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与理论创新_理论创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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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研究》创刊60年!作为一名曾经就职于《经济研究》编辑部的经济学者,对这份60年来不断发展,不断自我调整、从而一直保持中国经济学界首屈一指的权威地位的学术期刊,表示由衷的祝贺!《经济研究》的历史,其实也就是中国经济理论研究发展的历史。所以今天,在庆祝《经济研究》创刊60周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思考的,也正是中国的经济理论,如何进一步地发展、创新,有新的、更大的进步。

      今天的经济理论,看起来高度抽象,高度数学化、模型化,但实际上,这些理论模型如果真的有意义,还是在于它们能对现实中的一类经济现象、经济行为、经济规律,进行了一般性的描述与概括,从而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思维的构架和思考的方向。因此,理论的创新,说到底,在于我们是否能基于新现象,发现人们基于过去的现象没有发现的关系与规律,并以此为假说,进行新的论证与概括。而且,这种创新,不是编出一个新的概念或“说法”来解释以前人们用另一个概念已经解释了的问题,而是要不仅解释新的、尚未被解释的现象,同时也能够解释过去人们已经解释了的现象。只有这样,才是“理论创新”,不是名词创新和说法创新,才可以被称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新的理论。

      因此,当我们思考理论创新时,首先要确认什么是理论,什么是“提法”;什么是理论本身,什么是理论的应用;什么是理论研究,什么是政策研究。理论是对某一特定经济关系的概括和描述,如果只是换了一个提法或说法,描述的还是同一种关系,同一个事物,就没有什么理论创新,而只是“提法创新”。理论本身是把复杂的现实中的某一个方面的关系抽象出来进行的分析,而理论的应用则是要用某种方式把理论“还原”到复杂的现实的分析当中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只是一种假说,当我们要观察现实中这种假说的关系是如何存在的时候(也就是“检验”这一假说的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地“隔离”或“剔除”其他关系、其他因素的影响。理论研究是要尽可能地抽象出一种关系,以说明“纯粹”的因素,而政策研究则要考虑现实中的多种因素,因为现实不是抽象的,一个政策要想起到作用,就必须分析到其他各种因素(包括各种非经济的因素)的作用和反作用。同时,政策创新可能就是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新点子”,而理论创新是要建立一种可以被不同事例反复证明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

      第二,当我们思考理论创新的时候,必须先掌握和熟悉“旧理论”,知道迄今人类社会已经有了哪些经济思想,我们的前人都提出了哪些理论。不然我们洋洋自得自以为自己创造发明了新的理论,但其实别人早已提出和论证了这些理论,或者,自己只是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说法,理论内容早已被别人论证过了。所谓“无知者无畏”,说的就是不知道前人理论的人,往往经常宣称自己有了理论创新。即使前人只是对某一种经济关系有了一些直觉的描述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论证,我们这些后人在理论创新的时候也要“引证”到他们那些具有理论萌芽性质的早期论述。

      第三,要想实现理论创新,我们其实需要认真观察现实,看看在现实中有哪些新的现象,有哪些过去没有发生过并且没有被解释过的新现象、新故事?它们必须是新的现象,而不是老现象的新翻版;它们必须是还没有被已经存在的理论所涵盖、所解释过的关系,而不是已经被解释了的现象。一个后发国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对于在后发国家中的人来说,是新现象,但是对人类来说,它们已经不新了,因为可能在100年前就在其他国家中出现过,并被当时那里的经济学家论证了。如果一个假说在20年前已经被当时的数据证实过,你再用20年后另一个国家的另一组数据论证一遍,就没有发生理论创新。比如你今天论证一个发展中国家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搞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最初阶段的发展,不是理论创新,因为别人早已提出了并通过别的国家历史上的事例论证了比较优势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要熟悉世界范围的经济历史,熟悉别的国家在历史上发生了哪些事情。

      从以上三方面来看,理论创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我们要掌握理论抽象的基本思维方法,要学习掌握人类有史以来在经济学理论中的已有的各种建树,要熟悉大量新鲜的事例,要在现实中发现新的问题,或者说,要有发现新问题的能力。我们是后发国家,我们所发现的一些新关系、新现象、新问题,可能在别的国家早已经发生过,并已经被理论所论证。我们今天纠结的许多问题,我们正以很高的兴奋点来讨论的事情,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在先发国家里已经发生过,已经被那时的理论家思想家们所讨论了许多。就经济学理论而言,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1776年发表至今,已有了二百四十年的历史,这当中那么多的经济学家从方方面面对人的经济行为和各个时期、各个国家的经济现象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经济学大厦已经是高楼万丈、纷繁复杂,再想创新,谈何容易!想到别人在历史上已经说了那么多,该辩论的都辩论过了,你会觉得再说点什么已经了无新意。

      那么,我们理论创新的机会在哪里?

      我想我们的机会可能就在于中国这几十年的新鲜历史!在掌握理论抽象方法和认真学习掌握人类一切经济学知识和经济历史的基础上,充分挖掘我们中国这几十年来制度转轨、经济发展的特殊的经济实践和历史过程,找出那些真正新的经济现象,从中发现那些别人还没有分析过的特殊问题,也许正是我们理论创新的机会。

      中国发展过程特殊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是两个转型过程同时发生的国家,一方面是从落后的经济为起点实现了经济起飞和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增长是在从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向多元化市场机制转轨的过程中发生的,这是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曾有过的经历。即使与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它们是已经工业化之后才进行了体制转轨,没有落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特殊问题;同时,它们的体制转轨是一种激进的过程,而我们采取了渐进式的改革。这是一种十分独特的经历。迄今,我们的经济体制仍然有着大量的国有企业和政府规制,形成了一个世界上十分独特的制度结构,而我们的经济增长正是在这样的独特制度结构中不断向前推进,既有许多特殊的劣势也有许多特殊的优势,可以说就是形成了一种与其他国家不同的独特的“发展模式”。其次,我们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度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他们还没有遇到。这么多的人口从一个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现代化转型,有那么多的劳动力需要转移,其转移过程一定十分漫长,当中一定会有许多别的国家当年没有遇见的与人口规模相关的特殊问题发生。再次,尽管当年“四小龙”也是通过出口导向、通过开放和利用国际市场实现了发展,但中国可以说是第一个大规模吸引外资、对外资高度开放以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国家,这一定有利有弊,但本身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增长模式,也为其他落后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还有,中国与其他地域大国相比,海岸线很短而有纵深的内陆,地区差距巨大,实现区域均等的挑战是别的国家从来没有的,等等。所有这些独特之处,都可能是我们有待发掘的“金矿”!

      有独特的发展经历,不等于我们就能创造出新的理论,但是毕竟,我们正在经历最新的历史,身在其中,可以观察到一些外人所不能观察到的“细节”,这就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别人没有的机遇。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努力钻研,只要在经济发展收入提高的大环境下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致力于学术理论研究,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几代中国经济学家的不懈努力,在中国的土壤上可以结出丰硕的经济理论创新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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