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意识与社会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华民族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意识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中心课题之一，也是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一直丢不开的话题。从八国联军进入北京而起的义和团运动，到后来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强烈提出如何激发中国民众的潜力来对抗帝国主义，以确保中华民族生存的集体民族主义观念的王韬、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人，一直到我们共产党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自力更生发展民族工业，以及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等一系列救国、治国主张，都说明了强调中华民族意识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进入21世纪以后，民族意识的时代性及其强大的感染力更受到世界广泛重视。当代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改革开放形势要求中国不断地超越民族国家的范围，走向整合的世界，而传统的民族意识依然影响着现代中国。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健康的民族意识更多地表现为民族的认同及对本民族的深厚的爱，它无疑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内容。这不仅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变革的基本动力，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内在因素。
一、一般文化意义上的现代民族意识
在探讨民族意识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这个问题以前，似乎应该对“民族意识”这一范畴有所了解。按照目前学术界一般的说法，作为一种典型的人类文化现象，成熟的民族意识产生于19世纪中叶，到了21世纪，民族意识不仅作为民族社会文化情感归属的基本依据，而且标志和代表着某种普遍的价值取向、思维形态和行为机制而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相联系。把这一人类历史现象作为专门研究使命的社会科学家有很多，他们或为历史分析，或为政治发展，或为经济发展，或为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虽然方法、目的以及基本的理论依据不同，许多观点之间往往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还是可以概括出一般的民族意识主要内涵：
（一）民族意识的主要核心是国家的独立自主，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既不主动依赖他国，也不被动地受人侵犯。
（二）民族意识的另一重要内涵是维护自己优良的传统，使其不至于因无谓的丧失，而失去文化上的自信与自尊。
（三）民族意识也强调共同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理想，为全国各族民众提供相同的认同对象，使整个民族通过这种认同产生促进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凝聚力。
自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以来，我们这个世界有两个大的、但是方向相反的潮流在推动着人类的历史新过程。一方面西欧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朝着统一化的方向迈进，期望最终能组成一个欧洲的合众国；另一方面是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和非洲南部的一些国家，正试图朝着分化的方向走，有的国家甚至不惜通过使用血腥手段，以期达到各民族独立的目的。这两种现象十分明显地说明，在现代世界中，要把不同语言、文化的民族，用政治的力量融合为一个实体，还不是一件容易办得到的事情。究其原因，当然是由于民族意识乃是18、19世纪以来最主要且具有支配性的政治文化思潮。
现代民族意识的时代性和它的强大感染力到底从何而来，这是令学术界颇为困惑的问题。一般地说，民族意识以及基于民族感情、特征、利益、文化组成的国家，在历史上早已出现，但是典型的或成熟的民族意识却始终被认定为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两个多世纪以来，这种民族意识作为一种思潮一直是经久不衰的。
成熟的民族意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进步而出现的。在十八世纪以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有过形式与程度不一的民族思想，许多弱小民族通过高扬民族意识与团结而打败外敌入侵。在欧洲16至17世纪间，荷兰就曾奋战半个多世纪，成功抗拒强大西班牙的宰割。而在中国，早在春秋时期便提出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民族文化分界标准，秦王朝时逶迤万里的雄伟长城的修筑，更是民族意识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历史上这些现象的产生，虽然和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有密切联系，却恐怕不能视为现代民族意识的关键因素。
那么，关键到底在哪里？笔者认为，民族意识与近现代国家社会的发展等诸多规范化发展观念是相统一的，二者熔铸成一套没有系统理论但却紧密结合的新观念，即民族是国家主体，也是政治权力和社会民众根本利益的最终根据。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人类很早便分成各种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固有的特性，并进而发展出固有的文化。而这种同一民族下的文化至高理念，总是希望拥有充分自主权，自己组织政府，成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由此突显了在国内大众积极自觉认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与目的，在国际上则强调民族必须独立这两种强烈理念。换言之，民族意识是由民族存在信念与民族国家理念这两者相结合形成的。
