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可持续性研究——基于财政缺口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论文,持续性论文,缺口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13)05-0006-08
一、引言
近来，欧美国家频繁出现债务危机，我国也有关于地方政府发债过多的担忧和讨论。严格来看，都可以把这类问题归结为财政可持续性研究。本文试图从财政缺口这一框架出发，讨论中国未来30年可能出现的财政缺口的总量和比例。
财政可持续性研究历来是财政问题的重要课题之一。国际上研究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一般使用跨期预算约束。只是以前停留在对于传统的跨期预算上，仅考虑过去的赤字对于现在的负担问题；现在流行的另一种方法是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方法，是考虑未来的长时期的赤字对于现在和未来的负担问题。本文我们将基于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视角来研究中国的财政可持续性。
目前中国缺乏运用财政缺口(Fiscal Gap)工具进行长期财政平衡问题研究的相关成果。既没有对于未来财政平衡的短期预测，更没有中期和长期平衡的预测。或许很多人认为中国过去长期以来赤字率一直保持在3%的低水平之下，完全没有必要担心财政平衡问题，但同时我们每个人心中隐存着忧虑，即从长期来看，未来中国GDP延续10%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随着人口红利的结束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社会保障、医疗等支出会越来越多，而财政收入中独占鳌头的税收收入的高增长也必将降低，那时财政赤字绝对数额和相对比例都会逐年增多，如果我们想保持2011年的财政赤字率不变，我们未来的财政缺口是多少呢？为弥补这一缺口，我们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财政政策调整呢？这些正是本文希望解决的问题。
二、财政缺口(Fiscal Gap)原理和分析方法
本文所用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工具是Auerbach于1994年首次提出的，并被他一直应用于其后续研究中。考虑基本财政赤字的税收和支出构成的长期预测，我们需要算出通过政府立即永久增税或者减少支出(作为GDP的一个固定比例)的变化量，使得满足政府的长期预算约束，即基年的国家债务
正如下面将要证明的，△将会大于Δ'，因为T年之后——本文中为未来30年后——的预测基本赤字将会比现在到T年之间的赤字大多了。因而，如果考虑T年之后的情况，则为预测财政状况提供更加完整的景象，当然也会使状况变得更糟糕。
以上(1)、(2)、(3)是在基于宏观预测给定的情况下的估计。它们并不考虑政策变化的宏观效果，但事实上，宏观经济反馈效果的潜在影响日益突出，当我们在计算不同情况下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时会考虑与宏观反馈相一致的假设。
我们的数据分析将要用到公式(3)，在设定T=2040年，t=2011年，则T-t=30，即考虑未来中国30年财政缺口(Fiscal Gap)情况。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传统的静态跨期预算相比有很大的优势。因为Fiscal测算出未来一个长期性财政缺口，可以有效指导政府未来的财政政策。而传统的方法是评价过去的财政可持续性问题，相比于财政缺口(Fiscal Gap)对于未来财政收支缺口规模的准确估计，这一亡羊补牢式的方法对于未来的影响充其量只能起到前车之鉴的作用。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单纯的赤字衡量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也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财政缺口(Fiscal Gap)方法自从1991年提出后，已被美国等很多国家运用。美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强国，一直高度重视财政预算赤字问题，管理财政预算的两大机构分别是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U.S.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OMB)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U.S.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CBO)，其中CBO权力相对较大，其对于财政预算赤字的预测也更具权威性和可信性。在Auerbach等1994针对此提出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方法之后，基本上每年CBO都会发布最新的财政预算预测数据，同时Auerbach等业内专家也会做出自己的预测。从1994年以来，美国财政赤字虽然经历了由1995-2000年的缩减阶段，2001-2007的增加阶段，2008金融危机以来至今的扩张阶段。但是CBO和Auerbach等仍然在1995-2000年财政盈余阶段不遗余力地呼吁要关注财政长期平衡问题，他们认为尽管短期内财政盈余，但是长期的财政不平衡问题仍在加剧，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盲目乐观的财政短视主义行为，也使美国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在经历2004年后的恶化和面临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仍保持相对稳定不至于失控，可见财政缺口(Fiscal Gap)方法对于美国财政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不可忽视的。
三、数据来源和参数选择
