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金融危机看中国人口政策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国人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政策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F20；F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03-0028-08
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国经济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资本市场大起大落，劳动力市场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目前，“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基本上已经过去，世界经济形势出现了回暖的迹象。学术界都在探讨“后危机时代”的经济形势及相关问题。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是否消除
本次金融危机可以说基本上已经过去了，但是，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消除了没有？要理解这个问题，自然就得从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说起。许多学者将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归结为金融自由化、放松管制、资本流入、市场失灵等层面的问题。①事实上，这些观点都或多或少地解释了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然而，笔者认为这次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更多地可以追溯到实体经济层面，而不仅仅是金融层面。②
在笔者看来，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就在于科技进步率下滑。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苏联倒台，世界都处于十分严峻的军事对抗之中。在那个时期，对抗的双方为了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地位，都在尖端武器的研发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当然也取得了大量开创性的科技成果。其中，德国的导弹研究开辟了航天科技这一新领域；而美国则开发出了核武器，并作为副产品开发出了计算机，这就导致核技术和核工业以及计算机技术和计算机工业的出现。在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尤其是太空竞赛导致航天、电子、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等一系列新产品和新行业的出现。这些科研成果随后逐步扩散到民间，就导致了以IT技术为核心特征的1990年代的“新经济”。“新经济”的出现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商业应用所带来的投资增加。我们知道，企业的投资支出决定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和利息率。新产品往往销路较好，因此投资收益率较高，企业投资的积极性就较高，投资自然也就较高。投资的这种增加跟降低利息率所导致的投资增加在总量上看没有什么差别，但性质却完全不一样。收益率提高刺激出来的投资是优质投资，对经济风险的抵抗力也强；而降低利息率所导致的投资则意味着被实际采取的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率是下降的，因此，投资的质量不高，对经济风险的抵抗力就较弱，一旦稍有风吹草动，这些投资项目就可能亏损，与之相应的贷款就可能会成为烂账，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就增加。
1991年，苏联倒台，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进行尖端武器研发的积极性下降，具体表现在研发支出的增长率大幅下降。图1给出了1974-2000年美国联邦科研投入预算的增长率，其中国防科研预算的增长率在冷战期间最高时曾经高达24%左右；而苏联倒台之后，这一增长率迅速下滑，1994年的增长率为-8%左右，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平。1990年代后期，冷战期间积累起来的科技成果的潜力逐步被挖掘殆尽，美国经济出现了“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productivity slowdown)”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当时曾经引起广泛的讨论，但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到目前为止似乎也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与本次金融危机的关系。
图1 1974-2000年美国联邦科研投入预算增长率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网站(http://www.nsf.gov)，转引自苏剑、刘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我国的对策》，《经济前沿》2009年第1期。
到了2000年，生产率的增长率下降导致企业投资积极性的下降，这使得美国经济在2000年底陷入衰退。2001年，“9·11”又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美国经济增长率在这一年下降到-0.7%左右。为了摆脱衰退，美国政府采取了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疗法，即降低利率。随着利率的降低，资金变得充裕起来，于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为了充分利用这些资金，就开始了大量的“金融创新”，“次级贷款”。“次级贷款”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次级债”就是那时金融创新的产物。
凯恩斯主义疗法成功地使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到200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到3%以上，这被认为是经济过热，于是美国再次采取标准的凯恩斯主义疗法，即提高利率。随着利率的提高，“次级贷款者”的月供大幅度增加，许多人承受不了，就出现断供的现象。“次贷危机”就此爆发。
图2给出了1990-2005年美国的GDP增长率和联邦基金利率。从图2可以看出，2000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分水岭。在2000年之前，美国经济的特征是“高利率、高增长”；而在2000年之后，在美国经济增长恢复之后，美国经济的特征则是“低利率、高增长”。为什么会出现“高利率、高增长”的现象？这个现象跟凯恩斯主义的预言不一致。为什么在利率较高的时候企业还愿意投资？当然是因为投资收益率更高。为什么投资收益率高？是因为有大量新产品可以生产。2000年之后美国经济增长的情形与凯思斯主义的预言一致，那是因为它原本就是凯恩斯主义疗法的产物。
图2 1990-2005年美国GDP增长率和联邦基金利率