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这种为主体民众共同认同的民族观念所导致的这种国家内部的齐一化，基本上是民族意识的逻辑结果，是民族国家的自然产物——因为分享共同、齐一的文化、社会，还有全民政治所能引起的那种强烈感情，正是所谓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亦是民族国家号召力的秘密所在。但是，民族意识也曾经为极端分子（例如纳粹）所利用，他们片面地将国家民族的意志和权利绝对化。在1870年以来，帝国主义的对外扩张以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和极端民族主义与理性民族思想之间的抗争有关。当然，战争是国际关系中的经常性现象。民族意识所引起的，也许不是战争的增加，而是战争性质的改变——民族解放战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无论其动员幅度和强度，或者持久与酷烈程度，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王侯帝国之间的战争。
民族意识虽然是每一个民族国家立族立国之基本因素，但它仍然带有很强的中间性质。根据不同的民族特点、时代特征和某些外在环境因素，民族意识可以表现为多种类型，有时，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有不同的民族意识的表现形态。
关于民族意识的类型，有过多种划分：有强调主动交流沟通的“开放民族意识”，有强调生物本土性的“封闭民族意识”，有完全拒斥传统价值观念的“激进民族意识”，有主张融合现代与传统的“兼容民族意识”，有突出西方人性自由的“重生民族意识”，有归结为文化现象的“东西方文化民族意识”等等。总之，民族意识与民族思想正成为国际政治学和人类文化学上最模糊的理论概念，而由于具体历史的环境和现实的追求，民族意识的类型更是多元化。
二、风云激荡的近代中华民族意识
我们知道，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形成于18世纪的欧洲，而在中国的出现则较迟些。在1899年梁启超首次使用近代涵义的“民族”一词之前，尽管民族意识也存在于中国，但并没有被人们自觉地加以界定和认识，民族往往与宗教、国民特别是中原王朝的国民不相区别。因此，传统的民族意识与其说是以民族利益为基础的，还不如说是以共同的文化为界定和认同的原则的。
到了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战败，弥漫于全国上下的民族地位和民族存在的危机感，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新的刺激。这也是人们总是把民族意识与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联系起来理解的根本原因。从19世纪开始，在西方列强打击下，清政府不得不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中华民族意识的崛起正是基于中国落后的“事实”和清政府愈来愈保守的治国政策，清帝国部分有识的高级官员及知识分子，如恭亲王奕祈、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冯桂芬、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等，他们因战败的刺激，决心要努力自强，于是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利益意义上谋求社会经济发展的所谓自强运动。
这些主张自强的官员和知识分子，他们基于清王朝的具体处境，了解到天朝体制实难予以维持，便开始放弃原先认为西洋各国是无文化之蛮族的看法，承认夷人亦有信义，其船坚炮利之术更胜于中国。因此，他们努力自强的目标是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所主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在根本的思想上，坚信儒家的仁义文化观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民族生存的根本大计，故而在理论基础上虽未明白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而实质上，所做所为均是中体西用的一部分。这一批人强调民族意识，是以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及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其理论基础的。如恭亲王奕祈曾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二十五，第1页）曾国藩曾说：“欲求自强之道， 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六年五月初七日》）。
这一批人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种共同观点是，认为当时中外的形势是自古以来所未有的一大变局，主张“卫道”与“鉴诸国”并举，其中以张之洞为理论上集大成者。张之洞因早年所受的教育与在科场上的得意，再加上任官以后屡任学政及考官，故在思想上与曾国藩相同，充满了卫道的精神，而他所谓的道，就是指中国文化与儒学传统。他主张一方面要保卫中华文化及固有传统，另一方面亦要同时吸收新的西人之长，使中国能新旧融合，兼有中西文化之长。他认为，如要救国救时，必须能使国人具有五知：“知耻、知惧、知变、知要、知本”，并订下救国救时的三大目标：保国家、保圣教与保华种。
这批满清官员及知识分子对民族思想的看法与王船山等人有根本不同之处，他们所继承的是清中叶以后的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看法，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将满族视为中国一份子，并在当时国势凌替和列强入侵的情况下，将中国与西方对立起来，这种对立，是民族的意识表现于种族及文化的不同。唯有如此，汉籍的清政府官员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才能使其仕宦与民族思想不相冲突。
在这样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影响下，清王朝尽管不情愿，亦转而或默许或领导一个官方的制度变革。可以这样说，清王朝在覆亡前十年所发动的变革和在此之前的一些小规模的改良是大有分别的，这次变革在一定意义上触及了传统的政治组织，包括教育上废除科举制度，军事组织上训练一支能够抵御西方和日本侵略的军队——新军，外交上废除领事裁判权等等。1904年，一个在中国的日本外交官向他的政府报告说：“民族思想因外国权益刺激而生，已弥漫全中国而各阶层的人士都受到这新思潮的影响。”（引自Akira iriye 《Public Opinion AndForegn Policy：The Case Of Late Ch'ing China》，P490）清末民族意识普遍高涨，不仅反映在朝政之变革，中下层社会之变化亦如此。有人甚至以此认为，近代真正在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叩动普通老百姓心弦的历史事件，不是洋务运动，不是戊戍变法和辛亥革命，也不完全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而是源于民族性格、充满乡土气息的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这固然与近代洋教传入中国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和征服性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洋教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标志，对中国传统社会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冲击，民族情绪与文化氛围，一下子成了最敏感不过的矛盾情结。两种价值系统和文化心理的冲突，围绕着征服与反征服的轴心展开，而以中华民族的生存和文化传统的延续为依归。在当时社会的民族意识中，不乏以保守僵化和抱残守缺为特征的严重弱点，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构筑起反对外来侵略、抵御异族征服的天然心理屏障，从而转化为广泛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凝聚力。
