因为汇率过高的结果自然要大大影响货物输入及劳务数量，进而影响到国际投资及人才之利用。当然，他认为战后也不能采取过低之汇率，战后中国的复员工作需要大量的人才、物力，虽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不以出口之货物与劳务来偿付外国投资之本息，但绝不能输出过骤、过多而致妨碍国内复员工作，以过低汇率刺激出口也不符合战后中国的实践情况。他主张采取不高不低之折中汇率，汇率标准以接近自然水准为宜。
其三，战后国际汇兑应否统制问题。谷春帆认为，为满足经济复员需要，战后大致应使入超远多于出超，虽在一定时期内任何国家均不能不顾及其自然汇率水准，但此水准只可逐渐试探达到，若抗日战争一结束即放任汇率自行变动，则汇率的大涨大落将丧失国家金融信用，大量资本向国外转移，因此需要汇率稳定，而欲求汇率稳定必须统制汇兑。他指出，从理论上来说战时统制汇率并不能认为是合理的，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因素，但如果战后立刻放任外汇汇率于自由市场兑取自然水准必将招致金融混乱。他说：“在国际贸易关系上，汇兑统制不可视为仙丹灵药，但可视为必要之坏事。”
他指出，国人通常将外汇统制与自由贸易对立起来，认为汇兑统制不符合自由贸易之精神，事实上，自由贸易之目的在于增加贸易，而外汇统制之目的则主要在于加强管理与指导，并不一定要减少贸易，一个国家为适应本国的经济制度不得不对于贸易之性质、动向、数量等方面作有意识之指导，因此说外汇统制与自由贸易并非对立，战后理应设计一套增进双方贸易关系的外汇统制。
(五)关于金融投资复员问题。抗战胜利前后，姚铁心、杨尔程、陈启天等人从资金合理贴放、防止金融投机、诱导游资投入生产领域等方面，系统阐述了金融投资复员思想主张。
其一，资金合理贴放。姚铁心指出，抗战时期银钱业的贴放不像平时金融以发展工商业为目标，反因币值跌落、物价上涨等导致利息收益不足以抵补本值之无形损失，对稳固正常的工商业贴放裹足不前，而投机分子乘机活跃。他主张战后必须实行金融投资复员，资金合理贴放，使商品囤积与投机经营无利可图，以便更好地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他说：“经济事业，恢复常态。投机份子，无法活动，而银行贴放，既缺投机对象，自然将其资金，转放正常事业，发挥最大效能，裨益国民经济。中央政府为促进经济建设计，公布法令，加强银行管制，健全银行制度，使银行资金，转入正常途径。”
其二，防止金融投机。杨尔程对战后中国如何防止金融投机进行了思考。他指出，在沦陷区的金融复员过程中，由于数种通货同时并存，以及某种通货临时发生需供失调，于是货币价格往往存在着官价与市价之间的差异，因而金融投机成为不易避免之事，但任由金融投机蔓延，后果十分严重，小则足以使金融复员蒙受阻挠，大则有造成金融恐慌的可能。防止金融投机的发生是沦陷区金融复员中复杂而重要的问题，他建议一方面要加强对金融复员的有效指导，另一方面要健全各项金融政策，防范和化解各种金融风险。
其三，鼓励正当投资，诱导游资投资生产领域。陈启天抗战胜利前后任中华大学教授、国民政府委员兼经济部部长等职。他建议政府鼓励正当投资，诱导游资投资生产领域。他说：“因战时及战后之通货膨胀，市上游资充斥，从事于投机买卖，威胁物价殊大，倘通货继续膨胀，游资之作崇，当更增剧，抵消通货膨胀之治标办法，用力之点，当在吸收游资，使之投于生产事业方面以增加生产，既可消除产业资金匮乏困难，复可使游资有正常之出路，就国家经济言，可以增加生产，稳定物价。就政府言，物价获得稳定，则经济之危机性可以减轻。”
(六)关于农村金融复员问题。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战时广大农村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战后急需实行农村金融复员，以便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杨寿标抗战胜利前后任东吴大学经济学教授、中国国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等职。杨寿标从农村债务整理、农业金融立法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其农村金融复员主张。
其一，农村债务整理。杨寿标指出，关于战后农村债务的整理，欧美各国有很多可以提供参考的先例，其共同特点就是依据当时的环境和本国的实际情况而定。他建议，依照我国的情况来看，战后农村债务整理应从两方面下手去解决：一是利用国家的力量，低利贷款救济农村经济；二是利用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美德和邻里相助的习惯，共同谋求农村债务的整理。
其二，农业金融立法。杨寿标指出，一个国家的农业金融，一定要有首先确立一种根本精神和远大目标，然后农业金融发展才有可以遵循的轨道，以免因事情的发生而措手不及、乱作一团。他指出，我国过去一直没有一个根本的农业金融法案，四联总处历年所颁布的农业方针和农业办法纲要，不过是依据当时环境需要制订的临时办法。他建议，为了更好地促进整个农业金融的发展，战后中国应当根据实际环境和以往实施成效，完成农业金融立法，立法的基本内容应包括农业金融机构系统、放款方向和种类、放款期限长短和利率高低等。
其三，农业金融网的建立。杨寿标指出，要使战后中国农业金融的力量深入到广大农村，很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农业金融网。他建议，中国农民银行应根据各农业区域的实际情形，拟订整个业务计划，分期建立全国农业金融网，以达到每一农业区域有一个区农业银行分行，每一省有一个省农业银行分行，每一县有一个县农业银行支行；同时，为了简化贷款手续以及增加贷款数量，中国农业银行应当指导建立下层合作金融机构，以达到每一保有一个合作社，每一镇有一个合作社联合社，每一乡有一个合作金库。
