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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9-0038-05
莘莘学子经过多年的苦读，经过国家统一高考而被录取到不同的普通高等学校，即百姓俗称的“考上大学”。本文所说的“大学”其实泛指普通高等学校。之所以以“大学”称之，一是响亮，能吸引人，大学一词简单而明了；二是习惯，百姓的习惯如前所述，学者的习惯如大学的逻辑、大学的使命、现代大学制度等，其实都泛指高校；更重要的是，即使同为大学，它们也是不一样的，该称谓与本文想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我们都在办学，社会上每个人也都在谈论着大学，可大学和大学是不一样的。
一、大学的主观不同和客观不同
大学是目前人们热议的话题，热议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它主观认识的多元性和它本身客观实在的复杂性。大学承载着每个人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的现实。
1.大学承载着个人乃至国家的理想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自己的大学，大学承载着个人的理想。这个理想既和中学时的梦想有关，有自己对大学的憧憬及对心仪大学的向往；还和自己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有关，把自己经历过的大学或心中向往的大学当成理想大学的缩影；也和身处的岗位有关，学术人员和行政人员，老教师和青年教师，校长和员工，位置和经验不同，对大学的理解很可能就不同。这其中形成了自己的大学理想。例如，我们目前很多人都喜欢说北京大学、蔡元培，论西南联大，其实蔡元培的大学理念带有着深深的德国大学烙印，而其后的北京大学在不断转向美国模式，我们当今的一流大学建设瞄准的目标也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西南联大则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来自名校的一流教师在教学型大学里教学所实现的一段神话。不同人心中不同的大学理想有可能相冲突，现实中的很多政策争议就是因为大家对大学的理解不同而造成的，有关某所大学发展定位的争议许多也缘于人们的不同认识。
大学还承载着国家的理想，如科教兴国、人才强国都是国家战略。战略本身大家不会有异议，但如何去实现这个战略则可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也会产生政策争议。
2.大学是社会的现实
大学还是社会的现实，现代社会离开大学不可想象。大学承担着诸多社会功能，本质的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外延的有促进公平、增进和谐、拉动经济、推迟就业等，进一步地还有提升城市品位、增强人才吸引力、丰富文体资源、促进土地升值。正如哈佛大学原校长普西(N.K.Pusey)所言：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
大学步入现实就难免不能脱俗，而人们又希望它成为人的精神家园，再加上每个家庭都与就学压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人们对其爱恨交加，有关大学的争议从不间断。
3.大学是多样的
大学，古老而常创新，从单一的“象牙塔”发展成多样的社会功能组织。从世界范围来看，早期的传统大学经历了仿照行会性组织的法国巴黎大学、以学院制模式为基础的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研究是手段)的德国柏林大学、高举社会服务大旗(研究是目的)的美国密集研究型大学之嬗变；之后的应用性高校经历了由技术学校发展起的德国工业大学、法国工程师学校，以及后来美国的专门学院、英国的多科技术大学、德国的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n)、日本的高级专门学校等多种模式。
就国内而言，历史上按“类”划出了综合大学、理工院校、农业院校、医药院校、师范院校、财经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艺术院校以及职业技术学院等；按“层”分出了“985工程”建设大学、“211工程”建设大学、博士授予大学、硕士授予高校、普通本科高校、专科高校等。
二、大学的分类与结构
正是有了高等学校的多样性，才有了它们的客观结构及对它们的主观分类。为此，就有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引导高校合理定位”、“促进高校办出特色”等具体内容，明确提高质量是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
1.大学分类的目的
高校分类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很多专家都有过专门的探讨，政府文件也多次表达过相关内容，前面提到的按“层”按“类”分类也都是具体实施的政策内容。但是，学校似乎并不买账，升格之风屡禁不止。这就有了政策的有效性问题，而该问题与分类的目的有关。那么，为什么要进行分类呢？
