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导航：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方略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和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图景犹如一幅浓墨重彩、气势恢弘的时代画卷展现在世人面前。党的十六大报告有关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工作部分明确提出了一个中心思想——与时俱进，同时总结了八条对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的具体经验，提出了我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四个“主张”和六个“继续”，（注：参见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所做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报告，第九部分。）对我们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本文结合十六大报告回顾了14年来中国外交取得的光辉成就，探讨了中国外交的基本风格和基本经验。作者认为，紧紧围绕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中国最终确立了自己“温和而坚定”的国家形象，“和平崛起”的外交战略呼之欲出，其过程虽然坎坷，但引起了举世的关注和赞赏。作者也分析中国外交走向成熟的几大标志性转变及其主要特征，同时对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新挑战和历史机遇期的新行动做了简要的分析和展望。
一、“与时俱进”：把握国际形势和开创外交新局面的指导思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的第九部分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特别是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都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笔者认为，十六大报告体现出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精神来处理国际事务和我国对外工作。（注：参见2002年11月8日江泽民所做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代表大会报告，第九部分。）所谓“与时俱进”的“时”，主要体现在我们今天的时代特征上。笔者把它总结为国际关系中的四个最主要的方面：
第一，在政治上，世界格局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出现令人瞩目的“和平转型”，（注：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外交政策比较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页。）世界进一步呈现出多极化趋势，国际关系的主题也从超级大国之间不可调和的竞争和近于零和的游戏转变成为民族国家对民主、和平和发展的关注。
具体说来，后冷战时期的“力量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 of power)不仅体现在如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形式上，而且还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相互作用上。（注：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载《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见http://www.100yearchina.org/www/america/america4.htm.）世界多极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际地位提高；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得了重大进展，开始实施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俄罗斯在稳定国内政局和恢复经济上取得进展，努力保持其大国地位；日本力求成为政治大国，并在进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改革；印度、巴西、东盟等新兴大国和国家集团在国际上都十分活跃，发展中国家总体实力有了很大的增长。（注：陈启懋：《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后冷战时期世界形势、矛盾、发展趋向的思考》，载施岳群、陈佩尧主编：《探索冷战后的世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当然，美国凭借其冷战后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特别是凭借近年来的优势，仍然力图把冷战期间的西方盟主地位扩展为全球领导的霸权地位，建立由它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注：陈启懋：《大国关系调整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对后冷战时期世界形势、矛盾、发展趋向的思考》，载施岳群、陈佩尧主编：《探索冷战后的世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对此，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已有所警觉并做了相应的准备。
第二，在经济上，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冷战后国际关系的整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以及全球化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已成为推动世界剧变的根本动力。
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意味着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使生产、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创造出一种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局面；另一方面，这个复杂的过程也给各个国家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正在进一步加强，国家间通过互相尊重、互相妥协来缓解或尽可能避免对抗或冲突，已经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国际行为模式。