其四，农业金融资金的合理运用。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衰落，主要有土地制度不健全、生产经营方法落后、生产资金短缺等诸多因素。杨寿标认为，农业资金的合理运用，能够对上述问题进行有效补救，使农村经济好转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的繁荣。他建议，战后中国应依据各农业区域的需要，有效运用农业金融资金，合理安排土地金融业务贷款、农业生产贷款、农业运销贷款、副业贷款等。
其一，战后币值应依汇率稳定抑或国内物价稳定问题。谷春帆主张战后中国法币之汇率应求其大体稳定。他指出，一战后世界各国失业问题严重，加上国家经济主义之盛行，多数人认为一国之币值应以国内物价水准而谋国内物价之稳定，以及就业、生产之繁荣。他认为，在“二战”结束后，国家自给的经济主义应当要代之以世界繁荣、人类互助的经济主义，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均应增进，因而必须谋求国际间钱币之汇率的大体稳定，战后中国自然应遵循世界经济发展规律。
三、经济学人金融复员思想之评析
金融与国民经济生活息息相通，是国家整体社会经济的神经系统，直接影响到国家财政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健康发展。战时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高涨，整个金融市场混乱。为此，围绕在《财政评论》、《经济建设季刊》、《金融知识》等经济类刊物周围的经济学人提出了一系列的金融复员思想主张。
抗战胜利前后，经济学人的金融复员思想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其一，将域外金融复员思想与我国金融的具体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经济学人在设计战后金融复员方案中，既吸收借鉴域外的金融复员思想及其操作方案，又主张从战后我国金融的具体实际情况出发，反对照搬照抄域外金融复员经验。他们主张将将域外金融复员经验与战后中国金融的具体实际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开创一套全新的符合战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金融制度。正如时人所指出：“战后金融复员，也可以说即是战后金融的建设，其指导原理，不可以徒袭他国的皮毛，随人俯仰。应该根据独立自主思想，以中国自己立国的特点，……而去创造一种新的金融制度。”
其二，以解决国计民生为基本价值诉求。经济学人的战后金融复员方案，始终是站在解决国计民生的立场上来设计的。经济学人主张以金融复员力量渗透到各种公私企业乃至社会文化事业之中，促进国民经济乃至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金融事业的发展。经济学人主张建立发展国计民生的金融体制，强烈要求政府防止金融投机活动，将金融投资转向各种生产领域。他们积极倡导产业核心主义原则，主张战后的金融复员活动应该以着重发展产业为核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民生的改善奠定坚实基础。
其三，注重协调各种层面的金融复员。抗战胜利前后，经济学人主张有效协调国家、社会等各种层面的金融复员。一是巩固国家金融。经济学人纷纷主张实行金本位制度、改革币制、收缩通货、开放外汇、发展国际贸易等手段来巩固国家金融。二是稳定社会金融。经济学人认为，社会金融与国家金融相依为命，具有很大的连锁性，社会金融不稳定则国家金融无法巩固。他们主张以国家银行推行金融政策，负起巩固国家金融的任务，而以商业银行辅行金融政策，担负起稳定社会金融的使命。三是调剂工商金融。经济学人认为，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工商金融实为工商业的命脉，政府应采取承兑、贴现、押汇、保付等银行业务来调剂工商金融。他们认为，国家银行绝对不能经营商业贷款业务，以免国家金融机构操纵商业金融的与民争利而影响商业银行业务，造成工商金融混乱。他们主张由商业银行担负起工商金融的调剂责任，若遇工商金融紧迫之时，国家银行予以临时救济贷款。四是救济农村金融。经济学人认识到战时农村金融已经枯竭不堪，认为救济农村金融为金融复员之要政，主张采取有效措施救济农村金融，实现农村金融复员。
抗战胜利前后，在经济学人的金融复员舆论声中，俞鸿钧、李芝亭等政界人士在国民参政会正式提出了金融复员提案。1946年，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币制复员、健全金融机构等金融复员主张。
同年，国民参政员李芝亭等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拟请政府迅速制订并公布金融复员计划早日改革币制稳定币值以期安定民生而固国本》之提案，认为抗战结束之际金融混论，币值不稳定，民众依然处于极度贫困饥馑之中，“故整理币制，稳定币值，使金融迅速复员，实不能再事拖延者也”。
(三)关于银行复员问题。抗战胜利前后，姚铁心、林涤非、罗敦伟、刘泽霖等人，从银行复业的必要性、改进银行制度、强化国家银行组织及权力、银行复员原则等方面，提出了诸多银行复员思想主张。
罗敦伟抗战胜利前后任《益世报》、《时事新报》主编等职。罗敦伟主张强化国家银行组织及权力。他说：“中央银行的组织及权力，必须予以强化，使中央银行真正成为银行之银行，集中一切金融调剂、控制力量在中央银行，使中央银行在金融领域中间具有无上的权威。”
他认为，战后中国需要制定一个金融建设纲领，战时的一切金融管制政策在时间上应予以延长、在力度上应予以加强。