第一、行政管理的需要。新中国前四十多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为管理而分类一直就有，对不同大学的管理政策不同。这也没什么不对，因为政府也是在尽力让学校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高等学校没有真正成为自主办学的实体，行政管理的色彩再浓一些，便于管理将是高等学校分类的主导性倾向。但是，这种导向计划色彩较浓，标准单一，不容易解决人才培养的多样化问题。笔者认为，在《教育规划纲要》倡导“克服行政化倾向”、“教育家办学”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今天，为管理而分类是目的之一，但不能是最主要的目的。
第二、学校发展的需要。应该说，为学校发展而分类比单纯地为管理而分类，理念上要进了一步。因为学校是教育的实施机构，学校发展了，教育质量就容易得到保证。但是，要看到过去我们一直都在进行着的重点学校建设，以及按学科发展起多种专业院校，都是典型地在促进着学校的发展，而学校“千校一面”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遏止。因此，此分类思想若想贯彻实施，就必须扩大学校的建设面，理想的状态是每所学校都得到建设，鼓励所有有特色的东西，保证每所学校的发展。其前提是管理方式彻底转变，教育经费比较充裕。
第三、人才培养的需要。应该说，该目的是大学分类的根本的目的和最高境界。因此《教育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建立健全有利于促进入学机会公平、有利于优秀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不断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等，都是为了满足人的发展需求和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我们看到，扩招后许多重点建设大学也采用了大班教学模式，其实这不符合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规律。千校一面现象不仅包含着低端学校对高端学校的模仿，也包含着高端学校向低高端学校的趋同。一般高校需要思考如何走出传统大学的模式，如何办出特色；一些重点建设大学同样需要思考：是否得到了国家重点建设拨款、招到了优秀的生源，就代表你建成了高水平大学？
2.大学的结构
从农业社会到工业和后工业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需求而多样、因模仿而趋同，各国进化的路径和环境又各不相同，这造成了办学模式复杂性。当今，每个国家的高等学校都不再是单一的大学模式，都成为复杂多样的高等教育体系。体系其实是一种结构，一定要与社会需求相适应。而在全球竞争力评价中，教育体系满足国家经济竞争需要的能力是一项重要的指标。
在世界高等学校的多样化发展过程中，事实上形成了两个体系的高校模式：一个重视学科性人才培养，另一个重视应用性人才培养。分散治理的美国，在《加州高等教育总体规划》出台后开始完善研究型大学、州立大学和社区学院系统，形成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高等学校体系；强调等级的英国，在发展高等教育大众化过程中实行了双元模式，之后出现了牛津和剑桥等著名古典大学与城市大学、新大学、多科技术大学的共同繁荣；崇尚理性的德国，通过大学与高等专业学院两种模式的并进发展，为其制造精致产品的产业界持续注入经久不衰的创造力和实现力；浪漫情怀的法国，更是走了一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在欧洲最古老大学之外生长出新型的精英高等教育机构——以工程师学校为主体的大学校，其社会地位最后甚至超过了综合大学；精致分权的瑞士，其州立大学守卫着古老大学的传统，联邦技术学院直接为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和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应用科学大学则明显是德国高等专业学院翻版并主要为区域经济发展服务。我国的台湾地区，也是明显的两个体系的学校系统。
3.大学理想的实现
因此，笔者心中理想的大学其实是一个系统，系统内各个大学应该是不一样的，每所大学有自己应对的市场份额。每所大学以自己的特色满足着不同的社会经济需求，每个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心理特征、兴趣和志向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每个教师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符合自己事业发展的学校，不同学校的管理模式不同。
为了促使这种大学理想的实现，我们需要加强高等教育的体系建设，以体系的科学性去满足社会需求的多样性；加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促进体系内每类教育、每所学校的特色和卓越发展。
三、今后探索的重点是大学办学模式和组织模式
我国当今创新人才匮乏，部分原因是大学教学模式、办学模式、管理模式共同制约的后果。社会需要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政府、百姓、专业人士希望有多样化的高等教育，大学自身也希望自己的办学有特色，但高等学校千校一面、同质化现象却很难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政策没起到应起的作用，或说明了政策走向的偏离。
