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国外中共党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党史论文,述评论文,九年论文,中共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在持续不减的中国研究热中，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外再次掀起了研究中国问题的高潮。由于国外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60年研究成果数量增多，为此本文特设“关于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研究”专题，集中介绍此类研究成果，其他内容仍按中共党史分期进行梳理。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党史研究虽已不是国外学者的研究热点，但2009年仍有一些成果值得关注。资料方面出版了四卷本的《近现代中国百科全书》①、《中国精神文化大典》第五卷② 和《近现代中国历史辞典（1800—1949）》③ 等工具书；研究成果方面，既有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历史的《友与敌：中国共产党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系列20世纪中国史》④，也有反映专史研究的《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1925—1930年莫斯科与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兴起：南昌起义与红色军队的诞生》《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古战场上的现代战争：美国军事技术和思想在中国内战中的扩散传播（1946—1949）》《混合的革命方式：山西昔阳县的合作社运动》⑤ 等论著。
（一）关于五四运动与党的创建时期
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不仅国内有相关学术纪念活动，国外学者对此也表现出一定的关注。5月20日，俄罗斯国家社会大学、俄中友协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联合举行纪念会，来自俄中两国10余位学者、官员在会上发言。远东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卡尔图诺娃研究了五四运动对当时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的影响。她指出，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莫斯科，立即引起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关注。1920年4月，以沃伊经斯基为组长的第一个共产国际顾问小组被派往中国，其首要任务是促使中国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结成以共产主义政党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在同中国马克思主义同行的合作下，该小组工作非常富有成效。⑥
关于五四运动在各地发展的情况，国内学者研究较为充分，但国外研究者却涉及不多。俄学者列别杰娃的论文《中国东北五四运动特点和地区新文学发展》⑦ 分析了在中国东北特殊的历史、社会发展条件下五四运动所呈现的特点及其对当地新文学形成的影响，进一步研究了五四运动在地区传播的途径和方式，包括示威游行、罢工、抵制日货、建立特殊时期文学联盟等。文章还介绍了东北地区最早创作的新文学作品。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埃迪·U，聚焦五四时期至2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和文学领域中关于知识阶级的争论，在大量利用民国时期报刊和中共领导人著作的基础上，研究了党的知识分子概念的形成背景，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在题为《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⑧ 的文章中，作者从“知识分子”和“知识阶级”两个词汇说起，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前，“知识阶级”是社会上一个普遍而传统的用语。但是在党内，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30年代早期“知识阶级”一词为“知识分子”所替代。作者进一步介绍并分析了五四时期关于中国知识阶级的争论，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等都参加了这一论争，并形成了中共关于知识分子概念的核心思想。20年代开始，随着共产国际更多地介入中国政治，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革命和政党的学说对知识分子概念进行了重新表述，知识阶级逐渐被当做中共意识形态的敌人。作者指出，中共早期关于知识分子的概念影响到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具体认识和政策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国国家社会关系和知识分子的经历和命运。
（二）关于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一直是国外学者比较感兴趣且研究比较深入的课题。对新鲜档案资料的挖掘和掌握，使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在对中国革命史的解读中，学者们不仅描述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其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同时也探究了中国革命对上述各种关系的作用。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海洋历史系教授布鲁斯·埃莱曼所著《1925—1930年莫斯科与中国共产主义力量的兴起：南昌起义与红色军队的诞生》⑨ 一书，以苏联与南昌起义的关系为关注点，论述了中国1925年至1930年间的国共合作、苏联军事政治顾问的影响、北伐战争、国共统一战线的破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重要历史事件，研究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于包括南昌起义在内的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该书特别探究了斯大林与托洛茨基之间的分歧和争论，指出斯大林设想中国在1927年开展一次以城市为中心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而托洛茨基对此持反对意见。作者认为，斯大林利用南昌起义打击了托洛茨基为首的联合反对派。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被指责为受到托洛茨基主义影响犯了路线错误，但南昌起义却是中共自己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对以后中共力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作者在结论中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将自身利益置于中共利益之上。