当然，抗战胜利后不久，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等因素，缺乏战后金融复员的社会条件，致使金融复员政策的效果十分有限，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金融依然混乱不堪。经济学人的金融复员主张并没有能够在抗战胜利之后立即付诸实现，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而否定抗战胜利前后经济学人的金融复员主张之思想价值，它们是中国近现代经济思想史上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注 释：
① 陈友三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之经济复员》，《财政评论》1944年第12卷第5期。
② 杨宪昭：《美国经济复员之鸟瞰》，《经济周报》1946年第2卷第21期。
③ 王先清：《经济复员与复兴工商》，《商业月报》1946年第22卷第2期。
硬件设备是机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系统实现的前提，如何针对系统功能要求，选择相应的计算机设备，是目前水电站和电力企业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机组振动在线监测和故障诊断系统硬件配置时，应该根据该系统需要实现的功能、特点以及满足的要求进行设计。本设计中，该系统硬件配置主要由上位机、状态监测单元、Web服务器、工业控制网络以及远方专家系统组成。该系统监测与故障诊断主要是利用工业控制网络将各地状态监测单元与中控室上位机连接，对机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判断监测信号所处状态，并采用服务器连接远方专家系统，实现远程故障诊断。
④ 越：《经济复员紧急措施》，《现代周刊》1946年第1卷第12期。
⑤ 黄荫莱：《中国抗战胜利后之经济复员问题》，《中原》1943年第8卷第6期。
⑥⑨姚铁心：《论金融复员》，《经济建设季刊》1944年第2卷第4期。
⑦⑧ 余捷琼：《战后金融复员问题检讨》，《财政评论》1943年第9卷第4期。
《陶大镛文集》(上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8—209页。
杨叔进：《战后我国币制问题》，《金融知识》1944年第3卷第1期。
2017年12月，新加坡大华银行（中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至此云南已汇集了大华、马来亚、渣打、汇丰、恒生、东亚、泰京、开泰等8家外资银行（代表处）。外资银行的落户丰富了我省金融组织体系，有利于推动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
林涤非：《金融复员问题》，《新中国》1945年第7期。
2.3 观察组与对照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 治疗后对疗效予以随访与评估，观察组患儿中有1例出现感染，1例发生电解质紊乱，1例为血小板减少，不良反应率为10.0%，与对照组的36.7%不良反应率比较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许廷星：《四川金融复员问题》，《四川经济》1946年第3卷第1期。
祝世康：《战后金融复员政策问题——自由政策与统制政策》，《财政评论》1943年第9卷第5期。
罗敦伟：《金融复员理论与实践》，《金融知识》1944年第3卷第1期。
《银行国有论》，中国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第174页。
谷春帆：《金融复员问题之国际关系》，《经济建设季刊》1943年第2卷第2期。
所谓“医养结合”就是指将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结合起来，实现资源效率的最大化，使养老机构既具有养老功能又具有医疗功能，是一种把生活照料与医疗服务融为一体的新型养老模式。然而，广西在“医养结合”工作方面进展缓慢，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没有按照“医养结合”的本质要求来研究和制订实施方案，因此，包括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在内的广西各类养老服务机构的“医养结合”工作没有太大起色。
杨尔程：《论沦陷区金融复员问题》，《战斗中国》1945年第1卷第1期。
陈启天：《我国经济复兴之途径》，《工商管理》1948年第1期。
杨寿标：《战后我国农业金融复员问题》，《财政评论》1943年第9卷第4期。
俞鸿钧：《财政金融复员之途径》，《财政评论》1946年第14卷第1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第935页。
中国银行辽宁省分行编：《中国银行东北地区行史资料汇编》，第180页。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6924(2019)05-155-162
作者简介： 梁宏志，贵州财经大学图书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金融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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