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克#183;鲁尼亚与历史哲学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艾尔论文,鲁尼亚论文,哲学论文,未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K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3)10-0161-09
作为西方历史哲学标杆的《历史与理论》杂志在创刊50周年之际推出一组论文，探讨历史哲学的未来和发展趋势。①围绕这一主题，学者们各抒己见。有学者断言“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将回归，这种普遍史不再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典范，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审视整个世界历史的发展；②有学者以历史哲学向数学和物理学借用了“连续性”、“可能性”、“动力学”等概念为由，重新审视了自然科学与历史哲学的关联；③有学者指出，历史哲学应该被严格限制在“史学”(historiography)的范围内，而且要像科学哲学服务于科学一样服务于史学实践；④有学者借助“创伤”理论，分析了“极端事件”对“历史表现”构成的限制；⑤还有学者探讨了数字化时代读写方式的变革将给历史哲学带来的机遇和挑战。⑥
在这组论文中，荷兰历史哲学新锐艾尔克·鲁尼亚(Eelco Runia)提交的《欢乐转动机器上的电线短路：列宁与历史的非连续性的出现》(2010)尤其引人注目。鲁尼亚在该文中结合精神分析理论，试图从根本上挑战“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
同样是荷兰历史哲学家，与成名更早的安克斯密特相比，鲁尼亚2004年才以《遗忘它：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中的“并行运作”》登上国际历史哲学舞台。随后，他相继用英文发表了《在场》(2006)、《时间的场所》(2006)、《埋葬死者和创造过去》(2007)、《跃入清水：触犯历史的眩晕冲动》(2010)和《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从怀特的“转义学”到维柯的“论题学”》(2010)。
鲁尼亚具有多重身份：精神分析学家、历史学家和小说家。⑦这样的身份背景使其历史哲学和历史小说具有鲜明的精神分析风格。其实，精神分析理论在历史写作和历史哲学中的应用并非新鲜事。在鲁尼亚之前，现代精神分析学奠基人弗洛伊德曾从精神分析的视角解析了达·芬奇的童年记忆对其一生的影响。追随弗洛伊德的步伐，法国哲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学者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1925—1986)、美国历史哲学家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1939—)、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1949—)都曾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发展出某种历史哲学。遗憾的是，国内相关的译介尚未跟进。
自从《元史学》(1973)出版以来，以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为代表的叙事主义传统支配了整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出于理论发展的需要，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对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展开了自我批判，最明显的表现是推崇“崇高”，以取代与隐喻对应的“美”。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代表人物都不接受从精神分析理论出发对叙事主义展开的批判，这种态度清楚地体现在怀特对拉卡普拉的评价中。汉斯·凯尔纳曾讲述，在受怀特影响的一辈人中，拉卡普拉属于最年长者，⑧但后来他逐渐接受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偏离了怀特的思路。对此，怀特在接受埃娃·多曼斯卡的采访时，对拉卡普拉的历史哲学评价并不高，他指出“拉卡普拉的研究路数跟我相似，然而他比我更具有精神分析的色彩。他的‘移情’(transference)概念我一点也不以为然。我不认为过去和现在之间有什么移情在发生。”⑨
从怀特对拉卡普拉的“否定”可见，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哲学似乎岌岌可危。⑩鲁尼亚虽然尚未言明与拉卡普拉的理论渊源，但从其论著所采取的立场来看，他显然与拉卡普拉具有更多共同点，因为他们都试图发展出历史哲学的第三条道路，既区别于幼稚的历史实在论，又区别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激进建构主义。鉴于国内学者尚未对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历史哲学进行系统的译介和评述，本文将通过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阐释精神分析理论与历史哲学之未来的可能关联。
