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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联盟是侵华战争时日本国内一种较有影响的侵略理论，它鼓吹以“王道主义”为指导理念，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条件，结成日、“满”、华为核心的联盟。在这一虚拟的“联盟”中，伪满洲国被置于东亚联盟的“精神核心”、“王道主义”的模范地位。本文就东亚联盟与伪满洲国的关系做一概述和考察。
一、东亚联盟的提出及主要内容
东亚联盟是由“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提出并系统加以论述的侵略理论。石原莞尔从小就入军校学习，接受军国主义思想教育。1920年他曾到华中派遣队司令部任职，住在汉口。在汉口任职时，他对“中国人的政治能力很失望，对中国‘革命再生’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人不能自己治理国家，要由日本对中国四亿民众实行‘领有’，施以‘善政’”（注：松泽哲成：《石原莞尔と最终战争》，《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4期。），从而萌生了占领中国之念。
石原莞尔与日本其他法西斯分子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即石原莞尔信仰日莲宗，是佛教信徒，他在鼓吹对外侵略时，常打着日莲圣人的旗号，被称为“手持屠刀的佛”。（注：伊文成等编《日本历史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62页。）1914 年日莲僧人田中智学创建“国柱会”，鼓吹以日莲的“王佛冥合”理想，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他宣称日本是“神武之国”，要解决由来已久的“满蒙问题”。显然，田中智学所宣扬的日莲主义，已不是一般的宗教思想，而是利用宗教去实现日本军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构想。1921年12月，田中智学在《天业民报》上发表《未来世界二大分野》一文，提出“今后世界将以美国为理想之样板，也就是世界开始进入美国化阶段。只有日本是世界唯一纯正的君主国，我认为今后世界的大势将分为民主的美国和君主国日本两大势力”（注：《天业民报》1921年12月22日。）。
1919年石原莞尔加入国柱会，成为一名日莲信徒。石原莞尔与田中智学的思想产生共鸣，他认为：“日莲圣人对将来有重要预言，世界必将发生以日本为中心的前所未有的战争”（注：《石原莞尔选集·3 》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3月版，第56页。），石原莞尔承接了日莲“圣人”的预言，并结合他对战史的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世界最终战争论”。
石原莞尔考察了自古以来世界范围内发生的诸多战争，将战争分为决战战争和持久战争。石原认为，在战争中如果武力比其他手段所占的比重大，战争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就是阳性的，是决战战争。如果武力较之政治手段不是绝对的，战争持续时间长，就是阴性的，是持久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国家联合态势，现在世界上有四个国家集团，这就是苏联、欧洲集团、美洲集团和东亚集团。国家联合时代是准决战时代，在准决战中取胜的国家集团，将进行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战争，这就是世界最终战争，最终战争是决战战争。而能在最终战争取胜的是东亚集团和美洲集团。石原认为，苏联如陶瓷器具，虽然坚硬但是易碎，欧洲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必然削弱其自身的力量，难以在准决战中取胜。所以，准决战之后，只能剩下东亚集团和美洲集团，这两个集团“将挟太平洋进行人类最后的大决战，打空前规模的战争”，通过这次决战，“决定天皇成为世界的天皇，还是美国总统来统治世界，决定人类的最后命运。这是决定东洋王道与西洋霸道，究竟谁来统治世界的战争”（注：《石原莞尔选集·3》东京たまぃらほ社1986年3 月版，第45—46页。），最终战争是王道与霸道之战，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最后决战。经过这次战争，世界走向统一，人类进入永久和平时代。日本是东方文明的代表，为了取得最终战争的胜利，实现天皇统治下的世界和平，就要结成东亚联盟。
