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世界历史论文,当代论文,意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即一个伟大思想家的某个理论以至整个学说往往在其身后，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运动之后，才真正显示出它的内在意义，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历史命运就是如此。这一理论产生于19世纪，它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传统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困境，使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在意义凸现出来了，人们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其中，引人瞩目的是，沃勒斯坦在西方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邓小平在东方提出了“世界公民”思想。二者在当代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映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入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世界历史的存在在当代已是一个可经验的事实了，但它却形成于近代，即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以其惊人的洞察力注意到这一历史趋势，并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历史趋势。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基础，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而得以形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力图建立世界市场；大工业的建立，交通工具的发达，对东印度和中国的入侵以及美洲的殖民化等等，使世界市场以及“生产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67页）。
物质生产是这样，精神生产也是如此。此往“自然形成”的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孤立状况被打破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代替了”。（同上书，第255页）。这里内含着这样一个思想，即世界整体化了，由此，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
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社会发展中也出现过“跨越”现象，如日耳曼民族在征服罗马帝国之后，越过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然而，这种跨越现象在世界历史形成之前毕竟是一种特殊现象。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才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是因为，“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列宁全集》第55卷，第二版，第273页）作为“器官”，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体”的影响和制约。正是在世界历史这个整体的影响下，在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以至东欧，有的民族从奴隶社会，有的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1）从封建制度的“衰亡”中产生；（2）从奴隶制或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3）从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其中，第一条道路是西欧资本主义产生的道路，也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典型道路，第二、三条道路则是在世界历史影响下形成的。没有世界历史的存在，从奴隶制的“解体”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绝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
更为重要的是，在世界历史的影响下，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被西方资本主义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轨道的，资本主义的入侵同时“带来”、“导入”或“转移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式工业”和生产关系，并使中国社会的内在矛盾加速走向激化状态。“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正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冲击下，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启示下，中国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合规律的巨大跃迁。
可见，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中，不同的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地区，跨越了不同的社会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成为一种可重复的普遍现象，社会发展加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充当了历史的不觉的工具”。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同上书，第67页），而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即形成了“中心——卫星”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使“卫星”国处于畸型发展状态。这又延滞了历史的进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具有国际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8页）。正是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资产阶级创造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世界经济体系。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即工业化国家是“中心”，为“中心”发展工业服务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是“卫星”。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9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提出要研究“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马克思恩格斯选信》第1卷，第255页）；已经注意到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交换”问题，即“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5页）；已经注意到被“强力”纳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或国家，即处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卫星国“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资产阶级在“卫星”国所实行的一切“即不会给人民带来自由，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虚伪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毫不掩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可见，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心——卫星”式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过程。在这个体系中，卫星国从属于中心国；中心国通过种种手段，包括不平等交换，残酷地剥削卫星国，从而使经济本来就落后的卫星国处于一种畸型发展状态。换言之，中心国的发展是以卫星国的畸型发展为代价的。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使卫星国中的个人和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穷困与屈辱”才能达到的发展。
当然，我们注意到，马克思并没有就“中心——卫星”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问题，作出具体的论述，更没有也不可能专门探讨当代的“后发展”问题。然而，这不能责怪马克思。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不到当代问题的现成答案，要责怪的不应是马克思，而是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本性的无知；自诩为包含一切问题答案的学说，不是科学，而是神学。我们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的事。恩格斯以其远见卓识向人们宣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是供进一步研究使用的方法。