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西多罗夫在《苏中关系中的互不侵犯条约签订问题（1932—1937）》⑩ 一文中，利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档案资料，记述了《苏中互不侵犯条约》筹备、签订的整个过程，分析了谈判的主要阶段、各项具体条款的拟定和两国政治力量相互影响的背景环境。
关于毛泽东访苏，俄罗斯学者米罗维茨卡娅利用2005年出版的《20世纪俄中关系系列档案文件集·苏中关系（1946—1950）》中的档案资料撰写《斯大林和毛泽东第一次会面之前》(11) 一文，阐述了为什么毛泽东多次向莫斯科表达希望与斯大林会面的愿望，却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得以实现的缘由。作者通过史料分析得出结论，苏联之所以几次推迟毛泽东的访苏时间，是为避免使西方产生毛泽东是去接受苏联指令，成为苏联代理人的印象，这将有损中共威信，使中共和苏联被西方国家和国民党所轻视。
（三）关于抗日战争
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文学部教授菊池一隆的《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12) 一书是2009年日本研究抗战史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意图解答“强国日本为什么会失败和弱国中国为什么会胜利”的问题。虽然书名叫做军事史，但作者并没有局限于战史层面，而是从多角度对这场战争进行立体化的考察，着力介绍国民党军队和日军正面战场作战情况，并对各次战役进行了多角度的结构分析。作者不仅描述了正规战，还侧重介绍了国民党是如何运用共产党独家使用的游击战术。在第五章“毛泽东的游击战构想与共产党战场”中，作者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最拿手的游击战，指出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也影响到国民党军队，抗战中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都非常重视对日军实施游击战。在最后一章“中国胜利与日本战败”中，作者从军事角度对这场战争的结局进行了分析：第一，军事力量薄弱的中国通过持久战寻找到了活路，并通过游击战进行了抵抗；第二，国共对立控制到了最小程度，在“全民抗战”的氛围中，不仅居住在中国的各个民族团结一心，就连华侨、西藏和蒙古民众也积极协调，参加抗战；第三，除了正面战场的军事行动外，国民党特务的恐怖活动、中共控制地区的游击战以及海外华侨对日本统治的抵抗，都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起到了遏制作用；第四，以内地经济为中心，支撑战争的经济力量确实得到了发展。
（四）关于解放战争
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解放战争的关注与研究力度不大，而2009年美国国防部高级战略分析家克里斯托弗·卢所著的《1945—1949年中国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共产主义的策略与领导》(13) 一书从军事角度切入，充实了这一领域的研究。作者按照中共战略制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战略实施、国民党重点进攻、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的转折、三大战役这一时间脉络，从军事战略史角度分析中共如何发动和最终赢得战争从而赢得政权，分析了中共军事力量的转变与中共领导人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除毛泽东外，本书还描写了在这场战争中成就卓著的其他重要人物，如邓小平、林彪、聂荣臻、刘少奇和陈毅，展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政治军事精英的风采。作者结合附图对各次战役作了细致具体的叙述与分析，认为“中共制定策略，争取主动，比国民党更深谋远虑的能力使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此外，作者研究指出，在中共军队从一个以游击战为主的军事力量转变为常规作战部队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发挥了重要作用，像其政治才能一样成为其权威建立的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作为军事分析家，全面肯定了军事胜负对内战结果的影响，但是没有涉及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战争双方的作用。
瑞典隆德大学的维克托·兆江·程通过考察解放战争中的几个具体战例，研究了战场中的军事技术问题。在《古战场上的现代战争：美国军事技术和思想在中国内战中的扩散传播（1946—1949）》(14) 一文中，作者以中国1946年至1949年内战时期的四平战役、鲁南战役、宜川战役和西府陇东战役为例，研究了国共交战双方的现代军事技术以及后勤保障概念与能力之间的差异。文章认为国民党从他们的美国盟友那里得到先进武器，中共军队也经常在战场上缴获这些先进武器，但由于中国军队后勤保障能力不足和军事思想陈旧，这些武器事实上并没有被双方有效地利用。