东亚联盟的最终目的是实现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独霸世界的构想，但是，它却为侵略行为穿上了美丽的外衣，打出了“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招牌，宣称王道就是中庸，是不偏不倚，东亚各国“以王道政治相结合，不外是实现道义的政治”（注：松浦嘉三郎：《道义の感觉と扶植》，《东亚联盟》1942年第7期，第12页。）。 石原莞尔在东亚联盟的两个重要文件《昭和维新论》和《东亚联盟建设要纲》中，对王道主义指导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王道在政治上是联盟各个国家自觉地顺从民众的理性和良心，对最高价值的信赖与服从，是将内治与外治综合统一起来的观念，是以东洋民族觉醒和统一为前提的东洋理想社会的理念”（注：《石原莞尔选集·6》，第19页。）， 这里对最高价值的信赖，就是信赖日本天皇。因为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是“现人神”，东亚各国以王道主义为指导，就可以从民族对立走向民族协和。
结成东亚联盟的基本条件是：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汪精卫集团投敌后，将东亚联盟作为投降的理论依据，并以此附会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在三个基本条件之后又加上“文化沟通”。石原莞尔等人认为“文化沟通”有利于日本在中国扶植傀儡政权，有利于在沦陷区实行奴化教育和思想控制。
东亚联盟所言“国防共同”主要是积蓄对付欧美的军事力量，由日本统一指挥东亚各国的军事力量。“经济一体化”是实现日本控制下的东亚物资的自给自足，为最终战争的胜利准备物质条件。“政治独立”虽表面上尊重联盟各国的主权，但各国宣战、缔约、媾和等最基本的权利要由日本天皇决定。“文化沟通”则是为了在中日加强交流的名义下，让中国人理解日本民族的优秀和伟大。这四个条件，都是为日本全面控制中国及东亚各国提供理论依据。
关于东亚联盟的范围，在中日战争尚未结束时，是日、“满”、华三“国”，将来东亚的实力增强，参加的国家会进一步增加，联盟就会发展成大亚洲的协同，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理想。在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东亚联盟的范围随之扩大到南洋，甚至包括澳洲。
二、伪满洲国在东亚联盟中的地位
东亚联盟虽然在30年代中后期才发展成为一种系统的侵略理论，但是“东亚联盟”一词，最早却出现在伪满洲国协和会的会务纲要中。伪满洲协和会成立于1932年7月，是为配合日本对东北人民的“怀柔”、奴化政策而成立的思想教化团体，是与伪满洲国“官民一体”的组织。协和会由溥仪任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任名誉顾问，郑孝胥任会长。伪满洲帝国建立后，满洲协和会改称满洲帝国协和会。
协和会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系统，其核心是中央本部，在各省设省本部，伪满洲国首都新京设首都本部，各市县旗设市县旗本部。据统计，从协和会成立到1943年，伪满洲国共建立市县旗本部195 个（注：《协和会运动の现状》，《协和运动》1943年第7期，第32页。）， 各级本部均成立本部委员会。协和会的基层组织是分会，分会或按地区划分，或按行业划分。分会下设国民邻保组织。协和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王道主义的建国思想，反对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监视东北人民的思想和行动。
1933年3月，协和会制订了《满洲协和会会务纲要》， 其中提出：“满洲国协和会根据王道主义，向国民彻底地普及建国精神，团结有明确信念之国民，排除反国家思想和反国家运动，以期建成民族协和理想之地。同时向全国普及民族协和运动，进而把民族协和运动扩展到整个东亚，结成东亚联盟，以重建东洋文化，确保东亚之永久和平”（注：山口重次：《民族协和运动と当面の课题》，《东亚联盟》1942 年第8期，第27页。）。在这个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东亚联盟”一词，并将协和运动与东亚联盟联系起来。
在东亚联盟的“国防共同”中，首先是要建立日、“满”共同防卫体制。它鼓吹伪满洲国是民族协和的第一个国家，是东亚联盟的先驱，又处于防卫苏联的前线，所以，伪满洲国的地位非常重要。1932年9 月，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确立了“共同防卫”的原则。
东亚联盟的“国防共同”，不仅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而且要在思想、文化上对中国人民实行控制。在东亚联盟看来，伪满洲国的“王道主义”、“民族协和”对把握占领区的民心非常重要，应推广、普及到整个中国，以巩固在占领区的统治。东亚联盟鼓吹国防有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的内容，“狭义的国防是军事设施，就满洲国的国家地位来说，军事设施大概已经万无一失，但是，如果得不到四千万民众的支持，就不能说国防已经完成。广义的国防除物质要素外，还包含着许多精神因素”（注：松浦嘉三郎：《满洲国经营の体验》，《东亚联盟》1942年第2期，第39页。），这里的精神因素就是指思想上对中国人民进行控制，骗取中国人的信赖。