鲁尼亚的一系列文章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因为它代表了历史哲学新的发展趋势。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言，最近十多年来，历史哲学正悄然发生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范式逐渐被超越，具体表现为：过去不仅仅被理解为意识形态和转义的建构，而且更多被理解为过去本身的再次到场。相比而言，这种意义上的过去更实在、更直接、更物质、更有影响力。(11)
鲁尼亚是这一转向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从表面上来看，鲁尼亚的《遗忘它：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中的“并行运作”》是将主要矛头指向柯林武德的“重演论”，因为他在该文中明确表示，奠基于精神分析理论的“重演”(re-enactment)概念与柯林武德的“重演”概念具有两方面的区别：一方面，他所谓的“重演”不是外在的“表现”(representation)而是内在的“相互作用”(interaction)；另一方面，他所谓的“重演”不是有意识的产物，而是无意识的产物。(12)就重塑“重演”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言，柯林武德自然是鲁尼亚绕不过去的批判对象，但就寻找历史哲学的第三条道路而言，鲁尼亚在该文结尾处才真正表露其旨意：
最后，借助并行运作理论来研究历史著作，同时超越了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和实证主义的史学实践所具有的内向性。正如我在本文所做的，从并行运作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实践的“表层”，是一种富有成效而且令人兴奋的路径，通过这种路径，可以重新连接语词与行为、表现与事件、历史写作与历史本身。(13)这段引文清楚地表明，鲁尼亚试图通过“并行运作”(parallel processing)概念(14)，超越“语词”与“行为”、“表现”与“事件”、“历史写作”与“历史本身”之间的二元对立，也即(后现代主义)历史理论与(实证主义)史学实践之间的二元对立。
鲁尼亚在《遗忘它》之后发表的一系列论文，都旨在消解这种二元对立。在其表述中，这种二元对立有时也表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与“批判的历史哲学”或“叙事主义历史哲学”(15)之间的对立，于是克服两种历史哲学之间的对立也就成为其重要的课题。
在《在场》一文中，鲁尼亚呼吁建立一种新历史哲学，一方面旨在反对艾维尔泽·塔克尔将历史哲学限定为“史学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16)的做法，另一方面则旨在取代“怀特式的表现主义”。鲁尼亚虽然倡导一种新历史哲学，但他并未替它命名，而只是借用传统术语称之为“肯定的”(positive)、“实质的”(substantive)或“思辨的”(speculative)历史哲学。根据他的观点，这种新历史哲学的目标是探讨“创伤”(trauma)等被以往的历史哲学家所忽视的主题。(17)
在《时间的场所》(2006)中，鲁尼亚重申了类似的观点。他在文章开头就将历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认为过去是实存的(exist)；另一类认为过去并非实存的，只能通过流传至今的遗迹建构出来。与这两类历史学家不同的是，鲁尼亚采取了第三种立场：
在本文中，我将采取如下立场：两类历史学家(包括那些认为过去真的实存和那些认为过去真的并不实存的历史学家)的范畴都是错误的。我的观点是：过去无疑比第一类历史学家准备接受的更不在场，而同时又无疑比第二类历史学愿意承认的更在场。(18)为此，鲁尼亚在该文末尾总结道，过去比天真的历史实在论者所假定的更不在场，比历史建构论者所主张的更在场。鉴于历史实在论早已受到海登·怀特等“表现主义者”的批判，显然，鲁尼亚此处更意在强调对建构论者的批判。对鲁尼亚而言，作为“在场”(presence)的过去具有封闭性和持久性，它既不会在历史“表现”(representation)过程中完全显露，也并非如建构论者想象的那样在历史过程中“消失”了。(19)鲁尼亚的这一观点，可能是对后现代主义的叙事理论或表现理论最严重的挑战。
在2010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鲁尼亚反复申明上述立场。在《跃入清水》一文中，鲁尼亚指出，这种新历史哲学应该探讨“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问题，如探讨“使事件参与者本人都为之惊讶的事情”，也即事件参与者无意识做过的事情。在他看来，这个问题不是认识论问题，而是“关于历史动力学的元历史问题”。但事实上，历史学家通常会避开“非连续性”问题，原因有两点：一是“非连续性”问题涉及“思辨”，无法用经验事实来证实，在波普尔发展出“试错论”之后，“思辨”成为了历史学家的禁忌；二是历史学家更擅长于确立“连续性”而非“非连续性”。(20)
在《欢乐转动机器上的电线短路》中，鲁尼亚分析了列宁性格中“打破常规”和“即兴发挥”的一面及其对俄国革命的影响，同时表达了试图超越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在鲁尼亚看来，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观点非常可疑，他通过“行为在先”(Im Anfang ist die Tat)的例子来说明，人的行为往往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并由此认定“文本之外”还有他物存在，而“非连续性”的产生就源于对文本的超越。鲁尼亚最后得出结论说，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反对“实在论”(realism)，结果将“实在”(reality)本身一并抛弃了。(21)