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国外学者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和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研究两个方面。其他方面的研究较为分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美国麦克法夸尔介绍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此理论的坚持与放弃的《关于“解放”》(15)；俄罗斯著名汉学家齐赫文斯基回忆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经历的文章《关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回忆》(16)；日本古岛琴子通过王连芳的经历回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慎重对待云南少数民族问题，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民族政策——“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和“直接过渡”政策的《云南的民族政策与王连芳》(17)。此外，还有学者充分运用中共内部文件和中国外交部新解密档案撰写了《中国民众对斯大林去世的反应：共产党的内部报告》(18)《“我们要为死者报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看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反应（1949—1956）》(19) 等文章。
（一）关于“文化大革命”研究
2009年国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相对集中。德国杜伊斯堡—埃森综合大学政治学与东亚研究所托马斯·黑贝勒尔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现代化的创伤》(20) 回溯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与社会起源、发动、过程与结果，考察了毛泽东的作用及其追随者的信念，认为这场中国20世纪的创痛与毛泽东个人密不可分。作者提出，“文化大革命”能否被当做一场革命值得讨论。美国学者安舟所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与中国新阶层的起源》(21) 一书，以“文化大革命”期间清华大学学生运动和政治斗争为例，解析了“文化大革命”对日后中国领导阶层的形成与构成的影响。
美国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院教授安德鲁·维尔德一直致力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他的新书《破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22) 将红卫兵运动的研究推向深入。全书共10章，相对全面地反映北京红卫兵运动从1966年到1968年的发展过程，特别分析了红卫兵的内部分裂与斗争。以往西方关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多把红卫兵之间的斗争与分裂描述成一种拥有特权的“保守派”学生反对社会地位被边缘化的“激进派”学生，这些“激进派”学生要求改变社会与政治体制。维尔德运用最新公布的文件资料和最近出版的红卫兵领袖与成员的回忆录提出新看法。他指出，斗争双方的学生具有相近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他们参与冲突的想法也相近，大部分是源于自卫的动机。他认为，学生冲突的强度与分裂的深度不过是权威主义政治结构的表现，这种权威主义政治结构对红卫兵运动中学生的动机和行动，持续施加一种不可抗拒的推动力。
美国学者戈尔斯坦的新书《西藏的“文化大革命”，1969年尼木事件》(23) 收集了中国政府方面的大量档案文件和当事人的口述史料，重点考察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西藏尼木事件。作者利用大量资料呈现出“文化大革命”中西藏农民的经济地位和遭遇，指出公社化和粮食政策是尼木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认为尼木事件不是一个民族反抗事件，和汉藏问题没有关系。作者指出，尼木事件的形成，一方面是“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组织的派性，这和全国各地风行的武斗一样；另一方面，是一派群众组织“造总”的个别头目，利用藏民对转世神灵的迷信来达到夺权的目的。
日本著名学者近藤邦康在《毛泽东的思想与“文化大革命”》一文中，分三个阶段（青年期、革命者、建设者）考察了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作者总结认为，毛泽东的根本思想是——抵抗外部侵略，突破内部束缚，发挥人民自身的力量，并将国家独立与人民革命相结合。在毛泽东的思想中，“文化大革命”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而且其中一直贯穿着对外部帝国主义的绝对批判和“人民、矛盾、大同”的思想。作者提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包含了三层内容：（1）思想斗争。通过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提高共产党员和人民“大公无私”的道德水平及“主观能动性”，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打破官僚主义。缩小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三大差别，向着“大同”前进。（2）政治斗争。通过开门整党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实权派，在毛泽东的思想基础上重建党和国家。（3）武装斗争。反对苏联的大国主义、修正主义及美苏合作，支持越南的抗美战争，将中国重新建设成延安式的根据地，准备抵抗美苏侵略的人民战争。(24)
（二）对外关系研究
2009年国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与当前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成为显学不无联系。2009年新年伊始，香港大学召开了“毛泽东最后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5)。与会学者按照“共产主义阵营的分裂”、“中国外交决策”、“中国与苏联”、“中国与东欧集团”、“中国与西欧”、“中美关系”、“亚洲背景下的中国”等选题提交论文，并进行了分组研讨。