义和团起自于社会下层的民众运动，其目的是扶清灭洋。整个运动充满宗教迷信的色彩，且由于当时我国下层缺乏有远见卓识的领导层，致使整个运动始终停留在东拼西杀的行为阶段，未能真正为中国的自强复兴带来新生力量。而当时活跃于上层社会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虽然提出了更为明确激进的，诸如因应时势、图变求新的民族自强主张，但他们多从自已所观察的当时世界局势出发，站在以汉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强调振兴中华民族，他们并没有提出建立自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要求。因此，尽管面对如此强大的外族入侵和完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中国近代早期民族意识的代表人物们除了不停地摇摆于自强、保种、以夷制夷等议论清谈之间外，即便是义和团这样大规模的下层民众运动亦无法有所作为。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促成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与民间社会崇洋风气的剧增。
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次高举中华民族意识大旗，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同盟会。他们一开始便显示出与以前主张社会变革者完全不同的思想特征，明确提出以民族主义作为建立现代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不仅割断了自己与清王朝的联系，而且建立了“中华民国”。孙中山就曾开宗明义地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这是一个以革命者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群体。他们面对的是，一方面中华民族意识已经形成普遍的政治诉求，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同时出现了民族自信心下降的矛盾情况。这时候，民族意识倒是在移民的知识分子和海外学生间形成了高涨。受过西方系统教育的孙中山等人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举起了反对清王朝的民族主义革命旗帜。他们的反满主义直接从抵抗外国压力的需要而来，他们认为满清已无力扮演这个角色。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一书的“民族主义”一节中，承认中国在根本上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由于民族组成的特征在文化，而中国又是民族与国家合而为一的国家，故就中国而言，保种保教保国家是三位一体的。因此他要提倡中华民族意识，以振作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地位来拯救中国。而振作民族精神及恢复民族地位的方法，又在于注重民族固有道德、固有知识、固有能力。而这些又可以概括为民族文化，故坚定国人对民族文化的信仰应是救国家救民族的最好方法，亦是孙中山民族主义中最重要的本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一百多年来的历史说明，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一种社会大众精神产生过如同民族意识那样的动员力量，但是也没有一种情绪有如它那么自相矛盾、难以驾驭和变幻无常。最后，孙中山学说那里，中华民族意识在具体的革命计划中被放置到了一个真实的作用点上。
三、现当代条件下的中华民族意识展望
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华民族意识更是以一种崭新的形态活跃于社会的上上下下，反对基督教运动，抵制英国货运动，波澜壮阔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特别是1931年以后的抗日风潮，以及1937年以后的全国抗日战争，都是以中华民族意识为主导的。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意识有过各种不同形态的表现，显示了民族意识作为一种不断变化的情感，基本上是与时代相呼应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或新的历史阶段的出现，完全有可能从深层次上改变中华民族意识的性格和内涵。在现当代条件下，中国正在全力推行现代化发展事业，对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来说，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早期社会改革者曾一再地以国家富强为目的，表达了对民族强大和现代化的向往。这种愿望在今天更加具体和现实了，它不仅仅表现在一般国际环境的客观条件和民众对发展的认同的水平上，而且当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包容了最强烈的民族利益、民族自尊与民族情感。
在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里，实现社会发展与民族意识之间的合理互动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特别是在社会变革出现较大幅度转变时，这个社会出现怎样的民族意识便难以预料了。变革固然可以象法国大革命那样巩固民族意识，但变革或革命也可以产生迷惘和没有什么民族意识可言的民众，如发生在亚洲和非洲一些脱离了殖民统治却无法摆脱腐败和涣散的新兴国家一样。