除了上述《在场》一文，目前最能代表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理念的是《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在该文中，鲁尼亚系统地反思了20世纪的历史哲学。在他看来，20世纪的历史哲学可以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划上等号。而由于历史学的专业化，思辨的历史哲学受到历史学家的排斥，如鲁尼亚所言，撰写这种历史哲学的，要么是业余史家，要么是萨缪尔·亨廷顿或安东尼·吉登斯这样的历史学外行。尽管思辨的历史哲学受到批判，但思考历史过程是人的心理需求，人们有可能反思“我们究竟是如何创造历史的”、“新事物是如何从旧事物中诞生的”、“人类是如何改变和演化的”。在此背景下，鲁尼亚决心复兴“思辨的历史哲学”。但复兴“思辨的历史哲学”绝不是重走马克思和斯宾格勒等思想家的老路，而是通过实践“批判的历史哲学”来实践“思辨的历史哲学”。在鲁尼亚那里，这种实践具体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来思考历史中的“在场”现象。根据鲁尼亚的总结，“在场”具有如下含义：(1)下意识留存未被认可的知识；(2)以未经“表现”的方式在此时此地到场；(3)使我们的行为与我们的认识相冲突；(4)更多是“前塑形的”而非“塑形的”。另一方面，通过新历史哲学来反思表现主义、历史主义和诠释学。鲁尼亚认为，诠释学是表现主义的原始工具，而表现主义在本质上则是隐喻性的。(22)
鲁尼亚曾指出，20世纪的历史哲学“几乎只关注历史学家做了什么，而不关注历史中发生了什么”，(23)然而他倡导的新历史哲学则兼顾二者。在历史学高度专业化的背景下，如何理解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呢？这种新历史哲学究竟表现为什么形式呢？
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在“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基础上增加了“思辨”，但这种思辨并非将具体的历史事件纳入某个被赋予整体意义的框架(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而只是指出并解释历史中出现的“在场”现象。
鲁尼亚津津乐道的一个例证是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NIOD)对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的调查。鲁尼亚声称，他对这份关于大屠杀的报告的研究，正好体现了他的新历史哲学理念：一种既包括“批判”又包括“思辨”的历史哲学。
南斯拉夫联盟解体之后，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局势骤然紧张。1993年，荷兰政府决定参与联合国的行动，派遣一个营前往波斯尼亚执行维和任务。1995年7月，被围困在飞地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穆族被塞族民兵袭击，而当时负责保护这些穆族的荷兰维和部队表现得让人极其失望，结果造成被害者多达7500人。事后，荷兰政府委托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展开调查，希望由此判断荷兰派驻的维和部队是否应该对该事件负责。
荷兰国内关于该报告有大量研究，鲁尼亚也在其小说《飞来的子弹：关于荷兰人在波斯尼亚的维和》(2003)中考察了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中的相关细节。鉴于早期曾对战争等创伤事件做过研究，2004年，鲁尼亚发表《遗忘它：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中的“并行运作”》，围绕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展开了理论思考。作为心理学家，鲁尼亚借用精神分析理论中的“并行运作”(parallel processing)概念来分析这次大屠杀事件及其后续调查。从史学理论的角度，鲁尼亚将“并行运作”定义为下意识地“重演”(re-enactment)过去的事件。他通过分析惊奇地发现，该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出人意料地重复(replicate)了其研究对象(荷兰维和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犯下的致命错误，比如，这些历史学家在“道德姿态”、“行动模式”、“后勤困境”、“招募政策”、“领导风格”、“创建飞地”、“时间安排”、“回应挑战”等方面都重复了荷兰维和部队的做法。