与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主要研究者Auerbach不同的是，我们所研究的中国未来30年财政缺口(Fiscal Gap)问题没有基线可循，也没有相关学者或者研究机构关于5年后GDP、财政收支的预测，更不可能存在相关研究的对比和借鉴。本文的历史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IMF Fiscal Monitor Nov.10》。
从预测的可靠性角度讲，想要准确预测未来30年中国宏观和财政状况是不可能的，国际国内都没有这么长期的预测。所以我们的思路是依据现有的政策背景尽可能准确地预测10年(2011-2020)的GDP增长率和财政收支比例，因为离现在越近的年份对我们预测的准确性的影响越大。这就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政府关于“十二五”最新规划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在2020年以后我们将采用比较方法，包括国内和国际比较得出相对合理的数据。本部分的结构是先了解并解读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二五”规划，然后针对模型需要的各个主要参数和数据逐个进行预测。
(一)政府2011年报告和“十二五”规划解读
由于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与“十二五”规划正式颁布时间非常接近①，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所阐述的宏观目标已经将2011年视为“十二五”规划的基期②，未来五年目标的建立都将以此为基准，加之事实上，2011年政府宏观目标顺利实现，故而作为长期预测，我们没有采用2011年的“事后”真实宏观数据③，而是以2011年初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期望数据与“十二五”规划作为我们判断未来5—10年经济发展方向和速度的切入点。
“十一五”期间，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8万亿元，年均增长11.2%，财政收入从3.16万亿元增加到8.31万亿元。实施两年新增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其中，新增中央投资1.18万亿元。
“十二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预期目标是在明显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基础上年均增长7%。按2010年价格计算，2015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55万亿元。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
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涨幅控制在4%左右；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改善。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安排财政赤字900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赤字7000亿元，继续代地方发债2000亿元并纳入地方预算，赤字规模比上年预算减少1500亿元，赤字率下降到2%左右。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安排9884.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4.8亿元。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十二五”期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目标定为7%，远远低于“十一五”期间的平均增长率和市场对当年GDP增长率的普遍预测。
我认为GDP增速的目标并不代表政府实际上对经济增速的预测，而更多的代表一种“至少需要达到”的目标。“十五”和“十一五”的年平均增速目标分别是7%和7.5%，实际增速最终分别达到了9.8%和11.2%，2010年经济增长也大幅超出政府目标。受到资源环境条件的限制和人口老龄化因素的约束，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可能降低。然而，这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短期出现大幅下降的可能性小。“十二五”适当降低全国的经济增长目标，有助于减轻地方政府主观抬高GDP的压力，引导各方面将注意力转向对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视，把力量更多地投入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方向。基于以上认识，我们预测“十二五”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
(二)GDP、r-g、财政收支比例预测
基于以上当今和未来若干年的宏观目标，我们进行相关具体预测。
1.GDP预测
2011年GDP增长9.5%，“十二五”(2011-2015年)期间GDP年均增长率为9%。2016-2020年GDP年均增长7%，2021-2025年GDP年均增长6%，2026-2030年GDP年均增长5%，2031-2035年GDP年均增长4%，2036-2040年GDP年均增长3%。综合看来，2011-204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3.97%，比较符合中国GDP长期增长趋势。
为什么说以上增长趋势符合中国长期增长趋势？