不管如何马克思毕竟提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问题，提出了“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以及世界市场、不平等交换的问题，提出了用社会主义革命支配“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的问题。这实际上为研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后发展”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可以说，用世界历史理论和方法具体研究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后发展”问题，这是马克思留给后辈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遗训”。
二、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到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
20世纪40年代以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赢得了政治独立，同时在社会发展道路上又选择了资本主义。按照西方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化，发展问题就实质而言，无非是非西方国家通过“西化”实现本国的现代化。然而，这些不发达国家在“西化”过程中并未走上现代化道路，甚至连原先那种不发达状态也未摆脱。于是，一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者便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后发展”问题。
1957年，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在其名著《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明确指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了发达和不发达这两个对立的部分”（《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英文版，第32页），当代不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发达国家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具有不同的性质；当代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再沿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走过的路继续发展，只有经过社会革命才能形成利于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制度。
巴兰之后，德国的弗兰克提出了“不发达的发展”理论，对当代世界的不发达问题进行开拓性的系统研究。在弗兰克看来，当代的“不发达”并不是“原发”状态，而是“后发”过程。换言之，这种“不发达”是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发达国家剥削和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的发展形式。“不发达并不是由于狐立于世界历史主流之外的那些地区中古老体制的存在和缺乏资本的原因造成的。恰恰相反，不论过去或现在，造成不发达状态的正是造成经济发达（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的同一历史进程”。（《发达与不发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51页）。希腊的伊曼纽尔则对国际交换中的“不平等交换”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是在生产价格规律的基础上，通过间接剥削的形式实现的。
在弗兰克等人探讨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作了整体研究，在本世纪70——80年代提出了“世界体系”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当然有值得商榷和进一步完善之处。但不管如何，沃勒斯坦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当代资本主义体系，这一点却是无疑的。
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当代社会发展并非产生于抽象的社会中，而是产生于特定的世界体系中。“世界体系是一个社会体系。这一体系由不同分界线、结构体、群体、法律条例及其相互依存在性所构成”。（《现代世界体系》，英文版，第347页）在一般场合下，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当作同一概念使用的。具体地说，沃勒斯坦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当代世界体系：
第一，世界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世界经济体”（World－Economy）和“国际体系”（Interstate－System）。
按照唯物史观，沃勒斯坦从总体上把世界体系分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大部分。其中，由国际分工或世界性的区域分工组成的世界经济体构成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世界体系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世界经济体的存在必然要求形成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和发展的世界政治结构，这就是由主权国家所组成、以强国欺凌弱国为基本特征的“国际体系”。作为世界经济体的上层建筑，“国际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取决于世界经济体的状况和要求。后者是自变量，前者是因变量。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积累只有在世界体系中才能进行，只有借助于这种国际体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剥削。
第二，世界体系是个整体，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每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都受到这一规律的制约和支配。
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体系具有生物体的一般特征，是一个有其自身生命特征的社会机体，因而有着自己的运动规律。整体决定部分，正是这种整体运动规律决定了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国家的发展形式。发达和不发达，都不是各个国家自身的问题，而是世界体系整体发展在各个组成部分上的具体反应。因此，研究世界体系中的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发展，首先必须确定这个民族、国家在这个体系中的位置，然后检验它在体系中的演化过程，以及体系其他部分在体系内运动的因果关系。
“世界体系”是沃勒斯坦研究当代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它打破了60年代“依附论”以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框架，代之以全球性的总体分析。
第三，世界体系是“中心——半外围——外围”的动态结构。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历史性的。沃勒斯坦直接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一种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形成于16世纪的“欧洲世界经济”，在这一时期，西欧发达国家通过暴力分配世界市场，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17——19世纪，西欧资本主义不断地扩大世界体系，在这个过程中，西欧发达国家成为这个体系的“中心”，俄国成为“半外围”，亚非国家则成为“外围”；20世纪“中心——半外围—一外围”的关系扩展到全球范围，资本主义不断地把处于世界体系之外的民族、国家“转化”为世界体系的外围或半外围地区。
在沃勒斯坦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就体现在“中心——外围”的关系中，处于外围的民族、国家可能处在前资本主义经济中，但由于它们与世界体系内部分工相联系，因而在总体上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中心——半外围——外围”是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结构，在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实质上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过程，资本原始积累只是资本积累过程的开端；在世界体系中，已经实现工业化的中心国，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掠夺非工业化国家，这是整个资本积累的过程，外围国的不发达正是这种资本积累的产物，同时，这种不平等交换、资本积累过程又使“中心——外围”结构不断地得以再生产；在世界体系中，“半外围”国家具有“中心”和“外围”的二重性，它或者发展成为中心国，或者落入外围国，而中心国也可能落入半外围国的行列，“中心——半外围——外围”是一个动态结构。
第四，当代社会主义是世界体系运动过程所决定的一种社会发展形式，同时，它又是当代世界体系中的“反体系力量”。
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在世界体系中，经济较为落后国家要改变其外围国的地位，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当代社会主义本身就是不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寻求再生之路而作出的一种反应；当代社会主义自身还不能构成一个体系，也无法回避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制约甚至支配，但社会主义又是“反体系力量”，它可以改变本国与世界体系的政治关系，并凭借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来争取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是世界性的，因而资本主义的灭亡必然是世界性，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极限就是其灭亡的时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世界体系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有在新的世界体系中才能得到全面实现。