首先必须明确，鲁尼亚并不认为他在从事与传统史学一样的工作，他只是借用精神分析理论来探讨他在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中发现的令人震惊的现象。就此而言，《遗忘它》并非纯历史学的论文，而是某种理论性的论文。对他来说，一旦发现这种惊人的“重复”，历史哲学家总是倾向于给予某些解释，而这些解释就是他所谓的“思辨”。为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思辨”：即运用某些理论来解释历史现象。如果严格按照这种定义来看，历史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可以被纳入“思辨”的范畴。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在认识论上也可以给予历史哲学家有益的启示。正如上文所言，鲁尼亚运用“并行运作”概念来解释该报告体现的“重复”，是有意识地挑战后现代主义的“表现”(representation)理论和柯林武德式的“重演”(re-enactment)理论。表现理论和重演论都只涉及历史学家的叙事和解释层面，而“并行运作”则涉及历史本身的“重演”，尤其是常说的“重蹈覆辙”，这种“重演”是实实在在的行为(action)，它体现了思维和语言在表现某些特殊现象时的无能为力，因为一部分的“重演”只能借助无意识的行为来展示(acting out)(24)。在此意义上，探讨“并行运作”现象也有助于推动“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正因为如此，鲁尼亚才会在《遗忘它》的文末指出，借助“并行运作”理论来从事研究，可以将“语词”与“行为”、“表现”与“事件”、“历史写作”与“历史本身”真正结合起来。
鲁尼亚还举过一个经典例子：列宁与历史的非连续性问题。托洛茨基在1924年的《论列宁：一部未完成的传记》中指出，作为职业革命家，列宁非凡的效率并非来源于高明的策略、冷酷无情或意识形态上的正直，而是来源于想象力。在托洛茨基看来，列宁具有超强的归纳、综合能力，能够对复杂的形势作出直觉式的理解，从而看清事态发展的方向。(25)
鲁尼亚并不赞同托洛茨基的观点，他借助俄国革命前夕的当事人的论述，指出列宁并没有长远的计划，当时就有布尔什维克认为列宁的《四月提纲》是“疯言疯语”。鲁尼亚认为，列宁并非清楚地把握了形势，而只是将形势向他期望的方向引领，因此，俄国革命的成功具有偶然性。
为了支持其观点，鲁尼亚使用了“以文化为中介的演变”与“以基因为中介的演变”这对概念来进行分析。在“以文化为中介的演变”中，我们不必像在“以基因为中介的演变”中那样等待变异，我们自己就可以创造变异。因此，在本案例中，不是时势造就列宁，而是列宁造就时势，“列宁善于认清和利用形势”只是一种假象。鲁尼亚用一种形象的说法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列宁觉得盐水是他的成分，为此试图使池水尽可能变咸”。(26)根据鲁尼亚的论述，列宁往往被自己的无意识控制，托洛茨基自己就曾表明，列宁经常处于恍惚状态。(27)
借助这种理论分析，鲁尼亚对列宁在革命上的成功作出了合理的解释。此外，他还试图在该文中探讨历史舞台上的“突破性”(novelty)、“非连续性”(discontinuity)或“崇高的历史事件”(sublime historical event)是如何产生的。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鲁尼亚提出了“行为在先”(Im Anfang ist die Tat)的命题并赋予其两层含义。一方面，无意识的“行为”(deed)是一种“发明”(invention)；历史舞台上的“突破性”就源于这种行为，在此意义上，该命题挑战了受隐喻主导的历史连续性观念，并表明了这种观念的限度。另一方面，“行为”先于“语词”(word)；历史舞台瞬息万变，面对复杂的形势，当事人往往未经深思熟虑就作出了决定，意识形态上的解释往往是事后追加的，这样的解释看似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保持了连续性，其实常常罔顾了形势发展的突破性。
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这些能够将“批判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结合起来的案例具有特殊性。鲁尼亚曾指出，他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就是探讨“创伤”(trauma)等非日常的现象。
总的来说，鲁尼亚新历史哲学中的“思辨”主要来源于他所运用的精神分析理论。但就其实质而言，这种新历史哲学还是偏向于“批判的历史哲学”，因为他更多的只是借助“思辨”来反对“批判的历史哲学”对“实在”本身的忽视。在此过程中，鲁尼亚主要发展了“在场”(presence)和“转喻”(metonymy)这两个概念。
“在场”概念广为人知，源于德里达对“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但在21世纪初，这一概念被重新激活并获得新的含义。比如，贡布里希特(H.U.Gumbrecht)在《制造在场》中用“在场”来指事物在空间上的切近，(28)安克斯密特则强调“在场”(presence)与“表现”(representation)具有词源上的联系。(29)而对鲁尼亚而言，“在场”被赋予了一种“实在感”(passion du réel)，也即与“存在”(being)的接触：
在我看来，“在场”就是与那些使你成为现在的你的那些人、物、事件和感觉“接触”(在“接触”一词的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对“在场”的渴求……是分享人、物、事件和感觉所具有的那种令人敬畏的实在性的愿望，这种愿望伴随着一种令人眩晕的冲动……(30)在《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一文中，鲁尼亚归纳了“在场”的几层含义：
未获认可的过去被无意识地保留下来，即可称作“在场”——我喜欢将“在场”定义为“过去以未经表现的方式在此时此地呈现”。在场未被纳入我们关于自身的故事，它使我们做出与我们的认同相矛盾的事情，就此而论，在场更多是与“前塑形”(prefiguration)而非与“塑形”(figuration)有关。如果“文化”像我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组我们不必谈论的事物，即一组不需要也不能被表现的事物，那么我们的文化就是由各种“在场”(presence)组成的，换言之，是由如此普通以至于不再是知识的“常识”(common knowledge)组成的，是由那些如此隐晦以至于不能通过想获得居留许可的移民之口表达出来的事物组成的，总之，是由使我们区别于野蛮人的那种隐秘的、无所不在的神话组成的。(31)为此，鲁尼亚所谓的“在场”虽然是过去的重演，但因为它具有使现实中的历史学家“重蹈覆辙”的效力，所以它具有绝对的实在性；同时，因为这种“在场”是过去经过无意识重演的结果，所以它往往具有比“意义”(meaning)更丰富的蕴含。尽管如此，鲁尼亚仍然认为“意义”和“在场”同样原始。“意义也许是艺术、意识、生命的内涵面，而在场则是其外延面。”(32)