关于中苏关系，俄罗斯远东研究所学者韦艾兰在《中国经济、科技和人文建设中的苏联专家》(26) 一文中，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和苏联专家对中国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援助情况。其中关于苏联专家在科技、农、林、地质、水利等方面援助中国的具体人员、数字和内容援引了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的原始资料，补充了以往相关研究中的一些不足。而远东研究所另一位学者索特尼克娃则重点研究了20世纪50年代苏联专家在中国核武器研究中的作用。作者提出，最初苏联并不计划在科学研究中的秘密领域帮助中国，苏联科学院主席在报告中写道：“建议仅让中国学者了解某些科学领域的大体情况。”为建立中国原子工业发展基础，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借助苏联帮助和没有苏联帮助情况下”完成中国原子弹制造的战略决定。1955年1月17日，苏联部长委员会作出决定，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帮助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研究。随后中苏合作开始，签署了一系列协议，但仅限于原子能工业。对于火箭技术苏联则完全保密，因为在苏联看来，火箭秘密远高于原子能。直到1957年，苏中合作出现突破口，苏联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和火箭新技术，甚至向中国提供原子弹和火箭模型、原料及技术参数。作者认同苏联作出这一决定是同波匈事件紧密相关的观点。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系研究员、俄学者拉琴科撰写的《天无二日：中苏争权（1962—1967）》(27) 一书运用最新档案资料，记述1962年至1967年中苏关系日益恶化的曲折历史，试图从另一角度理解中苏关系中的权力斗争。作者没有单纯地用意识形态原因解释中苏关系的破裂，而是把人的因素作为导致分裂的重要因素。作者认为，部分苏联领导人“不平等地对待”中国人是双方交恶的诱发因素，进而加剧了意识形态的分裂。根据作者的说法，在赫鲁晓夫看来，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实力，中苏间的不平等关系是合理的。俄国自19世纪以来就存在的对中国人的种族偏见，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强化了赫鲁晓夫和苏联政治局成员对这种关系的看法。结果中苏同盟内部诸多不平等，造成了许多在苏联人看起来很自然的事情却令中国人十分不满和愤怒，最终导致了同盟的破裂。与之相反，毛泽东认为自己是通过领导中国革命获得的权力，不像赫鲁晓夫是靠奉承斯大林才坐上领袖之位。随着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运动和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不应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后，苏联领导人有意与中国修复关系，但因苏联新领导人缺乏经验，担心被国内认为向中国示弱，错失了修复两国关系的时机。
关于中日关系，2009年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亚当·凯思卡特与密苏里州独立研究者帕特丽夏·纳什合作发表的两篇文章《“我们要为死者报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看中国共产党人对日本侵华战争罪行的反应（1949—1956）》(28) 和《处理日本战犯与中日关系正常化道路：周恩来与沈阳审判（1954—1956）》(29)，重点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日本战争罪行和日本战犯问题的处理，及其对中国对日政策的影响。文章都是在大量利用中国外交部解密档案的基础上完成的，只是重点有所不同。前文叙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处理日本细菌战证据、中苏关于战犯讨论与对美国处理日本战犯政策的联合谴责，及1956年日本战犯沈阳受审三方面内容。两篇文章比较全面地解读了50年代中国政府处理日本侵华的遗留问题，意图说明中共作为执政党主动处理日本侵华战争遗产，并将之服务于自身的内政外交。不过作者虽然运用了大量外交部的解密资料，但在对资料的利用与解读上仍然存在一些先入为主的现象，从而影响了对结果的分析，这一点值得注意。
中美关系史一直是国外学者的研究热点，2009年恰逢中美建交30周年，加之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更加深入，因此，相关论著颇丰。如《不仅是背叛：北京、莫斯科与巴黎谈判（1971—1973）》《投在交易上的阴影：美中关系中的私人索赔与冻结资产处理问题（1972—1975）》、《中国与越南战争的升级：约翰逊政府的第一个执政年度》(30) 等。总的来说，2009年度中美关系研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不断地运用新的档案资料推进研究的深化。这方面美国国务院定期出版的解密文件集《美国对外关系文件》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来源，此外还有新出版的当事人回忆录及口述史。可以说大量运用新史料是当年出版发表的论著所具有的共同特点。二是研究对象扩大，越来越全面地勾画历史面貌。除决策者，事件当事人、参与者也被纳入研究视野；除台湾问题、越南战争、大国关系这样的重大问题，一些小的事件和问题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2009年9月《外交历史》杂志第4期刊登的“正在转变中的冷战：美国与中国，1969—1980”专题论坛文章《“朋友，而不是盟友”——赛勒斯·万斯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通讯中断了吗？罗马尼亚与中美关系恢复》和该杂志第2期发表的《投在交易上的阴影：美中关系中的私人索赔与冻结资产处理问题（1972—1975）》等。三是在研究中各方的国内情况成为研究者分析决策制定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因素。如意大利学者法恩瑞的《美中关系正常化再评估》(31) 一文，认为中美两国国内政治前所未有地纳入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视野之中，并被予以充分考虑和利用，最终推动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三、关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共党史研究