数据来源：IMF网站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http://www.imf.org)，美联储网站(http://www.federalreserve.gov)，转引自苏剑、刘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我国的对策》，《经济前沿》2009年第1期。
纵观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技术进步率下滑是根源，而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监管不力为金融危机打开方便之门，而唯利是图导致的种种“金融创新”则为金融危机创造了最佳载体。
现在，本轮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但其根源并没有消除。要彻底摆脱金融危机，我们需要一场科技革命，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科技革命的曙光。即使出现科技革命，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可以预见的是，停滞将是今后10-20年世界经济的常态。
二、美元危机的可能性
在应对本轮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各国政府采用的仍然是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例如，从财政政策上看，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政府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方案，日本政府也出台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高达56.8万亿日元，而我国中央政府则安排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并要求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
从货币政策上看，主要国家的央行进行了多次联合行动，不断降低基准利率，向经济中注入大量流动性资金。美国中央银行从2008年9月起开始向经济中大量注入基础货币，到2009年1月，在5个月的时间内，美国的基础货币增加了1倍，这使得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在同期内增加了400多倍。③如此大规模的货币扩张以及由此而来的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的大幅度增加，给经济埋下巨大隐患。在危机期间，各个商业银行需要大量的超额准备金，因此中央银行提供的货币基础就积淀在商业银行体系中，对实体经济没有负面冲击，甚至保证实体经济不受负面的金融危机的打击。与货币基础和超额准备金的大幅增加相反，在同一时期，美国的M1、M2、商业银行发放的贷款、私人国内总投资的运行相当平稳，基本上没有大的波动。然而，一旦危机过去，经济恢复正常，商业银行不再需要如此大规模的超额准备金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巨额的超额准备金就会成为贷款流入实体经济，于是通过货币乘数过程，就会导致货币大幅度增加，如果货币乘数回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而目前的货币基础不变，那就意味着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将翻一番，美国就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在国际市场上，美元将大幅度贬值。如果世界各国政府和个人预期到这一点，抛售美元就成为大家避免风险的共同选择。于是，就可能出现美元危机。
上述讨论的假定是美国维持目前的货币基础规模不变，美国当然可以设法回收货币基础，但这种做法受到几方面的约束。
第一，回收货币基础的时机选择。什么时候应该回收货币？当然是在经济危机已经过去、经济恢复正常的时候。但怎么判断这一时间是否到来？目前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目前美国经济虽然转暖，但谁也不敢说危机已彻底过去；如果过早回收货币，可能使刚刚有点儿起色的经济再次趋冷。所以只能等待经济形势明确无误的时候才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从商业银行感觉到自身安全从而减少超额准备金、增加贷款到中央银行确认经济恢复正常之间有一个时间差，这一时间差足以导致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度增加。
第二，中央银行回收货币的能力。在半年时间内，美国的货币基础翻了一番，如此大规模的货币基础要回收，需要的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工具在如此大规模的货币基础回收额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有人可能会说，当初怎么增加的，现在就怎么回收，不就完了？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当初增加货币基础的时候，是在救市，大量买入各种商业票据，甚至破例向企业直接发放大量贷款，是为避免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崩溃，因此是必要的；但现在要回收货币，如果再采取原先的手段逆向操作的话，就会导致资产市场再次面临崩盘的局面，实体经济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因此，在面临如此约束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回收货币的能力受到限制。
第三，利益纠葛。在危机期间，大幅度增加货币基础是符合各方利益的，因此受到的阻力小，而且增加货币基础本身也比较容易。但在正常时期，大幅度紧缩货币却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因此不可避免地就会受到各方的抵制。
因此，可以预料的是，危机一旦过去，美国的货币供给量必然会大幅度增加，即使美国中央银行及时采取措施回收货币基础，也无法彻底扭转这一局面。虽然目前尚无法确定必然会出现“美元危机”，但其出现的可能性很大。在美元大幅贬值的预期下，美元的持有者会大量抛售美元以保值，甚至美国人也会这么做。结果是，在美国，可能会出现银行挤兑，美国银行体系再次面临危机；在国外，美元大幅度贬值，国际货币体系面临考验甚至崩溃。“美元危机”最终会再次导致全球金融危机，而且其威力远远大于“次贷危机”。
三、中国应该如何应对美元危机
前面提到，技术进步率下滑是造成本轮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坚持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有可能导致各国经济陷入金融危机的怪圈，从而无法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了跳出这个怪圈，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实现一次科技革命。但目前看来短期内出现科技革命的可能性非常小。因此，世界经济很可能会陷入持久的疲软状态。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距离世界科技前沿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对发达国家来说是老产品的东西对中国企业来说可能是新产品，因此，中国并不缺乏收益率较高的新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要素禀赋结构不断改善，高端产业会逐步向中国转移，因此尽管世界科技进步率下滑，但中国还有一定的缓冲区。美国就不一样，处于世界科技前沿，没有科技革命，美国就难以再前进一步。但在世界经济整体疲软的情况下，中国经济想仍然延续以前以外需拉动经济的经济增长模式，就不现实了。因此，中国就必须设法扩大内需。