所以我们说，现代化和民族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彼此之间关系的复杂性的一面，它们既可以彼此强化，又可以彼此对抗。在民族意识和现代化当中，民族意义的、个别的倾向与世界性的、普遍的规范之间的张力是经常存在的。民族意识的构成肯定来自社会的历史传统和遗产，但它却只有和其他民族国家产生关系才有意义，因此它也是同世界性的规范相呼应的。现代化同样地反映了世界性的价值和共同标准，事实上我们已经愈来愈认识到，现代化是与国际规范、普遍的知识如科学技术等，以及先进的当代社会价值和实践相联系的。但是，倘若它想要站住脚跟，并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力量，它还必须和特定的民族国家传统产生共鸣。因此，在民族意识和现代化本身之中，便存在着传统的本土的文化和世界性普遍规范之间的张力。如果说新中国建立以来曾经有过一段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强调了某种显然带有过于保守、自闭性质的民族意识，从而给那一时期里的正常社会发展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现当代中国领导层在改革开放旗帜下，重提发展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这种发展观里包容的肯定是一种经过调整之后的民族意识新形态，我们大致可以把它称之为改革的民族意识。
第一，这种民族意识是中国现当代改革开放大潮下的产物。它着眼于中国当前经济、科技和军事方面较之西方发达国家的薄弱现状，以其积极、开放、求变的意识内容促进中国原有价值观念，以使之适应时代的动态过程。改革的民族意识反对外来经济势力的控制、外来文化的影响，以及外来政治的干预，但同时它接受西方模式中大量有益的经验以使现有秩序中的政治及经济生活获得现代化，并使它僵化的行政体系重新年轻化。
第二，改革的民族意识就其角色功能来说，在当前中华民族因发展现代化而导致巨大的社会变迁时，它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民族意识的坚持是一种综合兼融合媒介。在这个概念下，改革的民族意识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着相互契合、相互统一的一面。改革的民族意识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联系传统与现代化历程的媒介，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推展现代化，更有必要多从中华民族意识的观点权衡得失，使得传统文化在巨大的社会变革中做最有利的适应，否则，如果放弃了民族意识的原则，传统与现代化完全有可能各行其是，其结果势将出现整个社会的解体趋向。
第三，改革的民族意识本身所特有的理性特征，使得它根本上是以解决发展问题、以求民族自强的面目出现的。改革是个充满艰难与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不得不经常性思考国家民众承受力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只有努力不懈地使国家的独立自主与富强成为根本目标，才能激发全国人民奋发向上的热情。在改革的民族意识要求下，人们会愿意忍受改革初期或阵痛时期所带来的不便、痛苦或损失。特别是当传统逐渐丧失部分作用时，这种民族意识常能为社会大众提供尊严、斗志及团结之心。反过来，它又让一般民众懂得，虽然国家独立、自主及尊严是民族意识所追求的目标，而想达到这一境界，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似乎是最明显的手段或途径，因为就世界范围来看，那些已独立、能自主、有尊严的国家，大都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从这一点来讲，民族意识在社会变革的困难阶段，它可以以爱国主义的形象出现。
第四，中国改革开放所处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传统的民族意识，必须面对已经结为一体因而各方面都强大得多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比中国在各方面都现代化得多的前苏联，在它谋求独立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辟出一个新世界的宏伟计划过程中，终因抵敌不过而陷于国家的崩溃，这是一个近在咫尺的前车之鉴。但是，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也许必须在西方国家制订的游戏规则下尽量参与游戏，并把游戏玩好，然而，制订游戏规则的权力尚控制在西方手里，而西方国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足够的根据证明它们有能力领导好这个发展很不平衡，地域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重重的世界。人类迄今为止在道德水准上尚未达到真正全球主义的程度，西方国家的民族利益本位的意识也是极强的。当代中华民族意识有必要在如此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影响和引导国家经济决策，不仅主张由市场利益导向决定生产获利最多的产品，而且还应当探讨选择何种产业才能减少对于其他国家的依赖，抑或增加其他国家对于自己的依赖。因此改革的民族意识在降低纯粹经济学的决策意义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国家对于市场进行制约的必要性，这对于正在大步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在当前中国，这种改革的民族意识是必须提倡的，它更多地是以自发的普遍的民众情绪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所以它是时代环境的产物。我们大致可用以下几种态度理解它：（1）民族意识是一种自然的情感 ，尤其是当国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的情况下，这种情感的作用益发不可抹杀。若能善用这股力量，不仅可以克敌制胜，而且更能凝聚民心，提高国家的号召力；（2）民族意识是一种“敌情观念”，是任何处于劣 势国家必备的社会动员手段和衡量自身利益不受侵犯的依据；（3）民 族意识不应是夸张地自我陶醉，应是虚心的自我反省，它必须出于理性的态度寻求自我壮大的途径；（4）民族意识不应盲目地维护传统，而 应透过现代化的途径不断地自我更新；（5）发展中国家提倡现代化应 同时提倡民族意识，以避免现代化过程中易于产生的心理副作用，这种副作用可能削弱民族自信心与创造力；（6）中华民族意识应以未来整 个中华民族的幸福为依归，并设定长期和近期的对策，用以号召全民族的团结，并促成以理性的态度来思考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使其不再流于空泛的情绪。
总而言之，民族意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追求，一直是个无法忽视的理论概念。当代中国正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亟需建立在中华民族基础之上的爱国热忱和民族凝聚力。所以，在中国向世界进一步开放，以更大步伐走向世界时，中华民族意识仍然具有生命力；建立一种开放而理性的民族意识，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重建的一个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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