首先，我们来对照国际经验。众所周知，日本曾经也与中国一样经历了高增长阶段，最后GDP增长降下来，甚至出现过负增长阶段，纵观其过去30年GDP平均增长率为2.4%。中国GDP总量现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美国过去30年GDP保持了相对较稳定的增长率，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高增长，到80年代末的较低增长，再到克林顿时期的较高增长，到小布什时期基本上保持了6%的增长，所以其过去30年GDP平均增长率为5.8%。中国以后的经济增长路线大致会与日本差不多，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率肯定会降低，基于以上美国和日本的长期GDP增长趋势，我们将2011-2040年GDP年均增长率为3.97%是较为科学合理的。
其次，从经济增长源泉的角度看，以索洛(1957)等为代表提出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经济增长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增加要素的投入或提高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效率。但从长期来看，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如果仅通过投入的增加来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不可能具有长久的持续性，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动力是技术进步。而衡量技术进步时，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比单要素生产率要优越得多。在经济学文献中最早引入TFP概念的是Tinbergen(1942)和Stigler(1947)。1957年，Solow第一次明确给出了TFP的定量分析方法。根据Solow的公式核算出的TFP对应着有形要素投入以外对增长贡献的剩余项，后人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最常用的增长核算法。改革开放以来，探讨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测算中国TFP的变动自然成为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很多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要素，尤其是资本投入引起的。针对东亚模式的批评及对中国生产力增长持悲观态度的结论，很多学者提出了相反的观点。总之，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分为乐观派和谨慎派，综合两派观点，我们认为中国未来GDP高增长仍会持续一段时间，既不会长期保持高增长，也不会立刻降下来。所以我们采取平滑下降方式从“十二五”以后将GDP的增长按5年一次调整逐渐从9%降低到3%，进而得出未来30年长期GDP年均增长率3.97%的结论是相对可靠的估计。
2.r-g预测
政府债务的动态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差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差异(用r-g表示)越大，需要将基本债务稳定在一个给定的债务率的财政盈余增加值就越大(Escolano，2010)。因此，r-g在决定取得一个给定的债务目标时采用何种合适的策略显得至关重要。
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在1980-2008年的r-g的均值在1.6%2.3%之间波动。具体来说，从1981年至2009年，美国GDP名义值和实际值都呈剧烈波动，而利息率不断下降，r-g从2004年以来呈不断上升势头，已接近历史上6%的最高点，但从长期来看，其平均值仍在2%上下波动。中国r-g的取值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中国经济近30年来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率速度g接近10%，但是1年期长期利率仍然保持在3%左右的低水平，所以从中短期来看，我们的r-g为负，是否就意味着我们束手无策？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日本在上世纪80年中后期到90年代中期也经历了大约快10年的r-g为负的阶段，但是日本1981-2008年将近30年的r-g平均值仍然为1.4%。所以中短期10年内很可能r-g会出现为负的情况，如果考虑未来30年的平均情况，r-g肯定是为正的。
我们假设未来30年GDP增长率为3.97%，长期利率为6%，得出r-g=2.03%。另外，我们采用敏感性测试，考虑r-g变为1%或者3%的极端情形。
3.财政收入、财政支出比例预测
财政收入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其中财政收入中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财政支出数据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因为从2000年起，财政支出中包括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故从2000年起，由全国财政支出减去国内外债务付息支出得到我们需要的财政支出。这样就可以算出历年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得出基本财政赤字数量。2011-2015年财政收支占GDP比例数据来自于2010年11月份IMF最新Fiscal Monitor，其中2011年财政收支比例经过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预算验证后发现可靠性很强。