对于中国来说，扩大内需不是一个新名词。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扩大内需就成为中国拉动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12年过去了，中国的私人消费占GDP的比重却逐年下降，扩大内需的效果很不理想。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已明显力度不够。因此，就必须采取新型的宏观经济政策。
笔者认为，目前我国消费太低、投资过大的主要根源之一就是我国的生育率长期以来偏低。在最近30年中，此前出生的大量人口参与生产，生育率却大幅度下降，结果抚养比也大幅度下降。孩子少了，花在孩子身上的钱自然就少，因此，与孩子较多时的情形相比，消费就下降。消费下降，但收入不变甚至上升，储蓄就增多。储蓄多了，就必须转化为投资，否则经济就无法协调发展，因此投资就过大。而储蓄长期过多的结果，就是流动性过剩，这正是我国2008年1月前面临的形势。
如果现在我国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对目前的消费会起到有效的拉动作用。④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历年统计数据，200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09%，而1978年之后的近30年中，人口出生率最高的时候达到2.333%。如果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之后出生率能达到2%，那么按照人口基数13亿来计算，每年将多出生约1000万人。这1000万孩子的出生，可以立即解决大约1000万个人的就业问题：要么孩子的妈妈回家带孩子，从而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要么雇佣保姆，当然也可能是老人带孩子，但这个比例应该不大，因为如果现在放弃计划生育政策的话，多出生的孩子的妈妈应该多为大龄妇女，其长辈年龄可能更大，很可能已经看护不了孩子。
此外，孩子出生后，就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玩具玩，在中国“望子成龙”的思想支配下，可能孩子还没出生就要为其提供好的教育条件，这样就会拉动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假定每个孩子每年支出10000元，这就是1000亿元的消费需求。通过乘数效应，这1000亿元最终能够至少推动1000亿元的引致消费需求，将拉升我国GDP大约1个百分点。在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都不佳的情况下，能把我国GDP拉升1个百分点的政策措施已经很难得了。而且，这种消费支出的质量非常高，增加的是我国未来的人力资本，比投资或政府支出质量好得多。毕竟，投资可能会导致烂账甚至金融危机，政府支出可能会浪费严重，花在孩子身上的消费则绝对不会出现银行不良贷款。
重要的是，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对目前的效果尤为突出。如果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立即会显现，此后1年里对月嫂、保姆、医疗、婴儿用品的需求会立即大幅度增加，在目前需求不振的情况下，这无异于一针强心剂。其次，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引致的消费需求几乎全是对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比如保姆服务、玩具、衣服、教育等等，而这些恰恰是我国受本次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行业，因此，这个政策与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产业结构契合得非常完美。
而且，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长为劳动力，大概需要20年时间，也就是说能够拉动20年的消费。因此，至少在20年的时间里，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放松人口政策的可行性
对于人口问题，目前许多人还有顾虑。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我国面临的经济形势和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我国放松人口政策的条件已经具备。
1.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不再成立
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依据是人口论，而人口论的始祖是马尔萨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两个前提假设，即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在现代社会已经都不成立了。人口不再按几何级数增加，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情况。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等各方面的原因都使得人们不愿意像以前那样多生养孩子。
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背景是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然而，“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是在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实际上，土地的边际报酬决定于许多因素，包括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水平、资本投入、化肥、管理水平和制度安排等等。而这些因素中任意一个的变化都有可能提高土地的边际报酬。最近几十年中国和世界农业的发展表明，土地的单产是逐步上升的，“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受到其他因素的变化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抑制。
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也注意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提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他指出：“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减低了他们的性欲……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⑤
2.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不再成立