事实上，鲁尼亚并非有意贬低“意义”，他只是在此概念长期处于理论话语中心的背景下，为“在场”谋得应有地位而已。在他那里，这对概念具有如下重要的区别，这些区别也彰显了鲁尼亚的理论取向。
当然，在鲁尼亚看来，这些区别并不是绝对的。比如，他明确指出，“在场”与“意义”并非截然对立，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也相互依赖，转喻只是关于非连续性的隐喻。但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鲁尼亚更意在强调二者的区别：“意义”可以通过“表现”(representation)获得，而“在场”则无法通过“表现”达到。(33)以“在场”和“意义”的区别为基础，鲁尼亚强调了“转喻”与“隐喻”的区别。最常见的“转喻”(34)是给事物命名(name)。“命名”是一种“发明”(invention)，发明创造了新的语境，是通往未知领域的桥头堡，在此意义上，转喻比隐喻更基础。(35)
在鲁尼亚那里，转喻具有三重功能。首先，鲁尼亚以纪念碑和抽象画为例来说明转喻可以呈现“不在场的在场”(presence in absence)。在他看来，纪念碑建得越先锋和越前卫，越有利于保持其生命力；抽象画的颜色和形式脱离了其内涵，是充满空洞隐喻的转喻，而正是这种脱离内涵的转喻才更能呈现“不在场的在场”。其次，转喻可以将事物抽离原来的语境并将其置于新的语境。一方面，转喻脱离语境可以产生“在场”，另一方面，转喻最终会被新的语境所归并，但这种新的语境不再是原来的语境，而是被重塑的语境。再次，过去的在场并不驻留于精心构思的故事或文本的隐喻内容中，而是存在于故事或文本中那些超出历史学家意图的部分，在那里，“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不是作为“乘客”而是作为“偷渡者”出现。
因此，鲁尼亚认为，“在场”与“转喻”构成了最佳搭档，转喻学(metonymics)可以解释“表现主义”未能解释的问题，即历史学(historiography)与历史实在(historical reality)之间的关系问题。(36)“表现主义”只能说明“意义的转换”，而不能说明“在场的转换”。(37)传统的“思辨的历史哲学”通过建构连续性以获取意义，“表现主义”则解构了这种连续性，但在解构之后，非连续性也未被保留下来。与此相对应，解释“非连续性的产生和呈现”就构成了鲁尼亚整个新历史哲学的核心。
正如上文所言，鲁尼亚从新历史哲学出发，对海登·怀特的“表现主义”、对历史主义的“连续性观念”、对柯林武德的“重演论”、对德里达的“文本之外无他物”展开了批判，这些是他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鲁尼亚锋芒毕露，他在近些年陆续提出的新历史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争议。
在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成型之后，首先对其进行高度评价的是安克斯密特。安克斯密特在《“在场”与神话》中充分讨论了鲁尼亚的《遗忘它》一文，并认为该文将成为历史哲学的经典。(38)与贡布里希特(H.U.Gumbrecht)一样，安克斯密特将“在场”视为“意义所不能传达的东西”，(39)在他看来，“在场”概念可以弥补“语言主义”的局限，因为语言哲学、诠释学、解构主义、转义学和符号学等语言主义不能推动丰富而有效的洞见，反倒有可能阻碍这种洞见。(40)
2010年，詹金斯(Keith Jenkins)主编的《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刊载了鲁尼亚的《从旧事物中创造出新事物：从怀特的“转义学”到维柯的“论题学”》，同期还刊发了詹金斯的《审查报告》(Referee's Report)和鲁尼亚对《审查报告》的回应。
詹金斯在《审查报告》中对鲁尼亚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三点：(1)鲁尼亚的“在场”观念属于经验/记忆/意识研究的片段；(2)鲁尼亚肯定“历史”独立于历史学家的存在；(3)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具有形而上学和神秘主义的倾向。詹金斯认为，因为“历史本身”(res gestae)与“历史记载”(historia rerum gestarum)在存在论上不可分，“思辨的历史哲学”在理论上也不成立，所以鲁尼亚试图将“批判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结合起来，其贡献微不足道。(41)
针对詹金斯的批评，鲁尼亚重申：一方面，在考察历史叙述与“外部实在”的关系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因为反对“天真的实在论”就主张激进的建构主义；另一方面，历史思考应该从“我们如何变成我们现在这样”出发，而不是教条地坚持德里达、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现成结论。(42)
上述赞扬和批评都来自“表现主义”(安克斯密特和詹金斯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就基本立场而言，鲁尼亚反对“表现主义”，强调历史学家对“过去”的无意识重演，这种重演与有意识的“历史表现”截然不同。为此，要准确判定鲁尼亚在历史理论上的成就，还需要回到精神分析理论传统，因为他的重要思想资源就来自这一传统。