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本含义是：在后冷战时期，国际体系中的国家个体利益与国际社会总体利益、国家自主与“国际治理”之间应当维持一种彼此兼顾和协调的关系；国家间的竞争、对立和冲突应当通过协调和相互合作来解决。（注：时殷弘：《世界政治大局与中国安全、统一、强盛问题》，载《思想的境界》，http://www.100yearchina.org/www/shiyinhong/02.htm。）国际关系民主化描绘了未来的国际体制中各国友善融洽、世界永享和平的美妙图景。虽然目前由于对“民主”概念本身理解的分歧，国际关系“民主化”的界定难度非常大，（注：苏长和：《驳“民主和平论”》，载《欧洲》，1996年第2期，第29页。）但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第三波”民主化转型的高潮，主张各国平等对话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样的背景，使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国家宗旨、不同性质的国家在分裂对抗的同时也注重对要求国际制度建设进行相互磋商，（注：陈玉刚：《循环反复·势力均衡·制度合作——国际体系的三大历史景观》，参见徐以骅主编：《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58页。）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例如反恐、走私、贩毒、环境保护等等进行对话和合作。
第四，虽然世界发展模式的多样化是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中争论最大的一个焦点，但是“求同存异、共同发展”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国家间合作发展的大方向。
当今世界有近200个国家，60多亿人口，各国的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不同，造成了其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的不同。世界的多样性为各国发展关系增加了难度，如何克服障碍、相互交流和补充，同时根据各国具体的国情如社会制度、发展战略和生活方式来共同制定人类发展的大战略，又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注：Lester B.Pearson,Democracy in World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5,pp.83-84.）中国愿意与其他国家一起，相互学习，力争最大限度地避免误解、紧张、冲突和国际性的灾难。
与时俱进的“时”字，要求我们站在更高的历史高度来思考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变化，努力使我国的外交工作充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同时富于创造性。
具体说来，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有三个最基本的利益与需求：(1)发展利益及需求，即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2)主权利益及需求，即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经过一个较长时间的努力逐步实现国家统一；(3)责任需求及利益，即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的、逐渐上升为主导性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注：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41/1/class004100002/hwz3213.h。）这些利益和需求要求我们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外交未来的走向。要做到通观全局、统筹未来，我们必须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共创中国外交未来更为光明的局面；同时，我们也要超越中国一国的内政和外交实践来看中国外交的发展，具有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为今后中国外交与世界进一步“接轨”，做好理论上的准备和创新。
二、14年来中国外交取得的光辉成就
“外交”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任何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和平方式，通过正式代表国家机关与人员的官方行为，使用交涉、谈判和其他和平方式对外行使主权，以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外交是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促进国家相互理解和增进友谊的重要途径。（注：鲁毅、黄金祺等著：《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二是指一种维护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外交政策的工具。由于各国总体外交的趋势在发展，当代外交涉及的具体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外交的发展除政治外交之外，经济外交、军事外交、科技外交、文化外交、宗教外交乃至政党外交等活动明显增加，并相互交织、配合，使官方外交与民间外交以及个人外事活动融为一体，围绕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而展开。
作者认为，过去14年来中国外交取得的最大收获是：一方面，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较为成功地完成了自己对国际战略纽带支点的定位转换，即从联手遏制前苏联扩张，到强调新时代经贸交融与地缘安全这些利益交结点的重要性。中国战略定位的转换使得中国能够高举和平、合作和发展的旗帜，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有力推动了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向前。另一方面，中国外交内部决策机制也在不断完善，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已使中国外交逐渐走向成熟，树立了自己的“温和而坚定”的外交风格和“和平崛起”的国家特色。
（一）14年来的外交轨迹
总体上看，中国14年来的外交经历了三个重大阶段：（注：关于13年来外交发展阶段的分类，参见《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谈13年来中国的外交成就》，见《瞭望新闻周刊》，2002年11月5日，网络版，http://news.china.com/zh-cn/focus/16th/11009081/20021105/11358344.htm；另参考章百家：《积极拓展多边外交树立大国形象中国外交破浪行》，网络来源见http://202.102.188.131/xinwen/shizhengxinwen/200209300896.htm。）