在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中，马寅初先生认为我国应该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消费太高，积累太少，影响经济发展。现在，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目前困扰我们的问题不是消费太高，积累太少，而是恰恰相反，消费太低，积累太多。目前，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私人消费仅占不到50%，而投资却占了40%左右。消费不足直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间接导致了出口过大和投资过大。
3.人口规模对经济发展没有必然的抑制作用
在许多人看来，甚至人口政策主管部门看来，人口政策一旦松动，就有可能导致人口失控，将给中国的经济、环境以及资源利用等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人们最为担心的就是人口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很多人认为，人口规模过大会导致经济发展过慢和贫困化，甚至超过一个国家的承担能力。实际上，这种担心毫无科学根据，完全是猜测。
人口规模跟经济发展缓慢和贫困化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如果说人口规模过大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那么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与台湾这四个经济体的表现又怎么解释？这四个经济体的人口密度哪个不比我国大陆大？但人家既不是贫困国家，经济增长率也不低。有人可能会说，这四个经济体的规模太小，没有可比性，那么我们就找个有可比性的。我们可以对比一下1956-1978年的中国经济和1978年到现在的中国经济。1956年的时候，我国大约有6亿人口，1978年的时候，我国大约有9.6亿人口，大致是一个数量级的，因此有可比性。但1956-1978年，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1978年到现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贫困人口持续下降。人口规模小的经济出了问题，人口规模大的经济快速增长，这跟人口论的预言完全相反。因此，贫困化和经济增长速度低的原因绝对不会是人口问题，而在其他方面。
五、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中国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很大压力。“大学生就业难”和“农民工返乡”等事实似乎表明，我国劳动力供给是相对过剩的，放松人口政策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更大压力。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先，可以肯定放松人口政策不会对目前的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因为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20年时间，也就是说，现在放松人口政策影响的是现在的消费和20年后的劳动力市场。
其次，20年后，我国的就业形势如何？如果20年后我国仍然面临劳动力大量过剩的形势，那么现在放松人口政策就会导致20年后的就业压力，就跟1990年代末的高校扩张对现在的大学生就业形势的影响一样。因此，对20年后我国的就业形势的判断对于现在的人口政策选择就极为重要。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最近30年来尤其是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遗憾的是，我们缺乏这样的数据。有些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抽样调查做了一些判断，但对于全国性的就业形势，目前仍然难以判断。
在判断中国的就业形势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对此，目前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目前还有1.5-2亿的富余劳动力；⑥而另一方面，我国各级政府的农业和农村主管部门却惊呼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是“386199”（即妇女、小孩、老人）部队。二者谁对谁错？如果二者都对，那么前者所说的1.5--2亿的富余劳动力到底去了哪里？
笔者用两种间接的方法对中国富余劳动力的规模予以判断。第一种方法主要考虑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动，因此称为“工资法”；第二种方法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称为“增长法”。⑦
“工资法”的理论依据如下：如果中国农村依然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那么农民工的真实工资就不会上涨，至少不会大幅度上涨。因此，如果农民工的工资上涨率大于通货膨胀率，甚至大于相似资质的城镇劳动力的工资上涨率，那就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蔡昉指出，1997-2005年，城镇职工真实工资增长了161.7%，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真实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2001-2005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的本地劳动者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高64%。⑧可见农村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
“增长法”的依据是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最近30年来，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假定这其中2个百分点是由劳动力使用量的增长实现的，其余的8个百分点是技术进步、体制创新、资本积累等因素实现的。再假定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是0.5，⑨那就意味着要想通过劳动力使用量的增加实现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劳动力需求量就得增长4个百分点。而如果劳动力需求量每年增长4%，经过30年，中国的劳动力需求量就是30年前的3.24倍。1978年我国人口总数是9.6亿，经济活动人口为4.07亿，总就业量为4.02亿。假定1978年40%的劳动力是富余人员，也就是说，假定1978年我国经济的自然劳动力需求量是2.4亿，那么如果劳动力需求量每年增长4%，到2007年，我国的劳动力需求量就是7.8亿，接近我国2007年的经济活动人口，因而农村富余劳动力很可能已经被吸收完毕。