未来1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将处在高峰期，而人口总抚养比变化将处在低谷期，这就是人口学和经济学上经常提及的“人口红利”。“人口红利”是指当人口生育率下降时，人口抚养比随之下降，在照顾儿童和教育青少年等方面的开支可相应地缩减，节省下来的资金可用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劳动力供给丰富，储蓄率持续攀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我国企业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获得竞争优势。从人口发展来看，“人口红利”有其内在的变化规律，当生育率下降，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进入退休年龄，总抚养比将上升，使社会在照顾老年人口方面的开支迅速增加，形成了沉重的负担，“人口红利”就会逐渐消失，甚至“人口红利”期过后便是“负债期”。蔡昉(2006)研究得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从2011年即趋于稳定，2022年以后则大幅度减少，之后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④，中国很难继续保持低工资水平及其所带来的国家竞争力，即一旦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源泉不能及时替代人口红利源泉的话，将导致中国经济过早丧失比较优势。隋妍(2009)认为在未来的15年内，是“人口红利”的最优时期，总抚养比处在低谷期，2010年达到最低点为37.3%，提出要在我国处于“人口红利”的黄金时期，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大力投资教育，努力扩大就业规模，调整产业结构，缩小社会差距，积累财富，搞好社会保障。特别要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逐步用质量代替数量；要坚持就业优先原则，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注重人口合理的流动，解决城乡劳动力供需矛盾和充分就业的问题；建立健全养老保障体系；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期”，收获“人口红利”，把劳动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为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创造良好的条件。
既然中国人口红利将在2022年左右基本结束(蔡昉，2006；隋妍，2009)，2020年以前财政收支继续保持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可以认为2016-2020年财政收支将在2011-2015年财政收支的基础上分别保持合理增长，并不会发生剧变。则2016-2020年财政收支占GDP比例分别在2015年呈等差递增趋势。
接着，我们需要预测2021-2040年财政收支占GDP比例。这是我们数据预测的难点和核心所在。
由于2020年以后人口红利的基本结束，中国经济增长率会逐渐下降，财政收支缺口会逐渐变大；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接近美国，依据瓦格纳法则，公共开支会大幅增加。财政赤字会不断增加，但是其增长的大致节奏是一个很难判断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学习美国学者的做法，即在10年以后的财政收支比例是按与第十年比例相同的方式来预测，我们认为中国从2021-2040年的财政收支比例会在2020年的基础上不断上升，且收入比例会不断大于支出比例。我们的基本Model是采用递增等差数列的方法预测2021-2040的财政收入比例和财政支出比例，随后我们将会进行敏感性测算。
四、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主要的研究问题是预测中国未来30年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情况，在上述GDP增长率、长期利息率、财政收支比例预测的基础上，我们利用Excel建立中国未来30年(2011-2040)财政缺口(Fiscal Gap)模型。我们的数据分析由两部分构成：首先，在基本模型下得出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比例和定量数值，对未来财政缺口进行基本判断；其次，对相关重要参数进行敏感性测试，以检验我们模型预测的有效性。
(一)中国未来30年财政缺口(Fiscal Gap)预测结果
由下面表1可以得出，在基本假设下中国未来30年(2011-2040)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为2.18%，总量大概为30.74万亿元，年均赤字超过1万亿元。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未来将面临严重的财政缺口状态，相比于美国30—40年的财政缺口，我们的财政状况并不比美国乐观。
以上12种结果代表了不同情况下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和总量的不同表现。从直观上看，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在0.95%～2.95%之间波动，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在12.11—47.96万亿元之间波动。虽然波动比较大，但是未来财政缺口状况始终不容乐观。要具体分析r-g和财政收支盈余(赤字)变动对于未来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比例和总量的影响，需要我们进行敏感性分析来深入剖析。
(二)敏感性分析
1.贴现率r和GDP增长率差异
财政缺口(Fiscal Gap)方法是一种面向未来的长期方法，要保持从未来某个时间点累计到基期的基本赤字贴现值与基期相同，因此贴现率r和GDP增长率g的取值差异(r-g)非常重要。如果未来30年财政缺口(Fiscal Gap)对这个参数的取值过于敏感的话，这种财政缺口(Fiscal Gap)计算方法就无效了，因此本文需要对这一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图1给出了我们进行敏感性分析的结果。可以观察出在不同情况r-g下，四种模型的表现趋势各异，但仍有规律可循。我们发现随着r-g的变动，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和总量的变动趋势总体有两种：第一种是基本Model、Model2、Mode13，在这三种模型下，随着r-g变大，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是不断减小的，同时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总量也是随着不断减小的；第二种情况是Model1独自表现出一种状况，随着r-g变大，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是不断变大的，与此同时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总量却是随之不断减小。那么，我们将分别以基本Model和Model为代表依次分析四种模型下呈现出的两种r-g的敏感性问题。