在西方思想史上，弗洛伊德、拉康、塞尔托、拉卡普拉乃至齐泽克都曾为历史哲学进行了精神分析学的奠基。弗洛伊德的《回忆、重复和消除》和《悲伤与抑郁》两篇文章为拉卡普拉整个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的历史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持。(43)在鲁尼亚之前，拉卡普拉已经发表《表现大屠杀：历史、理论与创伤》(1994)、《奥斯维辛之后的历史与记忆》(1998)、《书写历史，书写创伤》(2001)和《变动中的历史：经验、认同、批判理论》(2004)等论著。
拉卡普拉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哲学的第三条道路，他既反对传统的实证主义，也反对以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建构主义，并将解构主义的和精神分析理论的概念结合起来。拉卡普拉认为，怀特等人的理论可以适用于传统叙事，但却不适用于那些与现实有着特殊关联的创伤。与一般的过去相比，创伤并没有消失，它们依然与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并影响着现实。在此前提下，拉卡普拉提出了“创伤实在论”(traumatic realism)，一种新的实在论，它可以抵消激进的建构主义带来的虚幻感。(44)
尽管安克斯密特对鲁尼亚的《遗忘它》进行了高度评价，但实事求是地讲，鲁尼亚在该文中并未展现明显的理论创见。作为该文理论基础的是弗洛伊德的《回忆、重复和消除》和拉卡普拉的《书写历史，书写创伤》。弗洛伊德在《回忆、重复和消除》中已经对“重复”(acting out)和“消除”(working through)这对概念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追问，鲁尼亚是否突破了拉卡普拉的研究范式呢？通过阅读鲁尼亚和拉卡普拉的相关论著，我们发现，尽管他们在研究思路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鲁尼亚在三个方面区别于拉卡普拉：
第一，概念上的区别。比如，鲁尼亚和拉卡普拉都借用了弗洛伊德的“重复”(acting out)概念来表示对过去的无意识重演，不过，鲁尼亚更多使用“并行运作”(parallel processing)和“在场”(presence)来表达这层含义。更为关键的是，鲁尼亚为了呈现“不在场的在场”，发挥了与“隐喻”(metaphor)有别的“转喻”(metonymy)概念。就这样，鲁尼亚与拉卡普拉在理论上拉开了距离。
第二，理论上的区别。拉卡普拉曾坦言，自己没有精神分析的经验，也没有参加过相关的培训。他的目的不是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或概念去分析过去的个体或群体，如分析纳粹的童子军，也不是在缺乏史学专业素养的情况下以理论为目的来分析历史事件，他更多是将精神分析学与史学实践结合起来，帮助历史学家进行自我反省和批判。(45)相反，鲁尼亚既是历史学家又是心理学家，而且具有精神分析的经验，对他而言，除了达到与拉卡普拉同样的目的，他还试图借用精神分析的理论或概念来分析具体的案例。比如，他借用“并行运作”概念来分析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NIOD)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就构成了其《遗忘它》的主体部分。
第三，不同的新历史哲学。拉卡普拉虽然着力批判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表现主义”并指出其局限，但从根本上来讲，他也只是在修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而鲁尼亚则从根本上破除了叙事主义的神话，试图建立一种融“批判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于一体的新历史哲学，这也是他在《遗忘它》中敢于花大量篇幅讨论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及其后续效应的根源所在。
精神分析理论使历史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但与此同时，对精神分析式历史哲学的质疑声也不断涌现。
首先，精神分析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创伤”等“极端事件”。自从绍尔·弗兰德尔(Saul Friedlander)主编的《探讨表现的局限：纳粹主义与“最终解决”》出版之后，历史表现的性质和限度逐渐为历史哲学界重视，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诸如大屠杀这样的极端事件能否被“历史化”。一部分学者认为大屠杀事件不能被历史化，因为它还影响着现实，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移情(transference)，从而影响结论的客观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它可以被历史化，因为与大屠杀事件没有直接关联的研究者不容易产生移情。(46)