2009年国外学者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研究的热度不减，论著数量较多。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并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给予了较为积极的评价。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著《作为组织统治者的中国共产党：文化、发展与变革》(32) 一书认为，中共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力量的组织之一，中国的迅速崛起使中共得以将其影响遍布全球。《变革时代的中国：理解当代国家与社会角色》(33) 一书认为中国30年经济的发展已经引起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如城市化、社会群体边缘化、商业精英的出现与影响，互联网使用者潜在的不满都是国家与社会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与挑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才不会危害中国未来的发展。杨大力编写的《中国改革30年：挑战与前景》(34) 是“中国，下一个十年”国际学术会议的论文集，其中收录的多篇论文涉及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如金融改革、国际贸易、领导交接、医疗改革与民族关系等，并对中国在下一个十年将面临的挑战作出较为客观的评估。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起源，以往学者多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逻辑中寻找原因，而日本学者益尾知佐子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与日本》(35) 一文中分析了日本对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影响。作者指出，1978年3月访日的中国考察团，不仅调查了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而且还调查了韩国和台湾的政策。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构想。10月底，袁宝华又率团访问日本。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邓力群，回国后在报告中强调日本为中国提供了有效的经济发展模式。文章最后总结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始阶段，日本在无意识之中与中国内政产生了很深的关系。
（一）关于政治方面研究
英国牛津大学学者曾锐生在《协商式列宁主义：中国新政治框架》(36) 一文中提出了协商式列宁主义这样一个概念用来描述自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形成的政治体系。文章认为中共在面对巨大的社会与政治挑战时，通过运用协商的要素，使其本质上的列宁主义政治机制更加富有灵活性。该文认为，协商式列宁主义有五个定性的特征：迫切地着眼于维持权力；为了适应公众民主化要求而进行持续的管理改革；为加强党引导、回应和直接转变公众意见的能力而不断努力；在经济和金融管理上的实用主义；发扬民族主义代替共产主义。
美国学者裴宜理在《新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活力》一文中评价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他指出：过去20多年里有很多人预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灭亡。而现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但没有灭亡，反而越来越有能力应对领导人换届以及群体事件可能造成的动荡，越来越有能力推动和维持有史以来最快的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其他突发性危机时表现出惊人的掌控能力，从而巧妙地转化各种社会挑战，使之成为权力再生资源。中国国家体制的健康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共产党的创新与适应能力，这与它是否持务实主义的态度密切相关。(37)
佐佐木智弘在其著作《现代中国的政治稳定》(38)中认为，因民族问题及贫富差距问题，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并不稳定。作者指出，在社会多样化、经济发展及中间阶层的增加等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许多问题的内容已经发生了变化，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处理方法恐怕已无法应对。现在的中国政府不能像过去那样自上而下地一声令下，而需要倾听多方面的声音来应对多样化，共产党本身也应变化。
（二）关于经济方面研究
韩国首尔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郑在浩等所写的文章《对“振兴东北”战略的评价：起源、政策与实施》(39)，围绕振兴东北战略中的四个问题——东北被选入中央区域发展规划的原因、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差异、振兴东北战略的内涵以及该战略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评估，探讨了国家振兴东北战略政策的起源、目标和实施情况。文章对该战略作了积极的评价，认为它是中国最有意义的区域发展战略，意在减少差距和保持社会和谐，该战略已经促进了整个东北地区的快速发展。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了该战略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体制与管理方面的挑战。
俄罗斯远东所博尼等四位学者合写的专著《中国三农问题》(40)，介绍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进程和经验，分析了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原因以及对俄罗斯的启示。作者指出，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对于俄罗斯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虽然两国在自然条件上存在着很大差异，但其相似之处也显而易见。两国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进程之中，两国同样面临着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竞争力有待提高、粮食安全、工农业增长速度严重失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与俄罗斯17年农业市场经济改革各项主要指标下降相对比，中国30年改革取得的成就，包括农村经济的发展是毋庸置疑的。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基本解决了广大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削减了农村巨大的贫困人口数量，提高了农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中国之所以能够选择正确的发展战略并取得改革成果，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清楚地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并在实践中充分考虑到这一因素。换言之，中国人了解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及这一体制的内容和局限，即熟谙本国的基本国情。