1.我国大学办学模式和组织模式的单一性
如前所述，我国过去也是在按“层”按“类”办学，那模式怎么就单一了呢？
按“层”办学的重要政策之一是建设重点高校。即在财力和经验都不够的条件下，先集中有限经费发展一批学校，积累一些办学经验，之后其他学校照此模式发展。问题是随着社会及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重点建设的示范性开始显现不足。因为资源配置上的巨大差异，非重点建设学校无法去学，并且由于由此形成的好的办学模式标准单一，社会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全面满足。
按“类”办学的方向出现混乱。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在接管和改造旧的高等学校体系后，通过院系调整等措施建立起了一大批专门学院，因培养人才的有效针对性有力地促进了当时的社会主义建设。后来，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我们意识到学科狭窄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开始向建设综合性大学迈进，并希望拓宽人才培养的基础。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过分将综合性与上层次等同起来，特别是随着一些专业性很强的原行业部委院校在体制改革中划归地方主管，专门学院的特色逐步弱化甚至丧失。问题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工业部委虽然没有了，市场经济时代的行业产业依然存在，社会是否就不再需要专门学院或专业大学了呢？回答无疑不是这样。
2.探索不同的大学办学模式
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任务有多种实现形式，我们需要考虑：
第一，培养什么人和以什么方式培养人。工业化以来，社会的需求逐渐多元起来，要求高校为各行各业培养人才。此时高等教育已融入整个社会，高等教育不仅是上层建筑，而且是经济基础，需要为迅速发展着的产业经济部门服务。高级专门人才的维度在扩大，不同人才的知识能力要求各不相同，需要不同的培养方式。
第二，不同学校在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取向上需有所不同。面向人类心智的博雅教育和面向实在世界的实科教育，一直是教育的两种取向。经过内涵的不断丰富，在高等教育理论上便相应地分化出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种教育思想。通识教育由于重视完人培养，从关注怎么做人到注重培养人的综合思维能力，因此得到很多教育家的青睐；而专业教育由于直接应对高度分工的现实社会，是一种不得不进行的教育选择，因此也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同。通过通识教育，拓宽学生的教育基础，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实现文理贯通，无疑是一种不错的教育模式。但是，这不是每所高校都能做到的，也不是每所高校都需要的，主要适用于那些不以本科教育为主的高校。更多的高校需要面向劳动力市场，先做好专业教育，然后通过主辅修课程教学进行一些学科结构上的扩展。因此，如果把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极端地比作两极，那么一些高校可以更重视通识教育，而另外一些高校则可以更重视专业教育，整个高教体系中的各个高校按社会需求分布在不同的光谱地带上，但不能所有的高校都按一种教育思想来指导办学。
第三，在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取向上需有所不同。科学与技术，并不完全相同。科学致力于发展概念体系，科学研究的过程是人们认识自然、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注重求真；技术则是科学概念体系的应用，技术开发的过程是人们利用科学原理来改造自然为人类服务的过程，注重求用。因此，科学是唯一的而技术是多样的，二者在成果形式、工作动机、可预见性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不同。当然，二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科学是技术的基础，技术对科学又有着促进作用，在现代社会的探索过程中有时交织在一起。区分科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因为它们遵循的规律和理念不同，而这影响到人才培养的理念和高校办学的模式。在观念上，我们有时过于重视“科学”而轻视“技术”，认为科学高于技术，致使大家盲目追高、务“虚”不务“实”。其实对社会发展而言，技术对经济的作用更直接和显著，大部分的学校及其人才培养应侧重于技术创新；但在实践中，我们有时又把技术管理的方式推广至整个学术研究领域，如用工程来规划和推动科学研究。结果无论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还是人才培养，都是一般性成果和人才多，高精尖和实用性不够，很难做到顶“天”立“地”。