第一个阶段（1989～1993年）：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使中国外交遇到了改革开放以来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局面。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第321页。）正是在这样的科学决策基础之上，中国外交处变不惊，不但显示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斗而不破”政治艺术的成熟，同时也大大拓展了“睦邻外交”的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第二个阶段（1994～1997年）：在经历了重大历史考验之后，中国政局迅速恢复稳定，经济继续发展，对外交往日益扩大，不仅深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同时还恢复并推动了与西方国家的进一步交往，为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维护我国权益、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第三个阶段（1998～2003年）：这是中国外交空前活跃的阶段。作为总体外交的亮点，中国领导人展开了一系列重大首脑外交活动，充分展现了中国协和万邦的大国外交风范；同期，伴随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和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国也展开了一系列“走出去、请进来”的经济外交活动，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中国14年来的外交道路波澜壮阔，十分坎坷，其成就却是举世瞩目、毫不平凡。仅从统计数字上看，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从137个增加到165个；民间交流中的友好城市（省、州）从354对增加到1100多对。（注：《人民日报》，2002年9月30日，第1版。）近五年来中国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出访共30起，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访华近190起；与领导人正式出访相配合，我国的民间外交也是好戏连台。近五年来我国表演艺术团体出国访问近4600起，共计57500人次，外国表演艺术团体访华2800起，共计40200人次。（注：《人民日报》，2002年9月30日，第1版，2003年数据作者自己统计。）1999年“巴黎·中国文化周”、2000年“中华文化美国行”、2002年“中日韩人员交流年”、中国民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登台演出以及“为中国喝彩”等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为中国外交注入了新的活力。
（二）中国外交成就的体现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的成就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在整体上成功地塑造了中国“温和而坚定”的大国国际形象。国际形象是一个国家外交当中最重要的“无形资产”，能够带来政治上的“品牌效应”。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以积极的姿态妥善处理了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南亚核试验危机、科索沃危机以及“9·11”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国际危机，发挥了负责任大国的特殊作用，展示了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大国风范。
第二，全方位地确立了中国外交的新格局。如果把外交看做是国与国之间友好交往的“桥梁”，（注：James N.Rosenau,"Introduction:New Directions and Recurrent Questions i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oreign Polity," in Charles F.Hermann,Charles W.Kegley,Jr.and Charles N.Rosenau,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Foreign Policy,Boston:Allen & Unwin,1987,p.1.）那么今天世界上新型的外交活动如公开外交、民主外交和多边外交活动已经勃然兴起。（注：朱建民：《外交与外交关系》，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第9页。）面对国际大风大浪，中国一直审时度势，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外交上也呈现出全方位、立体式、多层次的可喜局面：既有政府外交，也有民间外交；既有双边外交，也有多边外交；既有政治、军事等领域的“硬外交”，也有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软外交”，布局焕然一新。
第三，积极推动、改善调整及构筑了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也为维护世界的整体和平做出了贡献。
与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是我国外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大创举。以中美关系为例，我们看到，在过去14年期间，中美关系犹如一个天平，稍有不慎和失误，任何一方都会蒙受伤害。而双方态势、策略演变、危机处理及力量对比等因素，一直像颗颗流星，冲击着双方合作与冲突的焦点。中国领导人一方面坚持用战略眼光和长远观点来审视中美关系，坚持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作为发展双方关系的基础。（注：参见谢希德、倪世雄主编：《曲折的里程：中美建交20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前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一直积极探讨如何把双边关系向纵深拓展，从消极稳定状态下“应对危机型”的交往，转向积极合作和建立互信机制。中国确定了“中美斗智斗勇不斗气”的务实态度，（注：2001年3月20日，钱其琛在美国纽约由美国亚洲协会、华美协进社、百人会和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等联合举办的晚餐会上的《新业纪的亚洲和中国》的演讲。）面对由美国国会、政府、新闻界和公众舆论共同组成的对华决策的各个层面，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战略沟通和交流活动。
第四，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活动，推动经济、环发和社会等领域的国际对话与合作，积极倡导和实践新安全观，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各国共同安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就以开放的姿态发起和参加了一系列地区多边组织，参与和主导了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地区对话与合作，筹划并推进了与周边国家多边信任措施的建立。
第五，坚持睦邻友好政策，稳定周边环境，同时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树立了“强而不霸，盛而不骄”的外交风范。