（三）关于党的建设研究
近年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适应性国外学者普遍给予了认可。而中国共产党怎样完成这种适应性，成为学者们的研究重点。2009年多位学者将研究视线集中到中国共产党对党员的教育问题上。
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政治学教授艾伦·刘的《中央党校的复兴与其现实适应性》(41)一文研究了1982年至2001年中央党校课程设置情况的变化，关注中央党校是怎样通过课程设置减少学员的社会疏离感，减少课程中的意识形态分歧，强调以社会参与去解决社会问题，不断使教学内容更贴近现实，以应对不断高涨的全球化所带来的挑战。
英国牛津大学的彭轲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共产党党校教育问题，认为加强干部意识形态和专业培训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其著作《优秀的共产党员：当今中国的精英培训与国家建设》(42) 通过资料研究和对党校教师与学员的访谈，研究了中国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管理方式，认为中国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作者认为，虽然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与革命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相比担负了许多新任务，但党依然要求那些经过严格程序选拔出来的干部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要致力于党的事业。而各级党校教育、各种干部培训在这个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学员们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认知不仅得到强化，而且他们在党校学到的知识，会对他们未来行使政治和经济决策权产生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中共的干部培训。彭轲在《当代中国干部培训中的市场化、中央集权化和全球化》(43) 一文中指出，2000年以来，干部培训的市场化使党校自身发生转变，呈现更加多样化和更加开放的趋势。但市场化也使地方党校，特别是县市一级党校面临很多挑战。作者以云南为例考察了内陆相对贫困地区的地方党校出现的一些情况，指出比起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党校存在不少问题，而商业化的培训也没有更好地发展起来，这些对当地干部培养是不利的，反过来也影响了当地的行政管理。
四、关于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研究
2009年，围绕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外学术界积极开展相关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推出了一批纪念和访谈文章，推动了对新中国60年全景式的研究。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国外召开了一系列大型学术研讨会。如2009年5月1日至3日，美国哈佛大学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国际评估”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设立中国“政治”、“文化、信仰与实践”、“社会转型”和“财富与福利”等几个议题，与会学者提交论文50多篇，就各自研究领域发表了独到的见解。大会主席、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柯伟林教授认为，“这次研讨会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研究的最新趋势，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理解也会因此而更上一层楼”(44)。2009年9月，日本经济新闻社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东京联合主办“新中国成立60周年研讨会”。中日两国政要学者就新中国60年所走过的道路、取得的经验和发展的特点进行了研讨。2009年10月21日至23日，俄罗斯科学院召开第18届“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现实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主题即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和中俄（苏）建交60周年。来自俄罗斯、中国、瑞典、乌克兰等国的240余名代表参加会议。与会学者普遍对中国60年间解决一系列现代化道路上的任务和难题，不断向超级强国水平靠近的发展进程给予了肯定。学者们认为，中国发展的经验教训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价值。
日本现代中国学会为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和学会创立60周年出版了论文集《新中国60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45)，其中收录的12篇论文分别从思想、政治、文学、经济及社会等多角度对新中国60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析与论述。资料类图书方面比较重要的有俄罗斯远东所出版了五卷本系列百科全书《中国精神文明大典》第四卷《历史的思考：中国政治与法律文明》(46)。该书介绍了1949年到2000年中国的思想争论与主要政党，研究了两个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分析了中国现代政治与法制文明、新民主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探讨了中国的多党制、国家公务员考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地位和作用。词典还收录了有关中国国家领袖、国务活动家经历及思想的简短条目，对中国主要社会活动家和历史学者著作的介绍分析，以及对“四人帮”的活动和红卫兵组织的简要评价。