沃勒斯坦的这一见解与马克思的观点具有一致性。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
可见，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立足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基础之上，同时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对当代世界中发达与不发达的相互并存进行了系统研究，深化并具体化了马克思关于“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想，把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扩展到国际生产价格的研究中，从而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整体发展规律及其趋势。我们虽不能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在各方面已达高屋建瓴，但它也不是浅滩上的漫步。实际上，它代表着运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趋势。正因为如此，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被称之为“雄心勃勃的具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理论”，是“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
三、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到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
实现现代化，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其主要目标是发展。然而，现代化不是一个民族性的概念，而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和道路时，始终是从“世界的角度”、“世界政治、世界经济的角度”着眼的。按照邓小平的观点，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状态下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须对外开放，自觉地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做“世界公民”。如果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揭示了当今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的原因，那么，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则指明了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从总体上看，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马克思早就预言：随着生产方式的日益完善和交往的普遍发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当今世界的发展愈来愈证实了马克思这一论断的真理性。在当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其层次在不断扩大，节奏在不断加快，从古代的战争交往、血缘交往一直发展到当代的经济、政治、科学、文化等等的全面交往，产生了规模更为宏大的世界市场、国际联合体以及全球循环的物质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
“开放的世界”是指各民族、各国家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世界已经“一体化”。“开放的世界”与“世界历史”的内涵是一致的。同时，“开放的世界”的形成又增强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以及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共生性。这种共生性决定了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地孤立于世界之外，如同人的肢体不能孤立于血液循环系统之外一样。“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同上书，第90页）。相反，只有走进世界交往的序 列中，才能避免“一切从头开始”以及重复劳动的时间耗费，从而以人类的先进成果为自己的发展起点，以“跳跃”的发展形式跨入现代化行列。
第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人类历史表明，只有善于交往和开放的民族、国家才能走在历史的前列。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出现雄汉盛唐，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汉代具有积极主动的开放精神，唐朝形成了高度开放的文化模式。然而，从明朝中叶至迟从康熙起，中国开始了闭关自守的历史，“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在50年代只是对原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没有什么发展”。“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同上书，第78页）
闭关自守之所以导致停滞、落后和愚昧，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中存在着封闭行为的重复效应和衷减规律，即处于闭关自守状态的民族或国家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重新开始”和“单独进行”，它的“创新”往往是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艰辛之路，并不能改变历史落伍者的地位。不进则退。能否吸取人类的先进成果成了所有民族、国家生命攸关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多次强调，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置身于世界之外，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必须对外开放，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先进成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上书，第78页）
第三，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当代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在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又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在当代，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具有二重的矛盾性：就资本主义而言，它是落后的社会制度，然而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占据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成果，拥有先进的生产力；从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它在本质上是高于资本主义的先进社会制度，但它建立的基础却是相对落后的东方文明，生产力较为落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社会形态由于各自的利益和特点，必须相互开放：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要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创造的先进生产力；作为发达国家，资本主义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为资本找出路、寻求市场。同时，这种相互开放中又存在着矛盾、冲突与斗争。
“开放的世界”以及“开放的世界”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冲突，构成了当代世界的奇特矛盾，即社会主义必须向世界开放和在开放中如何不丧失“自我”。对于中国来说，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按照邓小平的观点，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内涵，即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在向世界的开放中发展自己，同时在开放中把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东西变成自己自主活动的条件，变成创造自己“特色”的现实基础。
在当代，不实行对外开放，不走进世界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保持和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对本民族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的民族，同样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全盘西化”不是表明一个民族的再生，而是意和着这个民族生命力的死亡。
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并不是偶发奇想，它实际上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到邓小平的世界公民思想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一巨大的时间跨度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再次证明了“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1页）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了《浮士德》中两行著名诗句：
浮光只图炫耀一时，
真品才能传诸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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