多年来，中国在巩固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友好合作关系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妥善处理与邻国的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既维护了中国正当权益，又争取了与周边国家的和平相处。例如，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底，双方发表了《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定了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目标和原则。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坚持履行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并通过双边和多边渠道向有关国家提供援助，受到国际上的广泛赞誉。
第六，牢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心主题，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切实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扩大了中国在制定国际经济规则中的发言权。
发展经济一直是中国坚定不移的理念。“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给中国人留下的最重要的告诫之一，也是“发展需求”最直接、最简洁的表述。（注：王逸舟：《面向21世纪的中国外交：三种需求的寻求及其平衡》，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41/1/class004100002/hwz3213.h。）十六大报告再次把发展经济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今后的经济建设目标是要在未来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不但意味着全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还意味着精神生活水平的提高，由地区、阶层差距的缩小和社会公正程度的提高来带动中国和世界的全面接轨。
第七，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积极推动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对台湾当局制造分裂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过去14年来，中国提出了对台八项主张并在国际上广泛揭露李登辉和陈水扁的“台独”真面目，使国际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和“台独”的危害性。大多数国家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即使是美国，也在“9·11”事件后将对台政策纳入全球反恐总体战略考虑，再三明确表示不支持“台独”，开始逐步回到美国历届政府所表明的“一个中国”立场上来。当然，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为了在未来几年实现台湾“独立”，已经开始推出公投立法、修宪以及全面推动“去中国化”的行动等。对于台湾岛内形势的变化，祖国大陆逐渐调整了对台策略，开始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危机处理机制。
第八，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地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既坚持原则，又策略灵活；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充分显示中国捍卫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表现出志向高远的大智大勇，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中国已加入了17项国际人权公约，1997年正式签署了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这些外交举动有力地表明：在涉及国家利益和国家主权的问题上，中国领导人从不屈服于外来压力；对外国损害中国根本利益、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动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斗争。（注：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同志在中宣部等五部委联合举办的“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成就”系列报告会上的报告，见《人民日报》，2002年10月10日，第7版。）
三、中国外交风格的形成与日益走向成熟的进步
回顾14年来的中国外交，笔者认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中国的战略定位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外交风格的形成，显示了中国在对外工作上日益走向成熟。其最突出表现可以被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定了与国际社会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原则。
冷战结束后，以意识形态分野的国际政治秩序被以国家利益为主体的全球化进程所取代，资本和技术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构成了当代历史的特殊过渡期。中国政府在冲击、调整和转变的过程中，逐渐摒弃了孤立发展的旧有外交认识，确立了对当今国际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的利益格局的新外交观念，接受了相互依存的国际观，倡导了新的“共同繁荣、共同合作”的外交理念。中国坚定地表示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对付人类发展面临的环境恶化、资源匮乏、贫困失业、人口膨胀、疾病流行、毒品泛滥、国际犯罪活动猖獗等全球性问题。
第二，确定了在国际空间内，合理合法地追求最大国家利益的原则。
鉴于目前国际系统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利益对于国家行为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没有国家利益作指南，在国际事务中就没有秩序或可预见性。（注：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84,p.75.）国家利益包括三个最重要的方面：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文化完整。（注：Hans J.Morgenthau,"Another'Great Debate':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46,No.4,1952,pp.961-988.）应当说，在全球化时代，经济的国际化、集约化、跨国交融和网络化在很大程度上开辟了一种社会空间的所谓“三维”的国际社会图景，这种国际社会图景不再以纯粹的地区、民族国家和领土来界定。但是，这种准“世界主义理论”也被西方和一些超级国家组织打着人权和自由贸易的旗号，当成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工具。（注：［德］乌·贝克·哈贝马斯等著，王学东、柴方国等译：《全球化与政治》，北京：小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15页。）