在日本大举进攻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日本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东亚联盟鼓吹国民政府在首都南京被攻占后，之所以一直没有投降，就是因为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支持，真正的“援蒋路线不是英美，最大的援蒋路线在国民心中”（注：高木清寿：《东亚の父石原莞尔》，东京たまぃろほ社1985年版，第170页。），因此， 对中国作战不能只依靠军事进攻，应“政略与战略并用”，通过使用文化攻心政略，达到军事进攻难以达到的目的。
“国防共同”是要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防卫体制，保证日本在最终战争中取得胜利。为此，东亚联盟鼓吹不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伪满洲国，都要建设国防国家。它宣称“九一八事变”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把东亚国防推到了兴安岭一带，兴安岭成为国防的第一线，这就使得日、“满”共同防卫愈加重要。当然，在这种共同防卫体制中，日本处于领导地位，因为在东亚只有日本具备对抗欧美的实力，伪满洲国的国防就在这所谓的共同防卫体制下，完全由日本控制起来。日本不仅控制了伪满洲国的军事，还要将东亚其他国家的防卫控制起来，东亚联盟积极配合日本政府的军事控制，鼓吹“从国防共同的角度来看，联盟宣战以及缔结和约等权限，属于天皇陛下”（注：安藤敏夫：《东亚新秩序建设论の展望》，《东亚联盟》1940年第4期，第95页。）， 企图将中国变成对日本不设防的国家，从而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东亚联盟重视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的作用。“九一八事变”是一次典型的军事冒险，石原认为这次军事冒险的成功，得益于当时特殊的国际国内条件，现在这样的条件已不复存在。国际范围内的战争最终靠实力定胜负，东亚联盟今后的经济目标就是要拥有压倒美国的经济力量，在最终战争中取胜。为此，须建立日、“满”、华的“经济一体化”体制，把中国经济，尤其是东北经济纳入日本的经济体系之中，首先实现日、“满”的经济一体化。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即开始肆意掠夺东北的资源。1932年9月，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伪满洲国承认日本在东北有铁路、港湾、航空、矿业等方面的特权。1934年9 月制定的《日满经济统制方案要纲》中，在伪满洲国与日本经济密不可分的大前提下，决定了日满全体主义原则、合理融合经济原则和适地适业原则，伪满洲国的经济成为日本的附庸型经济。日本还对伪满洲国的经济实行了统制主义的榨取政策。东亚联盟鼓吹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与苏联的经济统制不同，苏联的经济统制是为了消灭个体工商业者、地主，而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是为了增强国防能力，并准备将经济统制扩展到全中国，将中国经济全部纳入日本的国防经济体系之中。
为了进一步掠夺和控制东北，日本还大量、有计划地向东北移民。从1932年到1936年，政府共有计划地向东北进行了5次武装移民。 日本移民到东北后，与东北农民争夺土地，参与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东亚联盟积极配合政府的移民政策，煽动日本国民移居中国东北。它认为移民有双重意义：一可以解决农村耕地不足的问题；二可以在政治上宣传民族协和，充实对苏国防。东亚联盟鼓吹“耕地面积过小是日本农村的根本缺陷”，“弥补这个缺陷，只有让560万农户中的260—360 万户去参加满洲国的圣业”（注：加藤完治：《大陆移动の画策を急げ》，《东亚联盟》1939年第2期，第63页。）。 当时有很多移民到了东北北部，这一地区被日本称为“北满”，东亚联盟宣称“北满是对苏国防上最重要的地区，必须迅速开发，从国防上说，我们非常希望日本移民成功”。（注：《石原莞尔选集·6》，第17页。）
“政治独立”是东亚联盟中最具欺骗性的内容，它在大谈特谈尊重中国政治独立的同时，却要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放弃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并大肆吹嘘伪满洲国政权是“民族协和”的样板，是通向东亚大同的桥梁。东亚联盟还为日本侵占东北寻找历史根据，宣称“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从对抗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满洲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许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但是现实中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注：石原莞尔：《满洲建国と支那事变》，《东亚联盟》1940年第4期，第3—4页。）