安克斯密特曾站在历史主义的角度对拉卡普拉进行了批评，他指出：一方面，拉卡普拉只注意到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带来的创伤一面，而未注意到非创伤的一面；另一方面，大屠杀这样的恐怖事件，如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宗教迫害、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在西方历史上并非都导致了创伤的倾向。(47)因此，在安克斯密特看来，拉卡普拉的几部重要著作均以“大屠杀”和“创伤”为中心，有将历史事件普遍创伤化的倾向。或许有鉴于此批评，鲁尼亚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了“创伤”事件之外，他就列宁的性格与历史的非连续性之间的关系展开的分析就是最好的证明。
其次，鲁尼亚的新历史哲学与旧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否存在根本的区别呢？对鲁尼亚而言，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来剖析“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这种做法本身是否真的完全可信，他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比如，围绕这种剖析，人们有可能追问，荷兰战争文献研究所“重复”荷兰维和部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作为，是事实还是鲁尼亚自己建构的结果呢？对于这样的质疑，鲁尼亚承认他无力给出圆满的解答。此外，他所谓的“思辨”，其实是指他直接借用的精神分析理论，但对于这些理论，他并未作出批判性的考察，抑或在无意识的作用下，他自己根本无法作出批判性的考察，因为他本人也可能受无意识影响。在此情形下，鲁尼亚引以为傲的“思辨”受到质疑也就可想而知了。正如现在的历史学家无法接受黑格尔、孔德、巴克尔、斯宾塞、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结论一样，要想让他们接受鲁尼亚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报告”和“列宁在俄国革命期间的行为”的分析，恐怕存在较大的难度。既然如此，鲁尼亚意义上的“思辨的历史哲学”是否有其实质意义呢？
注释：
①2013年7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的国际史学理论研讨会即以“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的未来”为大会主题。详见http://www.inth.ugent.be/?page_id=1193。
②David Christian,"The Return of Universal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2010),pp.6—27.
③Noel Bonneuil,"The Mathematics of Time in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2010),pp.28—46.
④Aviezer Tucker,"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Jubilee Report on History and Theory",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2010),pp.64—84.
⑤Carolyn J.Dean,"Minimalism and Victim Testimony",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2010),pp.85—99.
⑥Ann Rigney,"When the monograph is no longer the medium:historical narrative in the online age",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2010),pp.100—117.
⑦除了上述英文论文，鲁尼亚还以荷兰文出版了《战争病理学：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历史和历史叙事》(1995)和《滑铁卢、凡尔登、奥斯维辛：对过去的清算》(1999)等论著以及《飞来的子弹：关于荷兰人在波斯尼亚的维和》(2003)和《断层线》(2008)两部小说。
⑧［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70页，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⑨［波兰］埃娃·多曼斯卡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39页。引文稍有改动。
⑩多米尼克·拉卡普拉在西方也未获得足够的重视。他出版了数本历史哲学经典，但迄今在《历史与理论》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只有两篇(分别为1984年和2011年)。在埃娃·多曼斯卡编的《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中，拉卡普拉也没有一席之地。
(11)Anton Froeyman,"Frank Ankersmit and Eelco Runia:the presence and the otherness of the past",Rethinking History,Vol.16,No.3(2012),p.393.感谢作者惠赐该文电子稿。
(12)Eelco Runia,"Forget about it:Parallel Processing in the Srebrenica Report",History and Theory,Vol.43,No.3(2004),pp.298—299.