（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总体评价
对于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60年的总体评价，绝大多数学者持肯定态度。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项目主任沈大伟在9月28日刊发的美国《时代》周刊撰写封面文章，题为《新中国六十岁生日：繁荣之路》(47)。文章回顾了毛泽东时代中国面临的各种机遇和挑战，肯定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自新中国建立之初便开始为“实现国家富强，赢得国际尊重”的目标而努力。沈大伟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在各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更加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努力，中国强大与适应性已经多次被海外观察家们所低估。他还分析了中共面对挑战加强应对能力的各种表现。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塔连柯认为，回首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的60年，首先，是牵系世界1／5人口的国家命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其次，中国通过其非凡的改革仅仅用30年时间就把贫穷落后的国家引上了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使国民生产总值60年提高近80倍，步入世界前三强。季塔连柯还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是在不成系统地复制苏联经验，依靠苏联及其全方位的帮助，但这逐渐变成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发展主体和世界强国的阻碍，于是中国开始尝试依靠自己的力量创建自己的发展模式。(48) 国外学者在充分肯定新中国成就的同时没有回避当今中国面对的一些问题。
（二）关于中国政治六十年
国外学者对新中国成立60年来政治发展的研究，既总结了60年的历程和经验，又分析预测了中国政治的未来前景。俄罗斯远东研究所玛玛耶娃研究员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党政治改革60年——中苏比较分析的若干方面》(49) 一文，梳理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政党政治的发展变化。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发展进程分为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传统体制的影响、中共在解放区的实践和苏联的经验给这一时期中国国家建设和政党政治发展留下了深刻烙印。而这一时期形成的政党政治建设架构对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职能的发挥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二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政党政治建设开创了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国政党政治建设是从否定“盲目模仿他国经验和模式”开始的，一系列管理职能从党的机关向国家机关转移。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的政治进程步入正轨；三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治进程的重心集中到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强人事政策的立法保障和规范国家机关的职能上来；四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至今，中国在政党、政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司法检察机构改革齐头并进的基础上完善政治管理机制，健全法制社会，优化决策制度。纵观60年的发展进程，作者认为中国政治建设呈现逐步发展的态势，在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存在着主体进一步自我完善的潜能。中国政体在60年间展现了自身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中国政治学教授戴维·古德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60年：从地方视角看中国政治》(50) 一文中，针对认为中国近30年经济大发展而政治没有变化的观点，从地方视角展开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期间，伴随着经济改革已经产生了一些政治变化。作者从国家价值和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的社会基础、政治体系的结构与运行过程、决策者的权威、官僚机构与管理等五个方面研究分析指出，从地方角度来看，在过去30年中国更加重视民族主义和财富创造；考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表现出对社会经济发展极好的适应性，国家和地方运用协商方式解决问题，国家权力运行与地方政策关系等方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国家政治根本性的改变即将来临。
（三）关于中国经济六十年
国外学者对中国经济60年的研究，既有侧重于中国经济发展特点、原因的宏观探索，也有深入细致的专题梳理。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经济发展的若干特点》(51) 一文中，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把中国经济发展以1978年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进行介绍，分析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目的不是实现经济自由化，而是在生产力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国家分阶段地把自己从对经济活动的常规性管理中解放出来，但却利用各种经济杠杆保持了对基本经济领域（如能源、交通、银行业等）的监控。