在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始终反对张扬美国霸权的“全球政治权威”论调，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对自己国家利益采取这样的界定为中国的内部建设带来了巨大的国际国内效益。例如，在实施改革开放战略的同时，中国就有步骤地放弃了自70年代起执行的“一条线”战略，不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这种务实外交的基本政策，使中国对外政策由表及里、由点及面地实现了服务于国家利益的重大转变。回顾中国与英国和葡萄牙处理香港、澳门问题；与东盟国家就南海问题达成的合作共识；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在货币问题上的表现；中国对朝鲜半岛的长期政策和参与多边对话中发挥的作用；中国对原东南亚国家反政府游击队的政策改变等事例，就可看出中国外交独立自主的特性更加鲜明，其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也更具理性色彩。
第三，展现了高超的外交决策艺术，使得中国外交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得到大大的提升。
外交是代表国家从事谈判的学问及艺术，因此，其决策需要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这个角度上讲，现代国家处理外交事务离不开国际关系格局的准确判断和对外交艺术的宏观掌握。外交“不能脱离事实，尤不能脱离学理。前者为外交术，后者为外交学。无外交学则不能有外交术。学理与技术，盖外交前进之双轮也。”（注：刘达人：《外交科学概论》，北京：中华书局，1937年版，第4～6页。）“有术无学则失之黠，有学无术则失之虚。”（注：转引自鲁毅、黄金祺等著：《外交学概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2页。）
1997年邓小平去世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开始全面主掌内政外交的重大决策。这一代专家型的领导注重学习，依靠专家建议以及决策机制的制度化建设，推进了外交决策的民主化过程。例如，近年来，从国家主席、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到外交部等涉外工作的有关部门，都建立了定期的会商机制，协调意见；同时，也加强了与退休大使、高级智囊人士、学术机构和高等学府的咨询及委托研究活动。在处理重大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从中央到部门，都更加注意保持外交和内部咨询渠道的畅通，事后注意总结经验教训，改进工作机制，并选用一部分专家参加决策研究或决策制定。这使得中国对外决策趋向专业化，处理重大危机的能力明显增强。十六大召开后，中国政治实现了一次温和的权力交接，产生了中共历史上平均年龄最轻、学历最高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领导集体。从这个集体的组成来看，管理型的决策精英的新形象更加鲜明，外交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将会受到更大的重视。
四、结构性导航：中国“和平崛起”的外交方略
国际关系理论大师汉斯·摩根索认为，国家力量的构成包括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工业能力、战备、人口、国民性、国民士气、外交的素质、政府的素质等九项要素。（注：［美］汉斯·摩根索著，卢明华、时殷弘、林勇军译：《国际纵横策论——争强权，求和平》，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151～203页。）要进一步提高“外交的素质”，中国还任重道远，因为不仅中国的“国家力量”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在新世纪面临的国际环境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新形势下，中国对外活动的方式已不再是对国际事务做出直接的被动反应，而是要主动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日益表现出一种双向互动的态势。从这个角度来看，日益复杂的外交任务和日益增多的涉外机构对跨部门和跨地区的协调工作也对我国外交形成强大的压力，要求我们在外交决策方面扩大其政治参与，（注：这是我国外交思想库发挥更科学的决策辅助功能的基础。例如，当中美两国首脑宣布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时，上海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规划“中美未来几种可能的冲突模式”的研究，这与当时国内外交界主流派判断美国的战略意图、世界格局多元化有所不同。）尽快实现“智能化”发展，（注：陆钢：《外交决策智能化探索》，见http://mem-ber.netease.com/lugang/paper/wj1.htm。）开拓新的外交事业。
进一步分析，现在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已经开始发生嬗变，理性务实的外交政策能够帮助中国处理好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在中国有4500万人使用网络，2亿人使用电话，非公有制经济的成长壮大、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社会思潮的多样化使得中国必须制定更为科学的外交政策，这样才能保证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团结，由此奠定政通人和的外交基础。
笔者借用知识经济中的“结构性导航”概念，（注：“结构性导航”主要是指知识经济兴起后政府对市场的指导和调节作用。有意识的发展目标、方向和重点的确定不仅成为发展中国家可供选择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同时也成为发达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增长方式转换和经济形态转换的主要手段。）认为中国应该确定“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方略，根据国内、国际结构的变化，在对外工作方面审时度势，从三个递进运行的基本层面上不断推进我国外交关系的健康发展。
第一，在确定“与时俱进”的大方向前提下，找到保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互交往的有效方式，平衡地推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价值观和各自的国家利益。
第二，建立结构性的预警系统，避免判断误差，调节外交进程。
第三，及时总结经验，不断推广成功的外交合作方式，进而全面扩大和深化同其他国家交往的基础。
笔者认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必定能够使中国继续扩大其国际影响，凝聚民族活力，塑造稳健进取、温和友好的国家形象。笔者也坚信，新世纪的中国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其外交工作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能反映中国综合国力和外交水平，对中国甚至世界产生巨大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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