(13)Eelco Runia,"Forget about it:Parallel Processing in the Srebrenica Report",p.320.
(14)在鲁尼亚的行文，re-enactment、parallel processing、acting out和replication等概念都可以视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核心概念Wiederholung的翻译，意思基本相同，下文将根据语境酌情翻译成中文。re-enactment主要源自柯林武德的“重演论”，一部分精神分析家也使用该词来表示与parallel processing和acting out相同的意思。parallel processing在精神分析理论被广泛采用。acting out是英语世界被普遍接受的对Wiederholung的翻译，特指病人无意识地重复曾经遭受的创伤。replication也表示“重复”，但并非像acting out那样严格对应于Wiederholung。
(15)在鲁尼亚看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只是“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叙事理论基础上的翻版。
(16)Aviezer Tucker,"The Future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Vol.40,No.1(2001),pp.37—56.同时参见［澳］艾维尔泽·塔克尔：《我们关于过去的知识：史学哲学》，徐陶、于晓凤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Eelco Runia,"Presence",History and Theory,Vol.45,No.3(2006),pp.1—29.
(18)(19)Eelco Runia,"Spots of Time",History and Theory,Vol.45,No.3(2006),pp.305—306,p.316.
(20)Eelco Runia,"Into Cleanness Leaping:The Vertiginous Urge to Commit 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1(2010),pp.2—3.
(21)Eelco Runia,"Crossing the Wires in the Pleasure Machine:Lenin and the Emergence of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History and Theory,Vol.49,No.4(2010),p.48.
(22)Eelco Runia,"Inventing the New from the Old—from White's 'tropics' to Vico's 'Topics'",Rethinking History,Vol.14,No.2(2010),pp.229—233.
(23)Eelco Runia,"Crossing the Wires in the Pleasure Machine:Lenin and the Emergence of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p.63.
(24)虽然acting out对应于德文的Wiederholung，具有“重演”或“重复”之义，但在这里，将Wiederholung翻译成acting out，强调了“通过无意识的行为而非意识或语言重演过去之事”这层含义。
(25)也可参考［俄］列·达·托洛茨基：《论列宁》，王家华、张海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26)(27)Eelco Runia,"Crossing the Wires in the Pleasure Machine:Lenin and the Emergence of Historical Discontinuity",p.55,p.60.
(28)Hans Ulbricht Gumbrecht,Production of Presence:What Meaning Cannot Conve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xiii.
(29)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2,p.157.
(30)(32)Eelco Runia,"Presence",p.5.
(31)Eelco Runia,"Inventing the New from the Old—from White's 'tropics' to Vico's 'Topics'",p.232.
(33)安克斯密特指出，鲁尼亚反对将“在场”与“表现”相关联，却没有给出任何论证。参见Frank Ankersmit,Meaning,Truth and Reference in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p.158.
(34)鲁尼亚特别指出，虽然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强调了“转喻”的意义，但在他那里，转喻与隐喻本质上是一回事。参见Eelco Runia,"Presence",pp.28—29.
(35)(36)(37)Eelco Runia,"Presence",p.22,p.28,p.17.
(38)Frank Ankersmit,"'Presence' and Myth",History and Theory,Vol.45,No.3(2006),p.329.
(39)(40)Frank Ankersmit,"'Presence' and Myth",p.336.
(41)Keith Jenkins,"Referee's Report",Rethinking History,Vol.14,No.2(2010),pp.243—248.
(42)Eelco Runia,"Reply to Jenkins",Rethinking History,Vol.14,No.2(2010),pp.249—250.
(43)Dominick LaCapra,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History,Theory,Trauma,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4,p.205.
(44)Dominick LaCapra,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1,pp.1—42.
(45)Dominick LaCapra,History in Transit:Experience,Identity,Critical Theory,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p.75.
(46)参见Saul Friedlander(ed.),Probing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Nazism and the "Final Solu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21.
(47)［荷］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第280—283页，杨军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