20年后中国的就业形势如何呢？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经济应该还能维持20-30年的高速增长。笔者赞同这一观点。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生活水平距发达国家差别还很大，这恰恰说明了我国的长期消费潜力，这就是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保证。同时，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肯定是有的，但继续高速增长20年的可能性很大。不管怎样，随着经济总规模的扩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肯定会增加。如果劳动力需求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那么10年时间我国的劳动力需求就将增长近50%；如果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的就业数据可靠的话，那么2015年我国的劳动力需求就将接近12亿。而如果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今后依然维持2006年0.528%，那么2015年我国的人口总数就将为13.8亿。如果我国经济活动人口占人口总数的比例也维持2006年的水平（即60%），我国2015年的经济活动人口总数就将为8.29亿。这样算来，我国2015年的劳动力缺口就将达到3.7亿。当然，这是按照2004年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和产业结构判断的。随着中国农民工工资的提高，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也会调整，从而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可能不像以前劳动密集型经济时那么高。但不管怎么说，20年后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将不可避免。
劳动力短缺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构成严重约束。产业结构的转化和升级的确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的消费项目、活动空间都将迅速扩展，因而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比如互联网导致的虚拟空间的存在就带来新的行业，比如网上社区、网络游戏、网络资源等等。以后，人类的活动空间可能会向多个方向扩展，比如南极、沙漠、海洋甚至月球、火星等等，这些都需要劳动力。当然，有人会说，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劳动力素质再高，在许多场合都必须有人的存在，经济和社会才可能正常运转。无论如何，一个人本事再大，他也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好多个场合，人是其他要素所无法完全替代的。因此，放松人口政策是我国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当务之急和必然选择。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科技进步率下滑，而这一根源还没有消除。对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只有科技革命才能把经济从危机中挽救出来。但对于中国来说，除了科技革命外，放松人口政策也是一个可行的政策。中国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因此放松人口政策的效果肯定是不会差的。人口政策的理论基础“人口论”和“新人口论”的前提假设都已不复存在，严格的一胎化人口政策就没有继续实施的必要；而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20年后我国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可以预见。因此，放松人口政策既有助于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也有助于预防未来我国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可谓是一箭双雕。
但立即完全放开人口政策对经济可能会产生过大的冲击。因此，应该逐步放开。首先，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比如说，第一步允许35岁以上的妇女生二胎，然后可以生二胎的妇女年龄每年降低一岁，5年左右就可以完全放开二胎政策。其次，在开始放开二胎政策2到3年后，逐步放开三胎政策，也用5年左右时间全部放开。这样，大约花10年时间，就可以彻底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将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
注释：
①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Is the 2007 U.S.Sub-prime Financial Crisis so Different? An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Comparison," NBER Working Paper,January 2008.
②苏剑、刘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及我国的对策》，《经济前沿》2009年第1期。
③苏剑、林卫斌：《金融危机下中美经济形势的差异与货币政策选择》，《经济学动态》2009年第9期。
④决定消费的因素其实有许多。收入水平、收入分配肯定是关键的因素之一。生育率长期偏低当然也是原因之一。我们应该承认消费问题的复杂性。假定其他因素不变，比较一下生育率高和低两种情况，结论很明显：高生育率一定会导致高消费率。中国老百姓的储蓄主要是预防性储蓄，但储蓄的方式却是可以选择的。目前的储蓄方式主要是银行存款、住房、股票等。家庭储蓄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投资于人力资本，也就是养孩子。古代有“养儿防老”的说法，这实际上是投资于孩子，希望孩子长大后能再养活老人，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储蓄，因此花在孩子身上的钱看似消费，实际上是储蓄，也是投资，这在我国古代是实际情况。在现代，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养儿防老”的必要性降低，但人们还是普遍认为，老了有个孩子照顾是必要的。我国最近几十年以来，储蓄方式从养孩子这种人力资本投资转向了金融投资如银行存款、股票以及房地产投资等，而金融投资通过种种方式转化成实物资本投资。笔者认为这就是最近几十年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
⑤马寅初：《新人口论》，《人民日报》1957年7月5日。
⑥蔡昉：《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2期。
⑦苏剑：《我国农村还有多少富余劳动力？》，《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⑧蔡昉：《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年第2期。
⑨Jefferson和Su应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估计我国这些企业产出的劳动力弹性为0.42，本文采取保守估计并为了便于计算，采用0.5。参见Gary H.Jefferson,Jian Su,"Privatization and Restructuring in China:Evidence from Shareholding Ownership,1995-2001,"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No.34,2006,pp.14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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