为了说明伪满洲国是个独立行使主权的国家，是“民族协和”的典范，日本提出要废除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其实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东北实行了“五族共和”，日本民族成为“五族”之一，大量的日本人任职于伪满洲国的要害部门，掌握着伪满洲国的实权，溥仪不过是关东军手下的“儿皇帝”。对日本来说，它在东北的一切权利都是“合法”的了，也就无所谓“治外法权”了。所以，这时日本放弃在东北的“治外法权”，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过是为伪满洲国装点门面而已。
至于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文化沟通”，是对东北人民实行文化奴役的代名词。伪满洲国是东亚联盟的精神核心，是独立行使主权的“独立国”，实际上，日本掌握着伪满洲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大权，日本扶植建立伪满洲国本身，就是对中国独立、主权的践踏，以这样一个傀儡政权为样板，东亚联盟究竟是什么样的组织，不是不言自明了吗？
三、“民族协和”下的文化侵略
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一方面疯狂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另一方面在东北推行奴化宣传和教育。伪满洲协和会就是为配合对东北人民的思想控制而建立的官办团体。在日军进攻热河省时，协和会就曾组织宣抚班到热河从事所谓“宣抚”工作。在伪满洲国准备实行帝制时，又组织帝制请愿活动，为复辟大造舆论。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协和会还进行青年训练、反共运动、“民族协和”等活动，甚至配合伪满洲国的国家总动员体制，组织协和青少年团、协和义勇奉公队等，强迫东北人民协助战争。
协和会还在东京成立事务所，石原莞尔给东京事务所规定的主要任务是：“宣传介绍满洲的建国精神，宣传向东北移民的意义和成绩，指导留日的满洲国学生”（注：石原莞尔：《满洲帝国协和会东京事务所の任务に就て》，《协和运动》1941年第2期，第2页。），即扩大伪满洲国实行“民族协和”的影响，对东北青年实行奴化教育。
在“民族协和”的幌子下，日本控制了伪满洲国的教育，它规定伪满洲国教育的基本方针是宣传建国精神，宣传日、“满”一心一德的思想，将伪满洲国建设成“五族共和”的“王道乐土”。在伪满洲国的学校里，完全按日本的需要设置课程，并肆意歪曲和篡改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东北被说成与日本关系最密切的地方。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日语是国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其课时为汉语的一倍。
石原莞尔还提出应超越现在的教育观念，在伪满洲国培养大量的民族协和人才。1937年2月， 石原莞尔的学生辻政信从伪满洲国回到东京，向协和会东京事务所的干部讲了创建满洲建国大学的设想，“实现万邦协和世界和平的理想，就是要结成东亚联盟。满洲国是其基础，是真正民族协和的证明。而培养人才、干部是先决条件，因此，必须立即成立建国大学”（注：仲条立一、菅原一彪著：《石原莞尔のすべて》，新人物往来社1989年版，第148—149页。）。石原莞尔非常支持成立建国大学的设想，认为这与自己培养协和骨干的想法不谋而合。
1938年5月2日，在东亚联盟鼓吹者的策划下，伪满洲国建国大学正式成立。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张景惠兼任大学总长，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博士作田庄一任副总长，副总长掌握着学校的实权。建国大学直属于伪满洲国国务院，校内设有协和会组织，在建国大学任职的教授中，除鲍明钤、苏益信外，均为日本人。东亚联盟的骨干分子中山优被聘为该校教授。建国大学宣扬反对马克思主义，宣扬日本的神国观念和大和民族优秀论，让学生敬仰天皇，信仰日本神道，准备为天皇尽忠。
东亚联盟鼓吹伪满洲国的建立，使东亚联盟成为现实。日本在“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幌子下，对东北地区的文化教育实行了摧残和破坏，思想文化控制成为配合武力进攻的重要手段。
总之，东亚联盟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与政府的侵略政策互相配合，而伪满洲国的建立及其“民族协和”运动，又为这一侵略理论提供了论据。因此，剖析东亚联盟与伪满洲国的关系，对于深刻认识军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侵略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危害，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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