在基本Model下，随着差异的变动，即r-g从1%变动到3%，财政缺口(Fiscal Gap)虽然也会变动，但变动幅度并不大，一直在2.08%-2.28%之间波动，说明r-g的变动对于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比例变动的影响较小。但是不难看出，r-g越大，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比例越小。这是因为在长期经济增长率一定(3.97%)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越大，表明长期利率越大，那么折现率越大，所以未来的财政缺口比例越小。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变动呈现与Fiscal比例变动相同的趋势，即r-g越大，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越小，同时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也越小，说明折现率越大，未来财政缺口的总量折现也越小，这符合我们的基本原理判断。
在Model1下，随着差异的变动，即r-g从1%变动到3%，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在0.95%-0.97%之间波动，变动幅度微小，远小于第一种情况下的变动幅度。说明r-g的变动对于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比例变动的影响更小。同时，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总量也在12.11 15.50万亿元之间波动，同样地幅度很小，变动幅度也小于第一种情况。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Model1下出现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随着r-g的变大，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是不断变大的，而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在不断减小。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随着r-g的变大而减小不难理解，因为在g保持一定的情况下，r越大表明折现率越大，那么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越小。但是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随着r-g变大而变大是一种不同于其他三种模型的情况，它表明了r-g影响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的复杂性，体现了不同的财政收支比例预测下，r-g对于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的影响是微妙而不可忽视的。
以上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就是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在r-g变动时其变动方向是不确定的，需要考虑到具体模型即未来不同财政收支比例的状况；而在g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随着r-g的变大，也即r的变大，导致折现率的变大，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呈不断减小趋势。
2.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
要判断未来30年财政平衡状况，财政收支占GDP的比例很重要，它直接决定了未来每年基本财政赤字的规模。在r-g一定的情况下，不同财政收支情况会产生不同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和总量。故本文还需要对这两个参数进行敏感性分析。
我们可以采用以下基本模型和三种扩展模型来考虑不同情况下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大小。
基本Model：采用递增等差数列的方法预测2021-2040的财政收入比例和财政支出比例；
扩展Model1：采用2021年以后财政收入比例和财政支出比例采用和2020年比例相同；
扩展Model2：采用2031年以后财政收入比例和财政支出比例采用和2030年比例相同；
扩展Model3：借鉴美国和日本的过往经验，即增长率仅为3%的低速增长阶段时，财政支出占GDP比例高达39%时，财政收入为32%左右时(IMF，2010)基本财政赤字为7%的情况，来框定2040年基本财政赤字率，然后我们按等差数列逆算出2021-2040年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比例。可以认为此情形下财政支出失控，远大于财政收入。