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不同的办学模式探索。如按层次分有“研究型大学、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学院”，按类型分有“学科性人才培养、应用性人才培养”，按使命方向分有“世界一流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地方性高校”等。其实，每所学校都是一个综合的个体，要进行不同的探索，越是特点鲜明越能成就卓越。
3.探索不同的大学组织模式
层次、类型、使命不同，大学的组织模式也就不同，管理政策也应当有所不同。如美国的公立大学分为宪法上独立法人的州立大学(constitutionally independent corporation)、公法人的州立大学(public corporation)和州政府机关的州立大学(agencies or instrumentalities)三类。[1]瑞士不同的大学遵循不同的办学模式，州立大学源自传统大学，推崇自下而上的民主管理；联邦技术学院直接面向国家发展，更多采纳自上而下的集中管理模式；创业型大学追求统一的文化，面对多元化的市场，激活学术活力，但遵循一体化的创业文化。
我们不仅需要多方位思考办学模式，也需要多方位思考大学组织模式，而我国目前的大学基本上是社会公共部门大学和商业模式大学的混合体。模式本身没有什么对与错，问题是如果对所有的大学都按一个模式进行管理，反映不出战略定位的不同和管理方式的差异，因此也就不能满足蓬勃发展的社会需求。每所大学及其主管部门都要思考学校适宜的治理模式，它们与学校的层次、类型有一定的联系。具体可借鉴的方向有：
自治大学。《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这其实就是大学自治的中国特色表述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高等教育均得到了蓬勃发展，政府难以把过去少数大学享有的特权和自治给予所有的大学，这便导致了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政策差异。对大学地位的研究表明[2]：大多数国家最有名望的大学，既保持了其名列前茅的地位，也保持了其特权和自由；当政府认为受到保护的高等教育的“自治部分”(尖子大学)的权力过大时，想的并不是废除这些特权，而只是想缩小它的范围。我们的“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面向的是世界一流，就需要加强办学自主性，真正按一流大学的规律和模式办学；加强开放和国际化程度，以国际化学术标准接受检验和评价；自主面向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培养世界领袖人物。这些大学应当有更多、更大的办学自主权，应加强基层学术组织建设和教授的管理参与，国家对它们的支持主要是政策和投入，政策支持甚至比投入更为重要。
社会公共利益大学。这些大学，是社会分工链条的一部分，为公共利益服务，受政府控制程度较高。与自治大学所拥有的实质性自主权(有决定自己的目标和计划的权力)不同，社会公共利益大学拥有的是程序性自主权，即只具备如何去实现已被确定的目标和计划方式的权力。它们包括不同的层次和类型，也包括一些地方性高校，主要指那些关涉国家利益的高水平大学。如行业特色大学，是行业发展的技术先导，大学发展得多好行业就能发展得多好，大学的专业学术水平决定着行业发展的生产技术水平，它们直接为国家的工业化发展服务。那些面向全国服务的高水平大学，它们在较高的层面上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的社会公平问题。社会公共利益大学直接体现国家的行业和区域利益，可以采纳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并加强产业界和国家公共部门的管理参与，如构建有决策地位的大学理事会。
创业型大学。如果说自治大学为传统大学模式、社会公共利益大学为政府严密控制的标准化大学模式的话，创业型大学则开创了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直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活力的模式。人们一般认为斯坦福大学是这类大学的典范，因为它创造了硅谷繁荣。但笔者认为创业型大学在某一时期专用于新兴大学更有意义，如英国的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是一所成立于1965的新大学，它不走传统大学的模式，被称作“适应时代需求”和“工业占领”的大学。我国的许多地方性高校需要有勇气走创业型大学的道路，其基本的路径是[3]：勇于创新的办学理念(idea)，转化为整个大学的奋斗信念(belief)，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化(culture)，成为维护统一身份(identity)的共同世界观，最终创造一段传奇(saga)。
服务型大学。这类大学以教学为主，直接成为人才市场分工链条的有机组成，面向市场育人，并有针对性地做好面向地方的技术咨询与服务工作。它们不是创业型大学，因为它以教学为主，尚不具备进入地方经济发展心脏的信念和实力，即使有社会服务也主要是通过教学衍生来实现的，当然在发展中也有可能向创业型大学迈进。我国大部分民办高校和地方性公办高校属于这类大学，特别需要关注质量、效益和毕业生就业，地方的管理参与是必要的，其专业因直接面向市场也需要有能够灵活地进行自主调整的权力。