远东研究所研究员穆罗姆采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型工业化之路》(52) 一书对60年来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作了较为充分的分析。全书分为三章，即对新型工业化的探索：改革前的发展时期（1949—1978年）；经济改革时期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工业化对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影响。作者认为，1990年正式宣布为21世纪中国现代化主要发展方向之一的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不能将其仅仅作为一个经济问题来研究，它是同科技、创新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发展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新型工业化最突出的特点是“高效率、低消耗的高新技术生产”，所以，新型工业化是个综合发展的过程。21世纪初的今天，要关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是因为它牵系13亿人口，而世界上64个国家近全球20％的人口是用2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建设现代工业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最为复杂和迫切的问题。
（四）关于中国外交六十年
在梳理中国60年的外交历程时，国外学者多将60年分为前后两个30年进行对比研究。如美国学者沈大伟在《中国外交60年变迁》一文中，把60年中国外交分为“1949—1979年前30年”和“1979—2009年后30年”两个阶段。他总结了这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认为第一个阶段的特点是：国际上，处在全球冷战“双极”结构和后来“战略大三角”结构之中，中国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并不乐观，在大部分时间国家安全都受到直接威胁；在国内，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大部分时间，中国外交采取的主要是统一战线策略，而不是战略性的全方位外交。第二个30年中国外交发生深刻变化，其显著特征是：中国成为全球参与者；中国外交在化敌为友方面的能力显著；积极支持多边主义。(53)
日本学者冈部达味在《中国外交60年：回顾与展望》一文中也对中国外交的前后30年作出不同解读。他认为，前30年，是重视设定“敌我方”的时代，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的对外政策。而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以国家利益为原则制定对外政策，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最适合路线”，即独立自主的外交或全方位的外交。(54)
俄罗斯学者特里福诺夫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政策（1949—2009）》(55) 同样阐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对外政策演进的主要阶段和当前中国的对外政策思想，分析了中国在处理国际重大问题和与世界主要大国关系等方面所持的立场。俄罗斯现任驻华大使拉佐夫撰写了题为《俄中关系六十年经验教训》一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俄两国关系的发展历程，论述了中俄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共识和分歧，指出了应“学习和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理智建设未来的俄中关系”。拉佐夫对60年的中俄关系总结了七点经验和教训：（1）国家间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2）相互体谅，尽可能地将彼此的利益连在一起；（3）拒绝相互威慑；（4）在社会各层面加深两国间的相互信任至关重要，这些层面包括：国家领导层、企业和专家社团、社会各界；（5）为了加深相互信任、消除俄罗斯和中国仍然存在的关于伙伴国家及其人民的“模糊的”、有时甚至是带有偏见的观念，必须全面巩固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基础；（6）双方努力创造的、对大家都非常有利的政治气候，暂时还没有在务实合作中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尤其是在经贸领域；（7）俄中友谊与合作完全符合俄罗斯和中国的利益以及两国人民的愿望，将有助于加强俄罗斯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外交政策方面的潜力，而怀疑、对抗和竞争——只会削弱他们的力量。正因如此，两国领导人宣布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口号：“世代友好，永不为敌”。(56)
回顾2009年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不难看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为契机，总结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成为当年的一个亮点。从中可以看出，在持续不减的中国研究热中，国外学者越来越注重从中国自身历史的发展中阐释中国的现实，预测中国的未来。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外学者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就与中共领导关系上的总体评价比较相似。这一方面说明60年来中共领导中国取得的成就的确赢得了国际共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由于研究资料和研究环境的更加开放，国外学者的研究和认识更加客观。另外，国内学者在这方面的努力也功不可没。目前国内学者在国外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越来越多，前往国外参加学术会议、讲座展示自己研究成果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从而使国外学者更多地倾听到中国同行的声音。我们相信学术的互动与交流将推动更加开放的中共党史研究蓬勃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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