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四种模型对于2020年以后20年(2021-2040)财政收支比例进而基本财政赤字的预测是存在较大不同的。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基本Model和Mode12为一组，它们预测财政收支较为温和，只是在2031年以后才出现较大的不同；第二类，Model1为一种情况，即2020年以后财政收支比例和2020年比例相同，所以从图形上看基本赤字在2020年以后保持水平不变，这是一个极为保守的方法，我们在上面也阐述过，这是直接套用西方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研究方法，因为西方的财政收支波动不大，相对较为成熟稳定，中国实际情况不然；第三类，Model3为一种情况，既考虑西方财政收支现状又同时兼顾中国财政收支实际情况，看似是最激进的方法但是不失科学性。总之，很多专家学者都有自己的预测方法和结果，我认为大同小异，不外乎以上三类。我个人比较倾向于选择温和以及激进型这两类，它们比较符合中国未来的财政收支变动趋势。不过既然是敏感性检验，我们就需要多加考虑各种极端情况，以增强我们分析的可信性。这三类预测方法孰优孰劣，取决于其最终的预测准确性，需要在未来得以验证。
图1 四种模型下未来30年基本赤字占GDP比例趋势
表1也给出我们敏感性分析结果。我们从表中的模拟结果可以看出，随着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的变动，财政缺口(Fiscal Gap)变动幅度较大，说明未来财政收支比例的具体情况是决定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极为重要因素之一。但是财政缺口(Fiscal Gap)始终在0.95%以上波动，最低调整数量为15.50万亿元，反映出未来财政缺口压力始终较大，要求我们必须调整未来财政收支政策。如果我们按国际经验即Model3来考虑的话，随着r-g在1%—3%波动，财政缺口(Fiscal Gap)在2.64%—2.95%之间变动，财政缺口(Fiscal Gap)总量在32.87—47.96万亿元之间变动。如此巨大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比例和总量将会严重影响中国未来30年财政平衡和财政可持续性。但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实际上中国未来的财政压力远比日本这种早已处在老龄化国家更大，因为日本已经逐渐积累了处理老龄化国家的财政收支问题的经验，所以我们的激进假设未必是最坏的情况。以上财政收支比例敏感性分析更加表明我们现行的财政收支政策是不足以保持未来财政平衡的，存在严重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政府需要实施增税减支的方法来达到长期财政平衡。
总之，以上模型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首先中国未来30年(2011-2040)存在严重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财政缺口压力巨大；其次，未来这一长期财政缺口不会因为长期利息率r与GDP增长率g的差异(r-g)的变化而大幅度减小，未来30年财政收支状况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的变动趋势，但即使在相对乐观的估计下财政缺口(Fiscal Gap)仍旧是不容乐观的，何况最坏的情况是我们无法估计的，需要我们对未来财政缺口(Fiscal Gap)保持高度关注并给予积极应对。
五、总结
从模型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在基本模型假设下，中国未来30年财政缺口(Fiscal Gap)是2.18%，即存在30.74万亿元财政缺口，年均财政赤字超过1万亿元。未来财政可持续性面临巨大挑战。为此，政府应立即采取相关财政政策措施，以缩小缺口，避免财政赤字失控，实现长期财政平衡。未来30年内，中国面临着经济增长率下降、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和养老保险负担增大等各种问题；而且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来自于农村地区居民未来的社会保障问题必将凸显，如何应对上述问题将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财政收支。政府有必要在增税减支的大思想下，着力解决未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的巨大收支不匹配问题，及早防止未来由此导致的巨大财政赤字风险。
我们不能忘记一点，财政缺口(Fiscal Gap)讨论的是依据如今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在未来某个时间点若想保持当今基本财政赤字而产生的财政缺口。很明显，如果政府在未来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方式，使财政收支结构更加合理，以此促进经济更加良性发展，最大化发挥政策效果；那么，中国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将不是问题，长期财政平衡是可以实现的。本文只是在总体上研究了中国的财政缺口(Fiscal Gap)，发现中国未来30年财政缺口巨大，未来若不调整财政政策将会导致严重财政不平衡问题这一结论。各类财政收支对于未来财政缺口的具体影响大小，以及如何结合中国实际研究解决未来财政缺口问题的具体政策措施是我们未来进一步需要深入探讨的方向。
注释：
①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公布时间为2011年3月5日，“十二五”规划正式颁布时间为2011年3月16日。
②事实上，这两个报告的制定机构、参与人员大体相同，因此这样的假定是正常的。
③值得注意的是，在基期选择上，我们可以用2011年的实际数值，亦可以采用2011年的预期数值，文章中采用后者的主要原因是基于政策制定的理性预期假定，这一假定使得采取预期数值作为基期在实践中更有一致性。当然由于预期数值的顺利实现，两者的预测值不会有很大差异。
④其实从2009年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经常出现民工荒问题；富士康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也使中国制造业的劳动力问题一直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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